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世界语（一）
樊东升
我是1984年开始学习世界语的。一个只读过3年级的小学生，连外文字母都没见过，学外语谈何容易？但在朋友的鼓励下，我还是要坚持试一试。于是我向湖北省黄石市师范学院的一个世界语函授班报了名。不久，该校寄来许多课本和资料。我抚摸着它们，一个字也看不见，作业不能完成，考卷也无法做答，只好让它们在抽屉里睡觉。而我却每天吃不下，睡不着，坐卧不能，昼夜愁。国庆节那天夜里，伴着外面的小雨，我给黄乃老人家写信，哭诉自己在学习中所遇到的困难。一周后，我收到了黄老的信，读了欣喜若狂，从此自己像变了个人。黄老写道：“你学习世界语有困难，就让我来做你的忠实引进人吧。三十年代我在东京留学学过世界语。爱罗先柯和鲁迅先生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常一起交流世界语。”随后，黄老又寄来一大堆国外出版的世界语盲文资料和书籍，每周以世汉盲文对照的方法给我写一封信，为我解释单词，讲解语法。唐山世界语协会筹备组得知此事，也派了几名优秀世界语者来帮助我。他们把生词和科文等，一课一课的录制在磁带上，录一盒，送来一盒。然后我边听录音，边用盲文作记录。到了夜深人静时，我就反复背记和理解。就这样，经过三年的努力，我终于抄写并学完了初、中级班和电大希望班的全部课程。还抄写了汉世和世汉两部词典、世界语会话、世界语900句等书籍，用了两千多斤盲文纸，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

1987年9月，我第一次收到国际邀请函，邀请我出席在荷兰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我拿着对方寄来的信函和办好的入境签证，马上向党组织作了汇报。马书记一听就生气了，怪声怪气地问道：“你准备投奔谁啊？”我说去荷兰开会。他说：“荷兰支持台湾，是我们的敌对国，你知道吗？”我还想说什么，马书记马上接着说：“你不要说了，从我这就通不过。”次日，我再去工厂上班，全厂的气候完全变了，连我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接触我了。几位老党员轮流监督我，去厕所都跟随，我大便，他们也大便。一再劝说我“回心转意”，不要“里通外国”、“背叛党和社会主义”。他们说：“像你这样的瞎子，如果是在旧社会，要饭都摸不着门，早就冻饿而死了。如今党拿你当宝贝，还吸收你入党，大家都这么照顾你，关心你，可是你却想着叛党投敌，这不是鬼迷心窍吗？”另一位插话说：“我们这么广博的国土，难道还容不下你一个瞎子吗？明天在会上好好检讨一下，相信党是会给你出路的。”

此次茅厕谈话结束后，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明天”居然未来到，就传来马书记的死讯。原来他每晚都去馆子里公款吃喝，醉酒后就被抬上小轿车送回家。那天晚上，他就这样一直睡去了。我的事也就从此不了了之了。这真是：职工欢，朋友畅，天疼地爱，桩桩暖心房。没做鬼，真吉祥，亲历难，也无妨。只盼地下有邮箱，劝书记，重安康！

十月份，我再次收到荷兰方的邀请函。他们见我不回复很着急，连续四次发函。到十二月十九日，对方甚至定好了飞机票寄来。这下我可慌了神，情急之下，背着党组织，将所有的信函都交到了唐山市政府。他们阅后，立即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书记说：“去！一定要去！有这么好的机会，不能放过！”事情决定后，我给黄老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全部情况。黄老又向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作了汇报。在1988年新年茶话会上，崔部长又关切地问及此事：“小樊出访的事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困难没有？”黄老说：“他请残联帮他买一部录音机，可是残联老师推来推去，几个部门之间互相踢皮球。”崔部长听了很生气，说：“下面办事太拖拉”。于是民政部为我买了一台双卡收录机和10盒索尼磁带。到六月份，市政府的几位有关工作人员，经过三个多月的忙碌，终于为我办妥了护照和一切手续。7月14日凌晨三点，市委安排小汽车将我送到北京。15日，我和《人民日报》社的记者以及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代表等12人，一起登上飞往德国的班机。16日由柏林转机抵荷兰机场，由国际世界语大会组委会的负责人和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协会主席、副主席等迎接了我们。

 

我爱世界语（二）

1988年7-8月间，我作为第一个中国盲人世界语者代表，出席了在荷兰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际和平盛会第7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第54届国际盲人世界语者大会和由各国专家、学者、教授参加的国际世界语教育研讨会。
在第73届大会上，各国代表只有1分钟表态发言，而我却享有10分钟发言权，因为中国盲人第一次出席会议。当我报出自己的发言题目《和平的语言，人类的春天》时，大会主席团全体成员都站起来听。会场显得格外安静。短短十分钟，代表竟报以四次热烈的掌声。我在发言中主要谈了三点：
第一，对大会组委会的邀请和各国代表的欢迎，表示深切感谢。因为我那次出访，所有的花费（包括往返机票、在海上乘船旅游、食宿费等），完全是由邀请方支付，我本身未花分文。
第二，世界语是和平的语言，象征着友谊和兄弟般的相互理解。世界语的旗帜是绿星旗，指引着人类大同的道路。由于长年的封闭政策，中国盲人很少对外交往，对世界知之甚少。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我国盲人也要融入绿色的国际大家庭。我们要同全世界的世界语组织、世界语者一道，为建设和平世界，建设人类的幸福家园而努力工作。我还要把大会的中心议题和会议精神带回国内，广泛宣传我们的绿色语言，让世界语在广大中国盲人中开花，结果。
第三，为了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的美好生活，我们建议国际世界语大会多多邀请各国党派和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在他们中间培养大批虔诚的世界语者。只有他们不搞专制独裁，不搞利益之争，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政策和决策，向世界语的创造者ZAMENHOF博士那样关注人的生命，未来的世界才能结束压迫和剥削，才能避免战争和流血。愿我们在绿色旗帜下团结，友谊，进步和发展，共同迎接人类的春天。
休会后，代表们团团将我围住，相互签名留念，赠送纪念品。大会主席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中国朋友！你把我们今天的会议推向了高潮。”一位比利时代表用汉语对我说：“这次你访问荷兰，你爱荷兰人吗？”我说：“是的。但我更爱比利时人。全世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他听了紧紧拥抱我，并赠送了巧克力和盲用报时手表。一位意大利代表将我高高举取来，用嘴一个劲咬我的脸，铁纱丝般的胡须扎得我好疼好疼的。还有的代表领我到树林里散步，摘下郁金香等各种花朵别在我的汗衫上，插在我的耳朵上。一对年轻的荷兰夫妇代表，邀请我和他的朋友们及全家人一起欢宴，弹钢琴。他们还带我去游泳。我有生以来从未下过水，不知道怎么游，在水里就像在路上走一样，慢慢前行。走到最深处，他们就背着我游。游完了泳，就把我扶到草坪上，铺上长长的浴巾，让我躺在上面休息。大家不分男女，有说有笑，什么都聊，真像一家兄弟姐妹。
关于世界语教育会议，我本来没有资格参加，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的。专家们相继争抢着发言，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不敢插。听到精彩的观点就笔录下来，反复品味，细细理解。当三天的会议快结束时，大家都将目标转移到我身上，说会场里就我一个人沉默，非常愿意听到我的想法。我说自己的水平太低，不会表达什么，应该向各位专家学习，多提高自己。此时，一位叫NORA REINDERS的荷兰女士离座向会议主持人走去，请求给我发言机会，因为这种世界级的会议从来没有盲人代表出席。我实在推辞不过，就临时憋出几句所谓小诗：我渴望光明，我向往理想，走过许多寻求的路，今天方找到希望。虽然我没有便利的行动，但拥有全世界的姐妹弟兄。世界语者都是我的眼睛，世界语照亮我的心灵。绿星旗指引我们前行，人类的共同追求是自由与和平。我们要勤奋学习努力创造，让新生命之花开片大地苍穹。
对于盲人大会，我仅仅出席了开幕式，大会组委会就决定送我到国际世界语讲习班里学习深造。每日45美元的学费和食宿费，由国际爱罗先珂基金会担负，学期为半个月。学习期间，我同一位明眼法国人住一个房间，由他照顾我的生活起居。他很喜欢汉语，每天利用早晚时间向我请教。有一次，我们提前完成了课上作业，向一位南斯拉夫女教师请了假，就去了大会会场。我陪着他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表演，那就是：在国际世界语大会上，由我熟知的这位法国人RAJMOND代表为大会讲解汉语。他特意安排我坐在他身边，有不会发音的汉语单词就随时问我。当讲到头发和汗毛时，他统统说成了手发和腿发，我小声用世界语告诉他正确地说法，他却对这麦克风大声说道：“对不起，刚才我是在蒙骗大家。”会场上一片哄堂大笑。
三大会议闭幕后，几位荷兰工人相继邀请我到家里做客。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上午早早去上班，一天的工作量，两个小时就完成，为的是抽出更多时间来陪我玩。那些日子，他们扶着我几乎走遍了荷兰全国。一路上看到商店就进，看到美味食品就给我买。在他们那高高的个子面前，挽着他们那粗壮的胳膊，再加上他们那和蔼可亲的笑貌，我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孩。有一次我们走累了，决定在一个等公交车的棚子里歇歇腿。刚坐下，其中的一位朋友跑到商店，买来一个美丽的钱包送给我，里面还放了100荷兰盾。想不到离开棚子后，钱包不见了。当时我心急如焚，觉得太对不起朋友，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又返回到那个歇息的棚子去寻。震惊，钱包正静静地躺在一条长凳上等我们。打开一看，里面的荷兰盾一个也不少，仿佛我们走后，这里一直无人来过似的，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在荷兰游玩，还有一件特别稀奇的事令我难以忘怀。有一天，邀请人领我去VUGHT市郊游，碰到路边停放着一部小汽车。车上装满了音乐唱本和留声机，车身上悬挂着一个装钱币的盒子，车周围站满了欢乐的人群。我的邀请人看到了，也扶着我走到车跟前，向盒子里投了五个荷盾，然后上前向车主搭话。原来那是一部乞讨车，车主是一位乞丐先生。开着小轿车要饭，我又一次被震惊了。车主见我们很友好，就照顾我先玩。他把留声机辘辘放在我手里，教我使劲摇，摇得越快，唱速越快，喜欢欣赏什么曲目，车主随时为你选择。玩了半个多小时，累出了一身汗。于是我躲到一旁，听别人玩。从下午六点多到九点，乞讨车共收满了三盒子钱币。从那以后，我立志要做个荷兰乞丐。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就把这个美好的梦想告诉了黄乃同志。黄老后来回信说：
“小樊，你的天书让我和你的伯母差点儿笑破了肚皮。
我国盲人的生活水平确实很低。预计到2060年，我们可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盲人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准。
不错，荷兰人的生活普遍都比较富裕。但是像你所见到的那种乞丐，并非是普遍现象”。
由此看来，我想做荷乞的美梦在有生之年是不能实现了。也许只要高举旗帜跟党走，一心一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无限美妙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那一天，中国的社保低水平才会有所提高，中国盲人的生活水准才会赶上荷乞。

评论1：回顾20年前那极左的意识形态，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无奈。今天能说出往日的心里话，是因为博报向我们敞开了母爱的胸怀。
评论2：博报全体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我的文章有错只管改，不适合的内容只管删，我完全能理解您们的善意和苦衷。谢谢！
评论3：各位博报老师和网友，你们不评点我的文章，是怕伤害了我的自尊和自信。大家只管品头论足，我不是狭隘，自私，护短之人。自尊而不能自傲；自信不是固执己见。只有倾听奋发者之歌，才能激励我做生活的强者。

 

我爱世界语（三）

在我们的国家，要问什么人最愚昧、最落后、最贫穷，我以为就是盲人。同样都是盲人，但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命运也大不相同。在意大利、德国、日本，甚至在经济刚刚步入正轨的俄罗斯和捷克等，许许多多的盲人都有着相当体面的工作，如会计、编辑、音乐家、教育家和律师等；而在中国，盲人绝大多数都是搞按摩的。就是这样一条狭窄的就业渠道，现在也不属于盲人独行了。各地的按摩小姐像雨后春笋一样，一批一批地生长起来，把个按摩业搞得“五花八门”，狼藉无样。所以，盲人要干成一件事，必须付出超过常人千百倍的努力。即使如此，其前程仍不免是黑夜沉沉。
1994年，我冲破各种阻挠，创办了亚洲第一期世界语盲文杂志《心灵之窗》。该杂志封面设计新颖，上为太阳，下为地球，中间是五角绿星与人类。在书名《Fenestro de Animo》页面上，是用盲文字板和锥笔扎成的明眼人外语字母“世界语永恒”，“世界和平万岁”等。杂志内容丰富多彩，栏目灵活多变，包括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片断、中国盲文和汉语拼音讲座、中国民间故事、中国名人名诗选、中国民歌欣赏、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少数民族风情、中国菜盘和生活小常识、按摩讲座、时事报道等应有尽有。该杂志每年出版四期，每期六十至八十页不等，大约二万五到三万单词左右，为四开本，诞生后深受各国盲人欢迎。荷兰的《接触》、德国的《盲人世界语者》、前南斯拉夫的《日出》、保加利亚《星火》和国际《世界语纽带》等世界著名盲文杂志，都纷纷转载《心灵之窗》的文章。瑞典的朋友读了我们的手写本杂志，脱帽向中国致敬。荷兰八十五岁盲老抚摸着它感动下泪，向我们赠送了价值三千荷盾的美国产盲文打字机。意大利通讯评论道：“一个中国盲人，用最古老的盲文书写工具，扎出了东方的奇迹。这对于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盲人，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想象的。”日本盲人世界语组织得知此信息，汇来150美元定购30册样本，以作研究。1996年，他们也效仿我们办起了世界语盲文杂志《Fratoj》，专门向世界盲人介绍日本，分别向27个国家免费赠送。我们作为亚洲的两家世界语盲文读物，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有政府的支持，印刷设备和装订机等齐全。而我们，全靠两个盲人四只手孤战。因为在我国，政府不允许个体办报刊杂志，所以没有出版单位敢帮助我们印刷，只能用手工操作，一页一页地扎写。为此，我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睡眠时间。吃饭时，就放在写字台上一个窝头或馒头，边写边吃。我的妻子也很累。她主要是负责裁纸，校对和装订等事项。尽管如此拼命，我们一个季度也只能扎写三十到四十五本向三十至四十个国家免费赠送。每个国家只赠送一份。朋友多，杂志少，世界语者之间就互相传阅和寄递。一本杂志经过几千人阅读，到最后点字就磨平了，盲人无法再摸读。就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办了135个月，共出了45期。到2006年底，由于我工厂倒闭没有了工资收入，由于盲文纸张越来越昂贵，由于妻子病魔缠身等多种原因，《心灵之窗》这个让世界盲人了解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进而关注中国的明天的小小窗口，不得不被迫关闭。
虽然我们以失败而告终，但并没有丝毫的悲观与失望。我们还在继续学习和使用世界语，我们依然深深爱着世界语。我们在世界各国还有许多许多的绿色兄弟姐妹，他们始终挂念着我们，每个月都寄来大批的书信、书籍、磁带和光碟等等。最近，我们又在《Itala ligilo》上读到一篇文章，那是意大利国家世界语协会主席、国家盲人儿童教育家Pier luigi撰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他和妻子们及他们的俄国女儿在唐山的日子里。那是2004年夏季，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为了出席会议，他们提前一周到达中国，准备就绪，意国朋友马上邀请我一家人去京陪伴他们。十几年的老朋友在京相逢，我们双方都很激动。他们在亚运村宾馆为我们订好了套间客房，用北京绿茶饮料招待我们。次日，意国朋友带我们到石景山公园、故宫和颐和园等地游览。北京酒店里的商品贵得惊人，一瓶矿泉水就要十元人民币，一碟小白菜炒挂面要二十元人民币。为了给意国朋友节省支出，每当他们问起时，我们总是回答不渴，不饿。大会开幕那天，我和我的孩子都作为正式代表，陪同外国朋友一起出席了大会。大会不是很隆重，不像在其它国家那样受重视。比如在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举行这样的国际性会议，代表一入境，就有举办国领导人接应。如果是残疾人次代表，在会议期间的食宿费仅收取半价。还免费为盲人举办电脑培训班等。在89届大会上，各国盲人代表有几十名出席，而中国仍是我一个，真惭愧。
据最新统计数字，全中国盲人有一千六百万之多，竟然没有多少人走向国际舞台。这不是盲人本身的罪过，而是我们祖国的悲哀。在唐山，绝大部分盲人只有两种职业：一是按摩，二是算命。我们不知道别的城市的盲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我听说在北京有个残疾人五金橡胶厂，是供外国人参观的样板厂。该厂的盲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收入都在几千元上下。他们作为对外的样板，真是太幸运了。但愿中国政府多搞些这样的体面样板单位，让中国残疾人都幸福起来，快乐起来。残奥会免除了全世界残疾运动员和他们官员的一切费用，中国八千万残疾人谁来管？


资料图片：2004年7月25日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扯远了，还是回到主题吧。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后，意国朋友一行六人随我们一起访问了唐山。我们陪他们参观了抗震纪念碑、南湖、大城山公园等旅游景点。他们和唐山市民相处的非常融洽，每到一处，都要和我们的同胞合影留念。
异国朋友说：“你们的款待非常让我们感动。唐山人真诚、善良、热情、好客。”我们原计划在家里招待朋友，但消息传到市公安局，局领导马上发出指示：不允许在家里和个体旅馆招待外宾，必须在唐山宾馆。否则出了事一切后果自负。太吓人了，我们必须从命。本国人在唐山宾馆租一间客房，每天只需185元人民币。而为外宾租用一间，却高达300元。这样，不得不让我们多支出几千元招待费。幸亏当时刚刚从工厂拿到了14118元的工龄埋葬费，不然就让我们一家人丢丑了。在这之前，我家已经做好了接待外宾的充分准备。如厨具、餐具已经床上铺盖等，全部换了新的。我们还打算教外宾包饺子呢。但公安局一声令，使我们的计划全泡汤了。访问快要结束时，外国朋友向我们赠送了盲文打字机、收录机、高档盲文书写纸和许多奶制食品。他们说：“唐山将永驻我们心里。希望今后还能再次访问贵城市。回国后，我们要告诉意大利人，唐山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唐山人民和他的城市一样美。”送走了外宾后，我们将部分票据1600元交给了有关部门，请求他们照顾一下，为我们报一点帐，以帮助我们度过生活难关。但是随后唐山广播电视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第一个社保户以个人身份接待外宾，不要国家分文。是的，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政府每年需要上亿的吃喝费，想来也怪不容易的。我们做百姓的，应该多为党和政府分忧解愁才是啊！
总之，通过那次大会，接待外宾访问我们的家乡，收获是非常多的。首先，世界语者之间那种真诚的友谊和兄弟姐妹般地深情，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感动和快乐。几十年来，我们所受的教育是：对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听信他们的甜言蜜语，防止他们拉拢和腐化我们的人民，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今天我们掌握了外语，能独立对外交往了，并且我们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中国人了解世界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任何人也别想再继续欺骗我们，再继续为中国人民树敌。正如丘立本教授所言：“开放的社会是没有敌人的。”我就不信这个歪理：你越对别人讲诚信，别人就越欺骗你；你越是对外国讲友好，外国就越是破坏和侵略你。人总得有人性，讲人道啊！我们的国家充满了文明和美丽，其他的国家就处处皆野蛮，皆丑陋吗？我们世界语者绝不会这样偏激地去想问题。我们爱中立地国际语世界语，就是爱所有的国家，爱整个人类。就是希望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律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当今时代，互联网大潮正席卷着全球，为我们这些爱好外语的网民又辟新航，再添新翼。愿我们彻底解放思想，彻底打碎封建主义的旧观念和颓废的意识形态，抛开“舆论导向”的束缚，改变僵化的、单一的“正面宣传教育”，全面接受新的知识，创建新的科学体制，使我们的人民沿着“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光明大道急起直追，向着公民国度奋进，向着民主世界飞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