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狎妓无损当事者之名誉，何以沈既济、蒲松龄不直接写成《李娃传》、《霍小玉传》那样的现实小说，而偏偏挂上一张狐狸皮作幌子呢？答曰：一，借狐狸说故事，更能驰骋想像，铺摛文采，充分发挥“传奇”和“志怪”的文体特长，调动读者的阅读兴味。二，虽然狎妓无损令誉，但也不是特高尚之德行，值得大肆渲染，所以，如能在狎妓之实上虚蒙一层美丽的画皮，如梦如幻，似有似无，那倒仿佛提高了当事者的人生境界，“有狐若此”，则非但“聊斋之笔墨有光荣”，即毕怡庵之流亦“与有荣焉”。故《狐梦》之类故事，乃蒲松龄与毕怡庵共编美丽的谎言以自娱兼且娱人者。三，与妓相交，虽不违“伦”，却仍有“人”在焉；与狐相交，连“人”亦可废而不理，作者与当事人的心灵上都上了两道锁，既可无所顾忌，又可日新月异，故高枕无忧，任情恣性，则既保险又保鲜矣。

《任氏传》艺术上的最大特色是对称。

前文我说开首“任氏，女妖也”一句，是非法窜入的，是就唐人小说体例而言，因为它破坏了故事的悬念。如果没有此句，读者就与人物保持同一视角，人物知道的，读者才能知道，人物不知道的，读者也无从知道，如此，读者才能与人物同呼吸，共忧喜。而有了这句，故事的整个审美效果就变了，因为它具有了双重视角，读者高高在上浮于云端，将地面上的芸芸众生看得一清二楚，而地面上的人物尚自懵懵懂懂，不知就里。若抛开整个小说传统，单就《任氏传》来说，这种独特的审美气质，倒颇合现代小说理论。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在一部小说中有太多的悬念，那么小说就会逐渐衰竭，逐渐被消耗光。小说是速度的敌人，阅读应该是缓慢进行的，读者应该在每一页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个句子的魅力前停留。”由于作者开篇即托出了任氏的真实身份，就适当遏制了读者的好奇心理，以便腾出时间和空间，来仔细咂摸和储存小说中的人情物理。其实，从唐传奇到《聊斋志异》，真正优秀的小说，很少有将悬念包裹到最后的，虽然不会在开头就将秘密早泄，也会在适当的时候逐次解开，以浇灭读者的心头之火。像莫泊桑和欧·亨利那样的结尾，故弄玄虚，以悬念取胜邀宠，不合中国优秀小说的美学品格，即使是在西方，这种小说也已逐渐失宠。

《任氏传》先说出任氏，再次第说出韦崟与郑六及韦、郑之共同嗜好。有现代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一眼即能猜出这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的故事。既然是两男一女，就不能不讲究对称艺术。于是，任氏为轴，韦崟、郑六为扇，组成了中国文言小说史上最精美的黄金合叶。小说中，任氏是主，韦崟、郑六是宾。整篇故事围绕任氏而转，任氏到哪里，韦、郑即到哪里，与任氏无关的一切韦、郑活动，一概略去。而在宾中，韦崟出场早，身份高，似乎应是宾中之主，其实却不然，郑六是后发先至，先入为主，成为了宾中之主。

从“郑子乘驴而南，入升平之北门”至“郑子如言访其舍，而诣崟假什器”，戏由郑六与任氏来唱。从“问其所用。郑子曰：‘新获一丽人……’”到“其母惧，遽归以就缅，由是遂绝”，戏由韦崟与任氏来唱。从“他日，任氏谓郑子曰：‘公能致钱五六千乎？……’”到“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郑六与韦崟时出时入，你与任氏舞罢我再与其舞，或三人同台而舞，江河朝宗而入海，巨澜狂掀，戏剧达到了高潮。

而《莲香》，则是两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的故事，故亦需要对称，对称轴是桑生。由于对称轴不同，故《任氏传》将主要场景安排在任氏所居之处，而《莲香》则安排在桑生所居之处。桑生虽表面看起来是主，实则为宾；而莲香与李女貌似俱为宾，实则俱为主，莲香为主中之主，李女为主中之宾。

关于任氏的形象塑造，也略说几句。

世界上本无所谓狐仙，所以作者要塑造狐仙形象，必从现实生活中觅取原型。而现实生活中，何种人最具魅惑力呢？当然是妓女。因为只有这类人物，才将人类生命中潜藏的情欲和媚态无所顾忌地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任氏这一形象，是狐与妓的结合体。

作为狐仙，任氏的突出特点有二。

一是姿容妖丽过人。郑六至任氏家，“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酣饮极欢。夜久而寝，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我甚疑此数句有错简，“夜久而寝”之后，焉能还有载歌载笑之举措？故正常的语序似乎应该是：“列烛置膳，举酒数觞。任氏更妆而出，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酣饮极欢。夜久而寝……”郑六初睹任氏，是在青天白日的长安大街，任氏一袭白衣，风姿绰约。张南庄《何典》卷四云：“若要俏，须戴三分风流孝。”任氏穿白，不为戴孝，但其“风流”，却流露无遗。故郑六“见之惊悦”。但那也不过是人之丽者。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不管电影、电视女明星多么光彩照人，一旦走出艺术灯光的圈子，卸却红妆，其形象魅力，必定大减；反之，现实生活中的普通女子，一旦粉妆走上舞台，也觉妩媚动人。现在是烛影摇红，郑六已有数杯酒下肚，酒酣耳热之际，一通锣鼓，上场门里掀帘走来了换上戏妆后的任氏。《何典》卷四六事鬼云：“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处，也觉风光摇曳，比众不同。”此时的郑六，虽为满足“肉面对肉面”的情欲而来，但在这特定的舞台上，也不禁体会到了“风光摇曳”的艺术美感。“殆非人世所有”，不仅写出了任氏此时此地的巨大狐媚之力，还为后文韦崟的见之若狂做好了铺垫。

郑六向韦崟假什器，韦崟问其所用，郑六曰：“新获一丽人……”崟笑曰：“观子之貌，必获诡陋，何丽之绝也！”虽有不信之心，而心实未洽。故使家僮之惠黠者随以觇之——

俄而奔走返命，气吁汗洽。崟迎问之：“有乎？”又问：“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崟姻族广茂，且夙从逸游，多识美丽。乃问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伦也！”崟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 是时吴王之女有第六者，则崟之内妹，秾艳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崟问曰：“孰与吴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伦也。”崟抚手大骇曰：“天下岂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颈，巾首膏唇而往。既至，郑子适出。崟入门，见小僮拥篲方扫，有一女奴在其门，他无所见。征于小僮，小僮笑曰：“无之。”崟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焉，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崟引出，就明而观之，殆过于所传矣。崟爱之发狂……

说到人物之美的侧面描写，外国的，人们常引《荷马史诗》中对海伦的描写，中国的，则是汉乐府《陌上桑》中对罗敷的描写和《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对崔莺莺的描写，来作例证，不知是人们视野狭窄还是嗅觉失灵，很少见有引到《任氏传》中这段文字的。僮子的“奔走”与“气吁汗洽”，是韦崟眼中之情态，韦崟已预感到任氏之美非比寻常，故问：“有乎？”话甫出口，即感到此问多余，故立即改问：“容若何？”僮子一句“奇怪也！天下未尝见之矣！”已经高度概括了任氏之美无人能比，因为僮子是韦崟的贴身小厮，相当于玳安之于西门庆或茗烟之于贾宝玉，凡主人阅过之美色，他亦尽阅之矣。可韦崟仍不死心，先以姻族中之丽者比之，僮曰：“非其伦也！”再遍比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伦。”最后，韦崟拿出撒手锏，以吴王家第六女作比，满望一举而得，不料僮子仍曰：“非其伦也。”这三个“非其伦也”，就把韦崟吊到了云里雾里，使他的平生见闻和联想全部失效。等韦崟“汲水澡颈，巾首膏唇”前往见之之时，却又不立即让任氏现身，先使拥帚小僮出来敷衍一番，再让韦崟睹户下一缕红裳，平地生一朵小水花，情致款款。经过这些铺垫，才最后牵出任氏，使韦崟见之，“殆过于所传矣”。再后来，又借市人张大之口曰：“此必天人贵戚，为郎所窃；且非人间所宜有者。”真是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说，唐代最美的文章，不在所谓“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而在唐代的传奇文，真是洞明之见。

二是心智异乎常人。首先，“崟与郑子偕行于长安陌中，将会饮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郑子辞有故，请间去，继至饮所”。本来是去“会饮”的，“亦好酒色”的郑六却无缘无故“请间”而去，又不迟不早，“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我颇疑这是一种心理感应，是在冥冥之中，任氏发出信息，牵动了郑六的心旌。因为在此，郑六并无具体说出有何事，第二天见到韦崟，“崟责以失期，郑子不泄，以他事对”。这“他事”，细揣文意，似乎也不是“请间”之事。其次，郑六与任氏过完“一夜情”之后，于鬻饼之胡人处得知任氏为狐，“多诱男子偶宿”，后十许日，复遇任氏于西市衣肆中，任氏已未卜先知，知道郑六知道了她的狐女身份。她“背立”并“以扇障其后”，及与郑六的一番自我贬抑的对话，并不是真的“惧公见恶”，只是欲擒故纵的考验和引诱。若郑六舍之而去，她已“多诱男子偶宿”，也不会十分在乎郑六的有无；若郑六真个“未见恶”，则“愿终己以奉巾栉”。再次，郑六与任氏谋居栖止后，任氏曰：“前时自宣平之南，乘白马而东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假如不是发挥狐之特殊心智，就算访得郑六与韦崟的关系，也无从知道韦崟家“三院什器，皆贮藏之”。因为这是郑六也不知道的，否则，何用任氏提醒，郑六应该早已想到。复次，韦崟访任氏于其家，“周视室内，见红裳出于户下。迫而察之，见任氏戢身匿于扇间”。这也是任氏预感到必被韦崟所凌的自卫行为，颇符合狐女战战兢兢的性格。至于被韦崟“拥而凌之”之时，何以不脱身而去？一是任氏自信能以理服崟，二是万一不能服崟，也只能虚与委蛇，走一步说一步，不到万不得已，不能现出原形，否则，即使郑六不见恶，焉知韦崟不以异类视之？如此，与郑六的一段因缘便只能宣告剧终。复复次，郑六“将之官，邀与任氏俱去”之时，任氏凭狐之心智，已预知此行不利，故不欲往。“有巫者言，某是岁不利西行”之言，托词耳。至郑、韦轮番劝驾，在生命与爱情之间，选择了爱情，终至抛却生命，现出狐之原形。“追思前事，唯衣不自制，与人颇异焉”，论者多认为这是郑、韦共同之感，其实非也。联系前文，“任氏又以衣服故弊，乞衣于崟。崟将买全彩与之，任氏不欲曰：‘愿得成制者’”，我们就知道，此句的主语应是韦崟，而与郑六无关，因郑六早已知悉任氏身份，无须再卖关子了。

作为妓女，任氏的性格前文已有论列，此处仅做补充。

张友鹤在《唐宋传奇选》中说：“她有报恩思想，由于韦崟待她很好，她就代为设计诱骗别的女性来供他玩弄蹂躏。己所不欲，施之于人，这种行为与她的性格并不调和。这是作者失败的地方，也正反映了他思想上不健康的一面。”张先生之所以说这番话，是由于没有看透任氏狐女加妓女这一双重身份。她设计诱得两女供韦崟玩弄，是发挥了狐之心智，但也透露了其妓之本性。张十五娘，其公开身份是“鬻衣之妇”，但既然是任氏之“表娣妹”，其真实身份便不难猜测。宠奴之母既为任氏之内姊，宠奴又是刁将军之乐女，实则是刁将军之家妓。结合唐朝士大夫嫖妓成风的习俗，我们似乎不应用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苛求古人，张十五娘、宠奴不以为意之事，我们也不必替古人担忧。至于宠奴的“经月有孕”，也是意外事故，并不能归罪于任氏。因此，我们说，任氏的这些活动，既是报答韦崟的恩情，也是保护自己的措施，正反映了唐代士大夫与妓女生活的真实，如果说这样的活动不“健康”，正反映了我们性格的不健全。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