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重道远多艰难,洒下一路驼铃声”

——写在《汉语世界语大词典》出版前

 

王崇芳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17岁时偶然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两本世界语旧书,一本是盛国成编著的《世界语全程》,另一本是周庄萍编写的《汉译世界语小辞典》。这两本书引起我的兴趣,便立即买下,开始自学。后来我收集到了几本世界语书籍,其中有《基础文选》(Fundamenta Krestomatio)和柴门霍夫翻译的《安徒生童话集》(Fabeloj de Andersen)等和一部原文的《世界大词典》(Plena Vortaro de Esperanto),即现在的《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的前身。我贪婪地阅读手边的所有世界语书籍,同时用世界语和国外世界语者进行广泛通信,并尝试着用世界语写点简单的东西。其中有些幸运地发表在国外的刊物上。这更激发了我学习世界语的兴趣。在随后长期的学习中我逐步体会到,虽然世界语是极其容易的语言,但这是和民族语相比而言的。作为一种活的语言,要真正掌握它并能用它自由地表达人的各种复杂思想,不下苦功,是不可能学好的。世界语从它的词汇和语法特征来看,属于西方语言系统,和汉语有很大差异,因而中国人学习世界语就没有西方人那样容易。困难不只在于我们要比西方人记忆较多的词汇,主要还在于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如果我们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用世界语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外国世界语者就不可能正确理解我们写出或说出来的句子,这就会影响我们和外国世界语者之间的思想交流。为了能较好地掌握世界语,为了能够写出各国世界语者都能理解的语句来,我反复研读柴门霍夫和其他世界语名家的原著和译著,并通读了国外世界语通信朋友赠送给我的《世界插图大词典》(PIV)和《世界语分析语法》(PAG),从中学习和模仿各种生动活泼的语式和表达各种复杂思想细微差别的手段。

 

我读世界语书籍有个习惯,手里不拿笔不读书。不管是读世界语学术著作还是文艺作品,抑或是世界语刊物,我都要从扉页读到最后的版权页,随时记下有用的词语和生动的表达法,或先用笔做上记号,过后再把它们记到卡片上,待积累到一定数量后,再按随时可以查得的方式把它们整理出来并加以排列,做成系统的词语用法卡片,为我所用。这样日积月累,我手里居然有了一部可作为PIV补编的“自备词典”。因为这部“词典”的内容是我自己在阅读中收集到的对我有用而PIV未收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所以比较实用。往往有这种情况,在PIV中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在我这部“词典”中反而能得到圆满解决。多年来,在我在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过程中,它对我帮助很大。

 

上个世界语八十年代初我应邀参加已故我国世界语学者张闳凡先生主编的《世界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和审订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词典编写方面的经验。《世界语汉语词典》的出版标志着我国世界语辞书编辑出版走上了成熟的阶段。这部词典收词全,译语准确,堪称《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的汉语版,直到现在仍然是每一个严肃的中国世界语者必备的工具书。《世界语汉语词典》可供我们在阅读世界语书刊中遇到疑难时查阅之用。但是,如果我们用世界语写作,只使用世汉词典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查阅原文的《世界语插图大词典》。世汉词典一般只注明它们的汉语释义,很少说明它们的具体用法,而原文词典不但说明它们的用法,如词的适用范围、相互搭配、词义辨析等,而且还在列出许多从柴门霍夫和其他世界语名家的作品中收集来的典型例句,供词典使用者在写作和翻译时模仿使用。这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作用的辞书。对于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世界语者来说,有了上述两种词典还不够,还需要一部实用可靠的的汉语世界语词典。一部理想的汉语世界语词典,应该收词相对全面,译语确切可靠,带有例句,能够指出汉语和世界语词汇用法上的差异。1986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曾编写出版了《汉语世界语词典》。但这部词典有三大不足之处。第一,收词量不大。该词典在前言中说共收汉语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四万余条,但由于选收条目缺乏科学性,漏收了许多常用的汉语词语。第二,单字条目的义项太少。拿“打”字来说,《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有25个义项,而《汉语世界语词典》只收两个义项,实在太少了。汉字在很多情况下,字就是词。汉字不仅一字多义,而且构词灵活,搭配能力极强。因此,对单字条目义项的忽略,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不足。第三,词条只列出世界语对译语,没有例句,因而不能充分展示各个词语的含义,也不能为读者排解遣词造句的疑难。以上三个不足之处限制了该词典的性。和世汉类双语词典相比,汉世类词典的编写和出版,相对薄弱。而我们的近邻日本早已出版多种日世词典。1983年又出版了由日本著名世界语学者宫本正男先生独力编写的《日本语エスペラント辞典》。这部词典收词量大,释义详尽,印刷和装帧都很精美。这部词典特别广收日本文化中固有词语并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世界语译语。辞书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工具,辞书的编写和出版状况标志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文化领域内整体学术水准的高低。从总体上看,我国世界语辞书的编纂和出版,和我们的近邻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为适应我国世界语学习者和使用者的实际需要,也为提升我国世界语整体学术水平作些力所能及的贡献,我决定以自己在长期学习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词汇资料为基础,编写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汉语世界语词典。我深知,这将是一件极其艰苦的工作;一旦决心去做,它将吞噬我生命中剩下的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岁月,剥夺我享受一切文娱和休闲活动的权利;我必须有达摩面壁的毅力,有耐得住寂寞苦坐冷板凳的功夫,否则是绝对不可能坚持到最后的。我也曾犹豫过,不是因为我缺乏毅力,而是担心我身体是否承受得住这长期的艰苦工作对我身心的消耗(因为当时我被查出心血管病症,血压和血脂都很高,下肢浮肿)。但这样的担心最终还是被我的决心和毅力所战胜。于是我不顾“后果”地,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这漫长的考验意志、智力和体力的艰苦劳作。

 

我决心编写一部规模较大的汉语世界语词典,并非出自我盲目的自信和狂妄。在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庙入口处刻着一个题词,译成世界语是“Konu vin mem!”,相当于我们常说的“人要有自知之明!”。我分析了自己编写这部词典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我的有利条件是:1. 我学习世界语数十年,阅读过大量的世界语作品,通读过《世界语插图大词典》、《世界语分析语法》、世界语版的《圣经》、柴门霍夫的绝大部分译作和和其他世界语经典作家的作品;2. 我在阅读世界语书籍过程中做了大量语言资料卡片,这些卡片可作编写词典的主要原始资料;3. 我系统研究过世界语惯用语和成语并将它们译成了汉语,这些成语和惯用语的汉语译文,也可作编写词典的原始资料;4. 我参加过《世界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和审定工作,有一定编写词典的经验;5. 我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专业,学过俄语,懂英语,又自学了法语和日语,知道一点拉丁语,对东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并有查阅这几个语种的参考书的能力;6. 我有藏书的爱好,藏书中有不少专业辞书和各语种的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可供编写词典时查阅参考。我的不利条件是:1. 我个人的能力、时间、精力都很有限,语言功底和知识面也还不够;2. 缺乏编纂词典的理想的环境(必要的物质条件),在精神上有时会有孤独感(基本处于孤立状态),遇到疑难问题时不能和世界语朋友切磋,得不到他们的及时帮助(这个问题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应用,不再存在了)。为了克服不利因素,保证词典编写能顺利完成,我只能坚定信心,以勤补拙,充分利用我时间中的每一分钟,在别人休息和娱乐的时候,抓紧时间一边学习,一边编写。我拟订了编写计划:第一阶段,先用两年时间做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第二阶段,用六年时间编写初稿;第三阶段,用两年时间进行改稿。

 

幸运的是,在漫长的词典编写过程中我的健康状况竟有了好转。这是我能按计划完成编写进度的主要保证。开始阶段,我还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想到利用电脑来编写词典。我的曾经共过事的朋友林力源先生特意从广州给我送来一台电脑,说服我学习使用电脑,利用电脑来编写词典。在林力源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下,我学会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和功能强大但也是最难掌握的华光排版软件(即现在的方正书版软件),因为只有这个软件才能适应大型双语词书排版的技术要求。用上电脑,我有如虎添翼的感觉,从此我的编写速度大大加快,工作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也避免了日后在修改过程中誊清手稿的重复劳动。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电脑的帮助,要如期编成这部词典,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

 

关于词典稿使用方正书版软件录入排版的问题,我想多说几句。当时的方正书版软件是在DOS平台上操作的。方正书版软件是出版部门专业排版软件,比较复杂,学习使用这个软件,我需要记忆相当数量的操作命令,这对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我使用这个软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词典不同于一般书稿:词典的文字中需要用到较多的符号,需要不时地变换字体、字号,还要标注汉语拼音、排出词典独特的书眉格式等,这些技术问题,用WORD软件排版是很难甚至无法解决的。个别的汉语拼音字母符号在Word中根本找不到相应的字符,无法输入,更不用说还有几百个非常用汉字在Word中无法输入,必须动用造字程序。可是,自造的汉字在别人的电脑上是无法显示和打印的。另外,还有世界语加帽字母的输入和打印问题(加帽字母现在已经不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可是在十几年以前,却是个难题)。为了解决上面说到的这些难题,我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苦心钻研北大方正书版软件的使用方法。

 

出版书籍,按常规大都由作者提供手稿或电脑打印稿,由出版部门的编辑亲自或委托专家进行审阅,然后再由专门的电脑操作人员录入电脑进行排版,然后打印出样稿送审校人员进行校对,一校、二校……,直至清样发排付印。由手稿到清样,需要经过各道工序。一部大型的工具书,仅这个阶段,就需要两三年的时间。目前中国世界语界的现状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但事情总得有人去做。就我而言,我既是词典的编者,也是电脑录入人员、排版人员,又是修改人员,校对人员,集数职于一身,这就省却了上述的各道工序,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出版费用。

 

我原本以为,只要我肯吃苦,肯学习,能耐得住寂寞,有达摩面壁的毅力,我相信我是能够编出一部自己满意的词典来的。然而在编写过程中我逐渐感觉到,实际的工作难度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像。这不仅因为汉语与世界语两种语言结构之间和中西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还因为这部词典内容广泛,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科学艺术,草木虫鱼,无所不包,尤其是许多蕴涵着浓厚的中国文化的词语,很难确切地译成世界语。为了准确地用世界语把中文原词的内涵表达出来,让词典的使用者能够理解,我必须查阅大量中外工具书,首先把原义吃透,然后设法用简洁的世界语翻译出来。有时为了编好一个词条,需要数小时甚至几天的思考,才能解决,真所谓“一名之立,旬日踟蹰”。即使这样,也还不能达到完全满意的程度。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词典所收的词语却涵盖着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我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充分利用每一天中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编词典是一项艰苦的工作,而且越认真,越苦。有人说过,如果要惩罚一个人,就让他去编词典。为了避免干扰,保证我有尽可能多的时间编写词典,我杜绝了所有的娱乐活动,将社会联系和应酬减少到最低限度。每天除睡眠、吃饭和必要的生活处理外,全部时间都用在词典的编写上,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是八小时,而是两个八小时。我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为编写这部词典甘愿接受“惩罚”,甘愿付出大量的心血。我把我的整个身心,所有的能力,全部的知识,都投进了词典编写中。窗外街市嘈杂,犬马声色,皆置诸身外,唯有纸笔声,打字键盘声,间或喃喃的读词声,伴随着我的劳作。整天伏案查阅各种词典资料,字斟句酌地编写,一会儿天文,一会儿地理,一会儿植物,一会儿动物,一会儿科技,一会儿艺术……搞得头昏眼花,苦则苦矣!但在这长期的单调、烦琐、艰辛的劳作中我也发掘到乐趣,寻求到报偿。整天在词林里漫步,在词海里畅游,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古今中外,人间天上,无所不包。语词是音像生动的诗画,是引人入胜的故事,是曲折有致的史话,是确凿可信的科学。汉语和世界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法和词汇体系,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所支配;同样一件事,一个想法,一种感情,往往各有不同的独特表达方式,在世界语中它们常可用简练活泼的句式和生趣盎然的译语表达出来。这其中的无穷乐趣,不尽的甘美,只有把全身心都投入到词语中去的人,才能领略得到。就这样,经过了漫长的十年,我终于在2003年如期完成了全部词条的编写和对初稿的第一次修改。

 

在这期间,我的家人给予我莫大的帮助。我老伴儿承担了几乎所有的家务,用她的话说,她在家中既当女人,又当男人,里里外外的事,全由她来操持。不少中学老师退休后在社会上发挥余热,充当家教。我在退休前曾任高中毕业班的英语老师,当英语家教捞取外快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然而,为了全力以赴编写词典,我谢绝邀请,放弃挣钱的机会。有人说我有钱不挣,太傻。但我认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傻人做的,没有一点傻的精神是做不成事的。对此,她非常理解,毫无怨言。我的儿子是我电脑的维护“工程师”。初学电脑,经常由于误操作,电脑向我罢工,他总是随叫随到,为我排除障碍或重装系统,保证我的电脑始终能正常运行。

 

2002年,即将在北京召开的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组委会负责出版工作的侯志平先生电话通知我,为了迎接2004年国际世界语大会,组委会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出版我编写的《汉语世界大词典》,后来我们又数次在电话中具体商谈了出版事宜,包括词典的审阅修改和稿酬等,并达成了口头协议,要我510日等待着签约的通知。等到预定的日期我没有接到电话。第二天也没有电话来,第三天,我才接到电话,在电话中我被告知:《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不能出版了。还告诉我具体的原因:一位上级领导到报道社库房里查看了一下,发现有大量积压的世界语图书,于是决定不再批准出版新书。接到电话,我当然感到很失望,但我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全国世协的领导为争取出版《汉语世界语大词典》已经尽了心,作了努力。出版计划被取消,他们也深感遗憾。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我在电话中还是向侯志平先生表达了我的谢意。

 

虽然失去了这次机会,但我没有因此而消沉。我知道我的词典的价值,中国世界语者需要它,坚信总有一天它会被送到读者的手中的。同时我也告诫自己,失去这次出版机会,也并非完全是一件不利的事。晚几年出版,我可以赢得较长的时间对词典稿从容地进行再加工。于是我开始了新一轮全面修改。

 

就这样,又过去了四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体力和精力都已经大大衰退,长期的劳作,使我感到心力交瘁。随着对词典稿的不断修改,随着一处处新的错误和疏漏不断被发现,我越来越意识到我所承担的是一件大大超出我能力之上的艰巨任务,而这件事,我将永远不可能做得圆满,我也将因此永远被遗憾所困扰。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毕竟把我决定要做的事基本做成了。任何事情,总得有人先去试做。成功或失败,都会成为后来者的经验或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吃多少苦,受多少累,也是值得的。我不敢自诩我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那样的牺牲精神,但至少我在词典编写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出现的失误,都会使后来者避免重复劳动和不必要弯路。很可能我的词典会被使用者发现有数百、数千个错误和疏漏,但这些错误和疏漏一旦被发现,正确的就会显现出来。这也许就是我的“功绩”。辞书总是越编越好,就让后来者踩在我的肩膀向更高处攀登吧。

 

这本《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以《现代汉语词典》为蓝本,并在此基础上遵循收词从宽的原则收词量有所增加。我们拿“人”字下所收的条目为例:就多字条目看,《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收了195条,《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收了156条,数量上多收39条。从内容看,《汉语世界语大词典》增收了50多条成语和俗语,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不可貌相;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不知,鬼不觉;人多势众;人多嘴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人非木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逢喜事精神爽;人欢马叫;人急智生;人尽其才;人老心不老;人怕出名猪怕壮;人配衣服马配鞍;人弃我取;人强马壮;人勤地不懒;人穷志不短;人穷志短;人孰无过;人死如灯灭;人为万物之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隔肚皮;人心叵测;人心齐,泰山移;人心如面;人言可畏;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人有脸,树有皮;人赃俱获;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等。这些成语和俗语除小部分单列词条外,大都分散列在各有关词条中。之所以增收大量的成语和俗语,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像“人不可貌相”、“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人心不足蛇吞象”等语虽然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但对于从事汉译世工作的人来说,如何把它们译成世界语,可能会成为问题。《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从使用者的实际需要出发,尽最大可能给这些成语和俗语提供比较确切的译法,这无疑是一件必要的、有意义的工作。为了节省篇幅,《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还将大量的合成词安排在有关词条中菱形号◇的后面,如在“人工”词条中的菱形号◇后就集中排列了如“人工瓣膜”、“人工繁殖”等二十个合成词,在“人造”词条中也排列了如“人造宝石”、“人造冰”等十五个合成词。实际上,《汉语世界语大词典》的收词量大大超过了《现代汉语词典》。

 

《汉世大词典》还特别注意收进汉语中的新词语,如:艾滋病 aideso,超导 superkondukto,超级市场 superbazaro,磁盘驱动器 diskodrajvo,大哥大(即移动电话) movebla telefono,代沟 abismo [fosaĵo] inter la generacioj,的士 taksio,迪斯科舞厅 diskoteko,电脑 komputilopopularanomo por 电子计算机; litere: elektronika cerbo),电子游戏 videoludo,改革开放 reformado kaj pordomalfermo,计算机断层扫描(即CT扫描),komputata komputilizitatomografio,紧俏 (pp varo) tre postulata,卡拉OK  karaoko,可视电话 videofono, bildotelefono,录像机 videoregistratoro, videoaparato,迷你裙 minijupo,流行音乐 popmuziko,纳米 nanometro,牛仔裤 ĵinzo,拳头产品 konkurencpova produkto,软磁盘 moldisko, disketo,摇滚乐 rokenrolo,影碟(即视盘) videodisko与时俱进 konstante disvolviĝi kaj antaŭeniri kun la evoluado de la epoko; (kun)marŝi [(kun)progresi] kun la tempo [la epoko],等,尽量做到紧跟时代脉搏。

 

《汉世大词典》的最大特点是广收例证。例证是汉外词典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例证就谈不到词典的实用性。本词典中“打”字的27个义项,主要是通过例证来说明的。如果像已经出版的《汉语世界语词典》那样,只给出bati, frapi, batali这三个对译词,人们在翻译下列词组时就不可能在词典中获得帮助:打了一个碗(rompi bovlon),打麦子(draŝi tritikon),打铁(forĝi feron),打毛线(fari trikotaĵon),打井(fosi puton),打旗子(porti flagon),打电报(sendi telegramon),打收条(skribi ricevateston),打蛔虫(preni kontraŭaskaridan medikamenton),打票(aĉeti bileton),打鱼(kapti fiŝojn),打野兔(ĉasi sovaĝajn kuniklojn),打夜班(plenumi noktan deĵoron, labori nokte),打篮球(ludi korbopilkon),打手势(fari geston, gesti)等。本词典中“人”这个词条共有8个义项,其中第一个义项就收有21个例证。为什么收这么多的例证?因为例证对指导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有重要作用。人们都称赞《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编得好,它好就好在收有大量例证,供各国的世界语者在写作和翻译时模仿使用。《汉世大词典》编者在选取例证时主要根据下面两个原则:1. 例证要求能贴切说明词义;2. 例证必须能充分揭示汉世两种语言的特点。就拿“人”的第一个义项来说,“人”译为“homo”, “persono”或“individuo”,但在“有人吗?”ĉu iu estas?)和“楼下有人找你”(malsupre iu volas vin vidi)这两句话中“人”字就应该译成“iu”,而在“没有人到这儿来过”(neniu venis ĉi tien)和“有人敲门”(oni frapas je la pordo)这两句话中“人”字则分别译成“neniu”和“oni”。这些例证体现了汉世两种语言的特点,是值得收进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成语恰好有“Homo proponas, Dio disponas.”和“Homo pafas, Dio trafas.”这两句世界语成语与之对应,这一例证更应收入。

 

《汉世大词典》的另一特点是力求用地道的世界语来对译汉语词语,为此特别注意收进柴门霍夫的用语和世界语中的惯用法。许多汉语成语在用世界语按字面翻译后,还列出与之意思相近或对应的世界语成语或惯用语(它们绝大多数出自柴门霍夫的《Proverbaro Esperanta》)。例如:不久于人世 — stari per unu piedo en la tombo,人不可貌相 — kapuĉo monaĥon ne faras,人配衣服马配鞍 — vesto homon prezentas,人孰无过 — kiu ne pekis, kiu ne eraris? 人心叵测 — por fremda koro ne ekzistas esploro; fremda animo estas abismo sen limo,人言可畏 — ne timu tranĉilon, timu babilon,人脏俱获 — (esti kaptita) kun la peko en la mano,等。这些世界语成语和惯用语给从事用世界语写作和翻译的人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生动的语言材料,有助于丰富汉译世的表达方式。

 

质量是词典的生命所在。词典是供人查阅的作为用词典范的书籍,不仅要存在较长的时间,而且要经得起读者反复查验。它的每一个词条、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被人查到,反复推敲、对照比较,因而它的质量时时、处处受到检验,优劣可辨,不容作伪蒙混。编者深知这一点,从开始编写的第一天起就把提高词典质量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第一目标,愿意为之付出艰巨的劳动。因此,编者在工作中始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词典中每一个词条的世界语译语都是在查阅多种有关辞书和参考书后经过认真思考撰写而成的。例证的选取和翻译也都经过反复推敲,力求语言规范、译文贴切。然而,尽管编者作了最大努力,尽管在几次修改过程中已消除了大量的错误和疏漏,词典中仍然会有相当多的错误和疏漏没有被发现。

 

英国第一部词典《英语语言词典》的编者塞谬尔·约翰逊有一句名言:“词典和时钟一样,最坏的一种也聊胜于无,而最好的一种也不能认为是十分准确的。”(Vortaroj estas kiel horloĝoj; la plej malbonaj estas pli bonaj ol nenia, kaj la plej bona ne povas esti konsiderata kiel tre preciza.)这句话精辟地道出了词典的的本质。按其功用说,词典是供人查阅、解疑的工具书,然而不幸的是,事实上它却注定和谬误共存于一体,无一例外。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部辞书是绝对正确无误的。就拿公认的权威工具书《辞海》来说,从它问世到现在,已经有大几十年的历史了,仅解放后的新版本就经历了数次修订,每次修订都由数十位专家学者执笔修改,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审读、校对,但仍然不断有新的错误被发现。久享盛誉的规范型辞书《现代汉语词典》也同样如此。2004年有一位学者写了一部书,书名叫《聚焦<现汉>》(现代汉语词典评校),就所发现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数百条错误和不妥之处和词典编者进行商榷。再以各国世界语者共同使用的《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为例,我也在其中发现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新版的《世界语插图大词典》(NPIV)于2002年问世后不久,便有不少世界语学者在网上著文指出该词典的错误和不足。2004年该词典的现任主编在网上公布了一份名为“Nova PIV: Korektendoj”的勘误材料,对NPIV中近千条错误进行修改订正。就我这两年使用这部词典的情况看,尚有一些错误没有包括在这个勘误材料中。以上所举的都是公认的权威工具书,好的辞书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般的辞书了。所以塞谬尔·约翰逊的那句话确实是至理名言。

 

词典中的错误,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字面上的错误,如错别字和输错的字符、字面上明显的疏漏、不通顺的语句等,这类错误通常易于发现;另一类是不易发觉的错误,如错写的生僻汉字和生僻的世界语词语,错写的动植物的拉丁学名(因为我们都不懂得拉丁语,如果不查对原始资料,是无法确定正误的);第三类是涉及世界语译语是否确切、表达是否规范,例句是否恰当等问题。第一类错误在修改时相对说比较容易发现,也容易解决,但有时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使很明显字面错误,往往发现不了,给词典留下不应有的缺憾。通常衡量一部出版物是否是合格,大都是以这类错误的多少来衡量的。这是出版物的门面,如果这类错误较多,人们就会认为该出版物质量低劣,对它内容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第二类错误通常不易发觉,往往骗过审阅者的眼睛。例如【扺掌】 [zhǐzhǎng] 这个词中的“扺”字,我在初稿中错误地输入了一个“抵”字,第一次修改时没有发现,第二次修改时也没有发现,直到最近一次修改我才发现这个错字,及时改正了过来,避免了一个隐藏的差错。再如,【天台乌药】中的“天台”作为浙江境内的山名,应该读作 [Tiāntāi]。但在我编写初稿时,由于自己学识不够,也由于一时疏忽,把“天台乌药”的读音误写成 [Tiāntái wūyào]。这类错误是词典中的隐患。如何发现并减少第二和第三类错误,是词典编写和审校中的难题。我希望经过数次修改和校对我能够有把错误降低到最低限度,但是,我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否达到,我的主观努力是否取得了预期的客观成效,还有待词典使用者客观的检验和公正的评论。

 

契柯夫写过一篇小说《打赌》。一个人和银行家打赌,把自己关在小屋里15年,不与外界接触。他坚持到约定的期限,第二天就可以走出封闭的屋子,拿到一大笔赌赢的钱。然而在天亮以前,他留下一封信。信中说:“他饱受了孤独的煎熬,……十五年的光阴,似流水缓缓地流逝,我老了,头发花白蓬乱,脸上满是皱纹……为一笔赌注而忍受15年孤独是多么的残酷与可笑,我决定逃离这里。”他最终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汉语世界语大词典》的编写,历经十四个寒暑。回首这漫长的过程,感慨良多。现在我实在难以想象,我当初是怎样在单调和孤寂中熬过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乎看不到尽头的五千多天长途跋涉,坚持到最后的。夏天,我家没有空调,我任凭汗流浃背,让汗水滚到键盘上,滴到查阅的工具书上;冬天,室内气温有时降至零度左右,我的手背上生起了习惯性的冻疮,我便带上露指手套,坚持书写或敲击键盘。我的老伴儿劝阻我歇息不成,说我就像负重的骆驼一步一步缓慢地行走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一个一个的字符,犹如沙漠中无数的沙粒。“任重道远多艰难,洒下一路驼铃声……”。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留下的唯有这五百万字符。我的年青时代的理想,我几十年如一日的苦读,我付出的所有辛劳和智力,我的一切,都凝聚在这五百字符之中。一个人为社会,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要做成一、两件值得人称道的事,实在不易。只有一辈子踏踏实实、坚忍不拔、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自己钟爱的事业的人,才有可能做到。我的一生最值得自豪的只有编成了《汉语世界语大词典》这一件事,其他的事和这件事相比,都微不足道,因为它浓缩了我大半生学习和研究世界语的全部成果。十四年的编写,只是一个浓缩过程而已。

 

这部词典也是集体知识积累的成果。一部好的词典的编纂,都是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编写过程中,我参阅了数十种中外工具书,其中最主要的参考是《现代汉语词典》、《世界语插图大词典》(PIV)、《世界语汉语词典》、《汉语世界语词典》、《汉英词典》、《汉法词典》、《汉俄词典》、《日本语エスペラント辞典》、《辞海》、《汉语大词典》等,从中汲取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由于用参考书众多(本词典另列参考书目),这里不便一一列举,谨向所有参考书的作者和编纂者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部词典也是全国世界语者给予我的鼓励、支持和帮助的结果。在它顺利编成和即将出版之际,首先我应该感谢所有曾经鼓励、支持和帮助我的世界语朋友们,特别要感谢已故我国老一辈世界语者方善境和张闳凡两位老师。在上个世纪中国世界语运动处于停滞、沉寂的十年动乱期间,是方老通过一封封信件坚定了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没有方老对我的不断鼓励,我那颗受伤的心,可能不会坚强至今。在我世界语学习取得一些成绩时,是张闳凡老师把我引到辞书编纂的路上。张老不但邀我参加《世界语汉语词典》的编写和审订工作,而且还委托我和曾倩仪女士共同承担世界语分类词典的筹划工作。之后不久,张老不幸病逝。张老逝世后,当时的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在邹国相先生的主持下,也曾将这部分类词典列入出版计划。后因经费不足取消。至今我仍为这件事感到遗憾。我还要特别感谢秦凯基先生。秦先生闻知我在编写汉语世界语大词典,主动把他珍藏的数本世界语工具书寄赠给我,供我参考使用。对秦先生的这一无私之举,我时时铭记在心。在词典编写过程中,我曾将一小部分样稿打印出来分寄给一些世界语老前辈,征求意见。这些老前辈都认真审读了样稿,提出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在此我也一并向这几位老前辈致以衷心的感谢。在编写后期,世界语论坛上的许多网友都向我表示对词典的关注,给予我热情鼓励和支持,并为词典的出版出谋划策。许多热情洋溢的鼓励的话语,每每回忆起来,都使我的内心充满温暖,感受到诚挚的慰藉。我曾将部分词典稿公布在绿网世界语论坛上,征求世界语网友的意见。不少网友在读了样稿之后提出了改进意见。其中特别要感谢温晋根先生。温先生在百忙中在网上审读了词典稿中AF的部分样条,并写成专文对拙编词典优缺点作了中肯的评论,还对样条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逐条提出具体意见。温先生的意见对进一步修改词典稿具有指导作用。

 

虽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深知,在我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效果之间,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应做的和可以做到的事还有好多没有做到,没有做好。我不知道我的词典稿中还有多少谬误没有被发现。我为此感到遗憾和忧虑。然而,我已经没有犹豫和退缩的余地。世界语朋友们在等待着我的词典,我必须尽早将我的词典稿提交出去,准备出版。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柴门霍夫当年发表第一书时心情:“我感到我已站在卢比孔河边,……我……我终于渡过了卢比孔河*。”(Mi sentis, ke mi staras antaŭ Rubikono … kaj … mi transiris Rubikonon.

 

*卢比孔(Rubikon)河是意大利北部的一条小河。当邦培和元老院共谋推翻凯撒时,凯撒曾渡过这条河进攻他们。“站在卢比孔河边”意谓“对重大问题的踌躇不决”,“渡过卢比孔河”则表示“下重大决心”,“破釜沉舟”。这句话引自柴门霍夫写的“Pri la Deveno de Esperanto”(《世界语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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