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狎妓无损当事者之名誉，何以沈既济、蒲松龄不直接写成《李娃传》、《霍小玉传》那样的现实小说，而偏偏挂上一张狐狸皮作幌子呢？答曰：一，借狐狸说故事，更能驰骋想像，铺摛文采，充分发挥“传奇”和“志怪”的文体特长，调动读者的阅读兴味。二，虽然狎妓无损令誉，但也不是特高尚之德行，值得大肆渲染，所以，如能在狎妓之实上虚蒙一层美丽的画皮，如梦如幻，似有似无，那倒仿佛提高了当事者的人生境界，“有狐若此”，则非但“聊斋之笔墨有光荣”，即毕怡庵之流亦“与有荣焉”。故《狐梦》之类故事，乃蒲松龄与毕怡庵共编美丽的谎言以自娱兼且娱人者。三，与妓相交，虽不违“伦”，却仍有“人”在焉；与狐相交，连“人”亦可废而不理，作者与当事人的心灵上都上了两道锁，既可无所顾忌，又可日新月异，故高枕无忧，任情恣性，则既保险又保鲜矣。

《任氏传》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对称。

前文我说开首“任氏，女妖也”一句，是非法窜入的，是就唐人小说体例而言，因为它破坏了故事的悬念。如果没有此句，读者就与人物保持同一视角，人物知道的，读者才能知道，人物不知道的，读者也无从知道，如此，读者才能与人物同呼吸，共忧喜。而有了这句，故事的整个审美效果就变了，因为它具有了双重视角，读者高高在上浮于云端，将地面上的芸芸众生看得一清二楚，而地面上的人物尚自懵懵懂懂，不知就里。若抛开整个小说传统，单就《任氏传》来说，这种独特的审美气质，倒颇合现代小说理论。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在一部小说中有太多的悬念，那么小说就会逐渐衰竭，逐渐被消耗光。小说是速度的敌人，阅读应该是缓慢进行的，读者应该在每一页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个句子的魅力前停留。”由于作者开篇即托出了任氏的真实身份，就适当遏制了读者的好奇心理，以便腾出时间和空间，来仔细咂摸和储存小说中的人情物理。其实，从唐传奇到《聊斋志异》，真正优秀的小说，很少有将悬念包裹到最后的，虽然不会在开头就将秘密早泄，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逐次解开，以浇灭读者的心头之火。像莫泊桑和欧·亨利那样的结尾，故弄玄虚，以悬念取胜邀宠，不合中国优秀小说的美学品格，即使是在西方，这种小说也已逐渐失宠。

《任氏传》先说出任氏，再次第说出韦崟与郑六及韦、郑之共同嗜好。有现代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一眼即能猜出这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既然是两男一女，就不能不讲究对称艺术。于是，任氏为轴，韦崟、郑六为扇，组成了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最精美的黄金合叶。小说中，任氏是主，韦崟、郑六是宾。整篇故事围绕任氏而转，任氏到哪里，韦、郑即到哪里，与任氏无关的一切韦、郑活动，一概略去。而在宾中，韦崟出场早，身份高，似乎应是宾中之主，其实却不然，郑六是后发先至，先入为主，成为了宾中之主。

从“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至“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崟假什器”，戏由郑六与任氏来唱。从“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到“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由是遂绝”，戏由韦崟与任氏来唱。从“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到“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郑六与韦崟时出时入，你与任氏舞罢我再与其舞，或三人同台而舞，江河朝宗而入海，巨澜狂掀，戏剧达到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