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代，蜚声国际的世界语专家黄尊生教授，原名涓生，又名鹃声，外文名字为Wong Kenn。1894年7月，出生于番禺县江村。父亲是马来亚怡保埠侨领、殷商。他幼年也旅居该地，视同第二故乡。

　  黄尊生聪慧非凡，勤奋好学。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时，英语成绩为全级之冠，备受英籍教师嘉奖。1912年春，留学法国的世界语者许论博在广州西关平民公学开办学制半年的世界语夜校，他参加第一期学习。同学中有老同盟会会员、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及名记者、平民公学校长梁襄武（冰弦）等30余人。因他的英语基础优异，专心钻研，学业出众，为教师朋辈赞赏。是年秋，毕业后，他参加刘师复、许论博等所创立的广州世界语学会，并在东堤的东园召开盛况空前的宣传世界语大会。共同在白云山麓、珠江河畔撒播绿色种子（绿色是世界语的标记），从此，他与世界语结下了不解之缘，毕生致力于世界语运动。当年，民主革命思潮澎湃，刘师复借助于世界语，宣传无政府主义。黄教授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受了刘的思想的影响，耳濡目染，他也曾一度从事研究无政府主义。

　  1913年，黄教授应邀往香山（中山）县开班传授世界语。该县是刘师复的故乡，辛亥革命前，刘曾在石岐开办女校，提倡女权；组织演说社，宣传革命。后因在广州企图暗杀清朝广州水师提督李准而被逮捕并解回石岐监押几达三年。刘的革命思想言行，向受梓里崇敬。他所积极宣传的世界语令人耳目一新，自然受到该县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因而世界语班开办后，当地教育界名流，皆入学听课，并给予好评。这使黄教授受到鼓舞。翌年，他转往马来亚怡保埠等地从事新闻工作，并继续进行传播世界语。

　  1913年讨袁战事失利，军阀龙济光为祸广东。在此后的三几年间，一切进步文化学术活动，悉遭摧残。一度蓬勃发展的广州世界语运动，随着刘师复被追捕逃亡澳门，也突然转入了低潮。1916年，龙济光虽从广州败走海南岛，但广东政局仍动荡不安。这时，黄教授虽返回广州，也只得暂在广州女子师范等校任英文教师。后于1921年考取公费生，留学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后考得文科博士学位。他一入学，即参加里昂世界语学会。从此，把一门心思，扑在国际世界语运动。

　  从1922年起，通过先后参加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国际世界语商业会议和伊比利亚半岛第一届世界语大会等活动，他的世界语才能，不论是口语或撰述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在同侪中初露锋芒，受到国际上重视，因而1923年获选为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对世界语的发展负保育监护责任的学术性组织。由各国世界语专家、语言学家组成。委员110人。不分国籍，只分语籍，如英国与美国同属一语籍。代表中国语籍的为黄尊生教授与区声白。1924年，黄教授又获选为新成立的国际世界语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六个委员之一，主持欧洲以外的各国世界语运动。这个委员会是由各国世界语学会各派一名代表所组织的“各国学会常设代表团”与“国际世界语协会”联合组成，是领导全球世界语运动的国际机构。他还受聘为英国世界语学会名誉会友。这一年，他除应邀参加伊比利亚半岛第二届世界语大会外，还代表中央委员会出席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各国世界语大会以及随同蔡元培夫妇出席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由于他的才望卓尔不群，在所参加的上述国际会议活动中，到处受到礼遇嘉许。但是，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任重道远，必须继续狠下苦功，不断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1925年，他代表我国教育部参加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后，随后前往日内瓦出席第十七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该会的一个分组讨论会议上，主席规定每人发言5分钟，但他那流利的世界语和精辟的内容，博得鼓掌5次。他回忆当年所会讲的几种语言中，讲得最好的是广州话和世界语。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岑麒祥在《我与世界语》（刊载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1981年3月号）一文中，回忆他于1926年在中山大学受教于黄教授的情景时说：“黄尊生对世界语确实学得很到家的，他不仅会看、会写，而且能在口头上说得非常流利。我当时被他这一点完全迷住了。”由此足见黄教授的世界语造诣精湛。

　  1926年春，他学成回国。受聘于中山大学，讲授语言学和文字学。他特开班教世界语，成为随后广东世界语运动复苏的先声。同年5月，在广州市举行的广东省第六届全省教育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关于世界语与教育的重要关系的动人演说，唤起了代表们对世界语的认识和重视，随即通过了他在大会上所提出的“设立世界语速成讲习所，养成世界语师范人才”和“在全省中小学加入世界语课程”两条提案。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伍大光对世界语的认识，独具慧眼。在会后即呈准市政委员会于暑假后在永汉（北京）路广州市市立师范学校内开办“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委派黄教授为所长。在他苦心筹划和许论博、区声白、伍大光（伍是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先驱之一，他辞掉教育局局长职，后即到讲习所参加第一期学习，并在第三期起任教，后曾任所长一个很短时间。）的襄助下卓有成效地为造就世界语人才和推广世界语运动而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开始后，该所因经费被停发，不得已而结束，前后历时长达十一年。其间，广州市内大、中、专院校纷纷增开世界语课程，世界语的宣传活动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省。饮水思源，黄教授对广东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1931年，他获得连选连任为前述的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委员。1933年，受聘为在匈牙利出版的世界语原文的《世界语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由于这个因缘，1968年，该全书重新编印第二版时，他再次受聘为增校顾问）。在这部巨著中，也烙印着他致力世界语运动的光辉业绩。其中，他所撰述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一文，不独是一篇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简明信史，也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珍贵重要文献。

 广州沦陷后，他从避居地澳门间关取道入贵州，在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他一生未入仕途。足迹虽遍及18行省中除甘肃外的17个省份，也只是教学和进行传播世界语活动，对政治绝无兴趣。但是，到校不久，校长竺可桢未经他同意，即发表他为训导长。这个职务与国民党有关，他惊愕之余，不知所措。幸而校长是著名教育家，为人开明，处理校务有方，6年时间，总算应付过去。抗战胜利后回市，入中山大学任教。校长王星拱也同样地不征求他的意见便任命他为训导长。1948年，因发生学潮，校方开除学生，他有一定责任。随后，军队闯入学校，逮捕进步教授梅龚彬夫妇，全校惊噪，他于是挺身交涉。梅教授夫妇虽获释放，但黄教授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仇视。不久，王星拱辞职，他亦立即辞掉训导长一职。他回穗任职中山大学后，虽忙于复校工作，仍积极致力于世界语运动。广州世界语学会复会后，他当选为该会常任理事，对领导我市世界语运动从艰辛恢复到迅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间，他受乡亲重托，曾回江村，主持兴修水利，致力村民教育，热心医治家乡战后创伤的工作。1949年暑假，他入九龙医院割治肠瘤，病情严重，昏迷一天半，住院三个月。出院后仍在香港继续调养半年。随后往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教书。在这段颇长的时间里，因工作、生活皆不安定，他没有时间从事世界语运动。然而环境甫告安定，他便重新燃起推广世界语的热情。1955年，他已年逾花甲，仍远渡重洋，前往意大利参加第四十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随后当选为任期9年的世界语学院院士。这个学院的院士都是从语言委员中推选的学问渊博、经验丰富，对世界语有一定研究和贡献的人士。负责编审世界语字典、文法和主持评判、奖励等工作。黄教授对世界语运动的热爱，不减当年，国际上对他的器重也一如往昔。
　 1965年，在东京举行第五十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虽因年迈，未能成行，但应名古屋慈爱学院的邀请，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语，和平与友爱的语言》的世界语演讲词，录音寄往东京，在会场播放，言简意赅，沁人心脾，受到与会各方人士的称赞，誉为是一篇命意高贵的文章。
　 1959年，黄教授迁居澳门。1966年转迁香港隐居迄今。1987年5月间，我特转达此间世界语同志对他的敬重，函请他回广州参加在7月间召开的庆祝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请撰文祝贺。后由广州世界语协会发去专函，正式邀请，表达了省市世界语后辈对他景仰之殷。他因身体问题，不宜远行，故复信婉谢。另外，抄录有关世界语活动的旧诗多首，供特刊发表，并致词祝贺：“得此机会，恍同躬亲参加，此生亦不枉矣。先此道谢，并向筹备及莅会诸公致谢。遥祝由今岁之一百年大典开始，绵延至无穷，使人类共享和平，进入大同之域。”寥寥数语，流露出他对世界语毕生眷恋的情怀和表达了他对世界语同志的深情厚谊。

                                                                   宝刀未老 诲人不倦

　 我与黄教授素昧生平。在市文史研究馆因参加编撰《广州百年大事记》而翻阅史料时，我经常看到了有关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光辉史实的零星报导。为了抢救史料，我顿萌编写《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概况》的念头。但是，我是在东京学习世界语的，因辈分不同，对当年的有关人物，全不认识，其中且多已谢世。因而我于1985年年初，冒昧给他去信，请求予以支持，提供有关史料。但是，听说他因年迈多病，早已闭门谢客，连他的亲友也多不知道他的行踪。我估计，他对我这个大陆陌生人的来信，多会置之不理。但事有凑巧，他在是年《世界》3月号看到了一篇由我替市文史研究馆馆长胡根天纪录整理，题为《九十三岁老人谈早期世界语运动》的短文。他与胡老原是广州世界语夜校同学，曾携手致力早期世界语运动。承他很快给我复信说，看到胡老的回忆史稿，往事涌上心头，对他那张随文附刊的近照，依稀尚可辨认，嘱我代他问候。对我抢救史料的计划，则表示尽力协助，并对于撰写方法和态度，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教导我必须严肃认真，诸多勉励。
　 接读复信，我才吃惊地知道，他已是一目失明，一目仅余四分之一视力，且疾病缠身的92岁高龄老翁。其间，他感叹：“丙寅（1986）年似乎流年对我不利，常年都带三分病。”连我寄给他的信也每每“要经好几次方能读毕”。但是，通信至今，他对我却每信必复，复必详尽。他还对因几次休息才能断断续续写完，而稽延回复之事附致歉意。为了不多影响他的健康，我对所查询的问题，以后多是分条提出并在下面留着空位，请他填空简复。但是，他却态度认真严谨不苟。常常在留着的空位上写着“如另纸答复”，好几次长逾一二千字，且字体工整，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半瞎老翁的笔迹。每次奉读复信，我都为其中字字句句皆在闪烁着他为人师表的高尚风范所感动而几至泪下。并感到，我这样不断地请他回忆提供资料，简直是对他施加残酷的折磨，曾为此而深感懊恼难过。

1986年年底，全稿完成。我把凝聚着他晚年心血的七千多字的有关初稿，寄请他审阅。他高兴地复信说，他和我算已完成了一件心愿。文字缘深，“只可惜彼此相隔一方，未能买醉西园，同罄一杯而已”。我也徒叹咫尺天涯，无缘领教。唯有祝他长寿健康，并再恳请他在健康许可情况下，继续忆述一些有关世界语运动史料，俾能保存真史，激励后辈。
　 几年来，他在信中常常诉述因年迈多病，精神不佳，常背诵“归去来兮”聊自慰解。前年，他还来信说，因患肺痨骨病，入医院施割治手术，须连续服药三个月至半年，方能奏效。一切工作皆已停顿。衰老是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他这样一个多病的高龄老翁，我曾是猜想着，他的形神必定是面容憔悴，老态龙钟，言必乏味。去年5月间，我赴港旅游，有幸专诚前往拜访领教，得偿所愿。甫见面，他即兴奋地告诉我，他也感到抢救史料，责无旁贷。前几天已把经过一年多回忆整理的约一万字的《世界语运动之一段回忆①》，分寄广州和北京，并亲把刚刚完稿的译自1924年11月刊载在国际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世界语》，记叙他当年在欧游参加世界语会议见闻的几千字复印本《欧游中世界语大会开会之印象》，着我带回给世界语协会，并作研究参考。随后答复了一些我所提的问题。在一个多钟头的欢谈畅叙过程中，我看到他神采奕奕、步履正常、思维敏捷、谈吐利索，真是使人难以相信他已是九十多高龄的老寿星。他的夫人余岩竹女士，也是老世界语者，比他还长一岁，因她刚病愈出院回家休息，惜未获瞻风采。
　 去年，日本世界语朋友森真吾先生来信向我了解黄教授近况，转述香港世界语者拟专诚前往拜访的诚恳愿望。我考虑到他遵医嘱须多休息，早已谢绝应酬，惟恐冒犯，未敢遽尔转达。通过这次聚叙，我觉得他对世界语运动仍十分关怀，对后辈也始终苦心诱掖教导，我便征得他同意，邀约几位当地世界语者联袂晋谒，共聆教诲。
　 当他见到早年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七十七岁老世界语者黄麟楷先生和他的女儿，即热情地握手，并对近几年来因健康关系曾一再婉谢了他父女俩的盛情探望而深表歉意。随后凝神倾听两位年青世界语者方文达、朱兆鸿先后向他面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世界语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及前往东京参加亚洲世界语会议的情况。他听到了近年来国内外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按捺不住激动欣慰的心情。而当他听到香港七位世界语者（其中英籍二人）现正在筹建世界语组织，准备请他担任名誉领导时，他即欣然允诺，并表示绝不考虑任何名义，只要健康许可，一定和大家携手，为开展香港世界语运动而在晚年尽一点力量。握别时，我还向他提出，请他在健康许可情况下，仍抽空接见当地世界语者的探访，稍慰他们的仰慕之殷。他不加思索地说：“可以，可以。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天下午在家授课外，其余时间，随时欢迎。”我唐突地插问一句：“是不是教世界语？”他说：“不是。”我虽不便再追问下去。但他过去一向是讲授文学方面的课程，前天曾赠我《中国语文新论》、《国文与国魂》和《中国文字之欧化问题》他的三本学术新著。我判断：他是对登门弟子讲授中国文学。他晚年还著书立说，诲人不倦，热爱中华民族文化，这种宝刀未老、不甘伏枥的精神，令我们衷心感佩。
　 国际世界语运动耆宿黄尊生教授毕生热爱世界语，对世界语运动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忘我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为实现世界语作为人类和平友爱语言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注释

　 ①即本辑黄尊生撰写的《我与世界语运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