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世界语
侯志平
巴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翻译家，也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生前他曾长期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也曾担任全国政协第6届至第十届副主席，在国内外享有盛誉。1982年荣获意大利国际但丁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0年获前苏联政府授予的“人民友谊勋章”，同年在日本获“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奖”。2003年获国务院授予的“人民作家”荣誉称号。在国内外世界语界他也享有崇高的威望，巴金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对世界语的激情和钟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由于他对我国世界语运动做出过重要贡献，从1980年起，他就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会长，1988年以后又改任名誉会长，直到逝世。在中国世界语者眼里，他是世界语理想的象征，也是他们力量的源泉。
初识巴金：一个和蔼可亲的老人
我与巴金的交往始于1980年。那一年7月，巴老率中国世界语代表团出席当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的文章，寄给世界语对外宣传杂志《中国报道》编辑部，由于我是世界语专栏的编辑，领导要我来编发这篇文章。除在《中国报道》上发表外，为了增进国内各界对世界语的认识和了解，领导要我将这篇文章转给《人民日报》，建议他们发表。后来《人民日报》海外版给予了转载。事后我将上述情况写信给巴老，向他作了汇报，并感谢他对我们工作和世界语事业的支持，从此我便同巴老有了书信往来。
1981年4月，巴金为参加茅盾的追悼会来到北京，住在西四皇城根南街国务院招待所里。正好我们想在《中国报道》上发表一篇悼念茅盾的文章，想请巴老为我们写一写。于是经他同意，我们编辑部3人和世界语协会两位同志于4月23日上午9点左右来到宾馆巴老的住处。巴老一见到我们，就如同久别重逢的朋友那样，给我们热情地让座。我在大学是学文学专业的，巴老是我仰慕已久的大作家，没有想到他是那样的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使我很快打消了敬畏感。当年巴老已77岁，虽过古稀之年，但精神仍然不错。他不善言辞，但谈到世界语，却有说不完的话。除约稿外，我又向他请教一些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方面的问题，他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他还应我们的请求，在我们带去的他的著作上签名。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们担心影响巴老的休息便起身向巴老告辞。临别前，他还欣然同意和我们在门外合影留念，并坚持要把我们送到招待所的门口，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这使我们非常感动。
同年12月6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世界语之友会”成立大会上，我又见到了巴老。在客厅休息室里，我向巴老表示问候之后问他：“还记得我的名字吗？”没想到他老人家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回答：“你不是侯志平吗？”一个赫赫有名的大作家，而且已愈古稀之年，竟然见过一次面后就能记住一个普通人的名字，真令我惊奇，也让我感动。
“世界语之友会”是楚图南、胡愈之、巴金、赵朴初、叶圣陶、夏 衍、冰心、叶籁士、白寿彝等各界知名人士发起的、在道义上支持世界语的一个组织。第一批参加世界语之友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大约有100多人，他们中有国家领导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著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和宗教领袖。巴老在这次会上做了即席发言，他谈了年轻时代学习世界语的过程，以及对世界语本身和世界语前途的认识。他的讲话既令人信服，又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再识巴金：一个坚守信仰的世界语家
我所工作的《中国报道》杂志社是一个对外宣传单位，除用世界语出版杂志外，还出版世界语书籍。为了向各国世界语者报道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光荣历史和中国各界知名人士对世界语的支持，作为世界语专栏的责任编辑，我从1979年起就开始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当时，世界语传入中国已有70多年，曾经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鲁迅、郭沫若、蔡元培、吴玉章、徐特立等一大批知名人士的支持。从与巴老见面以后，我决心研究巴老与世界语的关系，为此我读了巴老的有关著作，包括《随想录》、《巴金日记》、《巴金传》、巴金生平大事记以及他的一些小说、散文、随笔等。
随着读的书籍越多，对巴老的崇敬精神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其中巴老对世界语理想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对学习、应用、宣传世界语的无私奉献精神特别令我感动。正如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先生所说：“巴金毕生爱着世界语，他是世界语理想和信念的化身。”巴老曾经这样说过：“我一直把世界语看作沟通人类思想感情的良好工具。我热爱世界语六七十年如一日。我所以热爱世界语，不仅是因为它科学、完美、易学、易懂，更由于许多立志学好世界语的人都有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正直的心。”
巴老对世界语的感情贯彻在他一生的行动中。他从1918年（14岁）开始接触世界语后就对世界语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2年至1925年在南京上学期间，每天坚持学习一个小时，即使生病，从不间断。他阅读了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的许多著作和外国名著，这为他掌握世界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还每天坚持听世界语的自修唱片。他一直是《中国报道》的老读者，即使在“文革”受迫害期间，他还经常翻阅《中国报道》，或到外文书店去购买世界语书籍。在那群魔乱舞、是非颠倒的年代，世界语给他带来了温馨与安宁。
巴金认为世界语是各国文学和文化交流的极好工具，从1928年起，他身体力行从事世界语的翻译工作，把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如俄罗斯阿·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匈牙利尤利·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日本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舞蹈》，意大利亚米契斯的《过客之花》等等就是通过世界语介绍到中国来的。他一生中通过世界语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达30万字之多，这在中国作家和世界语学者中也是少有的，他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巴金对宣传、推广世界语更是不遗余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曾加入过上海世界语学会，做过会刊《绿光》的编辑，发表过许多宣传和研究世界语的文章，他甚至担任过世界语函授学校的教员，为许多青年批改过作业，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特别在晚年，他为世界语的宣传和《中国报道》、世界语协会会刊《La Mondo(世界)》付出了许多的心血。
作为政协副主席，他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作为作家，他要继续进行写作和翻译。1983年年末，巴老不幸患了“帕金森氏症”，体力大减，连写字都非常困难。1986年1月，他曾在中国新闻社的新闻稿上发表启事：由于年老多病，为了集中精力写作和翻译，以后不再兼任一切荣誉和名誉职务，不再为别人题词写字，不会客访友。但是为了支持世界语事业，支持《中国报道》对外宣传，他欣然同意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La Mondo(世界)》杂志顾问，还兼任上海世界语协会名誉会长，直到他辞世。
为了支持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开展国际工作，他同意担任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国家委员会委员，并发函祝贺。以后又同意担任1991年在青岛举行的第5届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监护委员会的名誉主席。每逢《中国报道》和《世界》杂志逢五逢十周年庆典，他都克服巨大的伤痛，写信祝贺。1990年5月，他在祝贺《中国报道》创刊40周年的贺信中这样深情地写道：“我长期患病，行动不便，不能参加庆祝活动，十分抱歉。但我的心总是和你们的心跳动在一起的。你们的火也在我心里燃烧。我愿意为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献出自己微薄的力量。”从这些发自内心的话里，不难看出巴老对世界语的一片真挚感情。
对一般爱好文学的读者来说，许多人并不了解巴金浓浓的世界语情结，即使同巴老熟悉的朋友也未必了解他对世界语的深厚感情，他在“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有感”一文中披露，他说：“我去北欧前友人劝我不要参加这次的大会，甚至在动身前一两天，还有人劝阻说：你年纪大了，不应当为这样的会奔波。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些年我一直关心国际语的问题。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我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人类公用的语言。”他在另一篇文章“《春天里的秋天》世界语译本序”中说：“我说过我要为人民友谊的事业贡献出我的晚年，这事业里面也包含着世界语运动吧。”正是坚守这些信念，巴老才全身心地支持世界语事业和世界语运动。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全国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他同胡愈之、叶籁士、陈原一起，制订了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作出了加入国际世界语协会、申办在北京举办国际世界语大会、成立世界语之友会、创办会刊《世界》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等重大决议，促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阶段。
痛失巴金：世界语界失去了一位伟人
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学大师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这不幸的消息传来，引起国内外世界语界的震惊和巨大的悲痛。巴老在生前是国际世界语协会荣誉监护委员会委员之一，这是国际世界语界授予他的最高荣誉职务，荣获这一职务的大都是支持世界语的各国政要和知名人士，全世界仅10人左右。国际世界语协会主席雷纳托·科尔塞蒂立即发来唁电，代表国际世界语协会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在唁电中说：有些人是超越时空的，他们是伟人。他们的教诲长存于世，继续与我们同在，不断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语者来说，巴金正是这样的伟人。国际世界语协会副主席Caude Noumont 、秘书长Ulla Luin、韩国、日本、阿根廷、法国等国的世界语协会和许多世界语者也纷纷来电、来函对巴老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中国外文局、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杂志社、中国世界语之友会也立即向巴老的家属发了唁电，沉痛悼念他的逝世。唁电说：“巴金先生的辞世是中国和国际世界语运动的巨大损失，中国的世界语者将继承发扬巴金先生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继续推动中国世界语运动向前发展。”《中国报道》电子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及时报道了这位伟人的辞世，发表了许多悼念文章。《全国世协通讯》从当年的第10期起，连续3期发表了全国世界语者哀悼巴金、学习巴金、走巴金的路的文章，他们为自己的队伍里有巴金这样的真正的人而骄傲，为痛失这位伟人而惋惜，他们决心继承巴金的遗志，继续为世界语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缅怀巴金：一个值得怀念的人
巴老的一生是在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读者中度过的，他的真诚感动着每一读者，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他对世界语者也是倾注着一片爱心。早在1930年，已故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秘书长李奈西，当时作为政治犯被关在监狱中，报名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举办的世界语函授班学习世界语，巴金就曾给他批改过作业，并耐心地回答他提出的学习中碰到的问题。1951年自学世界语的天津青年学生苏阿芒写信求教巴老，他不仅立即函复，鼓励他好好学习世界语，还赠送给他一本他的新作。文化大革命中苏阿芒被错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关押多年。1979年平反出狱后，路过上海，巴老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同他合影留念。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他很忙，而且身体很不好，但他仍抽出一些时间给众多的普通世界语者复信，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世界语运动史方面的问题，甚至在上海寓所接待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语者，给他们签名，同他们合影，向他们了解各地世界语运动的情况，鼓励他们要学好世界语，多为世界语运动做贡献。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北京世界语者张德浦向巴老要一本他的著作《六十年文选》，可是后来张德浦的信怎么也找不到了。巴老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作协主席，但不同意为自己配备秘书，所有来往书信都由自己亲自处理，常常力不从心。为打听张德浦的地址，他专门写信给与张德浦同一个单位的周茜云，询问张德浦的地址。为满足一个普通世界语者和读者的要求他付出了多少精力！
我曾多次与巴老通信，其中3次是为《中国报道》杂志约稿，另一次是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许善述同志编辑的《巴金与世界语》一书，商讨出版事宜，每一次他都给我及时回了信，每封信虽然很短，但都充满着真诚，令人终身难忘。例如1987年2月3日，他在复信中说：“志平同志：请原谅，我失了信，我身体一直不好，无法写文章，连写字也很困难，稿子不能交卷，非常抱歉。”每当看到这样的信，我都为他的真诚所感动，同时也为他的身体担心，只能默默地祝福他老人家能早日康复。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巴老对我的关爱。1990年台湾华东书局出版《巴金译文选集》，他亲自签名寄给我其中三本小册子，这三本书都是他通过世界语翻译成中文的文学作品。1994年10月，他又赠送给我一套《随想录》，每当阅读他的这些作品，我都感到特别的温暖。另一件事也使我难以忘怀，1987年是世界语诞生100周年，北京世界语协会出版了一张印有各国发行纪念柴门霍夫邮票的明信片，
巴金关爱世界语，真诚地对待每一位世界语者，也赢得世界语者的尊敬和热爱。2003年10月，在吉林延吉市出席第5届全国世界语大会的世界语者在一幅巨大的绿星旗（世界语的象征）上签名，并致函巴老，祝贺他的百年华诞。在这封致敬信中他们写道：
“数十年来，您不仅为我国的进步文学和文化事业、为世界文学宝库和世界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心血。您对世界语的热爱和执着追求，脚踏实地、多干实事的工作作风，无私奉献、不求索取的伟大精神，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高尚品格，都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并成为我们推进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强大动力。我们一定以您为榜样，热爱世界语，忠于世界语的理想，为世界语的崇高事业竭尽全力！”
2004年7月，在北京举行了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闭幕式上宣读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代表写给巴老的致敬信，表达了中外世界语者对他的崇敬和祝福。
为了让中外世界语者能读到巴金的作品，中国报道社和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巴老的《春天里的秋天》、《寒夜》、《家》和部分短篇小说，编辑出版了《巴金与世界语》一书，书中收集了巴金有关世界语的文章、译作、书信和悼念他的文章，让巴金的文学作品和他坚守世界语的理想、不断为之奋斗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巴老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品德、他的真诚和爱已经通过他的作品、他的言行传给我们，他将鼓舞我们追随他的足迹，去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和世界和平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