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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Guozhu -- 发布时间:2009/9/25 8:45:21 -- 《可爱的中国》eLibro enretigxis
一部是根据方志敏遗著拍成的影片《可爱的中国》。由此使我产生了为这本书作一个世界语译文的愿望。 而且,这本电子书上网的时间,也很有意义:正好是在9月25日,即鲁迅先生的诞辰(188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9-25 8:52:39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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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Guozhu -- 发布时间:2009/9/25 8:51:08 -- 鲁迅与方志敏
一九三五年,一个漆黑的秋夜, 他被囚禁在敌人的牢狱里, 写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写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 革命豪情销融漫天风雪, 烈士坚信鲁迅是他最信任的同志, 珍藏传递烈士的遗稿, 今天我们这些后来者, |
-- 作者:Guozhu -- 发布时间:2009/9/25 8:54:42 -- http://blog.163.com/genfayuan@126/blog/static/6728424220091101060820/ 方志敏(1899-1935)于1935年1月29日在赣东北怀玉山高竹坑被捕,同年8月6日英勇就义。就义前,他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写下十余万字的文稿和书信,文稿主要是《可爱的中国》和《清贫》,还有《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死——共产主义殉道者的记述》和《致全体战友信》等,书信分别写给党中央、胡逸民、鲁迅、宋庆龄等。这些文稿和书信,由看守所文书高家骏和难友胡逸民冒着生命危险送了出来,经过曲折的传递,最终送达党中央。 * 毫无疑问,鲁迅是传递者中最为关键的人物。 最早披露这一消息的是冯雪峰。1951年9月,经中央宣传部同意,冯雪峰将方志敏的两篇作品《可爱的中国》、《清贫》以及一封短信合称《可爱的中国》影印出版,他在出版《说明》中这样说: 这个说明很清楚地告诉人们,方志敏的文稿原件由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四月转交冯雪峰,并由冯雪峰保存。他并不知道带信的朋友是谁,也不知道经过怎样的途径送达鲁迅,所以他只说要“感谢这位带信的朋友”,而不作凭空想象的叙述。这正体现了他治学严谨的一贯作风。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事实上,三十多年来,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过异议。 可是在冯雪峰去世之后,一些当事人却纷纷冒出来叙述传递方志敏文稿的故事了。 * 一个是章乃器夫人、胡愈之的妹妹胡子婴,她的故事是这样的: * 一个是绍兴柯桥中学的黄中海,他考证的结论是: * 一个是王尧山(地下党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夫人赵先,她的故事版本又完全不同: 作文本共写了三篇稿子,除给党中央的信之外,还有《可爱的中国》和《清贫》。 * 还有胡逸民的回忆,是这样记录的: 其时胡逸民已是百岁老人,他回忆如何接受方志敏委托将文稿带出监狱还说得过去,而传递的情节则完全是按照记录者的意愿强加于老人了。其一,胡子婴得到文稿的时间是1936年11月18日,这时鲁迅已经逝世,这样重大的新闻难道胡逸民会不知道?居然还要约鲁迅第二天见面?其二,小楼的人怎么可能说“鲁迅不在”,并接受来访者的约请?其三,既然把方志敏的信留下,说明胡逸民对小楼绝对信任,为什么还要把文稿带走?其四,方志敏信任鲁迅,必定再三叮嘱胡逸民要把信和文稿交到鲁迅手里,胡逸民根本不认识胡子婴,怎么可能会把文稿交给一个陌生的女人? 至于王尧山夫人赵先的版本,更是蹩脚的编造。许广平怎么可能将方志敏这么重要的文稿耽搁一年多时间才拿出来交给党?赵先说她用碘酒显影了方志敏的信,但有个叫毕云程的人说他亲自在胡愈之家显影了方志敏的信,还有一个叫王世英的人则说他在1935年就组织显影了方志敏的文稿和信。那么多人都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结果反倒露了马脚,破绽百出了。 其他还有一些更离奇的故事,因都是无名之辈,不说也罢。太无聊了。 (资料来源: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 |
-- 作者:Guozhu -- 发布时间:2009/9/25 8:56:07 --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08/22/2416007.html 昨天,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王锡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解开了这一谜团―――一段段尘封的往事牵出了方志敏与上海、与鲁迅难以割舍的情缘。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方志敏还曾让人秘密带口信给鲁迅,但鉴于当时的情势,营救不可能完成,鲁迅便鼓励方志敏赶快写些文章。 * 狱中写作受鲁迅鼓励 “他与鲁迅在精神上高度契合。”王锡荣告诉记者,方志敏走上革命道路,部分是受鲁迅启迪的。据方志敏堂弟方志纯透露,早在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期间就曾联络过鲁迅。当时,方志敏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和《小说年鉴》上,数度与鲁迅在同一版面或同一期刊上发表作品。1926年,方志敏创办《寸铁》旬刊也是受鲁迅影响,因为鲁迅曾在《国民公报》同名栏目中发表杂文。 1935年1月29日被捕后,方志敏还曾让人秘密带口信给鲁迅,但鉴于当时的情势,营救不可能完成,鲁迅便鼓励方志敏赶快写些文章。于是,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多天里,方志敏奋笔疾书写就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狱中纪实》等16篇文稿,共13万多字(不含尚未找到的日记等,据说应有20万字)的狱中文稿。而这些他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心血写下的血性篇章中,就有一封写给鲁迅的信,并把鲁迅作为向党中央传递文稿的途径之一。在这封名为《给鲁迅的信》中,方志敏写到:“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估计已不久于人世。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稿件交给你,还有给党中央最后一封信,请你并转交给党中央。”与鲁迅关系最为密切的共产党人冯雪峰曾回忆,鲁迅确看到过方志敏来信。 * 上海是他革命的起点 “方志敏的文稿传递出的孺子牛精神、强烈的爱国理念和不畏强暴黑暗专制的勇气,是与鲁迅相通的。”让王锡荣感慨的是,在“方志敏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展”长达半年的筹备中,他清晰地看到,方志敏对上海的特殊情愫。上海,是方志敏作为职业革命家的起点。 1922年5月,正在九江南伟烈大学读书的方志敏因不满校方的腐败,加之家境窘迫,遂提出退学。此时,在沪的朋友寄来《先驱》,他看了这份团中央机关刊物,“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决心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便于同年6月前往上海。在这里,方志敏实现了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梦想,同时接触到了先进的文化,还有从未谋面的人和事。 有一天,方志敏和朋友一起经过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得悉租界当局竟将“华人”与“狗”并列禁止入园,他握紧拳头说:“看着吧,我一定要在祖国的土地上建起人民的新公园!”后来在1930年10月,身为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方志敏实现此誓言,在葛源镇建起一座“列宁公园”。 随后,方志敏通过投稿结识了《民国日报》的一些编辑,被推荐到该报担任校对,月薪20元。在报馆当校对非常辛苦,经常整夜忙碌,但他干得极认真,也因此打开了眼界。王锡荣说:“方志敏在根据地建设上的一系列先进理念和创造便来自上海的这段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