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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在我们的国家，要问什么人最愚昧、最落后、最贫穷，我以为就是盲人。同样都是盲人，但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命运也大不相同。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甚至在经济刚刚步入正轨的俄罗斯和捷克等，许许多多的盲人都有着相当体面的工作，如会计、编辑、音乐家、教育家和律师等；而在中国，盲人绝大多数都是搞按摩的。就是这样一条狭窄的就业渠道，现在也不属于盲人独行了。各地的按摩小姐像雨后春笋一样，一批一批地生长起来，把个按摩业搞得“五花八门”，狼藉无样。所以，盲人要干成一件事，必须付出超过常人千百倍的努力。即使如此，其前程仍不免是黑夜沉沉。
1994年，我冲破各种阻挠，创办了亚洲第一期世界语盲文杂志《心灵之窗》。该杂志封面设计新颖，上为太阳，下为地球，中间是五角绿星与人类。在书名《Fenestro de Animo》页面上，是用盲文字板和锥笔扎成的明眼人外语字母“世界语永恒”，“世界和平万岁”等。杂志内容丰富多彩，栏目灵活多变，包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片断、中国盲文和汉语拼音讲座、中国民间故事、中国名人名诗选、中国民歌欣赏、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菜盘和生活小常识、按摩讲座、时事报道等应有尽有。该杂志每年出版四期，每期六十至八十页不等，大约二万五到三万单词左右，为四开本，诞生后深受各国盲人欢迎。荷兰的《接触》、德国的《盲人世界语者》、前南斯拉夫的《日出》、保加利亚《星火》和国际《世界语纽带》等世界著名盲文杂志，都纷纷转载《心灵之窗》的文章。瑞典的朋友读了我们的手写本杂志，脱帽向中国致敬。荷兰八十五岁盲老抚摸着它感动下泪，向我们赠送了价值三千荷盾的美国产盲文打字机。意大利通讯评论道：“一个中国盲人，用最古老的盲文书写工具，扎出了东方的奇迹。这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盲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盲人世界语组织得知此信息，汇来150美元定购 30册样本，以作研究。1996年，他们也效仿我们办起了世界语盲文杂志《Fratoj》，专门向世界盲人介绍日本，分别向27个国家免费赠送。我们作为亚洲的两家世界语盲文读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政府的支持，印刷设备和装订机等齐全。而我们，全靠两个盲人四只手孤战。因为在我国，政府不允许个体办报刊杂志，所以没有出版单位敢帮助我们印刷，只能用手工操作，一页一页地扎写。为此，我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睡眠时间。吃饭时，就放在写字台上一个窝头或馒头，边写边吃。我的妻子也很累。她主要是负责裁纸，校对和装订等事项。尽管如此拼命，我们一个季度也只能扎写三十到四十五本向三十至四十个国家免费赠送。每个国家只赠送一份。朋友多，杂志少，世界语者之间就互相传阅和寄递。一本杂志经过几千人阅读，到最后点字就磨平了，盲人无法再摸读。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办了135个月，共出了45期。到2006年底，由于我工厂倒闭没有了工资收入，由于盲文纸张越来越昂贵，由于妻子病魔缠身等多种原因，《心灵之窗》这个让世界盲人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进而关注中国的明天的小小窗口，不得不被迫关闭。
虽然我们以失败而告终，但并没有丝毫的悲观与失望。我们还在继续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我们依然深深爱着世界语。我们在世界各国还有许多许多的绿色兄弟姐妹，他们始终挂念着我们，每个月都寄来大批的书信、书籍、磁带和光碟等等。最近，我们又在《Itala ligilo》上读到一篇文章，那是意大利国家世界语协会主席、国家盲人儿童教育家Pier luigi撰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他和妻子们及他们的俄国女儿在唐山的日子里。那是2004年夏季，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为了出席会议，他们提前一周到达中国，准备就绪，意国朋友马上邀请我一家人去京陪伴他们。十几年的老朋友在京相逢，我们双方都很激动。他们在亚运村宾馆为我们订好了套间客房，用北京绿茶饮料招待我们。次日，意国朋友带我们到石景山公园、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游览。北京酒店里的商品贵得惊人，一瓶矿泉水就要十元人民币，一碟小白菜炒挂面要二十元人民币。为了给意国朋友节省支出，每当他们问起时，我们总是回答不渴，不饿。大会开幕那天，我和我的孩子都作为正式代表，陪同外国朋友一起出席了大会。大会不是很隆重，不像在其它国家那样受重视。比如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举行这样的国际性会议，代表一入境，就有举办国领导人接应。如果是残疾人次代表，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仅收取半价。还免费为盲人举办电脑培训班等。在89届大会上，各国盲人代表有几十名出席，而中国仍是我一个，真惭愧。
据最新统计数字，全中国盲人有一千六百万之多，竟然没有多少人走向国际舞台。这不是盲人本身的罪过，而是我们祖国的悲哀。在唐山，绝大部分盲人只有两种职业：一是按摩，二是算命。我们不知道别的城市的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我听说在北京有个残疾人五金橡胶厂，是供外国人参观的样板厂。该厂的盲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都在几千元上下。他们作为对外的样板，真是太幸运了。但愿中国政府多搞些这样的体面样板单位，让中国残疾人都幸福起来，快乐起来。残奥会免除了全世界残疾运动员和他们官员的一切费用，中国八千万残疾人谁来管？
1994年，我冲破各种阻挠，创办了亚洲第一期世界语盲文杂志《心灵之窗》。该杂志封面设计新颖，上为太阳，下为地球，中间是五角绿星与人类。在书名《Fenestro de Animo》页面上，是用盲文字板和锥笔扎成的明眼人外语字母“世界语永恒”，“世界和平万岁”等。杂志内容丰富多彩，栏目灵活多变，包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片断、中国盲文和汉语拼音讲座、中国民间故事、中国名人名诗选、中国民歌欣赏、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菜盘和生活小常识、按摩讲座、时事报道等应有尽有。该杂志每年出版四期，每期六十至八十页不等，大约二万五到三万单词左右，为四开本，诞生后深受各国盲人欢迎。荷兰的《接触》、德国的《盲人世界语者》、前南斯拉夫的《日出》、保加利亚《星火》和国际《世界语纽带》等世界著名盲文杂志，都纷纷转载《心灵之窗》的文章。瑞典的朋友读了我们的手写本杂志，脱帽向中国致敬。荷兰八十五岁盲老抚摸着它感动下泪，向我们赠送了价值三千荷盾的美国产盲文打字机。意大利通讯评论道：“一个中国盲人，用最古老的盲文书写工具，扎出了东方的奇迹。这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盲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盲人世界语组织得知此信息，汇来150美元定购 30册样本，以作研究。1996年，他们也效仿我们办起了世界语盲文杂志《Fratoj》，专门向世界盲人介绍日本，分别向27个国家免费赠送。我们作为亚洲的两家世界语盲文读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政府的支持，印刷设备和装订机等齐全。而我们，全靠两个盲人四只手孤战。因为在我国，政府不允许个体办报刊杂志，所以没有出版单位敢帮助我们印刷，只能用手工操作，一页一页地扎写。为此，我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睡眠时间。吃饭时，就放在写字台上一个窝头或馒头，边写边吃。我的妻子也很累。她主要是负责裁纸，校对和装订等事项。尽管如此拼命，我们一个季度也只能扎写三十到四十五本向三十至四十个国家免费赠送。每个国家只赠送一份。朋友多，杂志少，世界语者之间就互相传阅和寄递。一本杂志经过几千人阅读，到最后点字就磨平了，盲人无法再摸读。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办了135个月，共出了45期。到2006年底，由于我工厂倒闭没有了工资收入，由于盲文纸张越来越昂贵，由于妻子病魔缠身等多种原因，《心灵之窗》这个让世界盲人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进而关注中国的明天的小小窗口，不得不被迫关闭。
虽然我们以失败而告终，但并没有丝毫的悲观与失望。我们还在继续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我们依然深深爱着世界语。我们在世界各国还有许多许多的绿色兄弟姐妹，他们始终挂念着我们，每个月都寄来大批的书信、书籍、磁带和光碟等等。最近，我们又在《Itala ligilo》上读到一篇文章，那是意大利国家世界语协会主席、国家盲人儿童教育家Pier luigi撰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他和妻子们及他们的俄国女儿在唐山的日子里。那是2004年夏季，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为了出席会议，他们提前一周到达中国，准备就绪，意国朋友马上邀请我一家人去京陪伴他们。十几年的老朋友在京相逢，我们双方都很激动。他们在亚运村宾馆为我们订好了套间客房，用北京绿茶饮料招待我们。次日，意国朋友带我们到石景山公园、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游览。北京酒店里的商品贵得惊人，一瓶矿泉水就要十元人民币，一碟小白菜炒挂面要二十元人民币。为了给意国朋友节省支出，每当他们问起时，我们总是回答不渴，不饿。大会开幕那天，我和我的孩子都作为正式代表，陪同外国朋友一起出席了大会。大会不是很隆重，不像在其它国家那样受重视。比如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举行这样的国际性会议，代表一入境，就有举办国领导人接应。如果是残疾人次代表，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仅收取半价。还免费为盲人举办电脑培训班等。在89届大会上，各国盲人代表有几十名出席，而中国仍是我一个，真惭愧。
据最新统计数字，全中国盲人有一千六百万之多，竟然没有多少人走向国际舞台。这不是盲人本身的罪过，而是我们祖国的悲哀。在唐山，绝大部分盲人只有两种职业：一是按摩，二是算命。我们不知道别的城市的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我听说在北京有个残疾人五金橡胶厂，是供外国人参观的样板厂。该厂的盲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都在几千元上下。他们作为对外的样板，真是太幸运了。但愿中国政府多搞些这样的体面样板单位，让中国残疾人都幸福起来，快乐起来。残奥会免除了全世界残疾运动员和他们官员的一切费用，中国八千万残疾人谁来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