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柴泽民：世界语的战士和朋友
侯志平
今年6月8日下午，接到友人电话，说我们敬爱的柴泽民老已于昨日凌晨在北京医院去世了，享年93岁。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去年我们去他家拜访时，他老人家身体还很硬朗的，更不用说几年前了。那时，他总是参加我们的世界语活动，无论在北京还是去外地，只要是世界语活动，他都乐意去捧场。在我们的印象中，柴老的身体是健壮的，他思维敏捷，而且食欲也不错，很难相信他会突然离开了我们。作为世界语之友会的会长，他的离世让我们失掉了一位好师长、好朋友，中国世界语运动从此失去了一棵参天大树……
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
学习世界语
6月9日上午，我同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中国报道社的几位领导到柴老家中悼念，一进门就看到设在楼道里的供友人悼念的灵堂，我们立即送上悼念花篮，代表全国世界语者向柴老表示深深的哀悼。随后在客厅里我们向柴老的夫人李友峰老人致哀，感谢柴老一生对世界语事业的支持，希望李老节哀，保重身体。李老平静地向我们介绍了柴老逝世前的一些情况。听了介绍，我们觉得柴老一辈子辛苦，无论是干革命，还是搞世界语，他都很优秀，我们默默地祝他一路走好。
在这个熟悉的客厅里，我们曾多次向柴老汇报世界语工作，聆听他对世界语工作的教诲，也曾听他谈及青年时代学习世界语的故事，他的低沉而有力的山西口音仿佛仍回荡在客厅里：
我于1933年加入共产党，当时才17岁。1936年由于叛徒出卖，为躲避敌人的追捕，我不得不背井离乡，离开山西闻喜县来到西安，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杨虎城西北军的军医处招收学员学军医。因为过去我在学校里曾接触过一些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居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于是我就到了西安西北绥靖公署军医处做了学员。
在西安有很多山西老乡，其中最知名的是景梅九老先生。景梅九先生是孙中山同盟会时代的元老，也是有名的大才子。他精通6门外语，尤其对世界语情有独钟，无论在太原还是在西安，他都积极宣传推广世界语。当时景梅九在西安开办了世界语协会，宣传世界语。我有一个同学也到了西安，正好在世界语协会里帮忙工作，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语。当我接触了世界语以后，觉得它真是一种很好的语言，因为它提倡和平、主张世界大同，比其它外语容易学习，我就报名参加了世界语班。经过认真学习，我试着翻译一些小文章。为了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我还订阅了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的会刊《LA MONDO》（世界）杂志，从中了解到更多的世界语运动的信息，也知道了许多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的情况。我们军医处的一些同学在我的带动下也都开始学习世界语。后来我们的行动被军医处处长知道了，他就把我们找去训话。他说：“你们这些穷小子，只要好好地学医，一辈子的饭碗都有了。还学什么世界语，还想当什么外交官啊？以后不许再去学习世界语了。”真没想到几十年后我还真的成了外交官。学习了世界语以后，我就考虑如何利用世界语这个工具来为革命事业做点工作，把世界语同宣传我党政策结合起来。我不仅坚持每天晚上学习世界语，还在工商日报上创办副刊《我们的语言》，专门撰写稿件来宣传世界语和拉丁化新文字。
我记得 《我们的语言》一共出版了8期。后来由于我在《更生》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宣传抗日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抄了，《更生》杂志的社长、总编、记者和我都被他们抓了起来。经过特务们审查一个礼拜后，后来把我们又送到剿匪总司令部军法处。当时的军法官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们抗日情绪很高，因此对我们宣传抗日还是同情的。所以在审理我们案件的时候就比那些特务们宽松多了。除了问我为什么写抗日文章的事外，他们也问我为什么要学习世界语。因为当时学习世界语的大部分是进步青年，有的就是共产党员。我说：“我是学医的，那个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也是个眼科医生。我学习了世界语就可以学习他的医学原著，提高我的医术”。我的巧妙回答他也只是笑了笑，知道我是在说谎。又问我是否CP（共产党员）、CY（共青团员），当时我回答都不知道。他们又查不出我是共产党的证据，这时西安又正处于革命的高潮，最后只好宣判我无罪释放。不过《更生》杂志也被迫停刊，社长以违背出版法罚款了事。我被放回到军医训练班后，正是世界语诞生50周年。在我被捕以前，我已经准备在报纸上出专刊纪念世界语50周年。我从《LA MONDO》仿照柴门霍夫的肖像用木刻了一张像，这时正好用上来纪念世界语50周年。同时为了不被特务们注意，我到张学良的《长安晚报》联系，利用它来作掩护。我又找到了国民党的元老景梅九先生写了两篇纪念文章，就这样同敌人作巧妙的斗争，继续宣传世界语。我还找了一个朋友筹了一笔款开了一个世界语的书店。这样世界语运动在西安不仅未被敌人镇压下去，而且更加发展起来。
外文局和全国世协负责人到家中看望柴老 资料图
柴泽民参加世界语林揭幕仪式 资料图
告别世界语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巩固和发展西北军，党组织派柴泽民去第27路军第42师工作。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便随42师开往华北抗日战场。当42师在娘子关战败后，42师残余部分撤退到晋南，他回到家乡找到了组织，担任了闻喜县委组织部长，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在家乡开展武装抗日游击斗争。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不得不告别心爱的世界语，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投入到民族解放事业中去。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月，柴泽民几乎一直都战斗在晋南的土地上，直至1947年底晋南全部解放。他先后当过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和中条山抗日联军司令员、太岳军区第五军分区政委；曾经在十分险恶的形势下，带领八路军康杰支队在敌占区孤军作战；曾经率领部队冒着极大危险，穿过敌人20万军队的层层封锁回到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1948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柴泽民也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他先后担任了北京军管会南区分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书记和市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从1952年起又担任了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市体委主任、市委委员等职，兼任过市委交通部长和地方工业部长。
呼唤世界语
1960年12月，柴泽民调外交部工作，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从1961年初开始，他先后出任中国驻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大使。1975年，中泰建交，柴泽民出任中国驻泰王国首任大使，为中泰两国政府和人民架起了一座坚固的友谊桥梁。为表彰他的成绩，泰国国王授予他最高荣誉——白象勋章一枚。
1978年夏天，酝酿已久的恢复中美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开始了。柴泽民出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参与了这次举世瞩目的建交谈判。 经过半年的努力，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达成了建交协议。根据协议规定，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于3月1日互设大使馆并互换大使。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的责任十分重大，但他凭着多年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和处理外交难题的卓越能力，在工作中既不失原则性，又有相当的灵活性，将所有的问题都处理得非常漂亮，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外交舞台上创造了辉煌。
1982年，柴泽民任期届满回国，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从1978年起，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兼外事委员会委员。此间，他多次率领政协和外交学会代表团访问欧、亚、美许多国家，为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为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资深外交家，他深感语言在外交交往中的重要性，这使他又想到了他心爱的世界语。一次他深有感触地对青年同志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从事国际交往是多么困难，尤其当外交官的，感到困难。我到过匈牙利、几内亚、埃及和泰国，以后又作驻美大使，去过不少国家。如果到哪一国就要求学哪国的语言，就是个语言天才也感到困难。所以世界语是很需要的。现在很多人不了解世界语，都把英语当世界语来学。可是 英文学起来有很大困难，首先它的读音就不规则，不用说文法，就这读音也使人感到头疼。我学英语最早，小学就开始了，直到现在还不能用，一直没有过关。英文虽然也是拼音文字，但它文法复杂，学起来也困难。如果大家都能学世界语，用不了很多时间都能学会，学了就可以用，这样就会使国际交往方便多了。”（摘自《一位老资格外交家谈世界语》，原载《世界》1989年第3期）。
在1999年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他再次呼吁社会应当重视世界语，他说：“我长期从事外交工作，深感在国际交往中语言障碍的严重性，语言不平等对民族感情的伤害。我相信，随着人类的进步，世界语作为中立的国际辅助语，会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会被越来越多的政府所承认。它最终将会成为普遍使用的世界语言。”（摘自《在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上的讲话》，原载《世界》杂志1999年第9-10期）可以说这是一个来自外交官对世界语的深切呼唤。
回归世界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柴老从报上看到北京有世界语活动的消息，他喜出望外。1988年，柴泽民首次出席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举行的世界语之友会座谈会。在会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有世界语活动的消息的，我就主动打电话找北京的世界语组织，我说，搞世界语活动怎么把我这个老世界语者忘掉了呢？”从此他加入了中国世界语之友会，回归到了世界语队伍中。以后他被大家推举为世界语之友会副会长。在上世纪90年代初，柴老曾专门到世界语之友会会长楚图南家中拜访，两位老人一谈到世界语就有说不完的话。在交谈中，楚图老非常赞赏柴老对世界语工作的热情，他说柴老年纪还轻，身体也好，在外交界很有影响，希望柴老能够利用自己的影响推动世界语工作，他还希望柴老能够接过世界语之友会会长的职务。1994年，楚图南会长在临终前留下遗言：“要继续办好世界语之友会，请柴泽民同志接我的班！”1996年，世界语之友会换届选举时，柴泽民当选为第二届会长。他一直说：“我对世界语的感情很深、很远，我要用有生之年多为世界语做点工作。”
柴老离休后担任了许多社会职务，例如曾担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中国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中国文物学会、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中国绿化基金会等多家民间组织的顾问、会长、副会长等职务。尽管他每天公务依然繁忙，但他对参加世界语活动总是优先安排。2003年8月29日，第一届华北地区世界语大会在北京开幕，会前北京世界语协会的同志打电话邀请他参加大会，他欣然应允，但是他忘了当天还要出席基辛格的一个招待会，当电话打到会场时，他才想起，早在6天前基辛格就给他发了请帖，他不得不遗憾地提前离开了开幕式的会场。
在柴老生命的最后22年，柴老不仅亲自参加世界语活动，而且先后担任了一些国际和国内世界语会议筹备组织的重要职务，对争取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大会的圆满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9年12月15日，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中华全协、世界语之友会、北京世协等16家单位联合举行了柴门霍夫博士诞辰130周年纪念会。其中，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中国联合国协会、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等单位都是柴老出面邀请的，使得纪念大会规格大大提高，中央和北京电视台都在当晚进行了新闻报道。
1999年8月，第四届全国世界语大会在桂林开幕，全国世界语协会特别请柴老出席开幕式。那时柴老早已有其他会议的安排，但出于对世界语运动的关心和支持，83岁高龄的柴老还是决定参加世界语大会。 16日晚，柴老乘飞机到桂林，17日上午开幕式一结束，他又乘飞机赶回北京，出席当天下午在北京的会议。
在筹备2004年第8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过程中，柴老同样竭尽全力，在聘请国家领导人担任大会最高监护人、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担任大会筹委会名誉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联系外交部领导人接见国际世协主席、副主席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大会期间，他坚持参加了开幕式、闭幕式、世界语林揭幕仪式等所有重要活动，体现了一个老世界语者对世界语事业的忠诚和热爱，其拳拳之忱令人感动。
世界语是和平的语言，是友爱的语言，正是秉持这种理念，几十年来柴老才乐此不疲，愿意为它的成功默默地做出奉献。我们应当记住这位老人的话：“没有一种国际语，要从事国际交往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大家都来积极推广世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