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老友重乡情 Al Amiko[世界语学习论坛]

第 2 楼

石成泰《为有源头活水来》选读
http://www.elerno.cn/emhistorio/elibro/AKVO.CHM （可能因为用了CHM格式，世界语学习网上的这个电子书已经打不开了）

世界语文艺小刊《三色堇》也是在国柱提议下创办的，我当编辑，国柱成了主要撰稿人，他还叮嘱我特地在小刊上开辟了“Pagxo de Cxinesko”专栏, 做把中国古典文学中词牌引入世界语诗坛的开山尝试。那个栏目甚至引起国外世界语诗人的关注，英国的克里斯·隆（Kris Long）和爱尔兰的脉望·玛伦（Meva Maren）都填了词。

一九九四年初冬，林力源下海，在广州开办函授，我在那里打工，也邀国柱来工作，和他在同室相处了两个月。那是我在世界语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小高潮。在他的激励下真可说是文思泉涌，创作了几篇小说和一些诗歌，其中我们两人最钟情的是组诗《花蕾初绽》（Ovra Burgxono）。我们每天谈诗论文，乐不思蜀。后来嫂夫人老孙召他回府，他离开后，我的灵感也没了，那个小高潮就成了美好的回忆。真是“胜地不常，盛筵难再；兰亭已矣”！回想起来，也算是体会了一番古人“疑义相与析”的境地。

我们的合作异常默契，小刊《三色堇》纪念巴基和卡洛柴专号上，巴金先生和卢剑波教授的信件，就是他译成世界语的。后来他写《胡说集》里的随笔，我写《闲居琐话》，写成之后相互传阅，心领神会，自得其乐。我们是相互信赖的朋友，更是难得的铮友。二○○○年，我去深圳打工，那时小刊《三色堇》已经出到一百期，临走前编辑到一百零六期。原来是想出去散散心，体味一下“商海”的滋味，也为创作积累点儿素材，几个月后就回来，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两年。他新写的“说项”诸篇妙文，我也没有读到，因为我在深圳不能上网。小刊的组稿、编辑工作也难以延续。

小刊出版延误，引得国柱发怒。去深圳前约定好的出席在常德举办的“毛自富世界语创作研讨会”一事，也告吹。这个会我是策划者之一，原定由我来做报告，谈自富的创作与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我没参加，就改由国柱来做了，这更使他极为不快。在他看来，世界语者的使命是至高无上的，“君子安贫”，打工混饭吃不是，至少对我来说不是，不参加世界语活动的理由。

二○○○年十一月在福州开全国世协理事扩大会议，我们都参加了。他就在有“三色堇人”（Penseanoj）林力源、陈在维和王崇芳在场的时候，对我提出“弹劾”，甚至在会议发言中当众指责我为世运的“叛徒”。我理解他对我的期望，但也觉得委屈，后来也给他写了一封信，还请毛自富把信在网上公布了，算作我的申诉和检讨。小刊由他交给别人去编，成了编辑一人的“独角戏”，背离了我们原来的办刊宗旨。会议期间，我向他做了解释，他也看到我在《中国策划》杂志上为研讨会刊发的报道和照片，才肯见饶。一天早晨，刘伟壮进了我住的房间，说国柱有一个建议，我们一起出去吃早餐，我立即回答：“同意，但我也有个条件，即由我来买单”，这时候，国柱突然迈步进来，说：“我同意。”于是满天乌云总算散去了。

二○○二年三月一号，我从深圳回来，住到大庆，世界语文学工作又成了我生活中的主课。着手编辑我历年在国内外世界语刊物上发表的作品，打算编成两本文集，毛自富帮我起了世界语的书名，叫“Vento sed kun spuro”，中文就叫《风过留痕》了。我请国柱写序，于是就有了他《说项集》里的“异彩纷呈去来今”一篇。可惜由于我的电脑被病毒侵入，六七个月的劳动--编好的文稿--全打不开了，这两本文集至今没能付印，只好找时间重编了。他也让我为他的文集《说项集》写序，我当然得写，就写了一篇《空谷足音》，因为他自己已经写了序言，我的这篇就建议他作为“后记”，不知为什么，书印出来了，我的“后记”却被安排在里面，当成读者的“读后感”了。老友关心我的世界语运动工作，东北三省世界语者在哈尔滨举办“合宿”活动，他为了确认我是否参加，还用电子邮件方式搞了个“调查研究”，当祝昕回函说与我在会议期间有过亲切交谈，他才放心。

二○○三年，我主要搞世译汉的工作，把克罗地亚作家斯太涅尔写的《西伯利亚七千天》一书和伊万娜·布利奇-马祖拉尼契的童话《小学徒赫拉皮奇历险记》（Mirindaj aventuroj de metilernanto Hlapic）译成汉语，得到国柱的鼓励。延吉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期间，我们又有机会就今后用世界语的工作（per Esperanto）交换意见。他要看我的译文，就给他一张《西伯利亚七千天》一书三十万字译文的光盘。我为法国出版的世界语文化刊物《杂志》写文章，他读了很高兴，不再担心我会“kabeis”了。我也向该刊编辑介绍了他，于是季拉赫夫人（Madeleine de Zilah）去函向他邀稿。

Guozhu
Kia laboro, tia valo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