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出茅庐《金凤凰》Debutis la Ora Fenikso    (1959)

翻译练习，是学习外语的重要手段。翻译工作，是使用外语的广阔天地。从开始学习世界语之日起，我就与翻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完成课本所布置的作业之外，我从未间断过时时给自己找出一些程度适合而又感兴趣的材料进行翻译练习。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自己觉得从中受到极大的好处。
我自选的第一篇翻译练习是一则中国民间故事《黄鹤》，是在刚刚学完了第一个课本时，对照着手中的俄译文完成的。趁胡大姐从Sanio学习发音之便，曾经带去请他指教过。Sanio同志除了在原稿上略作修改之外，还专门写了一纸便函表示鼓励说：“一个完全自学的人，经过如此短期的学习之后就作出了这样的翻译，这一方面说明了学习者的努力。但也充分证明了世界语的易学好懂。”
后来我又试译了几篇中国民间故事，寄往EPCx投稿。全都没有发表。这些fusxajxo的质量是不过关的，但我的干劲和热心精神却引起了EPCx的关注。他们愿意帮助我，把退给我的译文每次都作了详尽的批改，有的达到了体无完肤的程度。而我正是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之中，找到了攀登之路。从这样一些实际练习中，得到了我国老一代著名世界语者张闳凡、冯文洛、方善境等人的指教。直到1959年春天，终于取得了一次有意义的突破：这一年第二期的EPCx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译稿《金凤凰》（Ora Fenikso）。算是我的初出茅庐吧。从那以后，我一面参加EPCx组织的《集体翻译》练习，一面也完成EPCx的约稿或自己找材料译了去投稿。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止，几乎每一期的EPCx上平均都有一篇我的译稿；最多的一次，竟发表了三篇。那时的CxEL和EPCx，是真正的世界语者在主导，他们宁可花几倍的精力为我们改稿，其实是用心良苦地在作义务函授，目光远大地为中国世运培养新人。他们为中国世运作出的这种无私奉献，令人一想起来就倍感温馨。前辈们相继离开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致以直言著称的李奈西老，感到痛心不已。

* 第一次过柴门霍夫节 Mia Unua Zamenhof-festo     (1962)

世界上现有的语言约五千种，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有自己的节日、旗帜、徽章、组织、Himno和理想，而世界语却具有这一切！这是由它的特点所决定的。世界语和别的民族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单是一种语言，而且还是一种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学习世界语的人不但谈不上有利可图，甚至还要准备作出一些个人牺牲，需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和经历坎坷的思想准备。Ulrich Lins博士甚至写过一本名著《Dangxera Lingvo 危险的语言》，专门讲述了世界语自诞生以来所历经的（包括Hitler和Stalin竞相争作的）各种迫害。这在一般的语言，是不可思议的。人们有可能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得知世界语，但是那些能够无怨无悔、长期呆在世界语者队伍里的人们，都不可能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或片刻的兴趣。集合在世界语旗帜下面的忠实信徒，往往是怀抱有为了人类的幸福甘愿自我献身的仁人志士。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语者的聚会总是充满了崇高和同志式的亲切气氛的原因吧！Zamenhof节就是这样的场合。
第一次正式而隆重地过柴门霍夫节，是在1962年，于郑州。那时我已经有了几位学习的伙伴：有忠厚长者之风的卢成之Sxinjxen同志，是四十年代在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学习过的老世界语者，CxEL会员；热情奔放，肝胆照人的鄢明伦同志，是最积极的会话练习者；聪明而文静的许国华Sxugoho同志，是能吃苦的实干家；还有一位少数民族（回民）世界语者沙铎同志，是对任何外语都感兴趣的外语迷。我们于1957、1958年间，出版过油印的世界语小刊《Verda Folio 绿叶》。我们经过一番准备，于1962年12月15日晚在我房间里集会，隆重庆祝世界语者的节日Zamenhof-festo！墙上挂着Zamenhof的照片和打字的议程。我们合唱了《La espero 希望歌》，朗诵了柴门霍夫博士的长诗《Al La Fratoj》，接着各人发表了一篇节日讲话。一切节目都用世界语进行。气氛是热烈庄严而郑重的。郑重得甚至都有些拘谨了。末了一个节目是照相。这张照片被发表在EPCx杂志1963年第二期第24面上，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很有意思的是武汉的世界语者同日也举行了集会。他们的照片与我们的刊登在一起。其中的主角张丹忱和李军同志，后来都成为我非常熟悉（而要好）的世界语朋友。

* 1963年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La Unua Tutlanda Kunveno pri Esperanto-laboro    （1963）

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于1963，1979，1984年召开过三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是经国务院批准召开的，于1963年7月25日至8月1日在北京举行。我很荣幸地受到邀请，却在最后一分钟受阻未能参加。当时我在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室工作，主管是两位总工程师。当我拿着请假条请他们批准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不但同意我请假，还在假条上批道：“胡国柱同志应邀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这是我厂的光荣......”大约这种光荣使他们很高兴吧，其中的一位老总笑眯眯地说：“让厂长也知道一下吧，礼多人不怪嘛。”按级别，本来我是完全可以不经过厂长批假这道手续的，但经他这一说，倒不得不去找厂长了。结果厂长认为世界语与工厂生产毫不相干，一百个不同意我请假。总工程师后悔莫及，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整个事情对我来说完全成为一首长恨歌。气愤之余我拍了一封电报，以李白的诗句开头，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并祝会议成功。电报员对这种诗歌电报，瞪大了双眼，以惊奇的目光来打量。
敬爱的陈毅同志出席了座谈会。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从事世界语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他说世界语这个工作“不是可有可无，是必须的，要大发展”。听说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UK）于1965年要在日本东京举行，陈老总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争取在北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还指示在国内各大城市把分会搞起来。他的这些指示，最初设想的是以十年为期促使实现，但后来中国人民经历的，却是意外的十年动乱。而在中国举行UK的愿望，一直等到1986和2004年才得以美梦成真。

* 未编完的《汉世词典》 Ne Finkompilita Cxina-Esperanta Vortaro     （1964）

由于不间断地进行翻译练习，我的几本世界语词典先后都有用破了。三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汉世词典》，到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还依然保持着“后无来者”的记录，而且成为珍本，颇不易得。现实逼得我练成了能把世汉词典当作汉世词典使用的本领。但这毕竟是很不方便的。我曾经盼望着，要是有一部完善的、根据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汉世词典》出版，那该有多好！人不能先知，一部真正优秀的《汉世辞典》，后来由王崇芳老师，以毕生的精力，独自编了出来，然后又经历了千难万阻，还是依靠了中国世界语者民间的力量，于2007年12月9日问世。
中国有句成语说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我国优秀运动员，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同志爱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我大为欣赏。这是一个有志气的人说出的有志气的话。何等地壮怀激烈！
1964年，我把身边的世界语朋友鼓动起来，一齐来攻关，有意填补汉世词典这个空白。我们商定了字典的规模、编辑方针和分工。准备收单词五万条。大体和当时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拼音词汇》相当。编辑方针是首先制卡片，把现有的几本世汉词典“倒”过来，把原有的几本汉世词典兼收并蓄，然后补充新材料，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整理，誊清。朋友们几乎个个表示支持，但真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是许国华同志，独自一人包干了制卡片的工作。五万多条卡片，从1964年底起，大约只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就赶制完毕了，装满了一口大纸箱。我的任务是负责对字典的内容进行审定，修改补充并且誊写清稿。到了1966年5月止，共完成了从A到H八个字母的全部编写誊清工作，共一万七千余条，约占全部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抄成七个巨型的分册，先后寄给了全国世协CxEL。这时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河南来到湖北。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留在许国华同志处的一部分待编的卡片在一场十万人的武斗中毁于大火，而我继续编出的J、K、Z三部字母的清稿又被作为“罪证”抄去进行审查，从此下落不明。武汉的世界语者张丹忱、徐道荣同志对这一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们还和我一起开会研究过如何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的问题。结果也因种种干扰，未能如愿。仅由李军同志油印出A、B两个字母，成为一页历史的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