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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毛选》五卷翻译 Kuntraduko de la Kvina Volumo de la Elektitaj Verkoj de Maux Zedong （1977）
1976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历史事件，使十年之久（1966-1976）的浩劫得以结束。“四人帮”被打倒了。正好徐道荣因出差来到我这里。我们登上公园里的一座小山，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的实况转播，心情十分激动。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我们赋诗唱和，欢呼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有一首七绝写道：
大治之期欣有日，东风催放花万枝；
但看满园春烂漫，嫩红老紫竞芳姿。
徐道荣的和诗是：
以求梦寐盼治日，共赏春暖花万枝；
爱世倍朗多俊杰，且看华夏展雄姿。
他把Esperanto用汉字音译写进第三句，音意双关，特别令我喜爱。
1977年4月15日，《毛选》五卷正式出版发行。在方老的相约下，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从第二天（16日）起就分头动手各译部分成世界语寄往北京外文出版社，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劳动，我胜利完成了出版社分派给我的三万多字的世译任务（记得第一篇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得到了一封从北京给我寄来的感谢信。回想起我第一次用世界语给北京写感谢信，到现在收到北京给我的感谢信，正好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年头（1956-1976），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二十年来，我未曾有一日间断过世界语的学习，今后也永远不会停止向新的高峰登攀。
《毛选》五卷的命运有些奇特：它只出了中文版，外文本的翻译虽然已经完成，但还来不及出版时就被叫停，因为书中的文字已经跟不上迅速发展变化的时局了。那时《EPCx人民中国报道》出版的周期也不够快，从毛主席去世到悼念特刊出版时，对悼念大会现场照片上的政治人物就不得不进行挖剪。那时没有电脑图片加工软件Photoshop，用手工剪裁删除的痕迹明显粗糙而不美观。许多年后的读者若是见了，一定会迷惑不解吧？
* 四十回首意更坚 Rekomenco ekde 40-jaragxo
敬爱的方老Tikos在文革期间，以“油印信”和出版油印丛书的方式，帮助大家的世界语学习。1977年末至1978年初，在与他有通信关系的“好世之徒”们中间，发起过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世界语和我》。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积极参加。可是那些在文革时迫害过我的人，这时又对我进行新的迫害。这些人按“两个凡是”的精神，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把我非法关押。这时我已经度过了十年炼狱，生活在群众之中。我曾经在劳改中搞技术革新，发明了本行业无先例的专用工具，被推广到外地外厂使用。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极好的口碑。尽管厂里的党政领导视我的世界语学习为不务正业，但群众们却认为我懂得“世界”的语言，而非常佩服。他们常常让我翻译手表上的外文，见我能够当场回答而高兴不已。我在关押期间的思绪，后来被写进《秉笔忆征程》这篇文章里：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他又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觉得这一段话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适用于世界语者。我的朋友鄢明伦就曾经收到过一位外国世界语者的骨灰。死者生前和中国朋友通信，死后还留下遗愿要把一部分骨灰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面对这位外国朋友的骨灰，不禁为他的广阔胸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而洒下了热泪。这样一些感人的事例，在我们多年的世界语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为世界语经历了坎坷，世界语也带给了我们珍贵的友谊和欢乐。我丝毫也不惋惜成为了一个世界语者。诚然，世界语者并非完人，更非超人，但现阶段的世界语者，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都超乎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我为此感到幸福和骄傲。我将为了祖国和人类的幸福，继续用世界语坚持工作、学习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秉笔忆征程》是我被释放后一气呵成写成的。回家的那天正好是我四十岁的生日。我虽然痛惜民族和个人的大好岁月被无端蹉跎，但也预感到国家前途的光明。那一天我写了组诗：《登攀·四十述怀》(1978-02-03)
（一）征途崎岖莫喟然，英雄玉成靠艰难。登攀总要多努力，坎坷历尽是峰颠。
（二）已到峰颠莫息酣，应知山外还有山。脚下只是新起点，揽月更在天外天。
（三）四十回首意更坚，豪情未减志九天。雄心但愿人长久，登攀再继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