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创世纪》第11章中记载，洪水过后，人类重建城市，并想建一座通天之塔，以证明自身的无所不能。由于人类都操同一种语言，齐心协力，建塔的速度很快。上帝非常恼怒，便分化了人类的语言。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无法交流，沟通障碍重重，甚至互相猜疑，建塔的梦想成为泡影。
事实上，人类一直没中断过世界大同的梦想。十九世纪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就发明了一种语言，希望它能在全世界通用，消除隔阂——这就是世界语。一百多年过去，大部分人只是听说过“世界语”这个名字，对它一无所知，对世界语者更是闻所未闻。
在7月26日全球“世界语日”到来前，记者走进这个圈子，发现这里充满故事。他们，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寂寞。
一门人造语言，没有以它作为母语的民族，能存活多久？这问题也是世界语者无法回避的。争议归争议，让我们先用客观的目光来了解这群人，了解世界语的生存状况——
是语言，也是信仰
63岁的林力源推开办公室门，办公桌上醒目地摆着一张大合照。几十个学生簇拥着他，年轻的面容映衬着他笑眯眯的脸。“这些都是我的学生，和我关系很好，我临退休他们给我开了一个大Party。”林力源是广州大学的退休教师，教的是市场营销。退休后他开了一个创意策划公司，专门帮别人出点子、搞策划，服务对象甚至包括政府部门。但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世界语者”，这个身份知道的人不多。“包括我的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他说。实际上世界语者这个身份对林力源来说时间是最长的。上世纪70年代，当他还不是大学教师和点子专家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忠实的世界语爱好者了，而且一直保持着这种热情。
让林力源第一次知道世界语的是一部日本电影《绿色的五月》。这部电影根据一位日本女性绿川英子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在抗日战争期间，绿川英子来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抗日事业，用日语和世界语对日广播，瓦解日本军心，被日本人痛斥为“娇声卖国贼”。1947年绿川英子因难产死在中国。绿川英子的故事后来在中国流传甚广。这部电影也给了林力源终身的影响。他当时在湖北黄石，当地刚好有个世界语者，林力源就跟着他学世界语，同时一边学一边还和老师一起开讲习班，教更多的人学习世界语。
像林力源这样，因为一部电影而爱上一种语言的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人其实是由于历史大潮的推动，糊里糊涂地就挤上了世界语这趟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有过一次轰轰烈烈的世界语学习大潮。林力源至今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盛况：“上世纪80年代初，百灵路上的致用中学开办一个世界语班，报名的人从学校门口排到迎宾馆门口，队伍有一两里路长。当时广州参加过世界语学习班的保守估计有十万人。那时候不止广州，全国的世界语都是大热。贵州有个新华函授学校教世界语，居然有40万人报名参加。据说当时全国各地寄去的信把贵阳市邮电局局长愁坏了，他对新华函授学校的校长说，你一天的信够我们拣一年了。于是校长派了40位人员去邮局帮忙，每天工作到深夜12点。”改革开放之初，文化一片空白，很多人渴望学习知识，饥不择食。很多人对世界语并不了解，以为可以当成谋生、发展的一件法宝，所以一时间趋之若鹜。短暂的热潮消逝得很快，世界语者的人数迅速回落。经过二三十年的淘汰，所剩无几。林力源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10年前，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搞了一个知识大比拼活动，问了一个问题：世界语就是英语？结果有2／3的参与者都答错了。可见在这20年里，世界语的影响力下降了多少？”现在广州的世界语者也寥若晨星：“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有几十人，可能还有些不参加世界语者协会活动的，但也不多。”林力源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世界语不能给你带来名和利，如果不是真有兴趣和热情，是坚持不下去的。”
林力源说得没错，在今天大多数情况下，世界语的确是一种“屠龙术”，无用武之地。但实际上，在一百多年前，世界语诞生的时候，却是带着明确的使命和目的而来的。1887年，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发表了世界语的《第一书》，宣告世界语的诞生。柴门霍夫出生在波兰一个小镇，当时属于沙皇俄国。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从小目睹大街上犹太人、日耳曼人、波兰人、白俄罗斯人彼此敌视，经常发生吵架斗殴冲突。他认为是语言不通惹的祸，决心通过努力，创造出一种全世界通用的语言，消除不同种族之间的隔阂。柴门霍夫确实是个天才，他在19岁就造出了这种语言，一共有28个字母，拼写、发音都非常规则，只有16条语法。柴门霍夫从世界语一诞生就宣布放弃他的发明权，无偿供全人类使用，他的愿望是借世界语帮助人类沟通，宣扬和平信念，实现世界大同。柴门霍夫的天才发明和崇高人格让很多人为之折服，在一战、二战战火纷飞的年代，世界语宣扬的伟大和平观也使无数的人心怀憧憬。所以世界语最兴盛的时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看过资料，大概在二三十年代，欧洲发生过15万人的世界语者大游行，当时世界语的火热可想而知。”林力源说。在战争年代，世界语的确如柴门霍夫所希望的，承担了呼唤和平的作用。“希特勒、斯大林和萨达姆都是反对世界语的，希特勒还杀光了德国的世界语者。这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也不例外。查一查历史，那个年代很多的名人都和世界语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巴金、蔡元培、吴稚晖、陈声树都是世界语的大力支持者，办专门学校、翻译世界语作品、撰写世界语文章、鼓励青年学习世界语，甚至曾经有过呼声，要废除汉字，全面采用世界语这种拼音文字。现在看来，这其中除了“和平”的理念，也与当时中国在“五四”运动之后，急切希望接受西方先进科技、融入现代国家行列的集体心态有密切关系。事实证明这种热情是过了头，世界语代替汉字的提议无疾而终。但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渴望国际交流的年代里，世界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回头看今天，世界语者们依旧秉承着一百多年前柴门霍夫的理念，他们除了是语言爱好者，更像是信仰的追随者。林力源就很坦诚地表达他的这种信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人生、社会太肮脏，没有静土。但要是让我信宗教，我转不过弯来，因为我不认为有神的存在。世界语刚好能满足我的要求，让我找到一方静土。我觉得圈子里的人，都是超乎口是心非之上、超乎利己主义之上的人。虽然也不是完全的纯净，但相对单纯很多。”现在全世界号称有一千多万的世界语者，各国各地都有自己的世界语协会，每年都开全球的世界语大会。他们有绿色的会旗、会徽，有宣扬和平主义的会歌，网上有他们的“绿网”，用绿色代表对和平、大同的向往。对一些世界语者来说，这种共同的信仰甚至超越了对语言本身的感情。“在广州，我们这些世界语者常常一起活动，这个星期三还一起去了开平看碉楼。我们在一起都不说世界语，但是彼此都觉得很亲切，是一群真正的老朋友。”不过在林力源看来，热情最高的是那些老世界语者：“有一些二三十年代学世界语的老人，现在还很积极，世界语都忘光了，还是很有感情，有的说还想学。最近我们正在争取在广州举办全国世界语第七次大会，就是一位93岁的老世界语者提议的。2004年我们在北京开全世界的世界语大会的时候，湛江一个也是93岁的老先生还跑去了，是当时那次会议年纪最大的一个。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来干什么？他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这个会了，一定要来。世界语者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者，和年纪没有多大关系。”
是爱好，也是学术
对大部分世界语者来说，世界语是一种业余爱好和信仰寄托。但也有人并不满足于此，将世界语上升到学术研究、知识传播的高度上。这些人对世界语的发展推动更大，但付出的也更多。
王崇芳就是其中一位。这位老人今年七十多岁，学世界语超过50年，退休前是一位中学老师。从1993年开始，王崇芳独力干一件事——编写《汉语世界语词典》。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大工程。中国一直缺少权威的世界语辞典，是王崇芳编辞典的最主要原因。采访的时候，林力源拿出一本小小的绿色《世界语汉语新词典》给记者看：“这是上世纪80年代编的，还有一本《汉语世界语词典》，都很小，词条少，而且因为编者太多，有20多人，错漏百出。但没有别的词典，只能用这两本，这对世界语者来说很不方便。”王崇芳也参与了这本辞典的编写和审定，不过他很不满足，一直希望靠个人的力量编一本真正的《汉语世界语词典》。他学习世界语大半生，积累了大量的读书卡片。林力源去过王崇芳在江苏镇江的家：“他积累了几十箱的读书卡片，娟秀的小字，工整的笔迹，爬满了每一张卡片，书名、页码、内容简介、心得、警句……有些卡片都发黄了。因为卡片数量太多，放在阁楼上把他们家的左墙压倒了，房梁也差点断掉，只好全部搬到潮湿的一楼。”王崇芳对他积累了一辈子的读书卡片很看重，他希望通过编辞典的方式把所积累的东西整理记录下来，方便后人利用。林力源曾送了一台旧的286电脑给王崇芳，他很高兴，用电脑书写、编辑、排版，事无巨细，都一个人完成。现在已经基本完工，一共有10万个词条，500万字。
在林力源看来，王崇芳对这本词典执着得近乎固执：“因为那两本词典的教训，王老师一直坚持一个人做，怕别人插手出错。十多年来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部词典上，连排版都不愿意让别人帮忙。我劝他在署名的时候多署几个人的名字，这样可以把稿费税降低一些，要是署一个人的名字，要缴55％的版税。他听了之后觉得有道理，说好。但是第二天又打电话给我，说还是不想署别人的名字。他说他宁可不要那么多稿费，也要署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很看重自己这个劳动成果。”林力源也非常钦佩王崇芳：“他过了几十年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我不知道别人谁能做到这样。”好几年前，林力源就到处在为出版王崇芳这本字典找门路，还写了一篇近万字的长文《请关注另一种贫困》，为王崇芳筹钱出书。最近他联系了一家香港的出版社可以出版，而不少世界语者也都打电话给林力源，热心地捐款：“每个人最多的也就几千块钱，世界语者里有钱人很少。”
胡国柱是另一位热衷于学术的世界语者，他的主攻方向是翻译，把中国的经典作品翻译成世界语，包括鲁迅的《朝花夕拾》、《李白诗选》等。他把用世界语介绍中国优秀文化作为自己一个“非职业世界语者”的使命，近几年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在《聊斋》全本的翻译：“《聊斋》被称作‘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一共十二卷，496个故事。分之可以独立，合之成为巨著，正适合我零星翻译的工作方式，可以长期积累。”除了把中国名著翻译成世界语，他也时常用中文和世界语双语写些短文章，比如翻译某个故事，再用中文讲解，为的是让国内的读者可以学习。在世界语学习论坛上，他和王崇芳各开有一个专栏，为世界语学习者们授业解惑。胡国柱做这些工作基本上没有给他带来什么经济收入：“我也时常给国外的世界语刊物写文章，他们一般不给我稿费，但给我寄一些国外的好书。我不在乎拿稿费，寄书我更高兴，因为那些都是我喜欢的书。给我寄钱我还买不到这些好书呢。”
用世界语做学问，胡国柱体会到不少方便之处。“翻译《聊斋》的时候，里面有日本的地名我不知道如何翻译，就通过网上找到日本的世界语学者，请他帮忙翻译，很快得到了答复。共同的语言让这种学术交流毫无障碍。”他自己也常接到类似的“学术求助”：“前段时间，有位乌克兰的世界语者给我发邮件，说他在做爱罗先珂的研究。爱罗先珂是乌克兰的世界语者，二三十年代在中国教授世界语，和鲁迅是很好的朋友，还在鲁迅家住过一段时间。这位世界语者发了一张照片给我，是鲁迅、爱罗先珂和几位北大教授的合影，请我帮他指出合影人的名字。我很快地回复了他，并且告诉他，好在他是用世界语写的研究，要是用英语或者别的语言写的，我可能看都不看直接删掉，因为网络上太多病毒了。”胡国柱很喜欢这种世界语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对我来说，世界语让我增加了很多与各国学者交流的途径。”
是文化中介，也是商业机会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世界语者都像王崇芳、胡国柱这样不计报酬和利益，只当作理想和追求。从实际利益出发，靠世界语赚钱、谋生并非全无可能。西安的王天义就是一位“100％的世界语商人”，完全靠世界语做对外贸易。他做过很多种买卖，在巴尔干半岛卖过鞭炮，在巴西卖过玻璃砖和保温瓶胆……生意一度做得挺大。“没有固定的方向，什么赚钱就做什么。”1979年，王天义出于兴趣开始学习世界语，到1993年他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发现自己除了世界语一无所长，决定靠世界语谋生。“最开始是去西藏当导游，给世界语者做翻译。但很快发现这条路很难走通。世界语者本来就少，到西藏旅游的更少，即使去了，他们找一个母语翻译，比如英语翻译，更方便，没必要找世界语的。”王天义开始尝试用世界语和国外做生意，一开始也常常碰壁。“刚开始时，我的世界语并不怎么好。有一次和一个瑞典人做点小生意，要跑到邮局打国际长途。我记得非常清楚，三分钟花了76块，好家伙，还没听懂人家说什么——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几块钱，这一下子就花了两个月工资，还什么都没闹明白！”之后王天义发奋把世界语水平提了上来，而后来迅速发展的网络和通讯业也帮了他的大忙。“在世界语协会里有一个世界语贸易组织，相当于一个商会。很多的世界语商人在这个组织里交流商业信息，囊括了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都有。”王天义靠从商会得到的信息，了解中外货品差价，知道去哪里卖什么是赚钱的。他惯常的做法是通过国外的世界语朋友，联系好买方，建立一条销售的渠道：“其实就是以世界语为中介。”
在世界语商会里，有20多个中国人，但真正靠世界语赚钱的只有王天义，这让他颇有些得意：“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耐心沟通，实际上做生意最重要是沟通。渠道打开了，事情就畅顺了。”在他看来，用世界语做生意，除了和国外商人有一个畅顺的沟通途径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彼此的信任度比较高：“用世界语做生意和用英语做生意并不完全一样。虽然都是一门语言，但英语是完全单纯的一个工具，世界语却承载了更多的东西。世界语者毕竟很少数，用世界语的人有某些共识，接受世界语，实质上是接受一种文化，比如人类平等，尊重不同文化等等。在世界语圈内不能说什么鬼佬、黑鬼之类民族歧视的话，否则别人会看不起你的。有共同的语言做为文化背景，世界语者沟通方便，彼此也更能信任。”做了这么久的生意，王天义对国外的世界语朋友非常信任：“可以说这种生意的风险是很低的，有时候我替人家垫钱，有时候人家替我垫钱，都没有问题。”不过问题往往会出现在世界语朋友介绍来的非世界语者身上：“有一次一个波兰人，是世界语朋友介绍来的，来中国买网格布，我为他垫付了三万块钱，最后没有还。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在世界语者身上。”
除了王天义，还有一些中国商人通过世界语，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和管理技巧。南昌的曹雄林曾用世界语在国外卖自行车配件。他说：“对我来说，国内的市场目前很好，所以用世界语做国外生意的机会很少。但用世界语和国外的朋友交流生意经营的问题，对我来说很有用。去美国的时候，我用世界语和加州大学的老师交流，切磋管理方面的经验，很管用。”相对于不懂外语的朋友，曹雄林的视野开阔得多，知道国外市场的需求，经常给朋友介绍生意：“有一次我介绍一个朋友到非洲卖手机，赚了大钱，他高兴极了，很佩服我。”虽然现在不用靠世界语做生意，但曹雄林觉得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至少让他不用担心产品老化之后怎么转型：“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用世界语做生意，我觉得大有可为。”
是身份证明，也是传家法宝
如果说，靠世界语做学问、做生意都不难想象，那么靠世界语免费出国旅游，是不是有些匪夷所思？这其实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不少人已经走出了这一步。彭争鸣从1999年开始，每年夏天都会花一两个月的时间，到欧洲走一圈。他只会讲世界语，“所有花费只是来回的两张机票”。不仅如此，他还把女儿送到了法国留学，也是世界语帮的忙。
彭争鸣原来是武汉《长江日报》的记者，1986年开始学习世界语。1999年，德国召开世界语大会，他以公派记者的身份去开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年都要去欧洲呆上两个月。
彭争鸣游欧洲的法宝是一本世界语协会印发的册子，上面详细记载了各个国家、地区、城市世界语协会负责人的联系方式。这种册子每年更新，世界语者称为《年书》。“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去到哪个城市可以联系谁，他愿意提供什么样的招待条件，有偿还是无偿，管住宿还是包三餐，甚至能不能吸烟，都写得很清楚。你只要在出发前联系好接待人，都没有问题。”因为只能用世界语沟通，彭争鸣每次开始欧洲行之前，都要制定严密的出行计划，哪边送，哪边接，安排得天衣无缝，才不会出问题。彭争鸣对每一次的欧洲之行都留有美好印象：“招待我的世界语者都非常热情，住在他的家里，用他的电脑，他还会帮我洗衣服。即使是第一次见面，也像家人的感觉一样。”因为经常来往欧洲，彭争鸣的很多欧洲朋友，也经常来中国旅游，他也热情招待。“这两天刚有四个法国朋友来武汉，我带他们玩武汉的古迹，吃汉味小吃，他们很感兴趣。现在他们去了胡国柱老师家交流中国古文化，我才有时间接受你的采访。”彭争鸣在电话里告诉记者。
在欧洲的时候，彭争鸣除了旅游，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开讲座：“我不是专家，只能讲一些中国的日常生活。不过欧洲人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彭争鸣用世界语开讲座，听者也都是世界语者，偶尔有一些感兴趣的非世界语者也来，请别人翻译。“我讲一些很小的话题，比如中国人的饮食。法国人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吃狗，觉得不可思议。我向他们解释，中国人吃的不是宠物狗，而是专门饲养的食用狗。我打个比方，就像法国人吃马一样，我们中国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说，他们就能够理解了。又比如，他们对中国的计划生育难以理解。我就告诉他们现在中国有多少人口，如果不计划生育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解这些情况后，他们就明白了，可以接受了。”正因为此，欧洲的世界语协会很欢迎彭争鸣去，给他们带去很多中国的信息。“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亲身来中国旅游。听一下中国的故事，让他们感觉很新鲜。”
彭争鸣的女儿彭念十五岁的时候，彭争鸣第一次带她去欧洲，此前彭念只临急抱佛脚学了几天的世界语。在法国，彭争鸣把她“丢在法国朋友的家里”，一个月后，彭念的世界语口语就完全没有问题了。第二年，彭念又在法国呆了三个月，学会了法语。今年的8月份，彭念将到法国读大学。“因为世界语的关系，我们对欧洲很了解，彭念申请学位也很便捷，不像一般的孩子办留学要托中介，花很多的钱。而且我相信彭念到了法国比起同龄孩子也有优势。这是世界语带给我们家最大的收获。”彭争鸣说。
是科学语言，也是无源之水
一种语言优势和局限，决定了它的未来。从世界语者的角度来说，世界语是最科学也是最优美的语言。“柴门霍夫本身是位语言大师，他创造世界语，融合了很多语言的优点。”胡国柱说：“比如它的构词很灵活，像德语；发音很动听，像意大利语。而且它也具备了汉语的某些优点，比如汉语里的数字，你只要学会从一到十，还有百、千、万、亿，就可以组合所有的数字。英语却不行，十一到二十的词和从一到十的词完全不同——汉语在这一点上科学得多。而世界语也和汉语一样，它只有大概1000个词根，前缀、后缀都很规则。你学了“爸爸”，就知道“妈妈”怎么讲，学了“哥哥”，就知道“姐姐”怎么讲，加上特定的词缀就可以。”
“学习世界语比学习其他语言更方便，尤其是欧洲语系的人。世界语一个字母一种读音，很固定，拼音也很规则，只要会说，就能拼写出来。”王崇芳说。据说，当年柴门霍夫把世界语方案寄给托尔斯泰，托尔斯泰花了两个小时就弄懂了这种语言，用世界语给柴门霍夫写了回信。这个事例成了世界语“科学、简单、易学”的生动例证。“当然，世界语是以印欧语言为基础的，中国人学起来还是相对困难一些，但是它的语法比其他外语简单得多。”胡国柱说，“同等条件下，一个中国学生只要花英语的十分之一的精力，就能学好世界语。”
但对于非世界语者来说，世界语是否真有这么优秀？记者曾联系某大学外语学院一位老师，想请她谈谈对世界语的看法。但她态度冷淡地说：“我没有研究世界语，就我所知，语言学界也没有人研究世界语。这是一种人造的语言，注定是短命的。”她的看法在语言学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记者发现，非世界语者的语言学家几乎没有人对世界语做过研究。陈雅潞是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2005年毕业的语言学研究生，她在2004年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语为何未能成为世界的语言》论文，是记者找到的仅有一篇客观分析世界语的文章。陈雅潞告诉记者，她从来没有学过世界语，对世界语的关注完全是出自个人兴趣：“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从未将世界语纳入研究视野中。在语言研究者看来，世界语是一种人造的语言，没有发展形成的历史，就像无源之水，并没有研究的价值。”
陈雅潞自认为是一个客观看待世界语的人，她并不否认世界语的种种优点，但同时她也认为世界语存在致命的缺陷：“世界语是人工制造出来的，首先它没有形成的过程，其次没有以它为母语的民族。对一种语言来说，‘习得’是很重要的研究因素。小孩子学母语，并不是从学语法开始的，也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带有某种先天性的机制在其中，很多语言学家都在研究，现在还难以解释清楚。但是对世界语来说，要学习它先要学语法，这对于一个完全没有语言基础的孩子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不能想象一个说世界语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怎么从牙牙学语的时候就学会世界语。从这个方面讲，世界语能否称为是一种语言，还值得商榷。”在陈雅潞看来，推广世界语不会因为简单好学就容易实现：“一种语言势力的发展，主要依赖于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民族的实力。比如英美的强大，使英语横行天下，并不是因为英语简单好学。世界语没有一个以它为母语的民族，要推广它难度是非常大的。”
(采写／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匡小敏 图片提供／彭争鸣 实习生 李超西对此文亦有贡献)
世界语的发明者柴门霍夫 
2007年7月18日，广东省世界语协会的会员游览开平碉楼合影。 
2000年，几位老世界语者在广州市图书馆宣传世界语。 
世界语也是传播各民族文化的一座很好的桥梁。这是彭争鸣在德国教授基础汉语。 
2004年第89届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召开期间，中外世界语者在长城高唱世界语歌《希望歌》。
今年年初，北京世界语协会会长李威伦(左)与津巴布韦世界语朋友(右)在广州喝早茶。
2003年，彭争鸣参加在意大利维罗纳举行的欧洲世界语大会时与来自不同国家的与会者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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