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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缝之中开奇葩
  —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二次年会（黄石会议）始末
张丹忱

“我参加过黄石会议！”
在国内各地遇到过许多不认识的朋友，几乎都自我介绍说：“我参加过八一年的黄石会议！”前几年，扬宗琨只身走在俄罗斯的彼得堡大街上。迎面走近一位黄种人。“我认得你！你是扬老师！”那人突然说。“您怎么认识我？”老扬说。“我参加过黄石会议！”
黄石会议，为长期相互隔绝的中国普通世界语者，首次提供了聚首一堂的机会；黄石会议，是国内当时规模最大的模拟UK大会；它是中国世界语者老百姓的聚会；它是在夹缝中举行的会；它是让中国世界语者体验“什么是Esperantujo？”的会，它是一个空前的会，但它是一个不为世运历史所了解的会。
黄石会议实际上是被取消的会议的善后措施。真正的黄石会议，正式名称是“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第二届年会”。它是湖北省世协委托黄石市世协承办，于1981年7月25日至30日在黄石近郊的新下陆举行。
值此黄石市世协及黄石会议二十周年之际，回忆往事，意在保存历史，弥补中国世运历史上人所不知的历史。

乍暖犹寒
湖北省世协成立于1979年5月1日，即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的决议之后的半年。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解冻”还相当困难。湖北世协成立后，在全国各地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各地群众纷纷要求建立世界语组织。这在当时简直是“破天荒的”。可以说，在“拨乱反正”中，湖北省世界语协会的成立和民间社团活动方面，是先锋者之一。
湖北省世协成立大会期间，外地和本地的世界语者，素不相识，但其兄弟姐妹般的情谊，让省第一招待所的员工惊讶不已：他们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看到的，与世界语者之间所见到的，反差何等地巨大！而我们几个“绿色吉珂德”，早已决心：利用一切开会的机会，为散居全国各地被相互隔绝的同志，提供一个聚会的机会，一个畅叙情怀的场所。1980年，省世协的第一届学术会议，也正是实现这个想法的机会。
省世协集体研究决定，1981年第二届世界语年会由黄石世界语协会承办。81年春天起，黄石世协领导同志都在省世协的每月常务理事会上汇报了筹备情况。 我当时是省世协副秘书长，只负责学术工作，没有参加黄石会议地筹备工作。协会的日常工作也不是我负责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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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突变
正准备轻松地去参加黄石会议时，7月15日副理事长夏帮新找我去省社会科学院，嘱我转告黄石大会武汉中转站的负责人谢峰，请他通知武汉市报名参加黄石会议的同志：“因准备不足和条件不充分，省世协年会延期举行。劝阻人们不要去黄石了。”晚上，在汉口三阳路小学世界语自学辅导时，将此信息转告了谢峰。但在这里突然见到胡国柱，使我感到惊奇。国柱告诉我的，使我更加吃惊：没想到事情远远不止邦新讲的那么简单。据说，黄石会议已惊动省里。邦新已经去过黄石，已与黄石市领导商定了“延期”、“立即函电通知外地，不要来黄石”的处置办法。当地筹备负责人被各自单位派离黄石出差。这情况我此前一点也不知道，不知何故。
“延期举行”的真正含义是取消会议。国柱说黄石世协方面已按照要求，电告各地勿来鄂。但有些远地的报名者和教师，已经在路上或学校已放假而先行出发了，他们已无法通知到。人来了怎么办？他约我次日去见邦新。
16日上午，国柱、徐道荣和我到邦新办公室。国柱说明了来意并指出，为尽量减少省世协在此事上的消极影响，对部分已上路上和通知不到的的与会者，黄石要周到安置。就黄石而言，不负责任的办法就是在车船码头贴一张告示，说会议延期，外地与会者请回去。这倒是简单，但人们对湖北省世协很坏的印象。我接着说：“报名参加者是接湖北世协通知、在单位请假、单位报销（当时的确如此！）。他们一到黄石，就吃闭门羙。他们回去怎么向单位领导交待？怎么报销？单位领导对世界语者、对世界语一定会产生不好地看法，还会引起社会对世界语运动的负面猜测，对刚刚在社会上推广的世界语运动，产生难以想象的消极的后果。要采取善后措施，至少要让这部分人回去后有个体面的交待。”
邦新没有反对，并很快将他与黄市市委、宣传部和市科技协会商定的处理决定概括为六条，作为省世协（81）08号文件，下达给黄石世协遵照执行，并抄送省、市委宣传部、省社联、黄石市委和市科技协会。
这个文件的要求黄石世协抓紧发函电通知报名与会者不要来黄石，并立即通知武汉、九江、上海、南京等中转接待站劝阻与会者不来黄石。除此之外，有两点当时印象特别深：一是“对已到黄石的同志，要热情接待，开学术座谈会”。这样，我们就可以给与会者发会议证明，让人们回去有个体面的交代。这一点正是我们所希望地补救。二是，“…告一段落时，作一个小结总结经验教训，写一个报告…”这一条不言自明地宣示：会后是要算帐的，而且责成省世协将处分结果上报。这很可能是更上一级原来的决定。我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国柱说，上面决定会议延期后，黄石市市协的筹备班子已经解散。主要负责人国柱和林力源都离开了黄石。黄石已没人，怎么办？邦新便要我代表省世协立即去黄石处理会议善后事宜。我心想，明文写着这次会后要“秋后算帐”的。我去组织会议，岂不是伸出脑袋接石头吗（省世协成立大会时我已经接了一个石头）？我当然再三推脱。但邦新等同志一再坚持，似乎此事处理非我莫属。我只得硬着头皮接受了。当晚，心里想到外面传言黄石的“严重问题”和会后“总结经验教训”，我就忐忑不安。而我只身一人，去接手烫山芋，不但没给我一分钱的经费，就连路费和食宿也得自掏腰包，这怎么办事啊？办糟了可更不得了！想到这些，感到惶恐。但想到这事对中国世界语运动今后的影响，就顾不得个人了――世界语作为一种崇高的事业，总要有人去语奋斗、去作牺牲啊！

峰回路转
7月17日，天气很热。到达黄石已是下午三点半。按国柱提供的地址，到市三医院找黄石世协的联系人张友新。不巧，他已离开黄石去庐山了。国柱和力源已不在。我又没有第二个联系人地地址，这可不，一下车就傻了眼！提着行李在街上游荡，希望发现任何有关会议的海报之类的线索，找到当地世协的任何人。眼看天色渐渐暗下来，酷热渐退，人也走累了。我带着一身的疲劳和彷徨，在一公共气车站歇脚，一筹莫展。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瞧，前面街上走过了的可不是黄卫立老师吗？此时，她就是我的“救命稻草”！她见我，眼睁睁的就是不敢相信，我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在这个地方，而且… 黄老师非常热情帮忙。马上就把我的到来和任务转告有关同志。我当晚孤单一人下榻于空荡荡的海关山宾馆。
18日，通过黄卫立和陈仕芳把已解散的部分人员找到我处来。我请他们帮忙立即作下面两件事：一、继续抓紧向外发函电阻止未动身的与会者不要来黄石；二、把接待班子重新召回来，做好善后工作。
说也奇怪，昨天我在街上遍寻而一无所获，到次日下午，这些绿色使者却陆续地冒了出来。我的房间突然热闹起来。他们诉苦说：黄石世协受讬承办会议后，花了一年的时间里花了大量精力和费用。会议突然被取消，一切努力化为乌有，思想上想不通。他们说，原筹备班子已解散，原来的工作人员已回单位上班，让他们再次向本单位请假，几乎不可能。但当他们知道处理好善后工作的意义后，便立即投入工作。原来并不是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也都自动前来工作。
黄石会议的会址不在黄石市，而是距黄石约20公里的小车站新下陆。这里有个有色金属公司。公司的团委书记解宗锐同志是黄石世协的理事。对外通知会议地点就在这个有色金属公司。善后的座谈会也指定在这里开。
晚上，拜访市委宣传部有关领导。寒暄中，知道他是我校60年代初毕业的校友。寒暄就围绕我们学校的事儿。最后我发现他似乎不愿首先提到开会之事，便主动呈上我带来的文件，同时简要地汇报我的任务。我一提到会议善后事，他便不说话；对我呈上的文件和我的口头汇报，不置一词。但对我的态度始终友好。这增加了我的一点点信心——他毕竟没有说我最担心的“不”字啊！
19日，更多的地方世界语朋友来到我处，我的心情逐渐好起来。这天黄卫立老师组织自己班上的学员，准备接待工作。
20日下午，国柱和道荣从武汉回到黄石。石成泰也同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们都住在海关山宾馆。成泰是一位性格爽朗、非常热心的同志。他不认为自己是千里迢迢前来的客人，而是自告奋勇地帮助我们与已到达的外地同志保持联系。

“到了就走！”
开会的前两天，我们必须到达会议现场――新下陆。21日，我和国柱、道荣来和少数先期到达的与会者到达新下陆。我们请石成泰留在黄石海关山宾馆，充当我们在黄石的联络人。
晚上，公司团委书记解宗锐陪同公司党委陈书记来到我们房间。我汇报了的善后计划后，陈书记说：“请你们体谅我们的困难。会不开了。按地方领导安排，外地来的，只能在党校住一晚，第二天就走。”他反复向我们说明：“作为部属地公司必须与地方搞好关系，不然工作会困难重重…，工作难呐！”临走时，陈书记说：“明天我就出差外地了。就这样办吧！”我们理解陈书记和解书记的处境，没有讨论的余地啊！
省世协7月20日善后座谈会的工作方案（8点方案），主要有两点：1、到了黄石市和新下陆的外地与会者，分别就地座谈后送别。（后来发现，这就是：外地与会者到会，我们和他们就地聊聊，次日将其“送”走。云南个旧几位热心青年到新下陆后，就是这样处理的。我一直感到愧疚）；2。对讲师、工程师、助理研究员以上和24日左右到达黄石的，开两天座谈会。6点方案规定在新下陆开。但有色金属公司领导坚持“今天到，明天走”，两天座谈会开不成。
我想，外地同志千里迢迢到了这里，歇一晚就走，不是白来一趟吗？怎么对得起满怀希望而来的同志们啊！下陆这个小站只百十来米的一条街，没有象样的餐馆和旅社等服务行业。外来人只能在公司的党校和小小招待所住宿，别无其他办法安置。这时，《中国报道》杂志侯志平专程来采访大会，在武汉得到会议“延迟”消息，从武汉来长途问，他来还是不来。“我已焦头烂额。别来啦！”我说。
送走陈书记后，我感到事情出乎我想象的严重。晚上久久不能入睡。“下午到，明早走…”，“明天我出差外地了…”这些话不断在耳朵里回响。回想我们来这个简陋的招待所时，就感到有点不同：除了我们入住时，有一人开门外，招待所里竟没见到任何服务员。天气酷热，虽找到了洗澡间，水管里连冷水都没有水。外面吃晚饭回来后，整个招待所漆黑，铁栅门紧闭，叫了好久无人应答。只好翻铁阑珊进去……
22日，我们与石成泰先生有几次电话。石成泰不断告诉我们，各地与会者在源源到达，问我们何时集结来下陆会场。天哪！…

柳暗花明
没想到争取来的座谈会，最后在这里搁浅，而公司里已找不到任何负责人…
两天来，心情一直很不好，日夜琢磨着，与会者大量到来时，怎么办… 心里老是嘀咕：“大队人马一到…，怎么办？”在小店晚饭出来，木木地走在街上。一百多米长的街道，一跨腿就出了镇外。抬眼一望，发现已经来到田野。但见夕阳西下，眼前视野突然开朗：一弯小溪，涓涓溪流，远处山峦逶迤…多好的美景啊！它与我一直悒郁的心情恰成对比。此情此景使我猛地一怔！突然感到有一股力量闪电般地贯穿全身，脑子也突然感到一亮…好像突然有一个声音对我说：“离开这里，跳出困境，去海关山！”这时，身外开阔的美景，突然转成了我心中的闪光。我想，这是柴门霍夫对我们的启示吧？！事实上，移师黄石海关山宾馆，我们的善后工作就不再被捏死在别人手里。我们就能够自主地安排了。这一秒钟突现的灵感，避免了黄石会议（座谈会）的功败垂成的结局。

回师黄石
我和国柱、道荣说商量，一致认为是个好办法。23日早晨，电话询问石成泰，得知海关山宾馆客房大都空着。这是好消息。此前我们已告说石，已到黄石的，暂不要来新下陆。我和国柱、道荣立刻到了黄石，了解到海关山宾馆的确大多数房空着，而且只要交钱，即可入住。这样，移师黄石的计划完全可行。我们立即又返回新下陆，正式告诉解宗锐书记：感谢他的帮助。我们已决定转移去黄石。并以加急电报报告夏邦新。匆忙收拾好行李，匆匆去赶当日最后一班去黄石的火车。
我们老远就看见，列车已靠站，黑压压地人流从车厢涌出来。原来，从全国各地的与会者，绝大多数是取道武汉，集中在这趟车上。“他们要是出了站，就糟了！”几位公司送我们的青年世界语者说着，向车站飞奔而去，一面扬手，一面不断大声喊道：“开会的，别下车！快上车！到黄石去！”一时，站台上的人象凝固了似的，怔住了：“怎么回事啊？”“快回车厢，再说！”当人们随大流又涌回车厢后，一时人声鼎沸的站台，突然寂静下来，好像刚才甚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这时，我们坐在车厢里，全列车里，80％的旅客都是来参加会议的世界语者。到处是熟悉的绿色朋友，到处是“Saluton!”的问候声。此时的我，感到列车的前进声，就像是在唱“希望歌”，又好像整个列车就是世界语的专列。坐在这个专列上，我感到它的力量，感到坐上了奔向光明的列车。
移师黄石海关山，我们的处境和环境便大大改观。我电话向夏邦新（不在）和黄石市委宣传部汇报，后者回话很简单：“按六条办。”尽管如此，风声又紧张起来：经由武汉与会者的，在武汉听到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说，黄石的会议不是省世协开的，谁去开会谁自己负责。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我们在开会前作出交待：黄石会议究竟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在作出说明前，拒绝参加会议，。以免参加非法会议而犯政治错误。在这杯弓蛇影的气氛下，国柱告诉我：市武装部来电话…一听武装部找我们，不免紧张起来。国柱便笑着说：“是好消息呢！武装部说，接武汉军区首长电话，有位首长到黄石参加我们的会议，问：是我们派车去车站接，还是他们武装部派车去接？”“工作人员怎么回答了？”我问。“已回答：请武装部派车好了！”我说；“回答得太好了！我们只有两条腿，哪里有车啊？！”这件事到不在于我们派不出汽车，对我来说，这么大的首长竟然会来参加我们的会议，简直难以相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是谁。但凭我的直觉，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下子全松驰下来：有这样一位大首长坐在我们的会场里，即使不说任何话，谅谁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这个会我们开定啦！我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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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下第一人为王亚朴校长
这位使我有“救星”感的同志，不久就到了黄石。他婉拒武装部请其住部队高级招待所的美意，坚持要与世界语者们同住海关山。当晚我和国柱、道荣、宗琨、力源到海关山他的住处看望他。他是那样地和蔼，对世界语、对我们晚辈们那么关心和体谅，相形之下，更激起我们对他的尊敬。他就是王亚朴同志。我只知道，他是华东师范学院（现华东师大）副院长；是他，延揽了中国世界语诗歌大师徐声越(S.J.Zee)、散文大师潘逖书到华东师大，并从1964年代起，长期开设世界语二外课程。他是参加革命较早的高级干部。解放初，他就已经是福建省负责文化方面的厅长。1988年春，他到我校华中师范大学高校管理干部培训班讲学时，又一次找我去详谈世界语教学的事，表示极大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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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运空前的盛会
各地世界语者源源涌来，车站、码头24小时有人接站。在黄石广大世界语同志的忘我工作下，一切接待工作，按事先周详的计划有条不混的进行。海关山一时热闹起来。期间有一位西安的世界语者，骑自行车从西安到黄石。武汉市青年世界语者自行车队在胡旭等带领下，经两天跋涉，浩浩荡荡到达会场。24日下午，由座谈会组织者地代表胡国柱在“说清楚”的会上，说明会议筹备经过，并出示有关这次黄石会议的省世协地正式文件。听众或张口结舌，或面面相觑地说：“真难相信，竟有这种事！”误会立即冰释，并对会议表示同情和支持。
24日晚，见面会在宾馆7楼会议室举行（胡国柱主持）。会上闪光灯一齐闪亮，强光映照着济济一堂的中华世界语者。我噙着眼泪，胸膛不住地剧烈起伏。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各地世界语者聚首一堂的幻想，还有李军1964年的长诗中的畅，今天终于在国内范围里实现了。此时此刻坐在大厅的，是来自全国的26个省市的代表（只缺西藏、青海和天津）。我致欢迎词后，各个省、直辖市代表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当时回忆了一下：中国世界语历史上有过这么广泛参加者的大会吗？没有！非常令人感动的是，许多代表不仅热情洋溢地致词，而且向大会赠礼和赠送题词，包括华东师院的王亚朴院长。
25日，座谈会正式开幕。上午，各地世界语者介绍本地世界语运动的现状和工作经验（扬宗琨主持）。下午，专题和专业分组会议：青年、科技、教师、刊物、新华函校。昨天起，国柱高烧39度，仍坚持工作并主持会议。
26日上午，学术报告会（张丹忱主持），其中王亚朴校长的《世界语主义和世界语学习》、尤宽仁研究员的《世界语与二十种主要外语对比研究》，引起极大的兴趣。下午文娱联欢会（徐道荣主持）。整个会场非常热烈，充满了世界语者之间的兄弟姐妹之情。最后，由UEA个人会员、中华全国世协会员和1957年以前的世界语者合唱《希望歌》，场景尤为动人。我是含着眼泪唱歌的，因为有这么多的老世界语者站在我身旁。有这么多雄姿英发、才华横溢的青年同志坐满了大厅。另外，我们几个人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刚好是1957年开始成为世界语者的，又是UEA在中国的的少数几个会员之一。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资格加入?EL。

世语漫庐山
漆黑的午夜，全体与会者登船。开始了会后三天庐山之游。这时，不知从哪儿来了许多没参加会议的青年世界语者。船上一下子被世界语者塞得满满的，其他旅客都惊奇不解地瞧着这些特别的人们，可他们都说的是什么话啊？这晚，沾王亚朴老的光，与他同住二等仓，畅谈了一晚。
27日凌晨，我们的大队人马到达九江码头，连登山专业车队都不够用，来回运人上山。我们殿后的人马午后才上山。山上到处是世界语者，而各家接待旅馆、疗养院早已住的满满的。此前不久，报纸登出消息：庐山游客爆满，旅客只得露宿牯岭街头，云云。多亏黄石同志老早派人预定床位（此时已谈不上预定房间，因为连通铺都没有了），并且死守各家旅馆，防止床位被别人抢走。即使这样，正规从黄石出发的与会者的人数，就超过预定床位的一倍，这就是说，上山的世界语者，每两个人才有一个床位！我们从中午等到晚上九时才在煤炭招待所找到床位。会议以来，新朋老友越来越高兴，越兴奋，总觉得有讲不完的话。此时国柱、道荣、宗琨和我都安顿下来了，索性与各位谈个通宵吧。先后畅谈的有王亚朴、陈思德、戴立明、孙凯之、石成泰、杨海春，最后是钱宏诚，早已过了午夜。我对他说：我希望你当世界语运动的洛克菲勒（当时新华函校如日中天；大富翁洛克菲勒的基金帮助了全球许多科学家）。说完，不知不觉地蒙蒙睡去。其他同志的确谈到了天明。
28日，这天，满山遍野都是世界语朋友，都可以听到世界语的谈话声、呼唤声。巍巍的庐山都浸泡在世界语的氛围里了。好多青年朋友谈到他奇特的感觉：“庐山到处是世界语，几天来耳朵里一切声音，都好像是世界语，甚至一般游客说的汉语，一时好像也是世界语似的。整个庐山好像成了世界语国度了！”
29日，今日终于得宽余，我与儿子、宗琨与儿子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山。下午，许多与会者按日程安排，自动聚集在花坪，作最后一次联欢。国柱作最后一次告别词。几天下来，大家都生活在世界语的国度，忘记了短暂幸福后的别离。人们唱着世界语歌曲，依依不舍，逐渐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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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3日晨于海观山宾馆大门。自右至左：张丹忱、徐道荣、胡国柱、扬宗琨

“最后离开登刻耳克的四个人” 30日，下庐山。傍晚回到黄石海关山。几天前世界语者热热闹闹的地方，现在人去楼空，一片寂静。我突然感到无限的惆怅。立即开始与我们几位组织者讨论善后工作。这意味着开始进入有点捉摸不定的“总结经验教训”的严峻的现实了。带着无限的惆怅和对未来的担心，我又陷入丝丝的愁绪。
31日至8月2日，继续作会后收场工作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工作。傍晚，福建杨家锬匆匆赶到海关山，此时宾馆已是人去楼空。他老远赶来参加大会，却彻底地扑了空，我们真过意不去，但也只能合影留念而已。越做“结经验教训”工作，越感到前途未卜：日后怎么处理我们呢？此时社会上对作家白桦的批判正火热。我想，过去许多严重的政治运动都不正是这样这般地开始的吗？3日，天刚亮就收拾行李回武汉。在宾馆大门处，回首空荡的宾馆大楼，我心想：现在，慌乱中的千军万马，已十分有组织地、平安地渡度过了英吉利海峡，我们组织这次大撤退的人，也要最后离开这次大撤退的桥头堡登刻耳克（Denkerque）了。将来还能回来吗？留个影纪念吧！回到武汉后，冲洗出来。尽管照片效果不好，但仍然分寄另三位组织“大撤退”的省世协理事：胡国柱、徐道荣、扬宗琨。每张照片后面写着：“最后撤离登刻耳克的四个人”。这就是石成泰先生在纪念扬宗琨文章中提到这件事情的始末。

“总结经验教训”终于来到
等待处理，日子显得很长。不断收到与会朋友的来信。多是谈正面感受的。黄石那边有三两封批评的信，无非是要求退还会议费的(其实我们已妥善处理了)。其中，有一份《起诉书》，其中说黄石的善后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可耻的犯罪活动…我们认为黄石世界语协会犯有欺诈罪…”我真没想到，竟有世界语同志这样来给我们“总结经验教训”的。我的等待又多了一重。但后来法院并没有传讯我们。
又过了一段时间，省世协理事会的“总结经验教训”的会终于召开。国柱和道荣均有事请假。会上，一位同志念了一个批判黄石会议错误的发言，对其错误的定性果然与报纸上对白桦的定性完全一致，一条也没有少，但一条也没有多。这位同志现已去世。不能责怪他。在那个社会环境，说不定他也是勉为其难呢？！批判后，再没有任何人发言。大家神情严肃，会议室鸦雀无声。秘书长李军打破僵局，宣布辞职。我不说话，心想：黄石会议是理事会历次会议上作出的决议，白纸黑字。省协的那些决议也没有错。我临危受命，在黄石同志的具体工作下，一个流产的会议，“善后”效果很好。我没有错！我如主动辞职，无异于自己引咎辞职。理事长见秘书长辞职，我却没有跟上，便没头没脑的说：“这次是秘书处改组！”我想，内阁改组，内阁成员必须总辞。既然如此，我便也表示我也辞职。说罢，短时离开会场，让主要负责人商量改组事宜。待我又回到会场后，理事长宣布新的秘书长。没有宣布副秘书长。沉默了很长时间。有人说：“老张还是留任吧。”没人表示赞成，也没人表示反对。不过，这是我参加省协的最后一次会议。以后，我没有接到过省协的任何活动通知。我也不知道这段时间它的任何活动。直到1986年，在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帮助下，建立由张天心为理事长的新理事会，省世协终于从此走上康庄之道。

余响
1988年9月10日，应比利时Kortrijk市世界语组织之邀，我在市图书馆做了讲演后，副市长（schepen）Devos Joel 在豪华的、古色古香的市政厅会议室里举行欢迎会(图二)。傍晚在回奥斯坦德车上，偶然翻开地图，找Kortrijk这个城市的位置。天啦！我现在不就在离登刻尔克（Denkerque）东北几十公里的地方吗？81年黄石会议的情景，就像车窗外的景色一样，立刻在我脑海里一幅幅地重现。此时此景的朦胧夜色，与《最后离开登刻尔克的四个人》照片中朦胧的晨曦，可等的相似啊！那时的登刻尔克，对我仅仅是一个“败走麦城”的象征，真正的它，对我来说，无异于像月球那样不可及。而今天我却就在它的身旁，情景与那时如此地相似，但心情却完全不一样。这真的又是柴门霍夫在天之灵的安排吗？不然，怎么会有如此的偶然啊！

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