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与我
——写在世界语120周年之际

彭健君

　　这个题目是来自日本世界语者HORI Yasuo，为将于10月召开的第94届日本世界语大会向亚洲世界语者征集短文。在此，回忆自己与世界语的渊源，写下一些文字，作为对世界语问世120周年的纪念。
　　我最初听说世界语是在1979年抑或1980年，当时读了《世界知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者叫候志平。给作者写了一封咨询学习渠道的信，那时，候老师肯定收到不少类似信件，因为我收到的回信是一封油印信。由此我知道了这么一个单位——《中国报道》杂志社，编辑出版世界语杂志《El Popola Ĉinio》和一些世界语书籍。后来，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招生广告，从此开始了我的世界语国度之旅。
　　在函校学习期间，很偶然也很幸运的遇到我的第一位世界语导师，一天，我到街道上那个小邮寄函授作业，事毕走出邮政所外，一位中年师长拉住了我，问我“你在学习世界语吗？”，这就是张丹忱老师。原来他在邮政所里办邮时看到了我用的函校专用邮简，就在门外等着我出来。这让我感受到世界语者的热情与特殊感情。从这一天开始，他不仅成了我的世界语老师，也引领着我走进世界语国度，所以我称之为我的世界语导师。在30年后一次聚会上我讲到这个“巧遇”故事，张老师惊异地问：“是这样的吗？我都不记得了。”在他的世界语生涯中，这样的诲人不倦已成习惯，哪会刻意注意这些细节呢？但这样的细节对初学者的影响是长久的，对我而言是终生难忘的。
　　通过张丹忱老师，结识了越来越多的本地世界语者，有老师有同学。在老师中还有一位对我影响至深的，不仅在语言学习方面，更在人格方面。扬宗琨老师，中学英语教师，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之一，在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纪念碑上刻有大名的传奇人物。从他那里，我得知了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的地址。我给协会秘书Imre FERENCZY医师去信，希望得到帮助。不久就收到他和协会秘书长山添三郎教授热情的回信，并寄来了会刊。他们希望我作为协会的代表，在医学界开展活动：发展会员、宣传世界语……。就这样，我成了国际医学世界语协会当时唯一的中国会员，并担任该协会的“国家代表”（在协会代表中国，在中国代表协会）。从协会会刊上我试着翻译了协会章程，请张丹忱老师作了修改，在同学的帮助下打印出来，在国内的世界语小刊上登载。就这样与各地的20余位医学同好们建立了联系，成立了医学世界语小组。当时我还只是刚走出校门的毛头小伙，可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止一个的朋友在见面后大呼意外：“我一直以为彭健君是位老先生呢！”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在1994年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医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医学世界语学会）。
　　在医学领域的世界语活动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专业书籍的编写工作。90年代中，顾建华教授以她领导的外语教研室向江西中医学院申报了编辑《汉世英法中医术语词典》的课题。作为副主编之一，除了部分词条的编写任务之外，我主要负责联系国外资助。在德国朋友Karl Heinz Schaeffer先生的帮助下，获得了德国FAME基金会专项资助，同时得到山添三郎教授和Bruno Vogelmann先生的个人资助，于1997年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稍后，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我收集了有关针灸穴位的标准化文件，开始漫长而艰苦的编译工作，在山添三郎教授的资助下，一本全世界语的《针灸穴位手册》由香港医药出版社出版了，时为2001年。
　　现在的我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世界语者，读一读写一写，游离于协会与运动之外。少了好多纷扰，来自外界的，来自内心的。悠哉游哉，好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