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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我对世界语所知甚少，最早听说它是在武汉大学读书的时候，距今已有20年了，其时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在一次活动中认识了吕漠野先生，得知他是杭州世界语协会的名誉会长，也还是没往心里去，只想着吕先生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谈的是他早年从事的儿童诗和童话创作，但吕漠野先生却固执地总是把话题扯到世界语上。
世界语是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1887年公布的一个国际辅助语方案，旨在通过一种简单易学、富有表现力的中立性国际共同语，解决世界民族语言的繁杂性所造成的交流障碍。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学习和运用它的人其实并不多，基本处于民间边缘状态。没有任何财团和官方扶持的世界语会议，常被戏称为“穷人的会议”。兰溪的一位邓先生，两年前到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五次世界语大会，行前对妻子说，会议费用可以报销，而且还有补贴，事实上所有的开支全是自己“买单”。邓先生从1980年开始接触世界语，20多年来，凡是参加与此相关的会议和活动，无一不是自掏腰包，请假甚至还要扣工资。有人因此开玩笑说，他几乎把所有的私房钱都花在了这个事业上。
就这个事业而言，吕漠野先生投身的岁月显然要漫长得多。他19岁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两年后在杭州、丽水、宁波等地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诗歌和童话创作，接触和学习世界语的时间，几乎与此同期。
吕漠野先生的诗歌和童话创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颇具名声，但在他教过的学生中，好像还没有谁因受其影响而成为作家。联合国第一个中文译员黄圣仪抗战期间就读于宁波中学，“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班主任吕漠野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六年前他开始为母校捐资，以其恩师的名义，设立了“吕漠野奖学金”。黄圣仪是懂世界语的，他当年立志报考联合国工作人员，是否与吕先生对世界语的促进有关呢？毕竟在世界语者的旗帜上，写的是人类世界和睦共处、平等发展的愿望。对黄圣仪的选择作如此推断，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
在我印象中，吕漠野先生是个谦和的学者，以为从前也是个书斋文人。去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浙江档案馆征集了一批战时实物资料，其中有一个笔记本，谓之“抗战剪影”，竟是他1938年采风时记录的日寇暴行和当时社会的点点滴滴，极为珍贵。此前吕先生在杭州的两浙盐务中学任教，发表的连载童话《一只小公鸡的故事》，寓意也在抗战。他的创作与实录，体现的都是民族气节，勾画了一个富有良知的进步作家形象。
吕漠野先生是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进入五十年代的，先是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后转入杭州大学，讲授的都是文学课程。以吕先生对世界语的娴熟，想必也是可以胜任教学的，然而世界语既是一门外语，又不是某个具体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没有哪所学校会为之开设课程。
但是对吕漠野先生来说，五十年代却是他的世界语收获期。他从世界语本转译了西班牙作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长篇小说《血与沙》，由新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这本书也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著译，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予以再版，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碧血黄沙》在国内上映后，1998年又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发行了第三版。次年，吕漠野先生去世，他为新版本撰写的前言，遂成其文学生涯的句号，也是他对世界语的最后一次发言。
在中国作家中，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者，最著名的是巴金先生。他翻译了匈牙利作家巴基的世界语原作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后，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他的世界语翻译作品、世界语原创作品，以及对世界语的论述和通信，约有30余万字。而吕漠野先生显然是浙江作家中最著名的世界语者，甚至还可能是唯一的。在五十年代一言难尽的浙江文坛，吕漠野先生是一道无可替代的别样风景。
顺便说一句，每年的7月26日，是国际世界语日。 (完)
原文刊登2006年12月14日 <<杭州日报>>
世界语是波兰的柴门霍夫博士1887年公布的一个国际辅助语方案，旨在通过一种简单易学、富有表现力的中立性国际共同语，解决世界民族语言的繁杂性所造成的交流障碍。但是一个多世纪以来，学习和运用它的人其实并不多，基本处于民间边缘状态。没有任何财团和官方扶持的世界语会议，常被戏称为“穷人的会议”。兰溪的一位邓先生，两年前到杭州参加浙江省第五次世界语大会，行前对妻子说，会议费用可以报销，而且还有补贴，事实上所有的开支全是自己“买单”。邓先生从1980年开始接触世界语，20多年来，凡是参加与此相关的会议和活动，无一不是自掏腰包，请假甚至还要扣工资。有人因此开玩笑说，他几乎把所有的私房钱都花在了这个事业上。
就这个事业而言，吕漠野先生投身的岁月显然要漫长得多。他19岁毕业于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两年后在杭州、丽水、宁波等地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诗歌和童话创作，接触和学习世界语的时间，几乎与此同期。
吕漠野先生的诗歌和童话创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颇具名声，但在他教过的学生中，好像还没有谁因受其影响而成为作家。联合国第一个中文译员黄圣仪抗战期间就读于宁波中学，“思想进步、才华横溢”的班主任吕漠野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六年前他开始为母校捐资，以其恩师的名义，设立了“吕漠野奖学金”。黄圣仪是懂世界语的，他当年立志报考联合国工作人员，是否与吕先生对世界语的促进有关呢？毕竟在世界语者的旗帜上，写的是人类世界和睦共处、平等发展的愿望。对黄圣仪的选择作如此推断，想必不会是空穴来风。
在我印象中，吕漠野先生是个谦和的学者，以为从前也是个书斋文人。去年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浙江档案馆征集了一批战时实物资料，其中有一个笔记本，谓之“抗战剪影”，竟是他1938年采风时记录的日寇暴行和当时社会的点点滴滴，极为珍贵。此前吕先生在杭州的两浙盐务中学任教，发表的连载童话《一只小公鸡的故事》，寓意也在抗战。他的创作与实录，体现的都是民族气节，勾画了一个富有良知的进步作家形象。
吕漠野先生是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进入五十年代的，先是在浙江师范学院任教，后转入杭州大学，讲授的都是文学课程。以吕先生对世界语的娴熟，想必也是可以胜任教学的，然而世界语既是一门外语，又不是某个具体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没有哪所学校会为之开设课程。
但是对吕漠野先生来说，五十年代却是他的世界语收获期。他从世界语本转译了西班牙作家维森特·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的长篇小说《血与沙》，由新文艺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这本书也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著译，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列入“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予以再版，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碧血黄沙》在国内上映后，1998年又作为“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发行了第三版。次年，吕漠野先生去世，他为新版本撰写的前言，遂成其文学生涯的句号，也是他对世界语的最后一次发言。
在中国作家中，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者，最著名的是巴金先生。他翻译了匈牙利作家巴基的世界语原作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后，又用世界语创作了小说《春天里的秋天》。他的世界语翻译作品、世界语原创作品，以及对世界语的论述和通信，约有30余万字。而吕漠野先生显然是浙江作家中最著名的世界语者，甚至还可能是唯一的。在五十年代一言难尽的浙江文坛，吕漠野先生是一道无可替代的别样风景。
顺便说一句，每年的7月26日，是国际世界语日。 (完)
原文刊登2006年12月14日 <<杭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