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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张老照片上，可以见到陈原、张企程，但是没有Jelezo，网上也找不到三人的合影。

☆ Verda Triangulo
 
Chen Yuan, Zhang Qicheng kaj Jxelezo,
perfekta verda triangulo
de historia akumulo
en cxina E-movada mezo.

Duon-centjaro da komplezo.
Rekordojn kreis ekde nulo.
Chen Yuan, Zhang Qicheng kaj Jxelezo,
perfekta verda triangulo.

Spite al jardeka frenezo,
fusxo de politika hulo,
per sagxa konduko stimulo,
gvidas nin al nova sukceso.

Chen Yuan, Zhang Qicheng kaj Jxelezo.

叶籁士、陈原和张企程，是中国世运中（尤其是新中国时期）的最佳铁三角组合。这三人都是终生的世界语者，参加革命早，在中国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1956年7月，新中国第一次派出了一个正式的三人代表团，赴丹麦参加第四十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正是由他们三人组成。回国以后，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宣传和介绍世界语的文章。全国世协也恢复了活动。苏阿芒、王崇芳、胡国柱、石成泰……都是在这个时期得知世界语，并且走上了世界语者的人生道路。

http://baike.baidu.com/view/63012.htm
叶籁士（1911～1994）

文字改革专家和活动家、世界语者。原名包叔元，笔名叶籁士、罗甸华、索原等。江苏省吴县人。曾就学于上海立达学园和日本高等师范。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历任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的负责人，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编辑，华东新闻出版处副处长，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主任，华东人民出版社社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顾问，汉语拼音方案 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一届党代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他积极参加讨论，提出“只有实行拉丁化才是解决大众语问题的正确途径”的主张，得到广泛支持，从而掀开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序幕。在这方面他著有《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 《工人识字用的拉丁化课本》（均为上海中文拉丁化研究会，1935年）、《拉丁化概论》《拉丁化课本》（均为上海天马书店，1935年）4本书。其中《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一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拉丁化新文字的书，是新文化运动初期印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共分5部分：中文拉丁化概说；中文拉丁化的原则；北方话拉丁化的方案；拉丁化和知识分子的使命；附录——拉丁化和汉字的对译读物。《工人识字用的拉丁化课本》是国内第一本拉丁化课本。

http://data.book.hexun.com/4141_2530487C.shtml
　　陈原：1918年生，广东新会人，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和出版家，首届"中国韬奋出版奖荣誉奖"得主。曾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首任所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1949年9月起，任三联书店编辑室主任；1951年2月起，先后任世界知识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字改革出版社总编辑、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总经理；1984年起，任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用系教授等。策划和领导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汉英词典》等辞书，组织策划"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参与了《读书》杂志的创办并主持《读书》杂志，主张"读书无禁区"。2004年10月26日在北京逝世。

http://baike.baidu.com/history/id=1089450
张企程

这是本词条的最新版本，由981059152于2006-12-21贡献。   
张企程，又名明伦。浙江吴兴（今湖州）人。三十年代在左翼世界语联盟从事国际通信工作。四十年代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华侨报纸从事翻译工作。１９５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际新闻局编撰处副处长、外交部研究室美欧司专员、《中国报道》杂志总编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秘书长、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合译有《列宁传》、《领导者》，译有《英国》、《印度尼西亚民歌选》。

http://www.elerno.cn/emhistorio/persone/082.htm
 悼叶籁士同志
石成太

每当我听到某位可敬的先驱仙逝，脑海中就不由得浮现出了诗人藏克家悼念鲁迅先生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由北疆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来广州当“南下打工仔”，心中总有几分不自在。凤凰山上的秀丽景色，也抹不去那淡淡的或浓浓的乡思；席梦思软床的吱吱叫响，却更使我怀念北大荒冬季的火炕，温暖的热气，会炙去整日的疲劳。我不禁想到，难怪爱罗先珂当年住在北京周宅，执教于北大红楼，却偏偏要抱怨，“寂寞呵，如在沙漠中一样寂寞……”而恰在此时，却得知了我们可敬的先驱者，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叶籁士同志（?elezo）不幸于2月2日病逝于首都医院的消息，在乡愁之上又重重地加上了遗憾。不禁心波涌起，忍不住要写上几句。

从何说起？我与叶老生平未谋一面，近年虽有几次通信，但那和病魔做顽强斗争的叶老，每封信中所写的字数也有限，但他却给我很多教益，使我由衷地崇敬他。我身为布衣，他却是共和国高级领导干部，下笔至此，不得不略作思忖，是否有攀附之嫌。但我却不做此想，因为据同志们介绍，叶老一生一贯平易待人，诲人不倦。是共产党人的“团结广大群众”还是孔夫子的“有教无类”？我也说不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再加上柴门霍夫的“人类之爱”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

我知道叶籁士的名字，起初还不是通过世界语运动，而是因为读到他写“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小册子，写得清晰明白。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为世界语的斗士”（batalanto por Esperanto）。从五十年代起，他主持全国文字改革和世界语工作。到八十年代了，中国世运在“四人帮”倒台之后，又一次复苏，并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学世界语热”。那给方善镜创办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以支持的领导干部之中，就有叶籁士同志。“新华”的事，褒贬不一，至今也无法理清。但就我听到的传闻（请恕我无法核实就信笔由之），叶老就积极支持，并认为新事物绝不会一开始就至善至美，有些失误，遇到困难，在所难免。于是我就萌生出一个希望的念头，总想能有机会去拜访一次这位可敬的世运先驱者（pioniro），倘能当面聆听教诲，终生无憾也。

1986年夏的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倒是见到了叶老，只是他坐在主席台上，似乎是由人扶上来，坐了一会儿就退下了。问一下北京的朋友，说叶老大病初愈，还没有完全康复。心中默默祝他早日恢复健康，新时期的中国世运，还需要他更多的关怀和扶持。后来又听说他极为关心各地世运的发展，经常了解地方同志的情况……

1990年7月，小刊《三色堇》（Penseo）创刊，我就迳寄一份给叶籁士同志。当时也只是想聊供叶老闲时翻翻。不期然很快就收到他的来信，颤抖的字迹写满文字工作委员便笺纸的一页，大意是：收到小刊很高兴，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在三十年代办《世界》时就想出一份世界语文艺专刊，但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也仅发表过徐声越的译诗，叶君健的创作和徐沫的翻译等。我当年的愿望，今天由你们来实现了，希望办好、办下去。这真使我喜出望外！信中的话，我认为不只是对我们工作的鼓舞和支持，也应是对中国世界语运动队伍的鼓舞！“让中华文化藉世界语走向世界”不正是我们应该做的吗！我立即把信的内容转达给林力源和胡国柱两位，我相信，对尚信心不足的出版人林力源，这无疑是一支高效强心剂。

不多久，又收到叶老的来信，说为了小刊能办得长久起见，建议我们收“工本费”，并寄来十元钱作为他本人一份的订费。我又和林力源商量，决定每份收工本费四角，邮票费两角。叶老在来信中表示同意，认为收六角钱合理。于是我们在小刊上登出订价。不过，我又在小刊中文版的附刊Penseanoj第一期上申明：小刊完全本着世运传统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出工本费当然欢迎，有困难也可以不出，我们照寄刊物——只要你想读。稍后我又多了一个顾虑：本来小刊是由热心的同志赞助，单靠收费不能维持出版，大家工资收入又不多，而且开支最大的是寄往国外的邮资，都由出版人和赞助人承担了，倘收些许外币订费，恐被人指评为有“套取外汇”之嫌；再说大忙人林力源也没时间去跑邮局。于是从某期起又把定价从刊物上取消了。（这里我向陆续提供赞助的国内外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我也去信向叶老解释，并请叶老也不要再寄工本费给我们了，他哪里有能力去跑邮局。叶老病体难支，没有回信——我想他是同意了。

青岛太平洋世界语大会期间，我向北京的同志打听叶老的近况，说是病又复发了一次。我表示想看望一下叶老（和叶君健先生），侯志平同志答应回京后为我联系安排一下，可惜那次返乡，没在北京停留。在我还存在着希望：下一次赴京再拜访不迟。承德全国世协秘书长会议之后，也是由于坐火车买票难，返乡匆匆，仍然带着那个希望：下一次……

这“下一次”就是今年二月来广州，在北京转车，正值春节期间，客流汹涌。由于当夜搞到车票，在京仅来得及给值夜班的李玉萍和谢玉明打了个电话，就匆匆上路。到了广州，得知叶籁士同志已离开我们而去，这无疑对我来说是晴天霹雳，而这“下一次”就成为我的终身遗憾！

不过，现在想来，这遗撼无非就是不能当面向叶老汇报一下世运工作和谈谈自己的想法而已，——其实叶老自己总是在关注着这一工作的进展，何必再听我罗嗦；而另一想法是表示感谢他对我们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工作的关怀和支持，——这已是老一辈世运先驱者们终身的信条，且身体力行，从不曾改变初衷，还用得着听一声“谢”字吗？阿Q老兄的“精神”又在我的脑中蠢动：既然做如此想，那遗憾之疚也就略做平息吧……好在小刊《三色堇》还在，叶籁士同志生前希望把它办好、办下去的嘱咐至今萦绕在我们几个人的心头，我们总会想办法办下去、办好它的！至于对叶籁士同志最好的纪念，应该是后来者自觉地接过老一辈手中的希望火种，勇敢而坚定地走下去，把用世界语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出色。形式上的热烈对叶老这样“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的人，纯属多余——他自己就留下遗嘱“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

1994-04，于广州凤凰山上

http://www.elerno.cn/emhistorio/persone/persone019.htm

来自南国的“梦想家”

——访陈原同志

石成泰

春节过后，来到北京，受广东世界语协会的委托，要去拜访陈原同志。谭秀珠同志说陈原同志正处于一个新的创作高潮：每日在电脑前"敲"出一篇篇优美的散文。我怕打扰这位正受缪斯垂青的作家，就拿起电话，致以问候。陈原同志爽快地邀我于那个周三的上午，到商务印书馆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他在近年文集中（如《记胡愈之》），戏称的（上书房）“行走府”去见他。

走进他那间办公室，只见书橱里摆满了书，那个大办公桌上也堆满书，顺便一看，大多是商务近年出的新书。在被书堆包围的沙发椅上坐下，我就向陈原同志讲，广东世协的机关刊物《绿穗》最近一期已刊载完了他写的回忆录《六十年重温“世界”》一文。我把这期刊物交给他，他很高兴。我告诉他，广东世协准备把这篇回忆录出版一本小册子，做为《绿穗》丛书的第一本，陈原同志表示同意，并愿意提供他和余获同志的合景照片。他关切地问及广东世运的现状，我如实以告，并转达了董世扬理事长等广东同志对他的问候。

由他的回忆录，谈到广东世运，他深情地回顾三十年代在广州以世界语为武器，投入火热的抗日斗争的往事。我们谈及了《世界》杂志，更多地是谈到他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世界语刊物《走向新阶段》，《正义》等等。正如他自己在一篇写叶籁士同志的文章中所说，平常，只要提及世界语，他的眼睛就放射出一种喜悦的、充满希望的光芒，正所谓‘容光焕发’。他肯定了广东、广州世协近年的工作，并乐观的展望，有着光荣传统的广东世运，一定会克服困难，做出更多的成绩。他特别强调，中国世界语者，有一种执着的奉献精神，这是好传统，搞世运就少不了这种奉献精神！对我国近年世运的现状，陈原同志了如指掌，但他认为，今天的条件比起三十、四十年代不知要好多少倍，那个年代的世界语者就是凭对人类大同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为世运而无私奉献的精神奋斗不息，取得值得骄傲的成绩，那么在新时期的今日中国，世运的火炬一定会燃得更旺。

我们也谈到了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成功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工作，谈到了近年世界语文化建设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去年出版的《红楼梦》、《聊斋选》世译本，是中国世运的新成就。倾心的交谈，全不知时间的飞逝，中午时分我才告别而去。

下周三我又如邀到“行走府”去见他，这次同去的有中国报道社青年编辑王汉平同志，进屋之后，发现一位年纪不轻的女同志在座，陈原同志介绍说，是老生活书店时一起工作过的，现已离休的老同志来看望他。话题又一下子转到了世界语工作上，陈原同志说，一定要把中国世运的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未来的希望就寄托在王汉平这一代年青人的身上！这位年青的同志频频点头。这次陈原同志特地为广东世协复印了几份三十年代他在广州编辑出版的世界语刊物样品页，交给了我。我郑重地带回来，转给广东世协。告别时，他让我向广东世界语者转达他的问候与祝愿。

陈原同志说世界语事业是一个绿色的梦，“这梦，恐怕还得在好几代人中继续下去。”而陈原同志自己，正如他深情地回忆过的胡俞之，叶籁士同志一样，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梦想家”。我们大家不要觉得这“梦想”太不实际，为了中国世运的兴旺，我们仍在做着这个绿色的梦，是的，“没有梦就没有新的世界。”

注：①、②、③：陈原：夏夜的梦幻，《读书》，一九九四年八月号，49页

（原载《绿穗》1996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