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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在世界语国度 Ekziligxo en Esperantujo      （1968）

1968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我因为躲避武斗，仓促离家，逃亡在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流亡在世界语国度（Esperantujo）中，见到了从照片上相识但尚未见过面的张丹忱同志，而引我去和他见面的，却是原来素不相识的徐道荣同志。他这时也是因为躲避武斗流亡在外，我们就同去见张丹忱。美丽的桂子山，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我们一见如故，竟在一起住了三天，完全用世界语对话、生活、学习。晚饭后去游览附近的名胜卓刀泉——相传是汉代关羽驻军于此练兵时卓青龙偃月刀于地得泉的地方，或者到东湖边去散步。我们三人年岁相仿，几乎是同年学习的世界语。语言水平以及对世界语热心和迷恋的程度都很相当。张丹忱用他们学院订的世界语书刊招待我们。果然在日本世界语学会的《La Revuo Orienta》（东方评论）上见到了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报导，可惜亚洲的世界语者出席的并不多（除东道国日本之外，可说是没有）。我们各抒感慨，意气纵横，大有用世界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多做贡献的雄心壮志。但我们万万没有料到不久以后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罪名，我们为此都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我们还谈到郭沫若，郭老流亡日本十年，光阴不曾虚度，经过刻苦努力的钻研，成为历史学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我们决定一起去找李军同志，一同商量如何利用这一段流亡生活所带来的宝贵闲暇。
李军同志住在汉口郊区，坐公共汽车，从终点站步行，翻过一座大堤，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他的茅屋。当我们看到保存在这田间茅舍里几百册武汉市世界语小组的世界语书刊杂志和学习资料时，惊奇得如同发现了绿洲一样。我个人最大的收获是借到了1958年初版的《Esperanta Antologio》，我将这本642面的巨著，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一字不少地用印刷体手抄了下来。如约将原书归还。因为我的诚信记录极佳，我后来得以从各种渠道借书来、手抄了十几本重要的世界语著作。
李军同志送给我一册他写的长诗《La Espero》，使我永远难以忘怀。这是一首长达320行的诗歌，充满了世界语者的美丽幻想和浪漫色彩。诗歌描述了1987年（即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在北京举行UK的盛况（满城尽挂绿星旗）以及中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很可惜，这份珍贵的诗稿也消失在十年浩劫中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了。为了这首诗歌，使我觉得，如果在中国开UK，哪怕是只有一张入场券，也应该颁发给李军同志。后来的现实却是那样的不公，使得李军同志终于伤心地离开了世界语者的队伍。

* 世语珍宝伴宗琨 Ho, Ja ricxe!     （1972）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有如大海怒涛，把亿万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把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人们最崇高和最卑劣的感情和品德，全被召唤了出来，进行着激烈的搏斗。每一个人都注定了要在这一场历史的大风暴中经受检验，经受考验，经受锻练。

当大浪袭来的时候，一切国内的、国际的联系全都中断了。我的世界语朋友们，无不经历了坎坷的道路。特别是有过世界语国际通信的朋友，都受到一次又一次的审查。我的国外来信在抄家时全被没收，因为国别多而且无人能识，红卫们以为破获了一个特大的里通外国案件，上报到省里。我也被押送到省城，失去自由，有半年之久不许与家人联络。苏阿芒更惨，被投入监狱，判刑十五年。沙铎的罪名匪夷所思，竟是因为他自学着“西德”的语言（当时德国分为东德和西德，讲同样的德语），被开除了中学的学藉。宗琨兄的罪名，无奇不有。比如说他“有一张地球的照片”（阿波罗首次登月的成果吧？外国通信朋友寄赠的），说他“有一台英文打字机”（怀疑是特务用的发报机了）…这英文打字机在劫难逃，单位派了四名大汉，要来搬走。待见到拿出的竟只是一个手提小盒，来人不相信。问：就这么大？

我去拜会劫后的宗琨时，发现他居然还保留有一张世界语唱片，有一面国外友人赠送的真正的绿星旗，有半本（后一半在邮检中被撕掉）国际世协的Jarlibro年鉴，还有一本国际世协的会刊…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久闻大名而无缘一见的世界语珍宝，激动中我脱口而出，欢呼道：“Ho, Ja ricxe ! 太富有了！”当时他学习世界语虽已多年，却还没有取世界语名字，于是欣然以Jaricx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