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世界语

方善境


第一次听到世界语

我第一次听到世界语(以下简称E)这个名字是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1920-1924年)。那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英语的势力大得很。坐井观天,认为,英语就可以走遍天下,何必另搞什么世界语。既不去了解一下究竟,更没有学。后来在一本书里看到,那时我所在的澄衷中学确曾开过E班的。

学习世界语

假期中回家,发现我姐姐在学E。她在一个乡间小学教书,有个在北京上大学的青年向她们宣传E,并教了她们。这样我见到E了。后来我中学毕业,也在乡下一个小学当代课老师,和一位同事打伙加入上海E学会办的函授学校,学了起来。不久我在汉口找到一个职业,到汉口后我比较花力气学起来了。在上海的E刊物上我发现二三个在汉口的地址,其中一个便是乐嘉煊,很快我就和他取得联系。他还告诉我在长江轮船途中认识了两个青年也想学E,其中之一便是傅璧城。这样便有了三四个人,但没有一个是已经学会E的。大家决定去登一个小广告,征求一个同道,希望从中能找到一位老师帮助我们学习。我那时读《世界语全程》大概还不到一半的样子。

汉口世界语同志会

当时上海陈兆瑛同志给介绍一个在汉口的日本世界语者冈村条一。我每星期六下午到他宿舍去。他叫我读Karlo那本浅近读物。那时我基本上还不会讲E,但我每星期六都去,学得很起劲。但从广告上招来的却全是想学E的人;结果以找老师开始,以招收了一批学生告终。在宁波旅汉公学(小学校)开来一个星期讲习班。由乐嘉煊当老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一个E团体,叫做汉口世界语同志会。我们开始时没有用当时习惯的名称,不叫学会,是因为我们全是初学者,不能用这个比较正规的名字。不过我们的干劲却愈来愈足,还出了一期油印刊物。刻腊纸的又是乐嘉煊,他是一个实干家。

“希望”和“新声”

后来他到那个学校里去当职员了,我们索性把团体的办公室设在他的办公室里。一到晚上大家就去那里一道工作。经常必到的便是傅壁城和我,当然乐嘉煊是少不了的。其他的人也经常去。学校里有课室,这使我们很方便,可以一期一期地开星期班。那时这个学校的校长是个进步的人物, 我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一点也不干涉。我们甚至利用乐嘉煊的办公室接待过两个外国世界语者,其中一个甚至住上一个多月。
后来肖从云也到武汉来了,担任武汉日报的副刊编辑。我们终于解决了记号字母问题,开始出了一个小刊物“希望”。同时在武汉日报出了一个叫作“新声”的半月刊,介绍弱小民族的文艺,主要译自E。弄一些稿费来贴补出“希望”的费用。“希望”上主要是中文宣传E的稿子,E的内容很少,因为E水平还很低,写不了E的稿子。

加入UEA和SAT

出了“希望”我们用它和世界各国的E刊物交换,因此知道各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并且能读到各种性质的E刊物。开始我加入环球世界语学会(UEA),后来接触到全世界无民族协会(SAT)的刊物,这是一个超党派的工人E团体。他们批判中立主义,讲阶级斗争。我便转而加入SAT。在SAT里面,有各党派的会员,其中共产党一派力量比较雄厚。当时苏联的E团体SEU是共产党的。E运动发达的德国工人E团体GLEA,也是共产党人占优势。那时各国E团体一般有两个组织,一个是资产阶级的中立主义团体,另一个则是工人E团体。后者则是各政治派别联合组成的。有的以共产党占优势,有的以社会民主党人占优势。

无产阶级E者联盟IPE

我加入SAT时,工人E运动的力量,差不多可以和资产阶级的分庭抗礼。那时UEA有八九千会员。SAT有七八千会员。实力相处不甚多。不久属于共产党的一派和SAT的领导核心有了争议。这个争执逐渐发展到分裂的地步。共产党的一派便另外成立了一个国际组织:无产阶级E者联盟(IPE),当时各国工人E团体差不多都分裂了,倾向共产党的都加入IPE,而社会民主党则支持SAT,SAT领导之没有垮下来,主要是依靠社会民主党占优势的荷兰的支持。我和中国其他E者一样,都有加入IPE。中国也在上海成立了自己的无产阶级E者联盟。我们在汉口的人则成立了汉口无产阶级E者联盟(HPEU)。中国的CPEU加入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我们HPEU则加入该总同盟的武汉分盟。IPE出了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刊物。SAT受分裂的影响,会员减少到三千多。而“国际主义者”的订户数量曾经追上了SAT的机关刊物。IPE的出版机构出版了不少革命的E书籍,并预定要分册出版列宁选集,并已经开始预约。我们汇了五十马克预约了一套。但这书由于希特勒上台镇压E团体,出版计划流产了。
IPE竭力提倡无产阶级E通讯PEK的工作。利用E油印通讯稿,各国互相交换。这是很好利用E于革命斗争的形式。上海同志对此做过好多工作。但是我们在汉口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 一方面由于经费上的困难,另一方面也由于语言方面没有过关。这是中国E者的一个毛病。客观上的原因则是读物和实践的机会太少。

汉口的世界语运动

当时汉口的世界语运动曾一度是国内最活跃的地方。其原因则是依靠少数核心人物,能以全部时间投入工作,而他们的生活又比较安定。所以能够经年累月工作下去,有一定延续性。我们还曾经发动募集基金来解决经费问题。结果募得三万多元钱。这笔款子后来存放到上海世协创办的书店,供他们作营运资金。我们工作的缺点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思想。要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战略目标,以及如何去达到它,心中无数。除核心人物自己学习E之外(也没有达到较好水平),此外,没有培养出什么有水平的E者来。

三种类型中国E者

中国E者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种是世译汉工作,利用它把外国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孙用是一个代表人物;@ 另一种是汉译世,把中国的作品介绍到外国去,同时自己也写E的作品,如徐声越和叶君健两位,@ 第三类是专门搞E运动的,乐此不疲。而第三类的人看来占多数。这类人当然是不能少的。但如何使他们的工作产生较切实的效果,则是个大问题。

回想汉口十年

我回想在汉口的十年间,虽然似乎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最后剩下些什么,却没有多少可说。那时我们和各地同志有较广泛的联系,记得其中重庆的卢剑波,福建的婴田,绍兴的庞祝如,镇江的符恼,北平的傅默它,太原的李孕育,绥远的杨令德;当然还有上海和广东两地的同志,那两地的运动历史较长,影响也较大。前者而且是ĈPEU的发祥地,后者并且有市立的世界语讲习所。

上海在一·二八之前有世界语学会,及其所办函授学社和“绿光”杂志推行E语,影响于及各地。一·二八以后则有世界语者协会加以发扬光大,采用的办法也是函授学社和“世界”杂志,同时还有很活跃的在当地组织的的各种活动。而一个显著不同之点,特别在于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个口号。使E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并加入到左翼文化运动中去,和群众有较广泛的接触,扩大了影响。
在和基本英语的争论中,虽然对方有中华书局这样一个大企业作后盾,竟然能使之消声匿迹,而大大开拓E的阵地。这个结果和对文化界有广泛的联系是分不开的。

介绍北拉新文字

1932年,在苏联出版的E刊物《新阶段》中, 有介绍新文字理论(国内叫北方话拉丁化,简称北拉)的文章。E者对于文字改革问题是比较敏感,并有很浓厚的兴趣。E是国际上的应用的语文,这个新文字则可以解决国内的文字改革问题。马上就被译成汉语,后来在“国际每日文选”(1933年8月12日第12期)上发表出来,引起种地E者的注意。“世界”从1933年10月起,便增加“言语科学”副刊,进行宣传,得到各地E者的热烈响应。后来各地拉丁化运动的开展,几乎都有E者的参加。这个增刊并且引起鲁迅先生的注意和支持。
E者把新文字介绍到本土来的贡献也大大扩大了E的影响。

接待外国E者

上面谈到我们在汉口接待过的两个外国E者,其中一个是法国工人,此人是一个旅行家,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经苏联沿西伯利亚铁道进入中国,从上海经镇江搭船到达汉口。他经西伯利亚是骑自行车在铁轨上行走的,又走又快。是在车上附加一个装置,伸出一条腿,架设一个较小的轮子扣在另一条铁轨上,使车轮在轨道上行驶而不致落下来。他自己没有钱,沿途就是靠当地世界语者的协助,组织一些演讲会,报告沿途见闻、经历,收取一些听讲费和出售他的照片来筹集旅费的。

意外的打击

他停留汉口一个多月,对我们口头使用E提供实践机会,但是也带来一个意外的打击。因为乐嘉煊受他环球旅行壮举的影响,也约好两个同伴,秘密出发步行全国了。
他留下一封信告诉我们他的计划,步行全国,宣传推广世界语。等我们看到他的留书,他们三人已经到了长沙。他们从湖南到广东、经福建、浙江到上海。碰到一·二八事件,就把他们步行全国的计划打消了。乐嘉煊便留在上海继续搞E运动。后来成为上海世界语协会的常驻工作人员。

第二个打击

他离开汉口之后,接着来了第二个打击。旅汉公学的校长换人了。新的校长是一个反动政客,他拒绝借给我们地方。我们虽然多方活动,但他说我们唱国际歌,在政治上给我们学校种种麻烦,坚决拒绝继续让我们使用学校的地方。
其时在那个公学教书的王任叔,由于校长易人,也呆不下,另在别地找了个教师职位。也要解决住所的问题。他也学了E,并且是HPEU的一个成员。我们便打伙在山川里租用了一个通厢房。后间做他的寓所,前间我们用来集中大家的藏书,开设一个新文化报社。收取一定用费、出借书籍。王的爱人白天便给报社接待读者,晚上我们就有了一个碰头的场所。但是开班之类,便函没有办法了。
其间在1932年因HPEU的缘故,我还曾被宪兵营逮捕。虽然不久设法保释。但是对E的活动不能不大受影响。这时主要是给上海出版的《世界》写些稿件。后来王任叔离开汉口,新文化书报社也结束了。我不久也离开汉口到西安。在那里碰上了双十二事变。在西安住了一年,第二年便发生七·七和八·一三事变,又回到汉口。这时抗日战争已全面展开,是统一战线情况最好时期,武汉成了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好多E者也到汉口来了。

出版《东方呼声》

我和傅璧城又碰到一起了。决定出版《东方呼声》宣传抗日,1938年3月创刊,第二期便得到张企程帮助,组织董必武同志给这个刊物写了一篇文章,通过陆慧年的活动,通过基督教青年会方面的上层份子向国民党弄到一笔津贴,每期“法币”五百元。这个刊物在许多同志的大力协助下按期印出来了。但后来日军迫近汉口,为了继续出版,我们便准备到香港去。当时匈牙利的“文学世界”为了到远东印书,派了一个代表在香港。这个代表是匈牙利人,叫Brawn,他已解决印刷方面的问题,答应给我们帮助。而且通过一个私人关系,我们两人可以找到一个寄寓和吃饭的地方。因此大胆南下,顺利地在香港出下去了。

汉口期间

在汉口期间,由于各地E者到汉口的人相当多,还曾成立了全国的团体。这时叶籁士也来到汉口活动,想把《中国怒吼》出下去。他先去找王明。王明认为国际宣传是件大事情,但结论却要他和国民党去谈。叶后来找到郭沫若,郭在当时是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而胡愈之在第三厅担任处长的职务。结果叶被吸收,在对敌宣传处工作。后来到重庆便出版了Heroldo de Ĉinio(《中国报道》)。
当时在香港的有朝鲜同志Elpin安偶生(当时化名王达礼),金克木,刘火子,叶君健,渥丹等。Brawn以Tsai Yan的笔名写文章,所以他出版的《远东使者》 Orienta Kuriero,外界只知道也是一个中国E者出的刊物,其实却是一个同情中国抗日的匈牙利E者办的。那时正在战争,《文学世界》对他的生活接济停止了。国民党对他的刊物也不肯加以支持,结果便出不下去了。他对我们的出版物很帮忙。我们合作出版了一本鲁迅小说选。我们当时还想出版《中国文选》,请茅盾先生给我们选了一些小说,徐声越同志给我们译了不少中国旧诗篇。这鲁迅小说选是作中国文选的第一分册出版的。另外还译了几篇别的作家的小说,但没有可能出第二分册了。只有徐声越译的诗,我在1977年放在一起,用油印办法印成“中国诗歌选译稿”,目的只是在于免致散失而已。
“东方呼声”的每期五百元津贴,到香港后,还是照五百元之数不变,而法币的币值则日益下落。国民党便用这个办法实际取消了答应的津贴。因为我们感到为了这什么也不值的五百元,犯不着花费时间和精神去办领款手续了。我在香港干了一年。欧洲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成了交战国,香港也进入战时体制。出版刊物邮寄都不大方便了。我们打算到成都去继续出版。当时叶纲宇在成都,我们刊物便用了他的地址。我先动身回上海这个孤岛。傅璧城还留在上海,他一个人用较少篇幅又出版了好几期。UEA收到“东方呼声”一直到34期,是否到此为止,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我手上连一期也没有能保持住。

上海孤岛

到了上海,想转到内地要通过日军的封锁线,事情并不很简单。结果在上海找了一个饭碗,住下来了,成都没有去成。当时潘逖书同志在上海,他和日本E者星野芳树有接触。我到上海的消息,他告诉了星野。星野便要和我相见。星野是当时东条内阁的官房长官星野直树的弟弟。和这样一个人物去见面,吉凶如何,当时心中不无惴惴。但是既已出口,也没有什么回答的余地了。星野的家,居住在中国市民中间。生活很朴素,交往的中国人多于日本人。见面终是我去是我去到他的家里。除他的妻子以外,没有碰见一个日本人。他从来没有问我的地址或想到我的家来。我不知道潘把我的情况说到什么地步。但我没有和他谈过“东方呼声”的事。他自己介绍曾被日本政府监禁。他看来是参加过左翼运动的。在日本侵华时才被释放出来。我只是听听,尽量不多说话,也不多打听。保持一定距离。他似乎很识相。不向我多问什么。后来他向我表示希望带着妻子去新四军的解放区。要求我帮助。我为他的妻子送去一件中国服装。告诉他我没有这方面的关系,可以为他安排进入那个区域。只能替他去打听,看是否能找到关系,能送他们进去。等我找到关系再给他回话。对于此事,我和楼适夷商量,是否可以接受他这个要求。后来楼告诉我说,我方地下工作人员说有一个日本特务在上海活动,也叫星野,不能轻易当他是好人。因此我只好告诉他,我找不到门路。他很失望,抱憾不能取得别人的信任。虽然我只说没有门路,这件事之后我还不时去看他,倒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星野在虹口办了一个容海中学,潘逖书就在那里教书。这个中学的学生后来还演过“叶澄衷校长”的话剧。后来我听我母校的负责人说起星野:说此人不错,把立在澄衷中学的校主任叶澄衷的铜像向日本军部去找了回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在容海中学还举行过几次世界语者的集会。后来国民党反动派想求和的时候,听星野说反动派陈诚见了他,想用飞机送他和几位日本人去北京,继续和谈。这件事后来并未成为事实。
一些日本人逐渐集中到上海。其中我也见到了冈村条一。最后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国。星野直树是在战犯之列,但星野芳树似乎还曾活跃过一阵。以后的消息就不知道了。

终于解放

1949年5月25日,上海终于解放了。许多E者又在上海碰头。其中有叶籁士、翟健雄、张企程、先锡嘉、盛国成、陈原、张闳凡、徐沫、方仁麒等许多新老同志。八月七日把上海世界语协会恢复起来。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进行了六次广播宣传E,后来又在合众广播电台办了几期E广播教授。培养了一批新的同志,后来又组织了一个歌咏队,由林超戛担任指导。1950年起大众书店给我们出版了《人民世界》月刊。
张企程当时从香港回来,打算到北京去。过上海时,大家商量一个计划,由他带到北京,建议出版E的刊物,进行国际宣传。结果在世950年出版了《人民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这两个刊物之所以能够出版,是由30年代ĈPEU的工作和后来出版世界语抗日刊物,给打下了基础。当时主管其事的郭沫若、胡乔木等同志,对E工作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EPĈ是新中国对外宣传的最早的三四个刊物中的一个。它的出现对全世界E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人民世界》

但是《人民世界》的命运却没有这样顺利。上海解放之后不久,解放军南下了。大量青年被吸收到南下的队伍之中,一般人的时间和精力,都被迫切的革命工作和学习任务吸引过去。很难有多少闲暇来搞究竟不是那么迫切的世界语运动了。《人民世界》这个刊物的销路,并不如大众书店的想像那样广大。书店为此赔了本,只好讨饶,连一年的合同也履行不下去,到十一期为止,再也出不下去了。我们知道他们算盘不精,亏本是实,便也不强人所难,同意他们终止合同。一年还缺一期便停刊了。上海协会的工作,这样便转入停滞状态。虽然还维持一段时间每星期的学习会,但已没有当时的蓬勃气象了。

“殃及池鱼”

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于1951年成立。《人民世界》便由全国世协接办下去。但也只出满一年,便停止了。其原因,据我估计,一方面限于人力,另一方面和主管方面有些人对E并不是那么了解、支持也大有关系。
1953年EPĈ也发生问题了。我们知道斯大林在晚年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他肃反扩大化之中,E运动和集邮家都遭了殃。因此东德解放之后,受斯大林的影响,希特勒当年取缔E的法令,在东德解放之后并未取消。E还是非法的,这在德国的E者们是难以容忍的。便不断到皮克处去闹,并且拿我们的刊物EPĈ给他们看。弄得他们很尴尬,以致通过外交途径,向我们政府诉苦。为此,EPĈ一度停止向东德发行。但这个解决不了问题,东德的E者不久又在其他国家弄到我们的刊物。其结果弄得EPĈ也出不成为止。这可以算得是“殃及池鱼”了。

进行反击

这也罢了。但当时却还有人发明了一个理论,说EPĈ之停刊是因为E已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云云。这个理论一出来,却引起了当时大多数E的工作人员的不满,进行反击了。结果,由领导决定:EPĈ停刊,对E的历史使命的问题不作结论了事。世协也停止活动。
直到赫鲁晓夫上台反斯大林,E算是给恢复了名誉,苏联又有人学E了。一些老的E者又恢复了活动,青年人学E颇为不少。当胡愈之同志路过莫斯科,了解到这一切。回国后,又活动恢复E运动,这一次EPĈ作为世协的机关刊物出版,明确既有对外宣传工作,又有对内的宣传推广E的工作。先由文化部国际联络局,后由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领导。


讨论红与专

我到世协工作是1958年春。当时正好在讨论红与专的关系和突出政治的问题。世协恢复活动,印了一批信封,在信封上把毛主席的题词印上去了。听人说,有一位领导同志批评这样是“招摇撞骗”等。于是在讨论红与专问题时又出来一种议论,说把毛主席题词印在信封上大肆宣传,但对题词却又不好好学习,不能把握题词的精义所在等。那么,精义又是什么呢?据说在“以世界语为形式”一句话上。E者恰好在这一点上违反了主席的教导。主席是把E看成是一个工具,而E者却把E作目的了。证据呢?因为E者总是不忘宣传E,推广E,把E当成目的了,搞“为E而E”。倒反而是柴门霍夫本人后来知道不能把E当作目的。怎见得呢?对于这一点还有待于阐述和发挥。如果允许我在这里加以猜测。大概因为后来柴门霍夫搞人类一员主义,因而对他来说E便成了仅仅是工具了。至于柴氏在中学时代庆祝E的原始形式的诞生所朗诵的那首诗,和ĈPEU以及抗战期中出刊的那些刊物,乃至《世界》刊头上的那个口号,对于这位论客似乎都是不存在的。也许这些东西都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束之高阁了。对于这种论点,当然不会没有反击的意见。但是无论如何,后来事态的发展,却证明上述那个理论是深受直接领导阶层的欣赏的。

不再争论

后来明确:世协只编辑出版EPĈ,等于一个编辑部,不搞别的。由于人员编制有限,也抽不出人手来搞别的活动。大家便全力投入工作,不再争论。到了1963年才开了一个展览会和召开一次E工作座谈会。会中陈老总来讲了话。这个讲话是很振奋人心的。但除在十一个大专院校开了E课之外,陈老总的其他指示,也没有着力去做。经过文化大革命,所有的E课都给冲得无影无踪。而那个展览会和陈老总的谈话,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当然只落得作为批判的对象罢了。
但是即使是一个编辑部,也还要有一些补充力量。终于不得不在64年招收了二十几个学外语的大学生,在广播学院开了一个班,专门培训了一年,分配给杂志社、图书出版社、电台和国际书店补充和加强语文人力。其时由于体制的变更,杂志归外文出版社领导,人员全部并入外文出版社编制。协会没有独立的机构,管的事情只限于对外友好活动。

回忆的结尾

从我到世协工作算起,我搞E工作已经满二十年了。从我开始学E算起那就超过半个世纪。也算得是一个“白头宫女”吧。回想一下过去的经历,不免有一些未必尽然的想法,写下来作为这篇回忆的结尾也许是适宜的。
第一,世界语诞生已超过九十年,但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是不可能被人马上普遍接受的,每前进一步不作艰苦战斗是不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在《新青年》上有人一提起E便展开一场激烈的论战。这斗争是好事。因为这表明E者在为自己打开前进的道路。因为E是新生事物,如果E者不主动前进,勇于和反对者进行斗争,那他是一步也不能向前迈出去的。EPĈ之所以有出版的可能,完全是受国内外E者先驱者惨淡经营,做了大量极微小,但却是切实的工作之赐。没有先驱者的辛勤劳动,不计较眼前利益而不倦工作,这是不可能想像的。因此决不可以回避战斗,决不可以看作反对者的脸色行事。如怕这个人那个人不高兴,而不敢动弹,那对于E者来说,便不是战斗,而是自杀。我们决不应该自杀。
第二,在我们世协的工作被限制在仅仅搞对外友好活动的时候,我们没有千方百计去探索是否还有其他可以活动的领域,以致白白空过十多年的时间。我想的是,争取去出版一些宣传和学习E的书籍。这一领域,花一些力气,似乎不是一无可为的。我个人每发一些什么奇想,常常听见有人告诉我,现在不是旧社会了。是的,这我能否认得了么?但不同之处何在呢?是人民有无限的社会积极性么?不是的,是一切都得有党的领导。这话当然也无可非议。但是,建议出版EPĈ则是由私人主动提出的,却不是由党领导E者提出来的,这是铁的事实。胡愈之同志建议恢复世协的活动,重新出版E刊物,也不是因为党指示他干的。所以,无所作为,我认为也应该归入自杀行为这一类。
第三,E运动只能靠E者自己来推动。不可能指定非E者来推动。E者自己不动,别人要来推动,也是不可能的。硬要推动,便会犯左倾的错误。E群众如果动起来,那么有人前来评头论足,挑剔这也不是,那也不对,这人准犯错误无疑。所以,我认为E者是很有主动权的。这看你如何自处。苏州小组活动终于得到苏州市委宣传部承认,不也证明这一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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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表于黄石世协1984版《方善境纪念文集》p.4~18。国柱2003-08-27打字录入电脑,分段并加小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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