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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陆谷孙教授谈辞书编写有感
陆谷孙，复旦大学教授，《英汉大词典》和即将问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主编，最近接受记者访问，谈他编写词典的甘苦。读了记者的访谈后，我深有同感，从中摘录几段话，借以表达我编写词典的苦与乐。目前我正在修订八年前出版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我也愿像陆教授那样，把“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la sekreto de sukceso estas la indiferenteco por sukceso）当成座右铭，增强“定力”，精益求精，尽最大努力把修订工作做到底。
“词典出版了，作为编者，我像是坐上了‘被告席’。”
“在我理想中，只要有10人左右的团队，既是意志上的强者、业务上的强者，也是身体上的强者。有定力，或者通俗点叫‘铁屁股’。另外，要有字典头脑，又对搜集、分析、整理语料感兴趣。”
“‘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 to success’（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那是实话。谁想到过成功？再说，自己所做的就一定是成功吗？要说字典中的问题——无论英汉还是汉英，都有成堆的错误和缺漏。就一版接一版，逐步修正，精益求精吧。”
“大陆学者还没有人同时主编过两本巨型英汉、汉英词典，而海峡对岸是有的，我们要争口气编出姐妹篇英汉、汉英词典，而且质量要超过前人。”
“我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大事，性格就是 举轻若重 ，一点点小事我都非要好好做完才行。”2013年3、4月，陆谷孙大病一场，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出院后马上又改起了《中华汉英大词典》，陆谷孙说常常觉得时日所剩无几，只得拼命与时间赛跑。
黄永民回忆：“编一部词典要做上十几年冷板凳，太不容易了。十五年来，年事已高的陆教授不顾疾病笔耕不辍。我每次去他家总能看到他伏案工作，书桌上放着一叠叠厚厚的、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病重住院期间，我亲眼目睹他在病床上和年轻教师讨论词典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部大词典，陆谷孙还是担心会“问题成堆”，在词典编成之际，陆谷孙感叹“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
“语言是很重要的文化载体，我提倡做‘语言玩家’，让读者在词典里看到一些有趣的句子、短语、例证、条目，让编者享受到的某些乐趣，也能感染到读者、使用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陆谷孙说。
“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任凭你把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说得天花乱坠，一旦多数词条查不到，人们立刻对这本词典失去信心。反过来，如果能在待查的10个词语中找到八九个，那么读者与编者双方都会感到很满足。……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
记者问：您常说编词典是遗憾的艺术，《中华汉英大词典》能避免吗？
陆谷孙：不能。手头的《征求意见本》我看了150页，发现问题还不少……从第一稿开始，每次都是想办法改一点、再改一点。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时间修改……
记者：听说您编词典时常会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陆谷孙：去年此时生了一场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4月份出院，5月份又改起了词典校样。看到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标记，整个人都像在跟所剩无多的时间赛跑。
提到陆谷孙教授，就连复旦第九宿舍的小区保安单师傅也知道他在编一本词典，“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年纪这么大还在操劳，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临近结束，陆教授频繁地掏出纸巾，捂着嘴一阵阵咳嗽。“我现在的感觉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为什么，自信心越来越稀缺，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出版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从不忌惮英语的主编不时也有焦虑，但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期待，“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编者们即将看到洞口的光亮。”
陆谷孙，复旦大学教授，《英汉大词典》和即将问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主编，最近接受记者访问，谈他编写词典的甘苦。读了记者的访谈后，我深有同感，从中摘录几段话，借以表达我编写词典的苦与乐。目前我正在修订八年前出版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我也愿像陆教授那样，把“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la sekreto de sukceso estas la indiferenteco por sukceso）当成座右铭，增强“定力”，精益求精，尽最大努力把修订工作做到底。
“词典出版了，作为编者，我像是坐上了‘被告席’。”
“在我理想中，只要有10人左右的团队，既是意志上的强者、业务上的强者，也是身体上的强者。有定力，或者通俗点叫‘铁屁股’。另外，要有字典头脑，又对搜集、分析、整理语料感兴趣。”
“‘secret of success is indifference to success’（成功的秘诀就是不在乎成功）。那是实话。谁想到过成功？再说，自己所做的就一定是成功吗？要说字典中的问题——无论英汉还是汉英，都有成堆的错误和缺漏。就一版接一版，逐步修正，精益求精吧。”
“大陆学者还没有人同时主编过两本巨型英汉、汉英词典，而海峡对岸是有的，我们要争口气编出姐妹篇英汉、汉英词典，而且质量要超过前人。”
“我这个人做不了什么大事，性格就是 举轻若重 ，一点点小事我都非要好好做完才行。”2013年3、4月，陆谷孙大病一场，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出院后马上又改起了《中华汉英大词典》，陆谷孙说常常觉得时日所剩无几，只得拼命与时间赛跑。
黄永民回忆：“编一部词典要做上十几年冷板凳，太不容易了。十五年来，年事已高的陆教授不顾疾病笔耕不辍。我每次去他家总能看到他伏案工作，书桌上放着一叠叠厚厚的、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病重住院期间，我亲眼目睹他在病床上和年轻教师讨论词典中出现的问题。”
对于这样一部大词典，陆谷孙还是担心会“问题成堆”，在词典编成之际，陆谷孙感叹“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
“语言是很重要的文化载体，我提倡做‘语言玩家’，让读者在词典里看到一些有趣的句子、短语、例证、条目，让编者享受到的某些乐趣，也能感染到读者、使用者，那是再好不过的了。”陆谷孙说。
“与学院派不同，我顽固地认为，词典的第一要素是查得率，没有其他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任凭你把学术性、科学性、创新性说得天花乱坠，一旦多数词条查不到，人们立刻对这本词典失去信心。反过来，如果能在待查的10个词语中找到八九个，那么读者与编者双方都会感到很满足。……查得率是一个很低级的要求，但是符合了最广大读者的需求。”
记者问：您常说编词典是遗憾的艺术，《中华汉英大词典》能避免吗？
陆谷孙：不能。手头的《征求意见本》我看了150页，发现问题还不少……从第一稿开始，每次都是想办法改一点、再改一点。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时间修改……
记者：听说您编词典时常会陷入“走火入魔”的状态。
陆谷孙：去年此时生了一场病，被送进重症监护室，4月份出院，5月份又改起了词典校样。看到纸上密密麻麻的修改标记，整个人都像在跟所剩无多的时间赛跑。
提到陆谷孙教授，就连复旦第九宿舍的小区保安单师傅也知道他在编一本词典，“老人家真的不容易，年纪这么大还在操劳，身体也不是太好。”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临近结束，陆教授频繁地掏出纸巾，捂着嘴一阵阵咳嗽。“我现在的感觉是如履薄冰，不知道为什么，自信心越来越稀缺，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中华汉英大词典》（上）出版的日子越来越近，这位从不忌惮英语的主编不时也有焦虑，但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期待，“一直在黑暗隧道里爬行的编者们即将看到洞口的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