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日到九日我在乡下度假。没有网络，手机也因费用只能接不能打。临近假日结束，突然接到韦山君的电话，说罗杰去世了。我为之一惊，我无言，想了很多很多……
      一回来，便去网吧，告知成太兄转告他的家人表示慰问。我还说关于罗杰，我一定要写文章，谁都可以不写，而我是必须要写的。因为我和他有着特殊的缘分。

        我最早认识和知道他是在六四年，那时我在学校组建了一个一百二十个学生的合唱团。合唱团员竟然有不少的红十字会会员。与这些合唱队员联系的人叫罗杰，好像他那时在防疫站里负责红十字工作。我与他也只是见面点头，没有交往，知道他为红十字常常奔波于各学校间。给我的印象便是一位热衷于社会活动的人物。
      

       我七八年因公赴上海参观访问期间，读到《中国报道》上一些世运消息，回来后和苏州世界语小组建立了联系，后在厂宣传部和学校的支持下去上海施以明处，她那时在长沙路小学举办世界语展览，叫我唱世界语歌曲协助宣传，途经苏州拜访了陈世德老和杭立老，在这两位老人的鼓励支持下，我回来后组织了我市的世界语小组，创办了《煤城之声》油印刊物，开展了最初的世界语宣传和推广活动。常熟张麟瑞在他主编的《绿萤》上对此报道说我由一人孤军奋战发展到十三人。侯志平先生于79年11期的《中国报道》上刊登我们世界语小组的照片和创办《煤城之声》的消息后，我便面临着要更进一步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工作。从何着手？大约是厂宣传部金部长的建议，叫我去找市宣传部或者科技协会。在科协，我竟意外地见到了罗杰，原来就有印象，我一说明来意，他对我立即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详细地了解了有关什么是世界语以及当时我所了解的国内外世界语的动态之后，他说他在科协普及部，完全可以把世界语工作开展起来，并马上引我去见科协当时的负责人凌主席。
由此，我市的世界语工作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有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首先他安排了以科协名义举办，由我主讲的的世界语知识讲座，并发文到各单位邀请与外语有关的人员参加听讲。时隔不久，接着在八零年暑期以科协名义发文举办世界语师资培训班，并在《淮南日报》上刊登消息，共有四十余名来自学校、科研单位以及与外语工作有关的人员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当时采用的是方善境老寄给我他老人家自编的世界语课本（四十课）。其中部分学习者成了我市世界语活动的中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世界语协会。
罗杰本人忙于工作没有过多的时间学习世界语，然而他却表现了对世界语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的热情和胆略甚至超越了许多世界语者。

       成立协会后不久，为了更加广泛地宣传和推广世界语，他把我当年学习的冯文洛编的《世界语初级讲座》用光电扫描的办法油印了五百本，在本市范围内开展了世界语函授教学，每周一次由我在现在的安徽理工大学的阶梯教室里进行四个课时的自学辅导。
      在得知新华函校招生推广世界语的消息后，他和我商量我们也开展全国性的世界语函授教学。我当时没有这个胆量，一没有适合的教材，第二觉得自己水平有限。他鼓励我解放思想要有自信。还没等我考虑好，他已经在《参考消息》上刊登了招生广告，顿时收到万余人的报名，邮局已经无法承担送达邮件的任务，罗杰招了一些社会青年用板车把邮件从邮局一麻袋一麻袋地拉回来，立即布置各个省的分工管理工作，每一两个人各负责一个省的登记，回函，邮寄教材以及所有应该做的事务，这些小青年谓之为“省长”。 他和邮局达成为函校制作免费邮资信封，大大减轻了函授学校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

       罗杰的工作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瞠目。学员已经大量报名，然而还没有教材。罗杰便叫我立即着手编函授课本。这对于我真是一个没有想到的难题。他说我是外语教师，编世界语教材应该没有问题，对我的信任使我进退两难，要求我在一个星期内完成教材的编写工作。我手中当时除了冯文洛的和方老的两本教材可以参考之外，只得遵命闭门造车了。罗杰当时几乎每隔两天就要催问一次，在此同时，他找到报社的美术编辑唐仁林忙着为这本并不成熟的教材设计封面。这本应急的教材当时印了两万本。迅速地发到了学员手中。接着的问题就是有声资料，罗杰说自己录音制作磁带，便由我和师专的周蓉老师就在一件普通的房间里录制了函授用的磁带。当时罗杰用学员的钱购置了一台磁带复录机，三分钟可以复制五盘。也很快地陆续发到了学员们的手中。
       函授教学的初期阶段，工作风格比较粗犷，教学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实在难免。和现在的条件情况相比，当年就如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一样，一切自力更生，白手起家，没有外援，单单凭借着对于世界语的热情敢于去做所能想到的对世界语工作有所推动的事情，没有金钱的考虑，没有名声的考虑，每个人都是那样的单纯、朴实和坚忍不拔。

       当时我办的《煤城之声》，在国柱和成泰的动议下，在八零年由油印改为铅印，并更名为MAROTO。罗杰看到后说从第二期开始依然由我主编，但由科协出资，不用我自己承担费用。后来这份小报变成了协会的会刊，由十六开改版为四开四面，时不时地还增加版面。再后来又成为函授学校的校刊，又更名为E-AMANTO（世界语爱好者）并且扩办成对开报纸，我每次编辑好后去蚌埠部队印刷厂去印刷，当时的份数达到三万份，这样开本的报纸我经手编辑就出了三期。
毫不夸张地说，我市的世界语运动没有罗杰就没有发展。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师而已，社会活动能力孱弱，社交范围狭窄，也不具备他那样的工作条件，更加缺乏他那样对世界语的近于疯狂的痴情和敢想敢干的精神。罗杰充分利用了他的一切社会关系，施展了他的杰出的社交才能和公关能力。他为世界语考虑甚多，策划甚多。大刀阔斧却也思虑缜密。他自从接触世界语之后一直不停歇地动用他的一切能力和智慧为世界语身体力行，殚精竭虑地工作。他有着大手笔，细数淮南八九十年代的世界语传播和推广的每一步骤和所做的工作，应该说多出自罗杰的整体考虑和运筹之中。
成立世界语协会，他找到了当时的武装部长做协会的理事长，我们大家始终未曾和这位部长谋面，至少我是如此，科协副主席戚明秀女士为副理事长，这是协会工作的有力保障。

       去黄石参加小UK后，他又和我市电视台达成共识，安排我去电视台对我市的所有世界语者以及一般观众进行世界语的宣传和学习辅导。为了更加广泛有效地宣传世界语，吸纳更多的有才人士进入世界语圈，又策划组织了《绿星歌舞团》，由我和歌舞团的高耀东，也是世协理事，负责安排活动，同时编辑出版了《绿星歌声》。
       为了进一步办好函授学校，他特聘著名世界语者苏阿芒（Armand Su）为淮南世界语函授学校的顾问，他把我专门从所在的学校商借到科协，担任学校的教务长，专门从事世界语函授教学。与此同时，他开始把目光投向外地，开始和北京联系，邀集老世界语者们参与函授学校的指导工作，重新采用老世界语者张载专门为函校编写的教材进行新一轮的教学，同时开办了中级班。
       他先后邀请了蚌埠市的老世界语者朱世权，北京全国世界语协会的祝明义，胡愈之的后代胡孟崮前来我市为世界语学习者开办讲座进行辅导交流。

        他八三年（？）还在我市龙湖公园组织了一次盛大的世界语游园活动，大大促进了世界语的宣传和推广。
他在本省到处宣传和寻找世界语者开展工作。我和凌波先生的见面，就是罗杰引荐的，那时凌波好像住在一间极普通的巷道里的房子里。后来他们一同策划拍摄了一部宣传世界语的影片。

       我从事的世界语活动多系于他，与罗杰密不可分。都是他搭台，我唱戏，他开垦处女地，我去播撒绿色的种子。当然还有李国选，姚多忠等朋友们共同在播撒着。我没有罗杰那样的魄力和智慧，没有他那样的惊人的胆略和胆识。他对我一直非常友好，尊重和信赖。我市的《淮南日报》和《安徽青年报》那时候刊登我学习推广世界语的宣传报道，《安徽日报》的记者对我的采访，乃至安徽省电台对我宣传推广世界语的广播报道，都源自于罗杰对我的推介。
八四年，大概是秋季，学校坚持要我返回学校。从此进入山林，与外界处于半隔绝状态，虽然依然钟情于世界语，却渐行渐远了世界语活动。

       与罗杰相见的最后一面大抵是九一年，偶然路上邂逅，他正和李国选骑车去办事，都是擦肩而过，打了招呼后，便一直没有联系，此后便音信全无。
       后来听说他因为经济问题坐了两年之久的班房，他本人一直坚持不承认他有罪。据云他的遭难是因为世界语运动筹集经费所致，遭到了小人们的嫉妒陷害。再后来我离开淮南，来到广州，只听说他出狱后，愤然去了东北哈尔滨卖水果，然而不知确否，从此不曾回到淮河岸边。

        罗杰，用Ikso的说法，是个“怪杰”。他确有异乎常人的一面。淮南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和蓬勃全系于他。他是一位真正的世界语的宣传家，鼓动家，实干家。世界语工作的杰出的策划者，组织者。他是鲁迅所说的那样“超乎口是心非”的人。

        广州七大，心想他会来穗参加，这样便可谋面叙旧，不意他竟未来。这次东北会议我原是想去的，心里也实在是想见见多年不见的罗杰，不意他突然病逝，这实在是一桩无法弥补的遗憾。我心里也为和他多年的疏远悔然。在我心中，他永远是一位大写的人。

转自：绿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