第五届中国世界语大会
好事多磨
---回眸“五大”之二
国 柱
尽管五大已经落下帷幕，离我们相去日以远，但我相信，关于五大的回忆，在许多人的心中是会抹之不去的。因为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同时又是一次好事多磨的会议。
由于这好事多磨，使得关于它呈现出了多种多样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印象。由于这好事多磨而引发的后果，使我们有必要对它进行反思，总结出它的成功和不足之处，以期成为后事之师。
五大本来有一个美好的设计方案。原订的时间是2003年8月15至18日，三个会议同时召开：全国E五大，第22届中日韩E研讨会，首届中国E国际旅游节。预期会有中日韩朝俄蒙乌及港澳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代表出席。
如果不是“非典”的干扰，五大原订的美好方案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会议将开得比现在更加体面、漂亮、顺利和圆满。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非典”发生了，并且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五大的原订计划被迫作了修改，一次延吉会议变成了两次（分别改在8月23至25日和10月2至5日），而用一次会议的成本想实现两次会议的“双赢”，那是很困难的。八月份的会议有80人出席，出席者并没有见到为数众多的来自中国各地的E代表团。十月份的会议有236人出席，这次会议则几乎没有国外E者参加。有些同志两次会议都参加了，而为了两次都参加，他们付出了本可不必付出的额外的代价。
两次会议中出现（更准确地说是暴露了）了许多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始料不及的问题。这也许才是我们更大的收获。它告诉了我们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任何事情的前景或结果，都有零、正、负三种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厢情愿的圆满成功。这也就是国柱后来在谈“里程碑UK”时主要的阐述。
中国的全国世界语会议，从1985年至今，十八年间，一共开了五次。与前四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会议的地点，是通过招标/申办/考察而最后才定下来的。申办是在2002年的5月至9月间进行的。当时申办全国E五大的城市，共有七个：重庆、沈阳、丹东、杭州、延吉、荆州、枣庄。我不知道全协是否同样考察了这七个城市？应当说，这七个城市都有能力接待五大。在其中任何一个城市召开，都不会开得差。那么，剩下来令人深思的是，用什么方式来决定承办地点，才是最好的决策程序？在决定全国大会地点时，有哪些条件是应该优先考虑或不容忽视的？
这地点若是决定得好，受益者有全国世协、LKK所在地世协、绝大多数与会代表。反之，都要为此承担后果。
由于身处局外，关于地点决定的许多内情，国柱（相信全国大多数E者也同样是）一无所知。许多想法只是从事后的经历中才感受到。所言只是胡说。诸君姑妄听之，且莫当真，更请被胡说得罪到的同志，不要勃然大怒。（也许他们从不上网，更不来此交流，也就看不到胡说也无从动怒了。但愿如此！）
这次大会，有三位人士，令我感到十分同情。其一是全协会长谭秀珠，其二是全协的常务副会长邹国相，其三是LKK主席李俊道。我总觉得他们为这次大会身（深？）受其累，身（深？）受其苦，而且是有苦难言。我不知道，他们对于决定在延吉开会，现在的态度是否仍然还是“无怨无悔”？
李俊道是申办者而不是决策者。他为五大做了许多，我（当面）赞赏他是第一个在网上及时回答有关问题的LKK主席（在等待的时刻且一次次用世界语赋诗言志），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然而，任劳易，任怨难，他最后却以“答谢辞”和“我的声明”悄然（或愤然？）退出网上了。这总归是出人意料、令人遗憾的一笔吧。他会不会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想法呢？
我之所以同情谭秀珠和邹国相，是因为总觉得他们是在代人受过，总觉得“在延吉开五大”这个决定不是他们所为，而是别的什么人考察后的决断。而在决断时过分看重了某些因素或者承诺，忽视了这种决断对大多数与会者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甚至于想：如果日喀则也给出同样乃至更优惠的条件，下一次全国大会是否要开到西藏去呢？（韦山同志一定会赞成的吧！）
自从“在延吉召开五大”的决定公开以后，我就感觉到谭秀珠和邹国相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他们给许多省市世协的负责人打电话，进行协调，希望大家支持全国五大。而全国的世界语同志们也充分表现了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原定的内蒙会议取消了，原定的长春会议让路了，原定在武汉举行的“方善境世界语学术研讨会”也改在五大之中作为一个板块来安排了...。我又想，这种联系和协调如果是在作决定之前进行，岂不是更好？
决定开会地点，为什么只能取金本位或官本位的思路（何况这金与官并未到位），而不能有其他的思路呢？反正大家是自费赴会，坐硬座，睡10元店，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会议开到安徽、开到贵州、开到甘肃、开到宁夏、开到青海、开到我们多数与会者愿意去的地方......去呢（一如要把UK开到澳洲、开到非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