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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世界语大概是在1972年。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下乡知识青年。青年时代的我就很爱学习，尤其是对外语很感兴趣。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不得不在学习的最好时光中断了学业，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就被迫辍学，卷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几年的红卫兵运动下来，最后的结果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虽然被发配到边远的农村，我的心里一直渴望着学习知识。记得那时有一次回城偶然到妈妈的办公室去玩，突然发现在桌子上有一本外文杂志，顺手拿起来翻了翻。奇怪的是那上面的字母和我所认识的拉丁字母不一样，有些字母上面带着一个小帽子。好奇心驱使我想妈妈发问，这究竟是什么语言。妈妈告诉我，这是世界语Esperanto.它是一个波兰人发明创造的。我又问妈妈，世界语是什么语言，妈妈说：“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它不是民族语言，没有民族和国家的背景，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的理想。”妈妈还说：“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世界语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我在抗敌演剧队的时候曾经师从陆万美同志学习过这种语言。后来到了淮北根据地在新四军里也和很多同志们一起学习世界语。到现在我还会唱一首世界语歌曲《在绿星旗下》呢。”我听了之后马上对这种语言很产生了兴趣，就问妈妈在那里可以学习这种语言。妈妈说，由于多年的战争没有使用这种语言的环境，自己对这种语言已经淡忘了。解放后由于各种原因世界语在中国也没有得到公开的普及。现在她也不知道在那里能学习这种语言了。听到这里，我不禁感到非常遗憾。但是，从此在我的记忆里世界语三个字就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79年我在吉林省外贸局驻广州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偶然在一张《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个广告，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世界语三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立刻激动不已，世界语，我终于找到了你。于是我立即提笔写信报名。很快，我收到了学校的回信，并且收到了一本世界语教科书、一本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和一张薄膜唱片，由此开始了我的世界语者生涯。由于是函授学习，没有老师面授，我只能自学。好在我多少还有一点英语基础（在下乡以后，我跟一位同学坚持自学英语，当时已经能够简单地利用英语通信了），就拿着课本和字典自己学习。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练习口语，听不到真正的世界语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学校发了一张薄膜唱片，可是当时电唱机也是稀罕之物，普通人家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唱片也等于白费，聋子的耳朵 --- 摆设而已。就这样靠着一本字典和课本我开始了自学世界语。
1981年我回到了长春。不久，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在各地办起了辅导站。长春也有一个辅导站。他们按照函校提供的名单把在长春的学员召集在一起，办了一个所谓两年的学习班。当时世界语很红火，有210人报名参加学习，就分了三个班，每个班有70名学员。由于学习班那些组织者本身并不会世界语，无法辅导学生，于是就找了吉林大学一位冯老师来授课。冯老师教了6个星期的课就和学习班那些组织人员因为教学问题闹翻了。那些人把冯老师赶走了。于是这个学习班就面临着无人授课，濒临关张的危机。后来学习班的那些组织者自己来上了两节课，可是由于他们自己本身不学无术，根本就是天桥卖大力丸的假把式，所以也课也上不下去了。这时候他们提出要解散学习班，等待以后找到老师后再另行辅导。这时候一个班（二班）的学员就作鸟兽散自行解散了。而我们三班和一班的学员员也锐减到不到40人。这时候我和肖培良、马维东、徐景科等几位同学就自己组织起来，让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先行一步，学好了再来教别的同学。就这样，我们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学习，教学相长，终于坚持了两年把这个学习班办到底。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并且结识了著名世界语活动家戴立明先生。由戴立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一些外地有名的世界语者诸如胡国柱、石成泰、杨宗坤、林力源、孙凯之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世界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也逐渐了解到了一些外地的世界语运动发展情况，并且同国内的许多世界语者开始建立了联系。
1983年，黄石世界语协会召开科技世界语讨论会，我和肖培良先生写了一篇科普文章邮寄过去，得到了会议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语的会议。当时单位不给假，正好赶上开会是国庆节前夕，可以有三天假期。于是我就借此机会昼夜兼程赶往黄石参加会议。当会议的组织者知道我来参加会议很不容易的时候，林力源先生主动提出免掉我的会议费用。在和世界语者们欢聚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我要在 10月 3 日赶回长春上班，必须在会议结束当晚回到武汉赶上半夜的火车。于是我就提出不参加会议结束的活动提前离开，但是会议的组织者一再挽留，并且答应派专车连夜送我去武汉赶火车。看到大家如此盛情我就留了下来。会议结束后黄石的同志专门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到武汉火车站，到达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一直难以忘怀。这也是此后我一直尽可能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动力之一。
回到长春后，我接到市科协的通知，说杨迪副市长把我要求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信批转到科协了，让我马上过去商谈有关事项。说到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的起因，还有一段故事。1983 年春天，吉林省博物馆举办了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同志的革命事迹展览。我同萧培良同志去参观展览。因为我们知道铁托总统在被投入监狱后曾经学习过世界语，并且他还十分支持南斯拉夫的世界语运动。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可是看完展览后感到很失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回来后我和肖培良同志商议了一下，用我们学习小组的名义给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我们对展览中缺少对铁托学习、支持世界语这方面的内容的介绍表示了遗憾。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们竟然收到了来自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市世界语协会的来信。信中说，他们收到了他们国家驻华使馆的公函及我们寄给大使馆的信件，对此他们十分高兴。他们非常愿意与中国的世界语者建立联系，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合作意向。当时诺维萨德市的世界语协会成立已经有 60年了，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语团体。（后来诺维萨德市成为长春市的友好城市）收到这封信后，我们十分高兴，当即用长春地质学院世界语组的名义给他们回了信。在通信中他们提出了几项建议，比如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及两个城市的友好往来等方面利用世界语做些促进工作。这时我们感到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市级世界语组织才能更有利于对外交往工作。于是，筹备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想法便产生了。大概是在 1983 年的八九月间，我以一个长春世界语者的名义，给当时的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办主任杨天民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的意义、产生背景及国际、国内世界语运动状况，特别强调了长春市世界语者学习、使用世界语的情况，以及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世界语协会的来信和成立长春市世界语组织的必要性。信中请求杨天民同志代为向市政府呼吁，求得政府的支持。没想到市政府领导这么快就表态给与支持，并责成市科协尽快办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成立了由朱文荣、戴立明、韦山、萧培良、武学善等十一个人组成的筹备组，积极运作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事情。当时吉林省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世界语组织。我们的行动不想却惊动了另外一些人。当时以宫国涛、胡维泰、夏学和等人为首的一些人搞了一个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筹备组，想一统吉林省世界语运动。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自己本身并不很懂得世界语，却又专横地要以世界语老大自居。对于长春成立世界语组织他们百般阻挠，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长春世界语协会筹备组的领导班子。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遭到了朱文荣、武学善等人的回绝。一计不成，他们又生二计，他们跑到科协诬告我们，说我们主要负责人戴立明只搞绿星，不搞红星，只打绿旗不打红旗，不要党的领导等等。吓得科协以为我们有什么政治问题，紧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成立协会。后来科协派人到长春地质学院党委进行了调查，地院党委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意长春世界语协会挂靠在地质学院，这个决议是党委开会决定的，党委完全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证明戴立明同志是该院的优秀教师，是科研学术带头人。关于他所谓不要党的领导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地院党委完全可以给戴立明同志打保票。这样才打消了科协的顾虑，同意我们成立协会。就在协会成立前一天的晚上，宫和夏还赶到戴立明家中对我们进行威胁，对戴立明、萧培良和我说，你们最好不要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要知道你们都是外地人，在这里是站不稳脚跟的……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无趣地走了。几经波折，长春世界语协会在地质学院大阶梯教室如期召开了成立大会。当地院大学生管弦乐团奏响庄严的”希望歌”的时候，我们肃立望着绿星旗，心情十分激动。几经周折，我们自己的组织，长春世界语协会终于诞生了。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之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管高潮低潮一直坚持奋斗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第一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当年的青年中，有些人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世界语者，例如刘明辉、李长禄、萧克等，他们都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协会成立之后，作为秘书长的我格外忙碌，协会的日常工作主要都由我来处理。要想办法筹措资金，组织活动。为了扩大宣传，我们先后搞了很多次演讲，举办图书展览，开办世界语学习班。当时参加过我们培训的学员就达两千多人次。除了忙协会的工作外，我也不断提升自己的世界语水平，我参加了黄石的中级世界语函授学习，并先后担任了安徽世界语函授学校、云南社会大学世界语班、湛江升华世界语学校的辅导老师，成为《世界语学习》、《世界语者》等杂志的特约记者。我还积极在国内外世界语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参与国内的各项世界语活动，开展国际交往和对外联系。在 1984 年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世界语者个人会员。我还记得当时我是第 57 名中国个人会员。
在我的世界语生涯里，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很多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不管什么样的误解，不管什么样的打击，我始终都不能放下世界语的理想，要为它奋斗终生。世界语界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很厉害。还有一些自诩为世界语正宗的官派人物，自己本身世界语水平不怎么样，却总是对别人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多年来在世界语内部一直存在着官派和民间草根派世界语者之间的纷争。很不幸，我加入了民间草根一派。实际上，自 1979 年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恢复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主流一直是民间世界语者。官方的世界语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害怕地方世界语运动搞起来，对地方上的世界语组织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造成了世界语运动中内部矛盾的加剧和分裂。我所在的吉林省就是矛盾激烈，不团结对立现象很严重的地方，造成这样的局面，北京的全协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矛盾最主要表现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两件大事上，一个是1985 年的昆明全国第一届世界语大会，另一个是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7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这两个活动中我都遇到了非常尴尬的局面。
1985 年当得知即将召开全国世界语大会的消息以后，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在副理事长戴立明先生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参加会议的紧张准备工作中。为了迎接大会，协会决定拿出一些实际的学术成果向大会献礼。经过研究决定印刷一些有关世界语的书籍献给大会，计有多国对照词典、《世界语口语复述教材》、《七记耳光》、《国际地质》、《世界微电脑》等 7本书。还准备一些文艺节目，请长影乐团歌唱家，我们的会员朴准山先生演唱世界语歌曲。戴立明先生还专门为大会创作、译配了一些世界语歌曲。任务定下来以后大家就积极地分头准备。由于时间紧迫，多国字典来不及一一抄录排版，就由我和戴立明在原来的字典原本上填写世界语词汇，然后复印制版印刷。我和董振环、周心、昼夜兼程翻译口语复述教材。为了赶任务董振环和和周心天天盯在印刷厂进行校对工作。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地为参加大会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按照行政管理的办法分配给吉林省15个参加会的代表名额，交由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组织人员组成代表团。为此长春世界语协会曾经致函吉林省世界语学会，要求经过考试确定代表资格，联合组团参加全国世界语大会。但是当时由于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的领导人坚持宗派主义、个人恩怨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拒绝了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建议，并且以长春世界语协会是由长春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不是社联系统批准的而拒绝承认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合法性。因此没有分配给长春世界语协会甚至一个代表名额。长春世界语协会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经向省委宣传部、省社联进行交涉而无结果。后来又找到全国世界语协会要求协调解决代表名额问题，但是也遭到了拒绝。全协坚持只承认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组团的代表。然而我们历来认为，各个世界语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绝无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认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世界语者参加世界语大会的权利。在多次通过正常交涉无结果之后，于是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决定自行组团前往昆明参加全国大会。由我和戴立明、萧培良、刘云、马卫东、董振环、朴准山、许桂春等人组成了长春世界语协会代表团前往昆明。到达昆明以后，由于全协拒不承认长春代表团，所以无法登记和入住大会安排的住处。于是我们只得在会场附近找了一家幼儿园自行安排了食宿，并且主动参加了大会。（当时会场还没有大铁门，不能像 71 届国际大会那样把人拒之门外）。
1979年我在吉林省外贸局驻广州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偶然在一张《参考消息》上看到了一个广告，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世界语三个字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立刻激动不已，世界语，我终于找到了你。于是我立即提笔写信报名。很快，我收到了学校的回信，并且收到了一本世界语教科书、一本冯文洛编著的世界语中文大辞典和一张薄膜唱片，由此开始了我的世界语者生涯。由于是函授学习，没有老师面授，我只能自学。好在我多少还有一点英语基础（在下乡以后，我跟一位同学坚持自学英语，当时已经能够简单地利用英语通信了），就拿着课本和字典自己学习。当时最大的困难是无法练习口语，听不到真正的世界语是什么样子的。虽然学校发了一张薄膜唱片，可是当时电唱机也是稀罕之物，普通人家是没有的，所以有了唱片也等于白费，聋子的耳朵 --- 摆设而已。就这样靠着一本字典和课本我开始了自学世界语。
1981年我回到了长春。不久，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在各地办起了辅导站。长春也有一个辅导站。他们按照函校提供的名单把在长春的学员召集在一起，办了一个所谓两年的学习班。当时世界语很红火，有210人报名参加学习，就分了三个班，每个班有70名学员。由于学习班那些组织者本身并不会世界语，无法辅导学生，于是就找了吉林大学一位冯老师来授课。冯老师教了6个星期的课就和学习班那些组织人员因为教学问题闹翻了。那些人把冯老师赶走了。于是这个学习班就面临着无人授课，濒临关张的危机。后来学习班的那些组织者自己来上了两节课，可是由于他们自己本身不学无术，根本就是天桥卖大力丸的假把式，所以也课也上不下去了。这时候他们提出要解散学习班，等待以后找到老师后再另行辅导。这时候一个班（二班）的学员就作鸟兽散自行解散了。而我们三班和一班的学员员也锐减到不到40人。这时候我和肖培良、马维东、徐景科等几位同学就自己组织起来，让几个学习比较好的同学先行一步，学好了再来教别的同学。就这样，我们在没有老师的情况下坚持自己学习，教学相长，终于坚持了两年把这个学习班办到底。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并且结识了著名世界语活动家戴立明先生。由戴立明先生介绍，我结识了一些外地有名的世界语者诸如胡国柱、石成泰、杨宗坤、林力源、孙凯之等。在他们的帮助下，我的世界语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也逐渐了解到了一些外地的世界语运动发展情况，并且同国内的许多世界语者开始建立了联系。
1983年，黄石世界语协会召开科技世界语讨论会，我和肖培良先生写了一篇科普文章邮寄过去，得到了会议的邀请。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语的会议。当时单位不给假，正好赶上开会是国庆节前夕，可以有三天假期。于是我就借此机会昼夜兼程赶往黄石参加会议。当会议的组织者知道我来参加会议很不容易的时候，林力源先生主动提出免掉我的会议费用。在和世界语者们欢聚的日子里，我感受到了极大的快乐，同时也学到了很多东西。由于我要在 10月 3 日赶回长春上班，必须在会议结束当晚回到武汉赶上半夜的火车。于是我就提出不参加会议结束的活动提前离开，但是会议的组织者一再挽留，并且答应派专车连夜送我去武汉赶火车。看到大家如此盛情我就留了下来。会议结束后黄石的同志专门找了一辆吉普车连夜把我送到武汉火车站，到达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钟了。这件事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一直难以忘怀。这也是此后我一直尽可能参加世界语会议的动力之一。
回到长春后，我接到市科协的通知，说杨迪副市长把我要求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信批转到科协了，让我马上过去商谈有关事项。说到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的起因，还有一段故事。1983 年春天，吉林省博物馆举办了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同志的革命事迹展览。我同萧培良同志去参观展览。因为我们知道铁托总统在被投入监狱后曾经学习过世界语，并且他还十分支持南斯拉夫的世界语运动。所以我们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可是看完展览后感到很失望，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回来后我和肖培良同志商议了一下，用我们学习小组的名义给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写了一封信，信中表明我们对展览中缺少对铁托学习、支持世界语这方面的内容的介绍表示了遗憾。没有想到，过了不久，我们竟然收到了来自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市世界语协会的来信。信中说，他们收到了他们国家驻华使馆的公函及我们寄给大使馆的信件，对此他们十分高兴。他们非常愿意与中国的世界语者建立联系，并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合作意向。当时诺维萨德市的世界语协会成立已经有 60年了，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语团体。（后来诺维萨德市成为长春市的友好城市）收到这封信后，我们十分高兴，当即用长春地质学院世界语组的名义给他们回了信。在通信中他们提出了几项建议，比如在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及两个城市的友好往来等方面利用世界语做些促进工作。这时我们感到应该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市级世界语组织才能更有利于对外交往工作。于是，筹备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想法便产生了。大概是在 1983 年的八九月间，我以一个长春世界语者的名义，给当时的长春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外办主任杨天民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世界语的意义、产生背景及国际、国内世界语运动状况，特别强调了长春市世界语者学习、使用世界语的情况，以及南斯拉夫诺维萨德世界语协会的来信和成立长春市世界语组织的必要性。信中请求杨天民同志代为向市政府呼吁，求得政府的支持。没想到市政府领导这么快就表态给与支持，并责成市科协尽快办理。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我们很快成立了由朱文荣、戴立明、韦山、萧培良、武学善等十一个人组成的筹备组，积极运作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的事情。当时吉林省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世界语组织。我们的行动不想却惊动了另外一些人。当时以宫国涛、胡维泰、夏学和等人为首的一些人搞了一个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筹备组，想一统吉林省世界语运动。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自己本身并不很懂得世界语，却又专横地要以世界语老大自居。对于长春成立世界语组织他们百般阻挠，采取各种手段企图分化瓦解长春世界语协会筹备组的领导班子。但是他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遭到了朱文荣、武学善等人的回绝。一计不成，他们又生二计，他们跑到科协诬告我们，说我们主要负责人戴立明只搞绿星，不搞红星，只打绿旗不打红旗，不要党的领导等等。吓得科协以为我们有什么政治问题，紧急通知我们暂时不要成立协会。后来科协派人到长春地质学院党委进行了调查，地院党委非常明确地表示同意长春世界语协会挂靠在地质学院，这个决议是党委开会决定的，党委完全支持这件事情。而且证明戴立明同志是该院的优秀教师，是科研学术带头人。关于他所谓不要党的领导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地院党委完全可以给戴立明同志打保票。这样才打消了科协的顾虑，同意我们成立协会。就在协会成立前一天的晚上，宫和夏还赶到戴立明家中对我们进行威胁，对戴立明、萧培良和我说，你们最好不要成立长春世界语协会，要知道你们都是外地人，在这里是站不稳脚跟的……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他们碰了一鼻子灰无趣地走了。几经波折，长春世界语协会在地质学院大阶梯教室如期召开了成立大会。当地院大学生管弦乐团奏响庄严的”希望歌”的时候，我们肃立望着绿星旗，心情十分激动。几经周折，我们自己的组织，长春世界语协会终于诞生了。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之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管高潮低潮一直坚持奋斗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第一线，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世界语者，当年的青年中，有些人已经成为国内知名的世界语者，例如刘明辉、李长禄、萧克等，他们都为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协会成立之后，作为秘书长的我格外忙碌，协会的日常工作主要都由我来处理。要想办法筹措资金，组织活动。为了扩大宣传，我们先后搞了很多次演讲，举办图书展览，开办世界语学习班。当时参加过我们培训的学员就达两千多人次。除了忙协会的工作外，我也不断提升自己的世界语水平，我参加了黄石的中级世界语函授学习，并先后担任了安徽世界语函授学校、云南社会大学世界语班、湛江升华世界语学校的辅导老师，成为《世界语学习》、《世界语者》等杂志的特约记者。我还积极在国内外世界语杂志上发表文章，积极参与国内的各项世界语活动，开展国际交往和对外联系。在 1984 年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中国世界语者个人会员。我还记得当时我是第 57 名中国个人会员。
在我的世界语生涯里，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很多的是是非非，风风雨雨。不管什么样的误解，不管什么样的打击，我始终都不能放下世界语的理想，要为它奋斗终生。世界语界有一个很坏的毛病，就是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很厉害。还有一些自诩为世界语正宗的官派人物，自己本身世界语水平不怎么样，却总是对别人指手划脚，颐指气使。多年来在世界语内部一直存在着官派和民间草根派世界语者之间的纷争。很不幸，我加入了民间草根一派。实际上，自 1979 年世界语运动在中国恢复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主流一直是民间世界语者。官方的世界语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害怕地方世界语运动搞起来，对地方上的世界语组织支持一派，压制一派，造成了世界语运动中内部矛盾的加剧和分裂。我所在的吉林省就是矛盾激烈，不团结对立现象很严重的地方，造成这样的局面，北京的全协在这个问题上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矛盾最主要表现在中国世界语运动的两件大事上，一个是1985 年的昆明全国第一届世界语大会，另一个是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79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这两个活动中我都遇到了非常尴尬的局面。
1985 年当得知即将召开全国世界语大会的消息以后，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在副理事长戴立明先生的带领下，积极投入到参加会议的紧张准备工作中。为了迎接大会，协会决定拿出一些实际的学术成果向大会献礼。经过研究决定印刷一些有关世界语的书籍献给大会，计有多国对照词典、《世界语口语复述教材》、《七记耳光》、《国际地质》、《世界微电脑》等 7本书。还准备一些文艺节目，请长影乐团歌唱家，我们的会员朴准山先生演唱世界语歌曲。戴立明先生还专门为大会创作、译配了一些世界语歌曲。任务定下来以后大家就积极地分头准备。由于时间紧迫，多国字典来不及一一抄录排版，就由我和戴立明在原来的字典原本上填写世界语词汇，然后复印制版印刷。我和董振环、周心、昼夜兼程翻译口语复述教材。为了赶任务董振环和和周心天天盯在印刷厂进行校对工作。就在大家紧锣密鼓地为参加大会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却传来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按照行政管理的办法分配给吉林省15个参加会的代表名额，交由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组织人员组成代表团。为此长春世界语协会曾经致函吉林省世界语学会，要求经过考试确定代表资格，联合组团参加全国世界语大会。但是当时由于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的领导人坚持宗派主义、个人恩怨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拒绝了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建议，并且以长春世界语协会是由长春市科协批准成立的，不是社联系统批准的而拒绝承认长春世界语协会的合法性。因此没有分配给长春世界语协会甚至一个代表名额。长春世界语协会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曾经向省委宣传部、省社联进行交涉而无结果。后来又找到全国世界语协会要求协调解决代表名额问题，但是也遭到了拒绝。全协坚持只承认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组团的代表。然而我们历来认为，各个世界语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绝无行政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认为任何组织都无权剥夺世界语者参加世界语大会的权利。在多次通过正常交涉无结果之后，于是我们长春世界语协会决定自行组团前往昆明参加全国大会。由我和戴立明、萧培良、刘云、马卫东、董振环、朴准山、许桂春等人组成了长春世界语协会代表团前往昆明。到达昆明以后，由于全协拒不承认长春代表团，所以无法登记和入住大会安排的住处。于是我们只得在会场附近找了一家幼儿园自行安排了食宿，并且主动参加了大会。（当时会场还没有大铁门，不能像 71 届国际大会那样把人拒之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