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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玉明(Seimin)，1941-，世界语专家，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
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于1965年毕业。从70年代开始，一直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持世界语广播的《文学节目》。1985年，被聘为副译审；1986年被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1991年，晋升为译审；1992年，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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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献身、忘我
——记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翻译家谢玉明
刘俊芳
手捧着一本新书——世界语版《红楼梦》，要说当时的心情是“心潮澎湃”，并不为过。因为，至今人们只用日语、英语和法语翻译、出版了这部文学巨制的全本；世界语版的《红楼梦》问世，使得世界语在传播中国古老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也使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语文学宝库中占据了应有的一席之地。这对于我这个从事了30多年世界语对外广播的人来说，心情之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有人说，它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里程碑。这一评价贴切、中肯。因此，我自然就想到了建造这座丰碑的人——翻译家谢玉明同志。
谢玉明，1941年出生在福建省一个偏僻的山村。他的童年就是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中度过的。他的左手食指因儿时得病无钱医治而被截去一部分；也正是幼年的艰辛，养育了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顽强奋斗的个性。
谢玉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于1965年毕业。大学期间，世界语是他的第二外语；但是，世界语不但易学、易懂、逻辑性强，而且蕴藏着人类大同的共同理想，因此，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吸引了众多志士仁人为之披荆斩棘、奋斗不息，也使新中国的不少年轻人着迷，谢玉明即是其中之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中央广播事业局援外处工作。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开播不到一年，需要人手，经领导批准，他被调到世界语组工作。从此，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语的对外广播工作。他对事业的那份执着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劲头，着实令人钦佩。
一般来说，聪明的人往往疏于勤奋；勤奋的人往往又缺少点聪明。但是，要成就某项事业，二者缺一不可。谢玉明同志就是把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说起他的勤奋，故事可太多了。
谢玉明同志调来世界语组不久，就到京东双桥广播器材厂锻炼。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业务学习，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经常是在工厂下班后，骑自行车到办公室来听世界语录音带，读世界语杂志、书籍等。深夜再骑自行车回双桥，往返少说也有六七十里路，白天照常上班，从不迟到、旷工。
“文革”中，谢玉明同志被首批遣送到干校，并转战嫩江、淮阳。当时就有不少有关谢玉明在干校干活的佳话。刚到淮阳时，干校初创，新建的房子需要抹墙。别人抹墙要几个人一室，抹了东墙抹西墙，抹了南墙抹北墙；谢却独处一室，把和好了的泥均匀地甩到坯墙上，再一手一只抹子，左右开弓，很快便大功告成。除此之外，有时还要接受批判。干校那种“高温高速炼红心”的客观环境和高压的政治气氛，当时去过干校的同志一定还会记忆犹新。即使在那种环境和气氛中，他仍然不忘业务学习。连蹲厕所的机会也被他用来记单词。记得当时由于进口书籍太贵，世界语组只从国外买了两部世界语原文大词典。平时使用的只是一般的字典，词汇量小，解释也比较简单。谢在阅读时发现一些新词，便写信给我，让我查阅原文词典，把解释用打字机打下来寄给他。经过几年刻苦攻读，世界语的大小字典当中的词汇差不多都已装在了他的脑海里；而且，他还编纂了《世界语分类词汇》以及《近义词》和《反义词》词典。1975年，世界语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在1周内刻写、油印、装订成6册1套，共40余套；不仅做到世界语组人手2套，还支援了兄弟单位。此举罕见于国际台，于国内外亦委实不多，因此不仅为我台、而且也为兄弟单位的业务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谢玉明同志于1972年回京。当时组内同志打字速度较快，这对工作和业务学习都大有裨益。他便决心学好打字。但这谈何容易!因为他的左手食指有残疾，这一手指对打字却至关重要，它要照管五、六个键。谢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而代之以刻苦训练，白天练，晚上练，很快，他打字不仅速度快，而且几乎准确无误；这恐怕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跟他高深的业务造诣也不无关系。
直到1991年，谢玉明的家里仅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这还主要是为女儿准备的。几十年来，除偶尔看看体育、杂技节目之外，谢玉明几乎从不看电视，也极少看电影，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世界语的学习、研究、翻译、修辞、定稿上了。这大概是绝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
说起他的聪明，故事同样也太多了。
谢玉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1965年毕业时，只保留了一部俄汉词典。其余资料，包括教科书、讲义等等，均作了它用，内容大多装在了脑子里。
谢玉明多年坚持不懈，对世界语单词死记活用，从广博的阅读中吸取精华而融汇贯通，深入整个语言，把握其神韵，领悟其灵气，使得他的世界语语言造诣颇深，人称“活字典”。
他的聪明还表现在他的多才多艺。中学时代，曾两次参加福建省体操比赛，大学时代，曾是北京大学体操队成员，还是西乐队成员，拉中提琴；写的一手好字，而且可以写出不同风格的字体；缝纫技巧颇佳，很多女同志也自叹弗如，其成品绝不亚于市场出售的产品。
他对事业的追求，从他自己的话里即可见一斑：“干什么都不能忘掉世界语；干起世界语，可以忘掉其他一切。”
谢玉明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这是他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因素。搞业务是如此，日常生活亦如此。一次他抚弄别人的小提琴，有人开玩笑地讥讽道：“你小子缺根手指，还想学提琴!”他憋了一股气，找来一把小提琴，抓紧一切时间练。数九寒天，为了练习方便，他脱掉空心棉袄，关在房间里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便能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了。
谢玉明对对外广播事业的执着和贡献更是令人称道。
从70年代开始，他主持世界语广播的《文学节目》。该节目从上古时代起，逐朝逐代介绍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史、重要人物及其作品，作品又包括诗、词、歌、赋，其难度可想而知。节目播出后，受到听众的欢迎，受到世界语界的重视。后来，兄弟单位曾想调他去工作，那里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后勤保障诸方面，都要比电台好得多，况且，台内有多少业务骨干想方设法调离了国际台；而他却安于清贫，不仅积极参与广播节目，而且热心助人，有求必应，为日常宣传、业务建设等等，默默地为广播事业已经工作了30多年。精神可佳!
由于他在世界语上的高深造诣，于1986年被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国际世界语学院是国际世界语界最高权威的学术机构。他是新中国的第2位院士，也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1985年，谢被聘为副译审；1991年，晋升为译审；1992年，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在国内世界语界，谢玉明是尽人皆知。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从不傲视别人，而总是以普通一兵身份出现。而且，幼年的艰辛，使他养成了艰苦朴素、不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从他的衣着，人们绝难看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谢院士，还以为是从哪儿来的一位农民兄弟。一次，我们去外单位开会，传达室的同志唯独把他拦在门外，仔细盘问后才予放行。
最后，还是回到《红楼梦》上来吧。大家知道，《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集中国古代艺术，包括文学、建筑、医学等等之大成；能够读懂已属不易，说到翻译，则更为困难。前面提到，在他之前，《红楼梦》只有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全译本；节译本就比较多了。无论是全译还是节译，译者只有2名是中国人——英译本的杨宪益和世界语译本的谢玉明。法译本的译者李治华是华裔法国人。与杨宪益合译的是他的夫人、英国人戴乃迭(Gladys)。所以，谢玉明是把《红楼梦》译成外文的第2个中国人；而世界语译本是惟一由中国人独自完成的译本。也就是说，谢玉明是独自把《红楼梦》译成外文的中国第1人。
笔者曾问谢玉明，出于什么初衷，要把《红楼梦》译成世界语，谢回答道：
“1984年，有2位同志敦促我翻译《红楼梦》，我却犹豫了几个月。期间，听说早在1980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一位负责人提出请英国的著名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从英文版转译，但对方一直未作答复。我想：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翻译中国自己的古典名著?于是我开始试译。‘此开卷第一回也!’‘通灵’‘偈’如何译?这第一回就难住了，还怎么往下走?我就想走捷径：照英文版翻译。我国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编辑部的2位同志帮着借来了一套。我想，既然是借来的，不能损坏，就用打字机抄下来，并弄成活页，抄到第39回时，有人告诉我西单外文书店有售，我就去买了一套。自己的抄本便留作了纪念。”
“1985年冬，世界语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非常诚恳、又十分理解地对我说，希望我能和那位英国诗人合译。我未置可否，内心却为之一震：中国世界语界不乏高明，进言者的水平也不低，为什么只信老外而轻视自己?我下定决心，不顾一切，豁出去十年二十年，总能把它译出来……”
听到这里，笔者深有感触，不禁又问起翻译过程中的甘苦，谢玉明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我照英文版翻译。英文版系杨宪益教授和英国专家戴乃迭伉俪合译，想必是高水平的译作，非常可靠。几年后(1988年)，稀里糊涂地译到了第87回。话说妙玉归庵，掩了门，屏息垂帘，跏趺而坐，……She quietly let down the curtain，不看原文，绝对没错。读了原文，我也没发现不对，照搬就是了。突然觉得，盘腿坐下之前，为什么要把帘子放下来，而且非屏息不可?我四处请教，才知道‘垂帘’是耷拉眼皮，眼睛眯一条缝，余光观鼻，鼻观心，心照丹田。看来，英文版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我必须补课!骑车到京城各大书店，包括旧书店，购进一大堆书——中医方面有《黄帝内经》、《医古文》、《中医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内科学》、《药用植物学》、《腧穴学》等10多种；古代哲学方面有9本不同解释、不同时期的《易经》、3本《老子》，3本《庄子》，还有《悟真篇》，儒、佛方面的书。我还把穴位名称、易经中的卦爻辞抄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以随时背记。
“以前，我不读《红楼梦》，嫌它婆婆妈妈；这次才发现它是旷古奇书，空前绝后。
“第一回里，英文版漏掉400多字。为什么?版本问题。杨先生是根据脂戚本翻译的，而程本、戚本、包括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中第一回内，均无石头求僧道携至温柔富贵乡，那僧最后大展幻术将顽石变成鲜明莹洁的美玉……这一大段描述，我只好自己补上，并且找来不同版本作比较。
“在修改过程中，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几条标准，或曰原则：
“首先，神韵足，传神达意不拘泥。
“其次，适当作弥补。原文中有不少同音、谐音，无法对应，就要利用世界语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在他处作谐音、调侃，这样，在整体上就称起来了。
其三，译义到位。比如第八回的‘狐腋箭袖’，英文版中只见‘狐’不见‘腋’。殊不知狐腋狐肷比一般的狐裘名贵多了；又如第14回的‘归身’，英译中有‘归’无‘身’，此‘身’乃归根之中段，其力与性异于归尾。
“其四，言语个性化。刻意于几位主要的，如凤姐、宝玉、黛玉、宝钗、贾政。又如刘姥姥，让人一读就知悉其谈吐之特点与贾母迥异，并想法让这位村妇三进荣府，一次一次地有色彩上、语气上的区别，因为她老人家虽目不识丁，却天性机敏，纯朴中透出点狡黠。
“其五，区别开人物对白与叙述语言。对话中(宝玉与黛玉是例外)不用新词、生词，不套从属句，尽量使其简洁轻快；描状则用长句，细腻连绵，同时有一定的跳跃跌宕。
“其六，尽量避免同语同词重复。孜于行文洒脱清新活泼而不滞不板不干。
“其七，慎重取舍。古文没有标点，不分段，所以处处必得有‘说道’‘问道’‘笑道’，一件事、一个情节，必须以‘且说’‘话说’起头，以‘不在话下’‘一宿无话’等过渡。今之文章有标点，可分段，对此就可有所舍弃；杨先生全译了出来，就显得拖泥带水。
“《红楼梦》里的人名多有蕴意，连仅出现一次的‘霍启’也不是随便起的。但一成了拉丁字母就面目全非，原文之涵蓄荡然无存，而且还容易混淆。杨先生是一个不落地译了出来。我在修改中则煞费苦心作取舍，或意译，或以普通名词代之，或干脆略去不提，以免使读者产生误会。比如第13回有个贾蓁，译出来就和贾珍一样了，只好委屈一下前者，让他别来参加可卿的葬礼了。
“其八，尽量避免字面上看懂而望文生义。比如第19回，茗烟对宝玉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I′d forgotten her house.这一直译，不知英文读者能否明白是茗烟自责没能及早想到去袭人家玩(下文明言是他带宝玉上花自芳家的。此处牛津的霍克斯译得更不对了：But I′ve forgotten where they live.)
又如第40回中，刘姥姥高声说道：‘……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此处杨先生译作：To gobbleen enormous sow.显然又是字面翻译。此‘老’非老，更不是庞大、穷凶极恶的enormous，实指刚下崽的母猪，饿极了，其‘吃相’可想而知。再如‘昨儿’与‘昨日’，‘明儿’与‘明天’不同，不能都是yesterday或tomorrow。
“有些小问题，并不影响阅读与对情节的理解，偷一下懒就过去了，但较起真儿来是踏破铁鞋无问处，比如第52回的‘汪恰洋烟’与‘伊弗哪’，英译是Wangchia foreign snuff和Yi－fu－na。我顿生疑窦，杨先生偕其英籍夫人不知此洋烟?既是洋烟，必有来处，但查不到，问不着，问了2年，‘绝望’中我爱人不知从何方宝地得来一张小纸条，我再去问曾在弗吉尼亚住过的广东老人，方知汪恰洋烟乃英语之Virginia，如今是‘弗吉尼亚烟叶’；‘伊弗哪’，ephedrin，现在叫‘麻黄素’。
“译红之甘苦可见一斑。此苦勾你七魂六魄，令你发愁发狠发愣，此甘则泛于此苦，常于搜索枯肠不得一味，满腔无明火之际，或于厕内或在途中袭来一线辉晔，似乎神助而可遇不可求，如神瑛侍者灌以甘露，周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
“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些枝节，最难的是诗词、联句、对联、灯谜、牌令、酒令，尤其是诗社活动，李纨一阵评述，得让外国读者、懂诗的人，看出道儿，钗黛的诗为什么好，高在哪里，雅在何处，而且还要看出钗之凝重、机圆，黛之轻灵、飘逸。
“这头40回，我改了6遍，每遍都改得一塌糊涂，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打出清样稿来再改。十几年来，我不回家奔丧，轮到出国也不去。(世界语部每年可有一人作为记者采访国际世界语大会，少得可怜，故而轮流出行；所以同事们都关心我，希望我别放弃。)每年也不去休假，真是到了不顾一切，六亲不认的地步。即使如此，还是顾此失彼。比如第27回的葬花诗中有一句‘花开易见落难寻’，(此句英译是Fallen,the brightest blooms are hard to find；)一直改到第5遍时，才突然感到此‘难寻’与上句的‘难寻觅’不是用词重复，联系下面的‘闷杀’与‘独倚’，当指人世之炎凉——花开之时易见一群一群的人，您赏我观好不热闹；但花落却无人理会，而是任意践踏，岂不似后来的龚自珍所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至于第35回的‘撞客’，(英译是I knocked into a friend)却是在改第6遍时，老翻译家李士俊先生提意见时得以改正的。其实，‘撞客’在第25回出现过，指鬼神附体或撞见无常了。更有甚者，出版(周汝昌专门为世界语版作序)以后，拿在手上一看，‘西门庆’成了Xi Menqing!你说该不该打屁股?
“诚然，译者仅我一人，但成果是大家的。这并非虚词——不仅世界语部的同事给主意、给时间、给方便、给照顾、给参考书，而且国际台其他同志，只要一听说，就主动关心，不少同志还帮助查、借资料。至于能问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全力以赴，花大钱、出大力，特别是搞校对、通读、对读的几位同志，不辞辛苦，一丝不苟，一遍又一遍，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此无法枚举，一并致于谢忱!”
这就是谢玉明的为人，这就是一位翻译家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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