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过去学习世界语的日子

                                                                                                   韦  山

  我知道世界语是在1972年，有一次我到妈妈办公室去玩，偶然在妈妈的办公室里看见了一本“中国报道”杂志，我看不懂上面的文字，就问我妈妈这是什么语言。妈妈告诉我：“那是世界语，esperanto。是一个波兰人创造的。这是一个和平的语言并且为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做出过贡献。1938年我在抗演六队时曾经跟陆万美同志学过这种语言，后来由于战争的缘故就放下了，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地 方还在 教授这种语言。”当时世界语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很想学习这种语言。可是当时我还是一个下乡知青，在哪里也找不到学习世界语的地方。直到1979年我偶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招生的广告，于是立刻就报名参加学习。不久之后我收到了函校邮寄过来的一本教科书和一本字典，就这样我开始了学习世界语。那个时候函授学习条件很差，没有录音机，没有电唱机，更没有电脑，也不可能找到老师面授，而来往一封信件至少要半个多月，一切只能靠自己来钻研。好在世界语比起其它外语来要容易一些，于是我就按照书上的音值对照表自己捉摸字母的发音，然后认真地做课本上的练习。据说当时函校有十几万学员，那时候也根本不可能有老师单独来给你批改作业，都是学校寄来习题的标准答案，只能是自己对照着去学习，看看自己那里做错了。那时候真想有个老师能够当面指教一下才好。大概是80年末吧，接到函校通知，说将在各地建立一些辅导站，为函授学员进行辅导。当时在长春市也有了一个辅导站，是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筹）牵头搞的。他们当时发的通知说的很好，请专业老师授课，学习两年。接到通知后我就去报名。当时报名的人很多，没想到有那么多人学习世界语。后来招了三个班，每班70人，租借了崇智路小学的教室上课，好像是每周三个晚上上课吧。（我被分配在了第三班）。当时在长春市老世界语者只有医大朱文荣教授和某区科委的宫国涛两人，朱教授是解放前在四川学习的世界语，而宫国涛据说是在60年代学习的世界语。后来水利厅的胡维太在省直机关夜校了一个短训班，找了一些人学习入门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吉林省世界语学会（筹），其中的绝大部分人也不懂世界语。给我们上课的是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的 冯文涛 老师。 冯老师为人谦和、善良、热心，教学也很认真。由于他是学俄语的，外语基础很好，所以掌握起世界语来也很快。但是他给我们的讲习班开课不到半个月，就在大家热情高涨的时候，突然传来不和谐的声音。省世界语学会（筹）把 冯 老师赶走了，究其原因竟是某些人认为 冯 老师不听他们的话，跟学员关系好，又有水平，会对他们的的所谓领导构成威胁。说白了就是宗派主义在在作怪，好像吉林省世界语这个山头是我们占了，就容不下别人了，特别是容不得真正懂世界语的人。（不幸以后几年发生的一切真的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些事实是我后来到 冯 老师家去讨教问题时知道的）
由于没有老师授课了，学员们都一团慌乱，不知如何是好。当时省学会（筹）的某个人就自告奋勇来上课，可是遗憾的是该人不仅自己不会世界语，而且教学形象极为不佳，手拿一个大棍子充当教鞭，站在讲台上难为人师表。学员们都大失所望。看到这种情况，宫国涛来找学员们开会，宣布讲习班解散，让大家回家，说以后不定期地辅导。听到这个消息，当时第二班马上就垮了，70人顿作鸟兽散。我们三班也走了几十人，剩下约30人左右。面对这个局面，我和班里的几位学习较好的同学肖培良、马维东、王秀梅、王锦波、徐景科、还有汽车厂一个老干部姓孙的，名字忘记了，我们一起开了个会，提出三班不能散，还要坚持学下去。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起来，共赴学难”。至于教学就由我们几个分头先学一步，再给同学们讲解。我和肖培良走访了很多学员，把剩下的同学召集起来开会并选举了班委会，大家推选肖培良和我担任班长，组织大家继续学习。而且我们自己掏钱把教室租金付上，继续在这里学习。徐景科还发挥了他做工会工作善于组织活动的能力，组织大家到南湖开了一次联欢会，鼓舞士气。（我把活动情况写了个报道给中国报道，事后竟遭到学会（筹）某人的指责，说没有通过他签字盖章不能随便投稿，真是混蛋逻辑）一班由于有几个人号称是省学会（筹）中某人的徒子徒孙，还要给他捧个场，所以也有一些人留下来继续学习，由他们班里的张吉平任教。
我们当时使用的教材是中华全国世协编写的的“世界语课本”，这个本子的难度还是蛮大的，对于初学者来说啃起来还是很吃力的。好在我们当中肖培良、马维东、王秀梅等都是英语教师，有外语教学经验。我虽然没有教过外语，但是对外语一直很老师家去请教或者同肖培良老师一起研究，把所有的习题都认真做好，把相关的语法现象搞明白，对课文进行认真地分析，所以我在教学中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纰漏。由于是要讲给别人听，所以自己首先要弄懂才行。为了提高水平我还参加了黄石中级班的函授。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我的世界语水平提高很快。我们的学习是业余学习，每天上班很忙，下了班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学习班去学习世界语，每天晚上都学习到7点多钟才放学回家。回家还要做饭，基本上是8-9点钟才能吃上晚饭。夏天还好一点，冬天就更困难了。但是我们不惧严寒，不怕酷暑，坚持了将近两年，学完了那本教材，最后拿到了省学会（筹）发的所谓结业证。其实老师和学生都是我们自己。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 戴立明 老师。他调到长春地质学院任教后，听说有这样一个讲习班，就主动找上门来，给我们作报告，教我们学唱世界语歌曲。在交往中我和戴立明老师成了好朋友，我经常到他家里去讨教。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胡国柱、杨宗琨、孙凯之、石成泰等一批老世界语者并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教诲。也正是 戴立明 老师带我步入了轰轰烈烈的世界语运动。当时肖培良、我、还有一个姓曾的女同学每个星期日都到 戴立明 老师家去学习。我们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在规定的学习时间里不准讲汉语，只能使用世界语或者其他外语。那一段时间对我们的口语水平也有所提高。后来我们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自己的世界语组织--长春世界语协会。（详见拙文《长春世界语协会成立的前前后后》）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认识到，要学好世界语必须要重视应用，在实践中才能提高语言水平。那时候最好的应用就是开展世界语通信。我除了跟国内各地的世界语者通信外，还开展了国际通信，广泛交朋友。在1983年我就由信友帮助加入了国际世界语协会成为第57名中国会员。通过国际信件交流我得到了许多当时在国内很难买到的世界语书籍和杂志，信友们还给我交换了很多集邮品，邮票、纪念封、明信片等等。当时我们要在盲童学校宣传世界语，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还给我邮寄来了盲文打字机；甚至一位捷克朋友还给我邮寄来了一架现在看来是儿童玩具一样的照相机，但是在当年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我在通信最高峰的时候每年通信量高达1700多封。我还通过办小报同各地世界语组织和个人进行交流。我们出版了长春世协的刊物《长春》，当时全国有近百种油印资料跟我有交换关系。当时给我写信只要写上长春市韦山收，我就一定能收到。因为邮局分拣的人都知道了我的名字。另外我的大量国际信件也引起了公安机关的注意，据后来我一个在公安厅工作的姓胥的学生告诉我，说当年他们就曾经检查过我好多信件。
另外积极参加各种世界语活动也是提高世界语水平，增长知识的极好机会。80年代世界语活动还不是很多，而且由于经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想出去参加世界语会议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还是想方设法跑出去参加世界语的会议。1981年在黄石召开的小UK,由于单位限制我就没有赶上。当1983年在黄石召开第一次科技世界语讨论会的时候我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去参加。我还和肖培良老师写了一篇科普文章发给组委会并得到了会议邀请。利用国庆节三天假期，我乘坐火车硬板昼夜兼程从长春赶到黄石，在那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世界语大家庭里的快乐。在那儿我第一次见到了黄石函授学校的几位老师胡国柱、杨宗琨、徐道容、林力源、张新生、张丹臣、曹东海等等；也结识了许多年轻的朋友诸如胡旭、弓晓峰、胡凤声、 傅永君等，同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在那里最令我感动的是，为了帮助我解决一点经济负担，会议组织者免收了我的会议费；当我因为要赶回单位上班决定不参加最后的晚宴的时候，黄石的朋友们热情挽留我并安排了一辆吉普车在宴会之后连夜把我送到武汉，使我赶上了凌晨北上的火车……从此以后我对世界语更加热爱，也更积极地参加到世界语活动中去。84年我参加了武汉华工会议；85年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世界语大会（虽然很不容易参加那次会议，有很多难以忘记的回忆。详细内容可见我的另一篇文章，《第一次全国世界语大会追忆》）；86年请假一个月赶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的世界语班进修，之后参加了第一届国际科技世界语大会并担任大会的外宾陪同组长，随后非正式地参加了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详见拙文《不愿启齿的回忆》），这些都为我后来到国外同外国的世界语者进行交往奠定了基础。从此我成为了一个中国世界语活动的积极分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我学习世界语已经快满30年了。我时常会回忆起当年学习世界语的疯狂和热情。我为世界语事业付出了很多，个中酸甜苦辣，唯我自知。但是我始终不后悔我选择了世界语，它将伴随我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