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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之子的欧洲情结 (2009-02-06 02:17:54)
标签：杂谈
陈毅之子的欧洲情结
口述：陈昊苏 采访：温志宏 刘梦羽
2008年岁末，第一次见到陈昊苏先生。
当我们走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简称“对外友协”）的会议室，第一眼就看到，一张《人民日报》将坐在沙发上的人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我们不敢贸然打扰。听到声响，报纸落下去，一个人站起来，他穿着朴素，却举止文雅。尽管看上去比照片上年轻，但我们可以断定，他就是陈昊苏先生。
陈昊苏，是陈毅元帅的长子，而陈毅元帅是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因此，陈昊苏的人生，注定和“外交”两个字分不开。我们对他的采访，从即将出版的世界语诗集《欧陆山河的友好心路》开始。
第一次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陈昊苏，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二十三所工作，后被提升为室副主任；又调到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任研究员。1981年起，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0年3月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2000年９月担任对外友协会长至今。
出生外交世家的陈昊苏，和外交的渊源很深，对欧洲尤为熟悉。这份情缘，可以追溯到他第一次出访国外。
2009年，我即将出一本世界语诗集，书名叫《欧陆山河的友好心路》。第一首诗《走遍欧洲》写到，中有一句“三十一年走遍了四十四国”。我和欧洲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如此。
2008年，我访问了萨拉热窝。至此，我的足迹已经遍布欧洲44个国家。而我第一次出访欧洲是在1977年。
1977年5月，我作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跟随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我接触国际事务的开始。当时，代表团团长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是廖承志。
这次出访给我们代表团所有成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月的罗马尼亚，气候非常好，环境也很漂亮，到处鲜花盛开。虽然首都布加勒斯特刚刚经历过一次地震，有一些建筑表面出现裂纹，但城市面貌依然很好。当时，我们刚刚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城里到处都还能看见地震棚。两者一比较，我们马上感觉到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不错。
记得当时一位新华社记者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向人家学习，人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比我们好。我也表示赞同。
这次出访选择罗马尼亚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罗马尼亚是我们的传统友好国家。但是，为什么选择南斯拉夫呢？
实际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相当差。“文革”结束了，很多事情都在酝酿着改变，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面临着新的前景。当时，铁托总统会见了我们代表团。
我们观察南斯拉夫的改革，从五十年代起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南斯拉夫的改革是走在前面的，初期也有很大成效。至于后来出现问题，南斯拉夫走向解体，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归罪于改革。从当时的形势看，我们完全应该和他们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次出访一年之后，铁托总统应邀访华，中南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到1978年12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我们和欧洲的交往日益增多，我就是随着这个潮流前行，最终走遍了欧洲。
对外友协20年：见证中欧关系的进步历程
从1990年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起，19年来，民间外交成了陈昊苏的主要工作。一开始他负责欧洲事物，对各国情况了解渐深，见证了中欧关系的曲折进程。
新中国刚成立，第一个就与苏联建交。中国派了很多青年人去苏联学习，其中一部分人回来之后，成了国家和重要部门的领导人。60年间，中国和苏联（后为俄国）的关系走过曲折的道路。中国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了很多援助，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那时候奠定的。中间有30年时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到1989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明确提出“结束历史，走向未来”，他用一种东方人的智慧，把过去的一页翻过去，开始了新的一页。尽管遭遇苏联解体的剧变，中俄双方仍然把握住面向21世纪的重大历史机会建立起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该说，这是60年来两国不间断的沟通结下的硕果。
中国和东欧的关系也经历过曲折。东欧曾属于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中国就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交。后来，中国理解并尊重东欧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布拉格之春”运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明确表示反对。大国不能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小国，否则就会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背离，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现在东欧国家选择回归欧洲，我们当然表示理解，并与之发展平等合作关系。总的来说，中国坚持了人类进步的理想。
中国和西欧发展关系起步稍迟，后来加速前进。1950年9月14日，中国和瑞士建交。1964年1月27日，西欧最大国家法国和我们建交，产生了轰动性影响。英国虽然很早就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但很长一段时间关系没有提升，1972年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30年前，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中国和欧洲关系的改善形成一股很强劲的势头。
1975年，中国和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欧共体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当时，由9个国家组成。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之后，经过了三次东扩，有很多国家陆续加入进来。现在，欧盟已经有27个成员国。2001年，中国欧盟协会成立，我担任会长。可以说，中国欧盟协会是由中国最关心、理解欧洲一体化事业的人组成的团体。2005年，对外友协组织了系列活动，纪念中国与欧共体建交30周年。
中国：做得好说得也好
对于最近扑朔迷离的中法关系，陈昊苏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真理要经过检验，友谊要经受考验。”
在多数场合，我们中国做得都很好，只是在表述自己立场的时候有一些不足，有时候中国人说的话欧洲人听不懂。
一些欧洲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不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还有少数人对中国怀着偏见，想要说服他们就更困难一些。中欧之间发生争执，问题不是出在中国身上，要采取公正合理的立场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于误解和偏见，通过沟通与对话来解决，几十年来这样做被证明是有效的。
现在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希望各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和平共处要表现出宽容的精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严酷的，一方得利，另一方就受害，双方加在一起是零。现在不同了，各方都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加在一起不是零，而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中国一向对欧洲怀着善意，对欧盟一体化事业的前进表示欢迎，对他们遭遇的困难则给予同情和理解。譬如，欧盟宪法遭到一些国家否决，我们也感觉扫兴，并且相信欧洲的智慧能克服这些困难。一体化给欧洲带来很大利益，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成功典型。搞一体化意味着国家要出让一部分主权，因此遭遇反对也不难想象。
2008年，中欧关系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干扰，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国家支持并纵容藏独，对中国维护主权和统一的立场横加责难，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一事件暴露了欧洲某些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无知和偏见。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央政府从那时起就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辖，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1956年，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团长就是我父亲陈毅元帅。那时候到西藏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父亲一去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3月中旬，乘专列离京,途经西安、兰州、西宁，又乘坐汽车翻越唐古拉山、喀喇昆仑山，5月中旬到达拉萨。当时，父亲已经50多岁，走这一趟下来非常辛苦。从西藏返程是乘坐刚刚试航成功的北京拉萨航线军用飞机回到兰州，6月中旬回到北京。当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担任主任，班禅额尔德尼是副主任，中央希望他们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建设新西藏。但在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来出逃。
本来，中央政府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适当推迟了。达赖喇嘛叛乱之后，民主改革得以提前进行，百万农奴赢得翻身解放。50年过去了，西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些农奴主失去了奴役西藏人民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感到高兴，于是，他们肆意诋毁，把社会的进步说成是毁灭西藏文化，镇压西藏人民等。多数欧洲人不了解这些历史，他们陷入了盲从，而确有很少数的人对中国有着非常深的偏见，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顽强地表现，造成中欧关系的困难局面。
许多事情都说明，我们与欧洲的交流意义深远，注定要克服许多困难，不下工夫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很多事情中国实际上是受害者。做得好不容易，说得好更不容易。欧洲对中国有不少误解，也有一些偏见，虽然不应该由我们负责，但我们有做工作的责任。
2008年，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都意识到，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在关键性的时刻，担负起大国责任，不向邻国转嫁危机，也不增加小国的负担。中国努力使自己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从而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中国是讲诚信并尽到了自己的国际责任的。
我作为中国外交事业在艰难境遇中奋起的见证人，为中国外交不断取得了重大成就而感到欣慰。中国因此而赢得了世界进步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尽管依然存在着对中国不理解、不信任、甚至反对的声音，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中国以善意回报世界，也不能改变中国外交继续赢得进步的大趋势。
诗人眼里的中外交流
受父亲的影响，陈昊苏自幼便读诗、写诗。1977年，他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时空的跨越》，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春天的事业》等。
诗人眼中的中外交流，反映出他对与有关国家的友谊的挚热感情。
2005年1月，中国与法国互办文化年进入了高潮，对外友协派了代表团去巴黎观光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的中国式春节游行。那天上午天气阴沉沉的，一直在下雨，大家都很担心会影响游行的举行，但是到了10点多天就放晴了。当天下午，胡锦涛总书记抵达，巴黎，也是在专机降落之前，机场的天气转晴。当天晚上，埃菲尔铁塔被染成了中国红，很壮观。第二天，法国朋友对我说，中国人真了不起，可以指挥天气。我说：这是你们对中法友好表示祝福，你们也一样很厉害啊！
2005年，我受俄罗斯国防部邀请，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5月9日晚上，观看演出，以整个红场为舞台，再现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历程。从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开始，场面上是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都穿得很漂亮跳舞，这时候战争爆发了，一转场就是年轻人告别亲人，奔赴战场。接着是苏联领导人在红场检阅，再现了1942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阅兵，红军战士在接受检阅之后直接开赴前线。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陈昊苏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记忆力很好，对于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年代都记得非常清楚，对于欧洲各国情况也如数家珍。他的知识面很宽，对于各种话题，都能侃侃而谈，以至于我们预定的采访时间被延长了许久。临走时，他还不忘在对外友协的贺卡上写下新年祝福的话语，送给我们作纪念。
附：陈昊苏资料
出生年月： 1942
民 族： 汉族
四川乐至人。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学系。历任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二十三所技术员、副主任，1973年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1981年起，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0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2000年９月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同时兼任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等职。全国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第十屇、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中俄友协会长，中欧协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等。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走向新世纪》，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交朋友》等。
标签：杂谈
陈毅之子的欧洲情结
口述：陈昊苏 采访：温志宏 刘梦羽
2008年岁末，第一次见到陈昊苏先生。
当我们走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下简称“对外友协”）的会议室，第一眼就看到，一张《人民日报》将坐在沙发上的人严严实实地遮了起来。我们不敢贸然打扰。听到声响，报纸落下去，一个人站起来，他穿着朴素，却举止文雅。尽管看上去比照片上年轻，但我们可以断定，他就是陈昊苏先生。
陈昊苏，是陈毅元帅的长子，而陈毅元帅是新中国第二任外交部长。因此，陈昊苏的人生，注定和“外交”两个字分不开。我们对他的采访，从即将出版的世界语诗集《欧陆山河的友好心路》开始。
第一次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
陈昊苏，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毕业后到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二十三所工作，后被提升为室副主任；又调到军事科学院战史部任研究员。1981年起，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0年3月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2000年９月担任对外友协会长至今。
出生外交世家的陈昊苏，和外交的渊源很深，对欧洲尤为熟悉。这份情缘，可以追溯到他第一次出访国外。
2009年，我即将出一本世界语诗集，书名叫《欧陆山河的友好心路》。第一首诗《走遍欧洲》写到，中有一句“三十一年走遍了四十四国”。我和欧洲的关系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如此。
2008年，我访问了萨拉热窝。至此，我的足迹已经遍布欧洲44个国家。而我第一次出访欧洲是在1977年。
1977年5月，我作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跟随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是我接触国际事务的开始。当时，代表团团长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赛福鼎，副团长是廖承志。
这次出访给我们代表团所有成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5月的罗马尼亚，气候非常好，环境也很漂亮，到处鲜花盛开。虽然首都布加勒斯特刚刚经历过一次地震，有一些建筑表面出现裂纹，但城市面貌依然很好。当时，我们刚刚经历了唐山大地震，从北京出发的时候，城里到处都还能看见地震棚。两者一比较，我们马上感觉到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当不错。
记得当时一位新华社记者对我说：我们一定要向人家学习，人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比我们好。我也表示赞同。
这次出访选择罗马尼亚是由当时的形势决定的，罗马尼亚是我们的传统友好国家。但是，为什么选择南斯拉夫呢？
实际上，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相当差。“文革”结束了，很多事情都在酝酿着改变，和南斯拉夫的关系面临着新的前景。当时，铁托总统会见了我们代表团。
我们观察南斯拉夫的改革，从五十年代起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南斯拉夫的改革是走在前面的，初期也有很大成效。至于后来出现问题，南斯拉夫走向解体，原因很复杂，不能完全归罪于改革。从当时的形势看，我们完全应该和他们建立友好合作关系。这次出访一年之后，铁托总统应邀访华，中南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到1978年12月，中国实行改革开放，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我们和欧洲的交往日益增多，我就是随着这个潮流前行，最终走遍了欧洲。
对外友协20年：见证中欧关系的进步历程
从1990年担任对外友协副会长起，19年来，民间外交成了陈昊苏的主要工作。一开始他负责欧洲事物，对各国情况了解渐深，见证了中欧关系的曲折进程。
新中国刚成立，第一个就与苏联建交。中国派了很多青年人去苏联学习，其中一部分人回来之后，成了国家和重要部门的领导人。60年间，中国和苏联（后为俄国）的关系走过曲折的道路。中国开始搞社会主义建设，苏联给了很多援助，中国工业化的基础，是那时候奠定的。中间有30年时间，中苏关系非常紧张。到1989年，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明确提出“结束历史，走向未来”，他用一种东方人的智慧，把过去的一页翻过去，开始了新的一页。尽管遭遇苏联解体的剧变，中俄双方仍然把握住面向21世纪的重大历史机会建立起平等互信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该说，这是60年来两国不间断的沟通结下的硕果。
中国和东欧的关系也经历过曲折。东欧曾属于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中国就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建交。后来，中国理解并尊重东欧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发展道路。比较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布拉格之春”运动，苏联出兵干涉，中国明确表示反对。大国不能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小国，否则就会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背离，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现在东欧国家选择回归欧洲，我们当然表示理解，并与之发展平等合作关系。总的来说，中国坚持了人类进步的理想。
中国和西欧发展关系起步稍迟，后来加速前进。1950年9月14日，中国和瑞士建交。1964年1月27日，西欧最大国家法国和我们建交，产生了轰动性影响。英国虽然很早就和中国建立了代办级的外交关系，但很长一段时间关系没有提升，1972年才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30年前，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中国和欧洲关系的改善形成一股很强劲的势头。
1975年，中国和欧共体（欧盟的前身）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欧共体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当时，由9个国家组成。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发展成为欧洲联盟。之后，经过了三次东扩，有很多国家陆续加入进来。现在，欧盟已经有27个成员国。2001年，中国欧盟协会成立，我担任会长。可以说，中国欧盟协会是由中国最关心、理解欧洲一体化事业的人组成的团体。2005年，对外友协组织了系列活动，纪念中国与欧共体建交30周年。
中国：做得好说得也好
对于最近扑朔迷离的中法关系，陈昊苏用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看法：“真理要经过检验，友谊要经受考验。”
在多数场合，我们中国做得都很好，只是在表述自己立场的时候有一些不足，有时候中国人说的话欧洲人听不懂。
一些欧洲人对中国了解甚少，不容易理解中国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还有少数人对中国怀着偏见，想要说服他们就更困难一些。中欧之间发生争执，问题不是出在中国身上，要采取公正合理的立场来研究问题产生的原因。对于误解和偏见，通过沟通与对话来解决，几十年来这样做被证明是有效的。
现在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希望各国互相尊重、互相学习、团结合作、和平共处要表现出宽容的精神。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曾经是非常严酷的，一方得利，另一方就受害，双方加在一起是零。现在不同了，各方都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加在一起不是零，而是相当可观的数字。
中国一向对欧洲怀着善意，对欧盟一体化事业的前进表示欢迎，对他们遭遇的困难则给予同情和理解。譬如，欧盟宪法遭到一些国家否决，我们也感觉扫兴，并且相信欧洲的智慧能克服这些困难。一体化给欧洲带来很大利益，成了全球一体化的成功典型。搞一体化意味着国家要出让一部分主权，因此遭遇反对也不难想象。
2008年，中欧关系受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干扰，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国家支持并纵容藏独，对中国维护主权和统一的立场横加责难，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一事件暴露了欧洲某些势力在西藏问题上的无知和偏见。
西藏从元朝开始就纳入中国的版图，中央政府从那时起就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辖，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1956年，中央派出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团长就是我父亲陈毅元帅。那时候到西藏不像现在这么方便，父亲一去就是3个多月的时间。3月中旬，乘专列离京,途经西安、兰州、西宁，又乘坐汽车翻越唐古拉山、喀喇昆仑山，5月中旬到达拉萨。当时，父亲已经50多岁，走这一趟下来非常辛苦。从西藏返程是乘坐刚刚试航成功的北京拉萨航线军用飞机回到兰州，6月中旬回到北京。当时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由达赖喇嘛担任主任，班禅额尔德尼是副主任，中央希望他们团结在祖国大家庭中，依靠全体人民，共同建设新西藏。但在1959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后来出逃。
本来，中央政府为了照顾西藏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决定适当推迟了。达赖喇嘛叛乱之后，民主改革得以提前进行，百万农奴赢得翻身解放。50年过去了，西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那些农奴主失去了奴役西藏人民的权利，他们当然不会感到高兴，于是，他们肆意诋毁，把社会的进步说成是毁灭西藏文化，镇压西藏人民等。多数欧洲人不了解这些历史，他们陷入了盲从，而确有很少数的人对中国有着非常深的偏见，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要顽强地表现，造成中欧关系的困难局面。
许多事情都说明，我们与欧洲的交流意义深远，注定要克服许多困难，不下工夫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很多事情中国实际上是受害者。做得好不容易，说得好更不容易。欧洲对中国有不少误解，也有一些偏见，虽然不应该由我们负责，但我们有做工作的责任。
2008年，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人们都意识到，每个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中国在关键性的时刻，担负起大国责任，不向邻国转嫁危机，也不增加小国的负担。中国努力使自己的经济保持稳定增长，从而为世界经济的恢复做出贡献，中国是讲诚信并尽到了自己的国际责任的。
我作为中国外交事业在艰难境遇中奋起的见证人，为中国外交不断取得了重大成就而感到欣慰。中国因此而赢得了世界进步人民的理解和尊重。尽管依然存在着对中国不理解、不信任、甚至反对的声音，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中国以善意回报世界，也不能改变中国外交继续赢得进步的大趋势。
诗人眼里的中外交流
受父亲的影响，陈昊苏自幼便读诗、写诗。1977年，他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时空的跨越》，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春天的事业》等。
诗人眼中的中外交流，反映出他对与有关国家的友谊的挚热感情。
2005年1月，中国与法国互办文化年进入了高潮，对外友协派了代表团去巴黎观光香榭丽舍大街上举行的中国式春节游行。那天上午天气阴沉沉的，一直在下雨，大家都很担心会影响游行的举行，但是到了10点多天就放晴了。当天下午，胡锦涛总书记抵达，巴黎，也是在专机降落之前，机场的天气转晴。当天晚上，埃菲尔铁塔被染成了中国红，很壮观。第二天，法国朋友对我说，中国人真了不起，可以指挥天气。我说：这是你们对中法友好表示祝福，你们也一样很厉害啊！
2005年，我受俄罗斯国防部邀请，到莫斯科参加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5月9日晚上，观看演出，以整个红场为舞台，再现了苏联卫国战争的历程。从1941年6月22日战争爆发开始，场面上是中学生举行毕业典礼，都穿得很漂亮跳舞，这时候战争爆发了，一转场就是年轻人告别亲人，奔赴战场。接着是苏联领导人在红场检阅，再现了1942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阅兵，红军战士在接受检阅之后直接开赴前线。
采访后记
采访结束，陈昊苏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记忆力很好，对于经历过的重大事件和年代都记得非常清楚，对于欧洲各国情况也如数家珍。他的知识面很宽，对于各种话题，都能侃侃而谈，以至于我们预定的采访时间被延长了许久。临走时，他还不忘在对外友协的贺卡上写下新年祝福的话语，送给我们作纪念。
附：陈昊苏资料
出生年月： 1942
民 族： 汉族
四川乐至人。196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电子学系。历任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第二十三所技术员、副主任，1973年任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研究员，1981年起，历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1990年3月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2000年９月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同时兼任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会长等职。全国第四、五、六届人大代表，全国第九届政协委员，第十屇、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世界民族学会会长，中俄友协会长，中欧协会会长，北京市中日关系史学会会长等。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红军之歌》、《继志集》、《走向新世纪》，文集《我心中的太阳》、《辉煌的日出》、《青春之旅》、《我们世纪的英雄》、《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交朋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