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芒心曲爱中华 Armand Su[世界语学习论坛]

第 3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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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绝代赤子心

—— 我所认识的苏阿芒
国柱

     阿芒是个集毁誉于一身的人。而且，对他的毁誉，对比强烈，无以复加。
     恨之者欲其死，百般诋毁不算，还要逮捕下狱，脚镣手铐，刑上加刑，管制之严，有如犯人中的犯人。终至瘫痪，卧床不起，英年早逝。
     爱之者欲其生。喝采欢呼，近乎顶礼膜拜，国外尤热。五十几个国家，二十多种文字，为他发稿、出书、献诗、颁奖，推崇之高，有如诗人中的诗人。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并建有他的塑像。阿芒虽死犹生，永垂不朽。
     我和他只有一面之交。但相知甚早。六十年代就听人说起过他。当时的传言是说此人年纪虽轻，思想却很坏。但我并不轻信人言，凡事宁可自己判断。据我看来，阿芒之所以遭忌遭难，大多由于他虽算不得错，却不合时宜的言行而引起的。
     阿芒的“劣迹”，无非是在国外发表了大量的诗文。他年轻时的诗歌，多写个人情怀，直抒胸臆。1984年我与成太为其编诗集，这一类的诗歌共收123首，占其作品大半。但因都在国外发表，又是用外文写成，国内几无人知。
     直到1979年底之前，我也只读过阿芒的三首诗，还是从一本辗转借来的杂志上见到的。我记得，这是瑞典世界语学会的会刊La Espero 1963年第一期。封面是阿芒在北京天坛前的照片。西服领带，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穿西服虽然算不得错，但我想，在六十年代中国的大街上，这身打扮就不合时宜。
     刊物内有对阿芒的简介，虽只几行，但令我很佩服他的早慧：4岁启蒙，9岁学第一门外语，13岁就开始写诗。
     三首诗歌是Al Mia Koro（我的心），Pri Mi（谈谈我）和Jen Estas la Lasta Fojo（这是最后的一次）。诗都很短、押韵、上口。特点是真，出言无忌。比如第一首：
     啊，别为了往昔和回忆，
     深陷入痛苦，欲哭无泪。
     要知道苦难还会接踵而来，
     你要为此作好充分准备。
     这本是人生之常情，至多也只是诗人多愁善感的吟咏，但在当时，这最后两行诗就很触目惊心。试想，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人，却在国外发表痛苦的呻吟。这会作何解释？尽管从第三首来看是说失恋，第二首也说未找到心爱的女子。但我还是紧张起来，为他的担心，大大超过了自己“关门读禁书”的乐趣。
     不久，“文革”风暴骤起，我和一些世界语朋友，仅仅因为有过国际通信，或有一架外文打字机，或有一张地球的照片，无一幸免于抄家、批斗、审查、下牛棚。但阿芒并不知道收敛，还在写他的诗；还在向国外投稿。尽管他写的是《我爱你，中华！》，但终不免下狱，判了十五年徒刑。在狱中，又因为写诗和直言对江青的不满，再加判五年，这就是他大不合时宜的代价。但他仍不改悔，用生命来写诗篇，这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狱中诗抄》。
     1979年1月19日，阿芒得到平反。
     4月29日，《光明日报》用第三版整版篇幅介绍他的事迹，引起轰动，一夜之间，阿芒成为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各种社会活动、采访、接见、开会、讲话使他应接不暇，其间他也出席了8月27日至31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国家级世界语会议。他的外语口语极流利，但我从与会归来的代表口中听到有关他的一些琐事，似乎他仍然不知时宜，例如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少女挽手而行，虽算不得错，却还是令人侧目的。
     看来阿芒是做自己想做的事。1979年秋天，他作了一次南下的世界语之旅，日程表排得满满的：9 月26日去镇江，拜访王崇芳；27日去苏州，拜会陈世德；9月30日去上海，会见施以明；10月1日出席上海世界语者在人民公园的欢迎会；10月2日拜会巴金和潘逖书（访徐声越教授未遇）。原来的计划还有买舟溯游而上，访问黄石和武汉，后来因为要开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提前返津了。
     我直到1979年11月15日，阿芒热已降温后才第一次给他写信，感谢他为我主持的《翻译实习》读者寄来五首诗歌。1979年11月21日，他很快给我回了信。我记得这个日子，是因为正好是两年之后的这一天，我和他第一次相见。阿芒的信不长，原文如下：
“亲爱的国柱：
     衷心感谢您的来信。因太忙，我寄给您此明信片。
     您是我们的才子，我读过您写的《世界语诗词格律》一书。
     您可以从《绿萤》和《中国报道》中读到关于我的报道。
     因患病，我就不去长沙了，但我们后会有期。明年五月想去武汉。
     衷心敬礼
                          您的阿芒 ”
     他说读过我写的《世界语诗词格律》一书，使我很惊讶。因为这本书始终未出版，最初只油印了一百册，不可能寄给狱中的他。
     第二年，（1980）4月20日他和瑞玺结婚，也许是为此，五月份来汉的计划未实现。他的结婚照我是从国外刊物Heroldo de Esperanto上见到的。也许这又不合时宜。
     后来他去了一次安徽、江苏。我又听到有关他不合时宜的故事。但他本人似乎并没意识到，反而还要把这些事写成诗，而且还要四处找地方发表。后来我们为他编诗集，这些诗都被入了另册，编在《集外集》（第六辑）里。而他似乎始终未能弄明白，为什么这些诗就不能入正册。但据一位当时为写《苏阿芒传》而采访他的同志告诉我：“与阿芒交谈时，他提及您最多，也最信赖您。”这样，他也就同意我们对诗集的编目安排了。
     1981年冬天，我第一次有机会北上。我取道南京，绕道镇江，再赴天津，这样就第一次见到了崇芳和阿芒。虽然是在两地分别会见，而不是原来盼望的“鹅湖之会”，但还是终身难忘的。
     1981年11月21日下午，我冒着严寒，很快地找到了天津马场道89号三楼阿芒的住所。为我开门的是阿芒的母亲，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而阿芒则面色焦黄，久已不能自由行走了。
     我用世界语向阿芒问好，他立即认出了我，十分兴奋，不顾病体，硬是扶着家具的边沿，艰难地移动过来。
     我们开始了一场奇特的交谈。我一直用世界语讲话、谈诗、论文、报告我知道的各种世界语消息。阿芒听力很好，完全理解我谈话的内容，但他已丧失自由说话的能力，发音含糊不清，且不时有口水流出，不能自禁。他不顾行动不便，艰难地从匣子里翻出许多世界语书刊和国外杂志给我看。这些资料大多发表有他的作品：或原文，或译文。语种很多，包括我们平日很少见到的罗马尼亚、瑞典、荷兰等国文字。
     我很惊讶“十年浩劫”之后这些资料如何还能留下。听他介绍，原来在“文革”期间曾经秘密转移到亲友家，所以几经抄家，尚能部分保存。
     问及他的生活，他这时已经有了小女儿，取名Ina，年方三个月。不久他夫人小王回家喂奶，气氛更加热烈。小王亲切，好客，开朗，健谈。她自称祖籍湖北。又告诉我阿芒在地震棚中，煤油灯下，坚持打字写稿一年多的情况。她又张罗晚餐，请我吃饭。席间她说，阿芒投稿虽多，却从未有过分文稿酬。国际邮资，全部自费，这笔开支就不小。这些情况，别人并不知道，也难以想象。
     时间在亲切愉快的交谈中飞驰。夜色愈来愈深。我不愿过分影响阿芒休息，提出告辞。但阿芒兴犹未尽。他取出纪念册让我题词。我也拿出纪念本请他留言；但他已不能写字，只艰难地为我签了一个名，形状有如一个速记符号。他又主动提出要与我合影留念，俩人就分坐在小茶几旁的一对沙发上，由小王摄影。他见我取出随身携带的小绿星旗，便也要小王拿出一幅同样的旗帜举在手中。我又送他一枚黄石的绿星章，为他别在胸前。他非常之高兴，笑容满面，留下了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一直在我案头玻璃板下，伴我至今。
     1983年，黄石世界语函授班KEK成立，我们聘请阿芒担任进修班教师，请他为《函授通讯》写稿，为我的《世界语诗词格律》一书写序言。尽管阿芒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对于有利推广世界语的任何工作，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推托。他在序言中也再次提到我们的那一次见面，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84年，我与成太受KEK委托，为阿芒编诗集。这是我们通信联系最多，也是对阿芒真正深入了解的一年，我们读到阿芒亲自提供的几乎他全部的世界语诗歌。最后编成六辑。其中，正文五辑，共192首；集外集一辑，14首。
     读了他的这些诗歌，使我获得两点最深刻的印象：一是才华出众，一是赤子之心。
     才华出众，有发表于五十多个国家的作品为证。
     赤子之心，见诸于他的作品和言行。他的种种不合时宜的举动，我认为从这里都得到了解释。
     王国维先生（1877-1927）在他的《人间词话》里说，诗人有两种，一种是客观之诗人，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如《水浒》、《红楼梦》的作者；另一种是主观之诗人，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如李后主 (937-978) 是也。
     阿芒一直是个“待业青年”，没有工作岗位，自然也没有阅世处世的经验，所以他的行为没有禁忌，言论没有禁忌，全凭赤子之心，歌唱祖国，歌唱爱情，爱时敢于说爱，恨时敢于说恨。从这个特色来说，他的优点给他带来不幸，而他的不幸也正造就了他的优点。
     1984,85,86年是中国世运高潮迭起的年代，先后召开了两次昆明会议，一次武汉会议，一次北京UK，都是全国世界语者的大聚会，但阿芒因健康不支，无法出席，令人大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慨叹。每逢这些场合，KEK的朋友们必定给阿芒寄去大会首日封，上面签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让阿芒感到他永远在温暖的友谊之中。
     1986年还是阿芒五十岁生辰。成太为之写了贺诗，后来在日本的世界语文学刊物Preludo（前奏）1987年二月号上发表。这首标准的十四行诗 soneto被杨延本同志译成了四首五言绝句：“今夜望繁星，灿然似见君……”。
     1987年，宗琨自费赴华沙参加世界语百年大庆，在北京等签证护照时，专程去天津看望了阿芒，给我寄来一张现场拍摄的阿芒彩色近照，已是骨瘦如柴，病体支离，当年天坛前的英俊少年不复存在，看了令人心酸。
     1988年阿芒生日时，我写了rondelo寄赠给他。他没有回信，也没法回信了。
     终于，就在亚运会开幕之日，阿芒撒手而去。由他的夫人讣告于我。噩耗飞来，既在意中，又在意外。
     说在意中，是因为阿芒病体日渐恶化，一步一步，先后丧失了行走、说话、写字、打字的能力。
     说在意外，是因为阿芒毕竟才54岁，正是人生的金秋，本该结出累累硕果的季节。
     他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有成就的杰出人才，却又偏偏是最早去见柴门霍夫大师的一个。
     一幕幕往事飞速在我眼前闪过。在心潮起伏之中，想着他的老母，贤妻，幼女，该是何等悲伤的诀别！我用中文写下了《江城子》，又用世界语写了两首cxineskoj 《如梦令·悼阿芒》，并且立即通知所有与我有联系的世界语朋友；首先是成太和力源，于是有了Penseo和《绿穗》悼阿芒的专刊。这是我们唯一能献给阿芒的一瓣心香。
     阿芒一生不知忌讳，也不忌讳说“死”。他认为“死亡并不是终结，而是另一种开始”。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始呢？我以为，是“永生”的开始。
     一如大诗人普希金所说的，阿芒以自己的诗句“为自己建造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在珍贵的诗歌当中，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还想起了莎士比亚的名句：“只因永恒的诗和你同春，这诗就流传就教你永存！”
     阿芒是无愧于这些诗句的。
     阿芒安息！
     阿芒不朽！
     1990-11-21会见阿芒的纪念日子里
     汉语原文发表于1990年第三期（总第四期）《绿穗》季刊

Guozhu
Kia laboro, tia valo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