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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1917—2004），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盲文教育家，中国盲文之父。原名一寰。黄乃在他父亲的8个子女中是最小的一个。当黄乃还在娘胎里时就经受了失去父亲的痛苦，他的父亲——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先驱黄兴已于他出世的前一年便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因极度的悲痛，导致腹中的他早产。1917年1月的一天他来到这个世界，从此便开始了他多难而坎坷的一生。年轻时一次意外，使黄乃右眼失明。在左眼也高度近视的情况下，为了继承父志，他克服重重困难去日本留学，回国后穿过敌人的重重封锁，到革命圣地延安。解放初期，他又遭遇左眼失明之痛。然而他凭着惊人的毅力，献身于中国的盲文事业，终于创制出一套最新汉语双拼中国盲文方案。从此黄乃先生被人们誉为黑暗世界的“普罗米修斯”。黄乃先生于2004年1月30日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他生前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至第七届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二届主席团副主席，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
一
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时的一天，北伐军打到长沙，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黄乃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那时的黄乃，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
黄乃是在南京上的中学。在读初二时，黄乃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籍。进入高中时，黄乃开始为一些进步文艺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写文章。受其影响，儿时的黄乃就已踌躇满志，立志日后一定要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
正当他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1934年，也就是他读高中之时，黄乃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不慎右眼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由于手术失败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因右眼受伤正休学在家的黄乃从报上看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事迹，很受感动，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他把这一想法给母亲和哥哥们一说以后，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母亲虽然舍不得这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但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再想到日本还有一些丈夫黄兴的生前挚友，可以代为照顾儿子，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黄乃来到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在此黄乃也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在这期间，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
就在黄乃被捕不久，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出面四处周旋，不久日本警察便释放了黄乃。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后，更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黄乃回到了祖国，于第二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在延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任马列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黄乃调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先生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在任主编期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此间，不少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1942，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调查研究时对广大学员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当年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三
解放战争期间，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那时，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得知黄乃的病情后，立即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他首先考虑到了自己的前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听到了不少盲人自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动人事迹后，使刚刚坠入黑暗深渊的他，在心灵深处又点燃一缕希望的火，并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盲人不应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应与正常人一样，也要为社会效力。要做到这样，盲人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盲文则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为了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尽快扫除盲胞中的文盲。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并四处游说，各方斡旋，同时还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就这样，一个刚刚跌入黑暗且又刚刚接触盲文的人，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胞通用的盲文初步方案，其中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亲自接见了黄乃，并握着他的手表示祝贺，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当毛泽东主席看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盲文方案是制定出来了，但要推广开去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77年，教育部决定先在9所盲校进行试验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试验新盲文，教师要从头学习，教材要重新编写，再加上试验周期长，不但要花费不少资金，而且困难不少。不久有的学校停止了试验，同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对这套方案也有不同意见。当试验正面临着停止之时，黄乃亲自找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盲文的试验终于在胡乔木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得以继续。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以及反复修改，黄乃先生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
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1000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黄乃先生被国务院批准为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黄乃先生是享受此项殊荣的惟一的一个残疾人。
黄乃先生有过四次婚姻。前三个妻子婚后不久纷纷离异，三个妻子各给他留下一个儿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从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调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恋爱了。1942年与第一个妻子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现已年过花甲，是个画家，现在定居美国。
黄乃先生的第四任妻子叫安琳，安琳女士曾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科技导演，他于1961年春节与安琳女士结婚，婚后的安琳女士对双目已失明日后从事盲文研究的黄乃先生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极大的支持。
一
黄乃自幼受父亲和兄长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当他在长沙楚怡小学上五年级时的一天，北伐军打到长沙，身为学生自治会主席的黄乃带着自己的小伙伴，走出校门，欢迎北伐军的到来。那时的黄乃，就已将一册《三民主义三百问》背得滚瓜烂熟。
黄乃是在南京上的中学。在读初二时，黄乃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并参加了由共产党秘密领导的“读书会”，在这里，他阅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鲁迅的《彷徨》、《呐喊》，李达的《现代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籍。进入高中时，黄乃开始为一些进步文艺刊物《新野》、《文友》等撰写文章。受其影响，儿时的黄乃就已踌躇满志，立志日后一定要继承父业，投身到拯救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斗争之中。
正当他豪情满怀之际，不幸降临到他的头上。1934年，也就是他读高中之时，黄乃在一次上体育课踢足球时，不慎右眼被撞伤，导致视网膜脱落，由于手术失败致使右眼失明，于是休学回到长沙老家。
1936年初的一天，因右眼受伤正休学在家的黄乃从报上看到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正积极开展救亡运动的事迹，很受感动，决定重走父亲的路，去日本留学。他把这一想法给母亲和哥哥们一说以后，立即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母亲虽然舍不得这个自幼失去父亲的孩子，但考虑到儿子的前途，再想到日本还有一些丈夫黄兴的生前挚友，可以代为照顾儿子，也就没有表示反对。
黄乃来到东京，进入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在此黄乃也加入了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和“中华留日世界语协会”等进步组织，负责“现代问题座谈会”。在这期间，黄乃经常出席左派文化团体的各种会议，为文化救亡运动做了不少的工作。他的行动，惹怒了日本军国主义，1937年6月，黄乃被日本警察拘捕入狱。
就在黄乃被捕不久，他父亲的生前好友前田九二四郎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出面四处周旋，不久日本警察便释放了黄乃。20岁的黄乃，第一次遭遇这次牢狱之灾的考验后，更坚定了他一生要跟共产党走的信念。黄乃晚年回忆起这次在日本被捕的事情时说：“从那以后，我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管我身上背着多么沉重的十字架，对党的信念从没有动摇过。”
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从日本监狱中出来的黄乃回到了祖国，于第二年来到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还亲自接见了他。在延安，他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入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任马列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主任。1939年，黄乃调中央宣传部任干事，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后又调入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工作，任日本问题研究秘书兼组长。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黄乃先生负责副刊《敌情》的主编。在任主编期间，他发表的一篇题为《南进还是北进》的文章准确地推断了在华日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得到验证之后，曾经轰动一时。此间，不少文章还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1942，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时，毛泽东在马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调查研究时对广大学员说：“你只有进行了调查，进行了研究，才有发言权，比如说黄乃，他对日本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日本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
当年一些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会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流传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而黄乃均进入这两项排名。
三
解放战争期间，黄乃长期处于艰苦紧张的工作环境之中，常年伏案到深夜，仅有的一只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也迅速下降。1949年进入北京时，左眼视网膜又脱落。那时，刚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得知黄乃的病情后，立即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但为时太晚，因拖延太久，病情沉重，未能治愈。去苏联时，他的左眼睛还能看到“人民日报”四个大字，回国后，双眼已经全部失明。
在苏联治疗期间，当他得知自己的眼睛已完全没有复明希望时，他首先考虑到了自己的前途，想到了自己的祖国成千上万盲胞。于是，在回国前，他参观了莫斯科的盲校，听到了不少盲人自强不息，自强自立的动人事迹后，使刚刚坠入黑暗深渊的他，在心灵深处又点燃一缕希望的火，并产生了创制中国盲文的念头。
从苏联回国后，黄乃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的盲人问题：盲人不应成为社会的负担，而应与正常人一样，也要为社会效力。要做到这样，盲人必须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而盲文则是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的必备工具。
解放初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中国还没有统一的盲文，只有南北两种不同地域使用的很不完备的盲字。为了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尽快扫除盲胞中的文盲。1952年春天，黄乃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呼吁全社会都要重视和关心盲人事业，并四处游说，各方斡旋，同时还集中精力搞一套中国自己的盲文。就这样，一个刚刚跌入黑暗且又刚刚接触盲文的人，用了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设计出了一套全国统一的盲胞通用的盲文初步方案，其中的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当周恩来总理得知黄乃设计的盲文初步方案成功后，亲自接见了黄乃，并握着他的手表示祝贺，鼓励他进一步完善这个方案。当毛泽东主席看到了新中国第一个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有人告诉他，这套盲文是民主革命先驱黄兴的幼子黄乃设计的，毛泽东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盲文方案是制定出来了，但要推广开去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1977年，教育部决定先在9所盲校进行试验时就遇到了不少困难。试验新盲文，教师要从头学习，教材要重新编写，再加上试验周期长，不但要花费不少资金，而且困难不少。不久有的学校停止了试验，同时，国家文字改革委员对这套方案也有不同意见。当试验正面临着停止之时，黄乃亲自找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同志，盲文的试验终于在胡乔木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得以继续。经过黄乃多年的努力和实践，以及反复修改，黄乃先生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新盲
文方案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得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批准。这套方案的实施，使近1000万中国的盲人重又有了明亮的“眼睛”。
1991年12月，黄乃先生被国务院批准为作出特殊贡献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黄乃先生是享受此项殊荣的惟一的一个残疾人。
黄乃先生有过四次婚姻。前三个妻子婚后不久纷纷离异，三个妻子各给他留下一个儿子。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从延安马列学院哲学研究室调八路军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恋爱了。1942年与第一个妻子结婚，有了一个儿子，他的这个儿子现已年过花甲，是个画家，现在定居美国。
黄乃先生的第四任妻子叫安琳，安琳女士曾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科技导演，他于1961年春节与安琳女士结婚，婚后的安琳女士对双目已失明日后从事盲文研究的黄乃先生给予了深深的理解和极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