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干兴邦，空谈误国”——悼念陈原同志
侯志平
我初识陈原同志是在上世纪60年代，当时他是全国世协领导，由于那时世界语活动不多，我与他接触甚少，对他的印象也不深。真正了解他，还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那时，他不仅经常出席北京的一些重要的世界语活动，而且从1988年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们经常向他汇报或请示工作，所以有机会能当面聆听他的指导和教诲。虽然他已过古稀之年，但精力仍很充沛。最令我们自愧不如的是，他对世界语的满腔热情，仍不减当年。
陈原同志于1931年开始学习世界语，以后他以世界语为武器，从事抗日民族救亡运动，为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而斗争。解放后，他又协助胡愈之、叶籁士领导我国世界语运动，成绩卓著。在上世纪90年代，虽然他的社会活动很多，但全国世协和中国报道社有事找他，他总是热情接待，给我们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对世界语方面的活动，他几乎是每请必到。令我更加钦佩的是，他对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深刻研究。无论对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历史、经验教训、运动宗旨、发展方向，还是方针政策、应对策略，他都有精辟的见解，令人耳目一新。这主要得益于他有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对国际语理论和世界语运动多年的深刻研究。可以说，他对我国的世界语运动学做出了历史性的、开创性的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有大量的论述，对推动我国世界语运动持续、健康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段时间，我曾搜集他自30年代以来有关世界语的论文，准备编辑一本《陈原与世界语》，但由于他的谦虚，终究未能出版。他说，有了《胡愈之与世界语》、《叶籁士文集》、《巴金与世界语》三本书就足够了。其实他对世界语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现代世界语运动的论述，有许多独到之处，对指导当前的世界语运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 1988年6月7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为例。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浙江、陕西、内蒙古的理事和世界语专业团体的代表共42人。陈原同志在这次会上就新时期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方针、新会章和全国世协的主要任务以及新班子的建立发表了精辟的见解，至今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关于新时期的方针问题：他第一次提出了“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为改革开放、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服务”的方针。他指出：这不是套话，这确实是在新时代、大环境下，我们世界语者应当明确的任务。在阐述“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的关系时，他说：”如果不立足国内，不把国内的工作搞好，那面向世界就徒有虚名。”他谈到几年前国内有几十万人学习世界语，可是如何巩固、提高，如何把他们组织起来，如何引导他们为世界和平、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事业服务，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不去做工作，这几十万人就要损失掉。
关于全国世协的国内工作：他认为要抓八个字：团结、巩固、提高、引导。引导包括协调。他认为国内工作大有可为，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说：“国内工作大有可为不在于40万人增加到50万人，增加到60万人，而在于真正形成一个为世界语工作献身的、为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献身的这样一个队伍。”陈原同志在一系列的讲话中多次强调团结的重要性。他告诫全国世协的同志，应当把所有能团结的世界语者都团结到协会里来。他说：Solidareco Signifas venkon，Skismo Signifas pereon!
关于协会与各个专业世界语团体和各地世协的关系问题：在当时对全国世协应不应该领导各省，市、自治区世协众说纷纭。陈原同志指出：协会不是领导机关，但是它有协调各个专业世界语单位、各地世界语组织，以至各个专门的世界语组织的任务。他说：如果认为世界语协会能领导一切，那是行不通的，同我们现行的体制也不一样。但是如果说全国世协在协调方面是无可作为，我看是错误的，应当有所作为。在协调关系方面，全国世协绝对不能站在别人头上，指手画脚，而是应该高瞻远瞩，为贯彻新时期的世界语工作的方针任务而进行必要的协助、协调、支持等等工作。协调工作不单纯是事务性工作，它包括从全局的角度给人以提示，但不是指示。陈原同志认为：全国世协“有支持和帮助其他世界语组织的义务，而没有对人对事漠不关心的权利。”“全国世协是一个服务机关。它通过跟大家的接触吸取信息，通过这些信息，使大家觉得有人在那里注视着它，而且有人关心着、支持着世界语运动，如果协会能做到这一点，人们就会不断地给协会以支持。”陈原同志指出全国世协必须能使信息传播到所有的世界语组织、世界语者中，包括国内的信息和国际的信息。协会本身做到心中有数，在全国范围内，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协调、引导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信息及时的、准确的传播。”
关于对外工作，陈原同志认为还是抓八个字：友谊、和平、了解、交流。交流包括文化的、学术的、经济的，经济包括旅游等等的交流。他说改革开放给世界语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我们正需要一个和平的安定的国际环境，以便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世界语者在这方面应该而且可能起很大的作用。世界语是一种工具，我们用它到国际上去做工作，这就是最大的用处。现在我们应当运用这一工具，为促进中外经济、文化、科技交流，为使更多的外国世界语者了解中国，同情中国，支持中国而奋斗。
他建议协会应有一个规划，规划远的可以虚一点，近的要比较实一点。规划要一项一项有专人负责。如果不把对内工作、对外工作具体化，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头来一事无成，协会方针也得不到落实。在90年代中期，他再一次希望我们制定一个5年计划，其中包括搜集世界语运动史料，写一本中国世界语运动史，还包括出版一批中国文学作品等等。
关于会章问题他认为应当改变过去不按会章办事的状况。会章规定几年开一次全国世界语大会就几年召开一次。他对两年召开一次全国大会充满希望和信心。他说：穷人有穷人开会的办法，开穷会并不丢脸，我们是勤俭办事业。世界语者有这么一种穷的本领，因为我们是老百姓，我们不能同那些资本家比阔气，讲排场．
关于会员登记和交会费问题：他认为这是协会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协会最紧迫的任务。他说没有会员的会算什么会?交会费是会员的责任．将来人民团体要自己养活自己，会费就是收入之一。关键是要为会员服好务。
关于贯彻民主集中制问题他希望新产生的协会领导班子，特别是常务理事会，要坚持民主集中的作风。大事一定要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小事可以分头去干。要克服过去密不透风状况，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互不往来。
关于提倡奉献精神的问题：他号召世界语者向柴门霍夫学习，学习他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和世界语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他说“用世界语谋私的，不是好的世界语者。严格地说，他不是世界语者。”他希望在世界语者中大力提倡不谋私利的精神。
关于世界语的宣传他认为对世界语的地位和作用要有正确的估计。不能说它一无所用，也不能夸大它到哪儿都可以用。说它一钱不值，或说它是万能工具；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语不是所有地方都使用，但在一定地方很有作用。你写封信给世界语者，他会给你复信，而且真心为你服务；你写封信到英国，给查尔斯、约翰，谁复你信?这就是世界语的特点。在国际社会中世界语的应用范围在一步一步地扩大，所以我们对未来要充满信心。
关于工作作风问题他希望协会的同志要少说空话，多办实事。比如会员登记，说办就办，坚持到底。协会还可建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测试世界语水平的工作，达到一定标准的可以发文凭。文凭可设两种：高级的、初级的。协会还要想办法找点钱。他说：“商品社会要搞点钱，不搞钱怎么活?搞钱同搞不正之风是两码事。”比如可以搞旅游，至少可以介绍旅游，给旅行社提供世界语翻译等等。有钱，就有了一点基金，我们的事业就可以一步一步地兴隆起来。
1991年12月底，陈原同志在唐山召开的第2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再次强调多办实事的重要性。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世界语者绝不能用热情代替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实干兴邦，空谈误国。实干就能兴世界语运动，空谈没有用处。”当前，我国世界语运动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今后的工作中落实陈原同志的这些指示，全国世界语运动就一定能够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这是我们的老会长陈原同志留给我们的遗训。我们一定要把这句话落到实处，我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如果陈原同志在九泉之下有知的话，他也会是非常高兴的。
（2004年12月P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