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7月，我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外文局所属的中国报道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一干就是35年，直到退休。可以说，我把自己的青春、热情、梦想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它，它也成为我一生的挚爱和快乐！

新中国成立后创办最早的对外刊物之一

1980年，巴金为作者(左一)签名

我刚到中国报道杂志社（以下简称报道社）时，全社仅13人，加上我们新分来的大学生也不过16人。人数虽然少，但我们的干劲却很大。大家勤奋地工作着，在仅有的两间办公室里，几乎只能听到“嗒嗒、嗒嗒”的打字声。

《中国报道》创刊于1950年，创刊时间仅次于《人民中国》英文版，但筹备工作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1949年8月，北京的一批世界语者在胡愈之领导下，着手创办世界语对外刊物、筹建全国世界语组织的工作。他们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的世界语者用世界语出版了《中国在怒吼》（Ĉinio Hurlas）、《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等刊物，向国外报道了我国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初期的情况；1939年1月以后，在周恩来、郭沫若同志的领导下，又出版了《中国报导》（Heroldo de Ĉinio）和部分抗战小说，在５年多的时间里《中国报导》和它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全面报道了我国人民英勇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声援各国人民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的斗争。这些世界语书刊发行到全世界850个城市，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报导》的读者利用中国出版的世界语书刊在本国举办展览，发起捐助中国难童的活动，有的还将《中国报导》上的文章译成民族语在本国刊物上发表，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987年作者（右）采访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委员胡乔木同志

在过去的年代里，中国世界语者应用世界语为中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怎样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光荣传统，利用世界语继续为新中国服务呢？于是他们提出办一份报道性的对外刊物，以便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对于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包围、封锁和种种诋毁，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月，一份由老世界语者张企程起草的关于出版世界语对外刊物的报告被送到主管国际宣传的领导机关——国际新闻局。当时领导国际新闻局的新闻总署署长是胡乔木。胡乔木在青年时代曾学习过世界语。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同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的同志有过联系。对用世界语出版书刊的设想，他十分支持。他立即批准了这份报告，而且在当时的一次会议上，他对国际新闻局的领导同志说：我们可以出版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等等的外文书刊，但不可能出很多东欧国家语文——例如波兰文、匈牙利文等等的书刊，而正好世界语在这些国家相当流行。因此用世界语办刊物，出书籍，在这些国家发行，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在当时，创办《中国报道》还得到了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同志的支持，老世界语者冯文洛当时在一所中学教书，但要调动十分困难，郭老为此亲自写信给北京的教育部门，才把冯文洛调到中国报道杂志社。

1979年10月，作者（右一）向胡愈之汇报国内世界语运动情况

世界语版的《中国报道》于1950年5月1日正式创刊，可以说它是与新中国一同成长起来的。它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了新中国成长的历程，记载着它曲折的经历和前进的足迹。它丰富的内容立即受到各国读者，特别是东欧人民民主国家读者的欢迎。多少年来，他们一直同情并关注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然引起他们极大的兴趣。刊物一出版，各国的贺信和订单纷至沓来。许多读者不仅自己订阅刊物，还动员他们的世界语朋友订阅。刊物很快在50多个国家拥有了自己的读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头三年杂志中一半以上的文章被各国读者译成本民族语在本国报刊上发表，这再一次显示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中的独特作用。

遗憾的是，由于东欧国家受苏联影响，禁止世界语活动，民主德国和捷克公然禁止《中国报道》进口，民主德国还通过它的驻华使馆正式同我国交涉此事，中央为了顾全大局，决定《中国报道》从1954年起暂时停止出版。

1956年胡愈之应邀去莫斯科参加庆祝“五•一”劳动节观礼，会后曾去捷克斯洛伐克考察，他发现苏联、东欧国家的世界语活动已经解禁，世界语活动非常活跃。回国后，他立即打报告给国务院，建议恢复《中国报道》的出版。经陈毅副总理批准，《中国报道》于1957年12月复刊。

世界语的特殊作用引起中央领导人的关注

陈毅和夫人张茜参观世界语对外宣传成果展览

复刊后的《中国报道》继续执行自己的办刊宗旨：全面、如实地报道中国，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促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以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在刊物内容上以报道我国的建设、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为主，渐渐地恢复了原有的读者群。

上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两党论战的升级，国家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府禁止我国出版的俄文书刊进口，同时对我俄语广播也进行干扰。但是1963年之前世界语的书刊在这些国家的发行却未受到影响，这或许是由于他们的海关和邮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懂世界语。于是一本本批判当时苏共领导人的评论，被译成世界语出版，夹在刊物里送到读者手里。一位德国读者公开站在中国一边，批判当时的民主德国当局追随苏联反华的行径，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但是他并不后悔，当时的民主德国当局禁止《中国报道》进口，他不怕危险，每月坚持到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取《中国报道》和世界语小册子，再发给一些感兴趣的世界语者。还有一位莫斯科的读者一次性地交了3年的订刊费，他说，虽然当时收不到刊物，希望在两国关系改善后一起将这几年的刊物一并寄给他。东欧国家一位读者则希望我们通过他的一位法国朋友把刊物转寄给他。

为了更好地做好对外报道工作，1963年7月“世界语对外宣传工作汇报展览”和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陈毅、胡乔木和政府部分领导同志亲临参观指导。陈毅在座谈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肯定了世界语工作的意义，赞扬了对外宣传工作所取得的成绩，表示党和政府今后将更加重视和支持世界语工作。他还提议争取在北京举办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陈毅同志的愿望终于在1986年得以实现。

为了解决世界语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高教部发出了“关于开设世界语课程”的通知，承认世界语可以作为第二外语，从全国11所大学调来一批青年教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世界语教师班，为全国高等院校培养世界语师资。第二年，全国10多所大学开设了世界语选修课。高教部还批准在北京广播学院开设世界语班，培养20名干部充实世界语的对外宣传队伍，这批干部后来成为对外宣传的主力。1964年12月19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也正式对欧洲播音，这些都是与陈毅、胡愈之同志的推动分不开的。

情真意切，友谊长存

1983年社领导决定调我去报道社通联部工作，为的是加强读者和国内外世界语运动的调研，以便更好地改进刊物的报道工作。

通联部历来是杂志社与读者联系的窗口。除及时回复读者的来信、接待来华访问的世界语者外，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每年编辑若干期《读者反映》，将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转达给编辑部。每年我们还要同编辑部共同拟定“读者调查表”，请读者评选当年最佳文章、最佳专栏、最佳封面、最佳彩色画页，并征求读者的批评、建议，提供新的选题，这些对改进刊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从世界语刊物上搜索对中国的反映以及国外翻译、转载《中国报道》杂志文章的情况。

在一年一度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上，我们要召开“读者座谈会”，当面听取读者的意见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世界语者少则一百多人，多则二、三百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进一步增加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中国报道》在创刊号的“致读者”一文中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把世界语作为人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50年中，它兑现了自己对读者的庄严承诺，为此也得到读者的广泛支持和帮助，刊社与读者之间也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为支持刊物的出版，许多读者把《中国报道》介绍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把自己看过的《中国报道》转赠给世界语小组或朋友。有的世界语团体定期集体阅读刊物，并举行座谈；许多读者把刊物的文章译成本民族语在本国的报刊上发表，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有的读者由于长期阅读《中国报道》成了“中国通”，经常被邀请去作报告或演讲。还有众多的读者每年捐款给中国报道社，在编辑部设立“订刊基金”，以资助那些经济困难的读者订阅我刊。前南斯拉夫的一位工人，为推广《中国报道》，每年年底都要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印刷宣传品，在他所在的城市为我们征集订户。冰岛驻华使馆前文化参赞拉格那尔，从年轻时就阅读《中国报道》，由于受刊物的影响而热爱中国文化，后来在冰岛发起成立“冰岛中国文化协会”。

1997年，作者（前排左起1）与出席澳大利亚国际世界语大会《中国报道》读者座谈会的世界语者合影

更使我们感动的是，比利时的一位独身老人吉斯林先生，在生前就立下遗嘱并办理了公证，将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的全部遗产（约50万美元）捐给《中国报道》，用于发展世界语事业把他对拓展世界语事业的美好心愿托付给《中国报道》。

这一件件感人的事迹，情真意切，表达了各国读者对中国人民的友谊，它们将作为一个个佳话永远流传在中国和各国世界语者中。正如澳大利亚世界语协会前秘书长雷•罗斯在一封代表世界语协会发来的贺信中说：“你们以高质量的世界语杂志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你们幅员广大的国家和人民的重大事情，以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不断激励在贵国和其他国家有《中国报道》读者的地方，建立世界语组织。《中国报道》通过世界语，在增进世界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