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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世界语（一）
樊东升
我是1984年开始学习世界语的。一个只读过3年级的小学生，连外文字母都没见过，学外语谈何容易？但在朋友的鼓励下，我还是要坚持试一试。于是我向湖北省黄石市师范学院的一个世界语函授班报了名。不久，该校寄来许多课本和资料。我抚摸着它们，一个字也看不见，作业不能完成，考卷也无法做答，只好让它们在抽屉里睡觉。而我却每天吃不下，睡不着，坐卧不能，昼夜愁。国庆节那天夜里，伴着外面的小雨，我给黄乃老人家写信，哭诉自己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一周后，我收到了黄老的信，读了欣喜若狂，从此自己像变了个人。黄老写道：“你学习世界语有困难，就让我来做你的忠实引进人吧。三十年代我在东京留学学过世界语。爱罗先柯和鲁迅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常一起交流世界语。”随后，黄老又寄来一大堆国外出版的世界语盲文资料和书籍，每周以世汉盲文对照的方法给我写一封信，为我解释单词，讲解语法。唐山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得知此事，也派了几名优秀世界语者来帮助我。他们把生词和科文等，一课一课的录制在磁带上，录一盒，送来一盒。然后我边听录音，边用盲文作记录。到了夜深人静时，我就反复背记和理解。就这样，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抄写并学完了初、中级班和电大希望班的全部课程。还抄写了汉世和世汉两部词典、世界语会话、世界语900句等书籍，用了两千多斤盲文纸，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1987年9月，我第一次收到国际邀请函，邀请我出席在荷兰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我拿着对方寄来的信函和办好的入境签证，马上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马书记一听就生气了，怪声怪气地问道：“你准备投奔谁啊？”我说去荷兰开会。他说：“荷兰支持台湾，是我们的敌对国，你知道吗？”我还想说什么，马书记马上接着说：“你不要说了，从我这就通不过。”次日，我再去工厂上班，全厂的气候完全变了，连我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接触我了。几位老党员轮流监督我，去厕所都跟随，我大便，他们也大便。一再劝说我“回心转意”，不要“里通外国”、“背叛党和社会主义”。他们说：“像你这样的瞎子，如果是在旧社会，要饭都摸不着门，早就冻饿而死了。如今党拿你当宝贝，还吸收你入党，大家都这么照顾你，关心你，可是你却想着叛党投敌，这不是鬼迷心窍吗？”另一位插话说：“我们这么广博的国土，难道还容不下你一个瞎子吗？明天在会上好好检讨一下，相信党是会给你出路的。”
此次茅厕谈话结束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明天”居然未来到，就传来马书记的死讯。原来他每晚都去馆子里公款吃喝，醉酒后就被抬上小轿车送回家。那天晚上，他就这样一直睡去了。我的事也就从此不了了之了。这真是：职工欢，朋友畅，天疼地爱，桩桩暖心房。没做鬼，真吉祥，亲历难，也无妨。只盼地下有邮箱，劝书记，重安康！
十月份，我再次收到荷兰方的邀请函。他们见我不回复很着急，连续四次发函。到十二月十九日，对方甚至定好了飞机票寄来。这下我可慌了神，情急之下，背着党组织，将所有的信函都交到了唐山市政府。他们阅后，立即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书记说：“去！一定要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能放过！”事情决定后，我给黄老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全部情况。黄老又向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作了汇报。在1988年新年茶话会上，崔部长又关切地问及此事：“小樊出访的事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黄老说：“他请残联帮他买一部录音机，可是残联老师推来推去，几个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崔部长听了很生气，说：“下面办事太拖拉”。于是民政部为我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和10盒索尼磁带。到六月份，市政府的几位有关工作人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忙碌，终于为我办妥了护照和一切手续。7月14日凌晨三点，市委安排小汽车将我送到北京。15日，我和《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以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代表等12人，一起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16日由柏林转机抵荷兰机场，由国际世界语大会组委会的负责人和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主席、副主席等迎接了我们。
樊东升
我是1984年开始学习世界语的。一个只读过3年级的小学生，连外文字母都没见过，学外语谈何容易？但在朋友的鼓励下，我还是要坚持试一试。于是我向湖北省黄石市师范学院的一个世界语函授班报了名。不久，该校寄来许多课本和资料。我抚摸着它们，一个字也看不见，作业不能完成，考卷也无法做答，只好让它们在抽屉里睡觉。而我却每天吃不下，睡不着，坐卧不能，昼夜愁。国庆节那天夜里，伴着外面的小雨，我给黄乃老人家写信，哭诉自己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一周后，我收到了黄老的信，读了欣喜若狂，从此自己像变了个人。黄老写道：“你学习世界语有困难，就让我来做你的忠实引进人吧。三十年代我在东京留学学过世界语。爱罗先柯和鲁迅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常一起交流世界语。”随后，黄老又寄来一大堆国外出版的世界语盲文资料和书籍，每周以世汉盲文对照的方法给我写一封信，为我解释单词，讲解语法。唐山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得知此事，也派了几名优秀世界语者来帮助我。他们把生词和科文等，一课一课的录制在磁带上，录一盒，送来一盒。然后我边听录音，边用盲文作记录。到了夜深人静时，我就反复背记和理解。就这样，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抄写并学完了初、中级班和电大希望班的全部课程。还抄写了汉世和世汉两部词典、世界语会话、世界语900句等书籍，用了两千多斤盲文纸，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1987年9月，我第一次收到国际邀请函，邀请我出席在荷兰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我拿着对方寄来的信函和办好的入境签证，马上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马书记一听就生气了，怪声怪气地问道：“你准备投奔谁啊？”我说去荷兰开会。他说：“荷兰支持台湾，是我们的敌对国，你知道吗？”我还想说什么，马书记马上接着说：“你不要说了，从我这就通不过。”次日，我再去工厂上班，全厂的气候完全变了，连我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接触我了。几位老党员轮流监督我，去厕所都跟随，我大便，他们也大便。一再劝说我“回心转意”，不要“里通外国”、“背叛党和社会主义”。他们说：“像你这样的瞎子，如果是在旧社会，要饭都摸不着门，早就冻饿而死了。如今党拿你当宝贝，还吸收你入党，大家都这么照顾你，关心你，可是你却想着叛党投敌，这不是鬼迷心窍吗？”另一位插话说：“我们这么广博的国土，难道还容不下你一个瞎子吗？明天在会上好好检讨一下，相信党是会给你出路的。”
此次茅厕谈话结束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明天”居然未来到，就传来马书记的死讯。原来他每晚都去馆子里公款吃喝，醉酒后就被抬上小轿车送回家。那天晚上，他就这样一直睡去了。我的事也就从此不了了之了。这真是：职工欢，朋友畅，天疼地爱，桩桩暖心房。没做鬼，真吉祥，亲历难，也无妨。只盼地下有邮箱，劝书记，重安康！
十月份，我再次收到荷兰方的邀请函。他们见我不回复很着急，连续四次发函。到十二月十九日，对方甚至定好了飞机票寄来。这下我可慌了神，情急之下，背着党组织，将所有的信函都交到了唐山市政府。他们阅后，立即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书记说：“去！一定要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能放过！”事情决定后，我给黄老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全部情况。黄老又向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作了汇报。在1988年新年茶话会上，崔部长又关切地问及此事：“小樊出访的事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黄老说：“他请残联帮他买一部录音机，可是残联老师推来推去，几个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崔部长听了很生气，说：“下面办事太拖拉”。于是民政部为我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和10盒索尼磁带。到六月份，市政府的几位有关工作人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忙碌，终于为我办妥了护照和一切手续。7月14日凌晨三点，市委安排小汽车将我送到北京。15日，我和《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以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代表等12人，一起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16日由柏林转机抵荷兰机场，由国际世界语大会组委会的负责人和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主席、副主席等迎接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