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歌弥激烈
——纪念方善境诞辰九十周年
石成太
这两年，常常有年青或已不再年青的朋友问我，既然世界语运动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经济上的收益，为什么你还孜孜以求、乐此不疲呢？说实在的，这个“为什么”还真不能用三言两语就说得清楚。不过，此时会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中国世运先驱者们的身影，在那些我有幸谋面亲聆教诲的或不曾谋面也受教诲的老一辈世界语者身上，我似乎已找到理直气壮的答案，我会常常反问，那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在我，是无怨无悔地走着自己所选定的人生之路。方善境先生“乐此不疲”的榜样总是在人生的彼岸给我前进的勇气。
历史的长河流入了一九九七年。这是对每个炎黄子孙都不能忘怀的年份，百年沧桑迎来了香港的回归，中国人从丧权辱国的屈辱中走出来，进入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所带来的繁荣之中。此时，我们会想到，今年也是方善境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虽然按今天讲究学历、职称的时尚，他似乎无法归入名流，也不曾有什么“老革命”的资格或级别显赫的官衔，大约在时下流行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什么文化名人大辞典之中也找不到关于他的辞条，但是，他的确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江流石不转，时光长河冲不走他为中国世界语运动所奉献的一切，方善境（Tikos）这个名字已永垂于中国世运史册。
1907年方善境出生在宁波的镇海，在澄衷中学读书时，从姐姐那里接触到世界语，以后入上海世界语学会办的函授学校学习世界语。后来他到汉口一家钱庄就职，开始联络当地学习世界语的同志，如乐嘉煊，傅璧成等，一面向在汉的日本世界语者学习世界语，一面开展世运工作。办讲习班，组建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创办会刊《光明》和《希望》，开始了他漫长一生中执着的理想追求。(1) 他和他的同志（S-anoj）在只有奉献与付出的世界语运动中，忘我地投入，那目标只能是柴门霍夫人类大同 (homara harmonio) 理想的实现，而不会是任何实际利益的打算。处于那一时代的知识青年方善境，把世界语溶入自己的生命或说把生命溶入世界语，自觉地开展工作。他们在武汉日报办《新声》副刊，发表自世界语译介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用稿费收入来贴补赔本的旨在宣传世界语的的会刊《希望》的开支；接待国外世界语者来访；交换世界语刊物；加入国际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IPE），予订《列宁文集》的世界语版本等等，可以说是世界语运动顺应时代潮流把这些青年世界语者引入进步的文化工作洪流之中，也是执着地追求世界语主义（Esperantismo）理想的必然结果。后来的事实证明，乐嘉煊到上海主持上海世界语学会的日常工作，抗战开始后加入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后来参加解放军队伍，英年早逝于山东解放区。方善境积极从事世运工作，身体力行投身于进步文化工作，推广拉丁化新文字，参加沪上关于汉字改革的讨论，因参加进步文化工作，主要是世界语工作而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过，他们都走上了进步的康庄大道。抗战初期，方善境创办世界语刊物《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稍后，毅然抛开银行职员安定而小康的生活环境，只身南下到香港去继续出版《东方呼声》，宣传抗日，投身民族救亡的行列之中。(2) 从现有材料看，方善境不是中共党员，也没有什么组织动员或指示他去这样做，完全可以说是出于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世界语者的良知，出自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把自己、把世界语运动自觉地溶入为人类大同理想而奋斗与民族解放的大潮之中，尽管这样做是要冒生命的危险与做出巨大的付出的！
晚年的方善境，已经是国内优秀的世界语学者，长期在北京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担任翻译工作，但他不同意别人称他为世界语专家，而不无调侃地叫自己为“世界语运动家”(3)。大家也服膺于这一称谓，因为，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他一生“乐此不疲”地从事世界语运动。正是在这一领域，充分展示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大无畏精神。青年方善境，初到汉口，就通过世界语把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团结在一起，组建了汉口世界语同志会和稍后的汉口世界语学会，并在乐嘉煊、王任叔（巴人）任教的宁波旅汉公学办起世界语班，搞世运。在香港他又和在港的世界语者金克木、刘火子、叶君健、安偶生、渥丹等合作，利用《东方呼声》开展工作，并和匈牙利世界语者布劳恩（Brawn）合作，出版世译本《鲁迅小说集》，也启奏了他要藉世界语介绍中华文化给世界的先声，他请茅盾先生选题世译中国新文艺作品，并请徐声越世译中国古典诗歌。由港返回上海后，他仍一如既往联络世界语者。上海解放后，和叶籁士、张企程、翟健雄、先锡嘉、陈原、张闳凡、徐沫、盛国成等人，积极恢复上海世界语协会，开办讲习班，编写教学材料《世界语初步》，参与会刊《人民世界》编务，还在合众广播电台开世界语讲座。(4)
六十年代中期，一场后来被历史称为浩劫政治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中国的世界语运动也在“红卫兵”的横扫之内。身为国家领导干部的胡愈之也不能幸免造反派的批斗，陈原同志曾在《记胡愈之》一书中有过描述。(5) 方善境也在动难逃，1980年春我曾当面问过他，但他对文革中自身的遭遇不置一辞。林彪堕毁于蒙古荒野之后，形势略有好转，这位世运家就不甘于坐等祥云光顾，而是偷偷地留心国内读者给《中国报道》杂志的来信地址，与那些对世界语仍不能忘情的寻梦者（追寻世界语这绿色希望之梦）书信联系，还敢于支持，甚或说是怂恿武汉张丹忱、胡国柱等人办一个油印世界语小刊物《中国世界语之声》（El Ĉinaj Esperantistoj），这要冒多大的风险！许多人避之不及，方善境却不怕惹火烧身，这种大无畏精神，岂是常人所具有。人们把方善境称之为“中国世运的执炬者”（Torĉtenanto），应该说是对他大无畏精神的公正评价。世界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各国反动势力的摧残，在那些当权者的眼里被视为“危险的语言”（Danĝera Lingvo），德国世界语者Ulrich Lins就用这个名字写过一本厚厚的书，记载着世界语运动在各国的受难史，同志们不妨看看。中国的世界语工作，由于世运元老如胡愈之、叶籁士、陈原等领导同志的策略与努力，在文革魔火中得以继续生存，而作为世运中普通一兵的方善境，尽其所能，在中国世运史中也写上了一页。
劫波渡后，七十年代后期，方善境展望未来，着手为他设想的文革后中国世运复苏，培植人才。他首先是用通信方式联络各地仍在坚持的世界语者，多少封充满鼓励与答问的书信，如报春的鸿雁由北京车公庄大街那座红砖楼的宿舍中飞出，向各地同志送去希望呵！后来，信件增加，就改用油印信的方式来开展组织发动工作了。此时的方善境，已是七十老翁，身体又不好。他曾对我说过，组织上照顾他，上午上班，下午在家休息，而他就利用这下午“休息”的时间，来做联络世界语者、培植人才的工作。为了提高现有世运队伍的语言水平，他发起了油印世界语读物与书稿的工作，总计印发了二十一种之多。这项工作是他发动群众干起来的，不少同志业余义务打字、油印。如烟往事常常萦回在我的心头，记得1980年春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进车公庄大街他的宿舍，那斗室内到外堆放着油印的资料，甚至孙凯之先生晚上就寝的那张床，上下也堆满了书册。不久，张海平进来，原来他是受方善境委托，复印资料去了。完全可以说，方善境在斗室之中，于文革硝烟刚散就开展了一场世界语运动。
要学世界语的人多起来，没有课本，他就编写一册，油印出来供办班用。他更惊人的举措是敢于冒险创办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时隔十七八年后的今天，私人办学在中国还算是“新事物”，毁誉不一，而新华的创办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真正从文革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靠方善境非凡的组织才能和无畏精神，竟在短时间内把学校办起来了，不少位老一代世界语者，其中有在领导岗位上的，也有在各高校任教的表示支持，并承担教学任务。而方善境也慧眼识人才，打破成见，竟敢把总务工作委托给贵阳一街道小厂的青年来做，倒也搞得轰轰烈烈。教学工作则主要由在专业单位任职的一批高水平世界语青年干部承担，一时洛阳纸贵，报名学习的人数达三四十万之多！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场空前（但愿不是绝后）的“世界语”热，国外的报纸也大感惊奇地加以报道。据说由于办学的收引起了一些人的眼热，可能更是因为体制（reĝimo）所限吧，这所学校还是未能正常地办下去，热心为它付出心血的教务骨干受了严重的内伤，至今令人扼腕。方善境自己也承受了巨大压力，这和他病情的恶化不能说没有关系，而这些，也只能由当事者自己来写了。我这个局外人能说的是，新华函校的工作并没有白做，至今我所熟悉的朋友中，有不少最初都是新华函校的学员，如已有诗名的卢纪新，至今对世界语仍不能忘情的秦春兰等等。那三四十万颗种子，既然播种在神州的黑土地上，就总会有开花结果者，并成为稍后中国世运勃兴的群众基础。
方善境为什么能成为世界语运动家，能团结群众与之一道只问耕耘、不计收获地为世运工作，我想应归之于他人格闪光的感染力。在老一辈世界语者身上，如胡愈之、叶籁士、陈原、张闳凡等等都有这种闪光人格的感染力，我接触最多的老一辈世界语者是陈世德（Zensto）和方善境。我认为他们那种为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为理想不懈追求的执着和大无畏的勇气，是波泽后人的宝贵财富。今日仍活跃在中国世运中的同志，继承优良传统，一代接一代地传递着希望火炬。方善境平易近人，在他身上绝没有学者权威的盛气凌人，也没有对名利的看重与蝇营。他好比一支火把，燃烧自己，去为跋涉者照路。一九六四年冬他接待了苏阿芒，赠他新版《鲁迅小说集》，并对这个来自天津卫的“无业青年”寄予同情和希望。我登门造访，他同样热情接待我这个来自北国的木匠工人。凡是有幸和方善境接触过的人，都会在心底埋下对他平易近人、助人为乐风范的敬意。鲁迅先生六十一年前，在回答“世界社”的信中说他赞成世界语的三条理由，那第三条就是：“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已主义者之上。”(6) 我想正是包括方善境在内的老一代世界语者的人格风范，才赢得了鲁迅先生对世运的称赞与支持。今天有些“淘金者”走进世运之中，这大约是世风所致，也不足为怪，但我相信真正的中国世界语者会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用自己的行动和品格去证明鲁迅先生所称赞之不虚。
方善境可说是自学成才，世界语造诣之高，世人公认，这自有他所译鲁迅先生小说《阿Ｑ正传》的译文作证，无需我多说。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生诲人不倦，为提高中国世运的语言水平和丰富世界语文化，不知疲倦地工作一生。他编写《世界语初级课本》、《注释世界语文选》和《世界语初步》供学员使用；他在通信中解答疑难，指点迷津，鼓励后学；他组织“翻译练习”；油印学习与进修资料，还亲手为学习者复制教材录音带，事无巨细，只要于世运有益，他就去做。他特别重视培养人才，因材施教。如他从通信中发现黄石胡国柱，就委托他主持“翻译练习”，委托三门峡木丙协助胡国柱做组织收发工作；他借出自己的藏书（在当时中国，某些外版书可说是海内珍本或孤本）给要提高自己语言水平的人去读，如镇江的王崇芳等。胡国柱就在读过从他那里借来的《诗艺指南》（Parnasa Gvidlibro）和《世界语诗选》（Esperanta Antologio）之后，写出自己的著作《世界语诗词格律》，开八十年代中国世运中诗歌创作重新起步之先河。我个人得益于方善境的指教，竟也步入世界语文学之园。方善境为人谦虚，记得他在信中说自己绝不是什么专家学者，但他在语言学、鲁迅研究等诸多领域的成绩是不可忽视的。可惜的是他不曾写出自己的回忆录，许多手稿和资料也没有留存。也许中国世界语图书馆今后能搜集整理到他的存书或手稿，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方善境是出生在本世纪初的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幼年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步入世运后接受的世界语“内在精神”（Interna ideo），即西方人文主义（humanismo），构成了他思想的主流。他一生体现了如陈寅恪先生所主张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尊崇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不趋时，不媚俗，敢于为自己理想追求去做别人不敢做，甚至不敢想的事。而且，一旦做了，就不顾别人讲什么。新华函校开办，也曾有不少“好心人”劝告他，但他义无反顾；在我们全社会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在一元化领导下工作的时代，他竟大胆提出世运的工作要“地方促中央”。(7) 他的所为，常常招致别人的不理解，甚至在家庭中也成为被反对的对象，以致于他的世界语藏书和手稿（可能）都被送入了废品站。今天我们经历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及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解放了思想，从现代迷信中走出来，再回头体味方善境所坚持走过的路，不能不更加佩服他的精神和勇气。而在他所拥有的精神力量之中，除传统文化熏陶，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之外，世界语的内在精神（la Interna ideo -- Humanismo）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晚年公开自己对天主教（katolikeco）的皈依，也可视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想的必然表露。他不曾屈服于暴力，也没做思想上的奴隶，而是为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在世运中奋斗了一生。
今天我们纪念方善境九十周年诞辰，回顾他一生为世运的行状，我认为对今日中国世界语运动仍有积极意义。市场经济大潮冲来，冲晕了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面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困难，不少知识分子（也包括世界语者）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不但是清贫，且沦入赤贫了，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工薪收入，除糊口之外，已无力参与或支持社会文化活动，这也包括世界语运动。不少人由于学了世界语不能给自己带来经济上的实惠，就告别了世运；一些地方的世界语组织名存实亡，这都是事实。但这些并不可怕，也应顺其自然，我想世运的大门应该永远是来去自由的。但有同志要抛开世运优良传统，则不能不令人担心。甚至有的人提出论断，世界语和经济结合才能成为有根的世界普通话。这里所说的“经济”，我想是指经济效益而言吧。人离不开经济活动，世运也如此，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工作范畴里的世界语运动，其宗旨绝不是以获经济效益为重点。张丹忱《新年话中国世运》(8) 一文已说得很清楚了，我不再重述。胡国柱在《贵在真知》一文中也说过：“为世界语而挣钱，可以！为赚钱而用世界语，问：如果赚不来，或者赚不多、赚不快，先生，您还用世界语吗？”(9) 甚至有的同志对世运注重“理想主义的传教”(10) 提出微词。我不这样认为，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的生命就在于这种“理想主义的传教”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其实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不也是共产主义人类大同“理想的传教”吗？理想就是理想，应和实现理想的手段分开。方善境已为世运的理想做出了榜样，今天活跃在中国世运中的同志，又有几位是经商致富了的？而在经济领域弄潮的人，有谁还有精力与时间来致力于世界语运动的理想追求？我倒要劝那些想要在学会世界语之后而能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人，不如抱同一目的去改学别的语种，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但我敢肯定，世界语运动自身的发展，已在国际交往的诸多领域，如文化、科技、旅游、商务、教育等等，起到了国际普通话的作用，这已是事实证明了的。至于为在经济领域的深入与收效，有志者不如自己身体力行，去试着拼搏一番，这也用得着学习方善境为理想目标执着追求的精神。不必问从世界语能得到什么好处，应该问自己：我既要学世界语，参加到世运中来，我能为之做些什么？
说到此，该回到本文开头我提到的那个问题了，即为什么我还留在世界语运动中乐此不疲。是因为老一辈世界语运动家们，如方善境等为我们做出榜样；是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社会文化领域需要世界语运动，为了人类大同理想的最终实现，不少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和柴门霍夫主义都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为我自己不乏精神生活地渡过此生，学世界语（per Esperanto），为世界语（por Esperanto）！我想，这也是在一九九七年对九十华诞在九泉之下的方善境，我这个后辈人所能做出的，也应该做出的纪念！
１、参阅：方善境事略，《绿穗》1993年第3／4合刊，Ｐ.８
２、方善境：我与世界语，《方善境纪念文集》，黄石世协编辑出版，1984年，Ｐ.10-11
３、方友：世界语运动家方善境，同（２），Ｐ.42
４、参阅同（１），Ｐ.9
５、陈原：闹剧，《记胡愈之》，三联书店出版，1994，Ｐ.94
６、鲁迅：答世界社问，1936年8月15日，转引自陈原《书和人和我》，三联书店，1994，Ｐ.231
７、见《方善境纪念文集》封２
８、此文见《国际世界语教师协会中国分会会员通讯》1994年第１期，《绿穗》1995年第1／2期合刊转载，Ｐ.20－22
９、《绿穗》，1995年第1／2期合刊，Ｐ.23
１０、 参阅《世界》，1997年第5／6期合刊，Ｐ.8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