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运奇人杨宗琨
韦 山
在中国现代世界语运动史上，有一个传奇人物，他就是前湖北省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扬宗琨先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为世界语呕心沥血，他是中国世界语者的杰出代表，是中国现代世界语运动中值得大书特书一笔的人物之一。
扬宗琨是辛亥革命老人扬铎先生的公子，祖籍武汉，生于1937年，卒于1999年。生前是武汉市24中学退休英语教师。他从1956年起开始自学世界语，投身世运，终生不渝，无怨无悔。1957年还是大二学生的他就被无端地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被逐出中山大学校门，被无情地剥夺了学习的机会。面对命运无情的打击，他没有屈服，没有沉沦，继续正直地走着他的人生之路。同时，世界语也给他带来了生存的力量和无限的乐趣。不管是在被劳动改造期间，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在牛棚里，他都没有忘记世界语，甚至把世界语的读物夹在毛主席语录里蒙骗看守人员进行学习。十年动乱期间，他被无数次的审查、批斗、抄家、监视、内控…由于学习世界语和外国人通信而成为里通外国分子，他的英文打字机被怀疑是特务用的无线电发报机而被单位无理拿走，（平反后单位只象征性地赔偿了一元钱）他的信件和照片也都成为了里通外国的罪证。然而扬宗琨却坦然面对，一次又一次地从头开始，继续坚持他的世界语活动。以一个人的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自觉地坚持做着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被誉为民间大使。他交友面广，信友中上至九十高龄的老人，下及十几岁的花季少年；信友的身份有官员、教授、学者、专家，也有家庭主妇、普通百姓和莘莘学子；地域遍及海内外五大洲，飞鸿往来传友谊。他在国际通信中极讲品德，回信及时，从不欠信债，从不因为自己的原因中断联系。经常和他保持通信联系的就有几十个国家的世界语者。有的几十年如一日保持通信联系，有的甚至是一家三代人和他接力通信。
他的名字被刻在维也纳世界语博物馆的纪念碑上实非偶然。1959年奥地利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的馆长雨果.斯坦因博士给他写信，但是由于疏忽直到1966年他才给他回了信并且按照他的要求寄去了100张中国邮票。之后他马上收到了回信。斯坦因博士在回信中写道：“我很高兴在7年后收到了您的回信，我不愿意让您也等候这么长的时间。因此我当天就回信给您…..我本人已经过了88岁了…”这是他才知道当斯坦因博士寄来第一封信的时候已经是82岁高龄的老人了。这7年的等待对于82岁的老人实在是太长，太危险了。之后他们的通信友谊一直延续到老人生命的尽头。为了记录这段珍贵的友谊，老人就在博物馆的纪念碑上刻上了扬宗琨的金色的名字。
他和西德汉堡的世界语者贺尔曼.日伯德从1967年开始通信，所有的信件都按照写信的日期用数字编号，年复一年。通信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了第46封信的时候通信突然中断了。三个月后扬宗琨收到了贺尔曼.日伯德的女儿艾尔菲.圣格尔夫人的来信告知其父逝世的消息。两个月以后艾尔菲.圣格尔夫人的女儿琳娜特.富尔曼小姐又继续与扬宗琨先生通信。这样扬宗琨先生与日伯德一家三代通信的事情在国际通信史上也是奇事一桩。
1972年一位新交的西德朋友向扬宗琨先生表示对新中国的邮票很感兴趣。他立即买了新中国从1949年第一枚到1972年发行的全套邮票寄去。当时两国尚无外交关系。这位西德世界语朋友，从海关领到这厚厚的一大本中国邮票，激动万分，感到无以为报，就寄了一架普通的小照相机作为谢礼。而扬宗琨只收到了包裹单，照相机则被中国海关“依法”没收了。
十年动乱期间，武汉的世界语者，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开展世界语活动。当时活动的地点就在扬宗琨家里。他是历届会议的主席兼司库。当时活动的特点是，组织全部世界语环境的口语集训，时间就选在与国际世界语大会Universala
Kongreso开幕的同一天开始，名称叫Uhana Kunloĝado。1978年7月30日，即第63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开幕之日，举行了武汉世界语学术座谈会Uhana
Kolokvo（其缩写也是UK）。这是十年动乱之后中国世界语者的第一次学术会议，出席者有张丹忱、胡国柱、徐道荣、扬宗琨，李军，曹东海，杨志泉，祝心勇8人。会上用世界语宣读了论文，会后出版了（油印的）论文集一册。（扬宗琨在这次会上的报告Memorinda
Korespondo 几年后被收入Guozhu编的课本《世界语初级教程 Elementa Kurso de
Esperanto》第19课，得以广泛流传。）会后扬宗琨把会议照片和报道寄给了UEA。,国际世运在十多年得不到中国世运的消息之后，突然接到这次会议的报导，充分意识到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国际世界语协会于是在1979年2月号的会刊上进行报道的同时，以整版封面发表了会议照片，并且配以标题欢呼：“中国人回来了！Ĉinoj
(re)venas !”[bildo:kovril7902.jpg] 这次会议不仅标志着湖北世运的复兴，也预告了中国世运史上新时期的到来。
扬宗琨十分注意把世界语应用到实际中来，用事实来证明世界语是有用的工具。当年鄂医二院要从日本进口一套医疗设备，通过这正常的进口渠道价格昂贵，怎么也谈不下来。后来扬宗琨先生通过日本的世界语朋友从中斡旋，很快就以较合理的价格促成了这笔交易。扬宗琨还借世界语之助，促进了中日两国医学界的学术交流和人员互访。在这些活动之中，扬宗琨只有无私的付出，从未得过一分钱的好处和资助，甚至有关方面在口头上的感谢也没有。在言必称利的时代背景下，扬宗琨的这些举动，的确称得上是当代奇迹
。
扬宗琨的老友OTTO是德国杜依斯堡市的世界语协会主席，一贯致力于中德两国人民的友好活动。由于他的穿针引线，后来武汉与杜依斯堡结为了友好城市。在OTTO第二次访问武汉的时候带来了德国杜依斯堡市市长给武汉市市长的亲笔信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也扩大了世界语工作的影响。扬宗琨先生的作为成了通过世界语运动进行民间外交的成功范例。
作为世界语者，最向往的去处，无过于一年一度在各国轮流举行的的Universala Kongreso
(国际世界语大会)。后来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真的于1986年8月在中国首都北京召开了。按照国际惯例，只要遵守章程，照章付费，不带翻译，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并没有其他的限制。然而中国组委会对外虽然按照国际惯例接受报名，欢迎各国世界语者踊跃来华访问，可是对于国内代表的报名却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通过组织部门把关，按计划经济模式进行分配。甚至把开世界语大会当作一种待遇享受，一些根本不知世界语为何物的官员成为代表出席会议，而像扬宗琨这样的真正的世界语者却理所当然地
“名落孙山”。这时是他的德国朋友伸出了援助之手，从德国用马克为他付清费用，办理了全部报名手续。扬宗琨有了全套合法的大会证件，却不能以中国代表的身份参加在中国举行的UK，不能与中国代表同住。当然他也不会去与德国代表同住。于是就住在一家小店的地下室里，吃饭也是自己解决。一个为中国世界语运动做出了那么大贡献的人，最终却不得不以德国代表团代表的名义在中国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实在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悲哀，也是滑天下之大稽的奇怪笑话。
在北京UK会埸外，他首次与通信多年的西德朋友OTTO见面。那并不是事先约好的时间，完全是路上巧遇。凭着心灵感应，彼此一下子就“认出了”对方。同时呼唤对方的名字。拥抱！那场面真是好感动人！UK会后有几条旅游路线，扬宗琨的外国朋友全部走了华中这条线。当在武汉隆重地接待了来访的各国世界语朋友时，扬宗琨不再是“外籍”世界语者，而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东道主。扬府里接待了一拨又一拨的海外嘉宾。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扬宗琨早年曾经写过一篇自述：Esperanto kaj Mi（世界语与我）。那文章末尾用幻想的笔调写道：“我作好了准备，即将启程前往UK..."
他一生中共参加过第71，72，73三届UK。他说：我参加的三届UK，很有代表意义。一次，是在我的祖国的首都（1986，中国北京）；一次，是在柴门霍夫博士祖国的首都（1987，波兰华沙）；一次，是在世界语者祖国的首都
（ 1988，荷兰鹿特丹）。他
1987年的华沙之行，现在的人可能以为不足为奇，其实在当时是很不简单的一次壮举。一如著名数学家杨乐在回忆中所说，七十年代末期，他出国去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是需要中共中央在京全体政治局委员都签同意后才能成行的。
扬宗琨虽然不需惊动中共中央全体在京政治局委员，但是在此之前我国还没有个人自费赴UK开会的先例，所以在办出国手续方面遇到了许多不顺，时间被延误了。办完手续，已经没有合适的火车票卖了。坐飞机是没有钱的。
扬宗琨决定不买飞机票，而是等“飞票”。上天保佑，守在窗口，还真的让他等到了一张西班牙驻华大使夫人的退票。于是扬宗琨得以和回国度假的西班牙驻华大使同行七天七夜，经西伯利亚赴莫斯科。扬宗琨在旅途中仍然宣传世界语，称自己此行的目的，是去华沙参加世界语的百年大庆。他饱满的精神和如洗的空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使素不相识的旅伴，美国的凯瑟琳夫人肃然起敬。觉得扬宗琨浑似天外来客，神圣高洁。她用体面的方式在俄罗斯给了扬宗琨以无私的帮助。后来扬宗琨称这位虽然不懂世界语却给了世界语者莫大帮助的凯瑟琳女士为他的“真朋友”。扬宗琨只赶上了百年大庆的最后一天闭幕式。一出华沙火车站，见到巨幅的世界语标牌，宗琨不禁潸然泪下，这是喜悦的泪，这是辛酸的泪，这是百感交集的热泪！扬宗琨领到了第5946号出席证胸卡。也以此改写了大会的纪录：大会公布的统计数字，说出席者为5946人。扬宗琨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我是第72届UK的最后一名与会者。这最后一名世界语者正好来自中国。我为此感到光荣，因为这最后的一名与会者是一个中国人，为了我们亲爱的语言的百年大庆，他来了。”为此胡国柱先生送给他一首发自肺腑的诗歌《酷相思》：“天降大任于斯人，劳其骨，苦其心，排万难全凭意坚贞。传友谊，万里行，结友谊，万里行。华沙朝圣费苦辛，有志者，事竟成。庆百年世运纪录新，事传奇，数宗琨，人传奇，数宗琨！”
扬宗琨为人豪爽，豁达大度 ，
重友谊，讲义气，赤诚待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在乎经济上增负担。1988年7月，河北世界语者樊东升作为中国第一位盲人代表参加了在荷兰举行的盲人世界语大会、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及世界语专家学者研讨会。作为陪同一路上和在大会期间都是扬宗琨在照料着他。据也在现场的丹忱回忆，扬宗琨完全以一个Servisto（老仆）的形象，无微不至地关怀照料着樊东升。在UK期间，张丹忱和他去观瞻心中几十年向往的国际世协总部，张丹忱想多逗留一段时间多看几眼，可是扬宗琨却说：“得赶快回去安排樊东升的午饭，可不能错过了时间让他挨饿”。无奈张丹忱只得同他一道回去。以他这样知名的世界语者、老教师和长者能够这样心里总是想着别人，真是难能可贵。这样慈祥可亲的形象，正是鲁迅先生所称道过的“孺子牛精神”。
扬宗琨还以孺子牛般的精神，为世界语干着最辛苦的工作。他从1997年春天接手Penseo的司库和发行工作，经管Penseo基金的帐目。为了节省大家捐赠的每一分钱，扬宗琨在把小刊寄出之前，要对每一封贴好邮票的信件进行称重，凡有可能超重者都要把信封的大封口剪去若干，务使重量无懈可击。
扬宗琨喜欢摄影，几十年来他拍摄的有关中国世运的照片就像春风吹起的彩霞，飞到了荷兰，飞到了瑞士，飘落在《Esperanto》和《HdE》等刊物的封面和内页中；飞到了中外世界语者的手中，给人们带来欢乐和惊喜。摄影是一个费时费力又费钱的行当。以现在一般的价格计算，每拍摄一个胶卷并且冲洗出照片至少要支付大约40-50元钱。扬宗琨几十年如一日地为世界语运动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并且寄发出去，这其中所用的时间、精力和各种费用，是多大的一种付出呀！而且他是绝不负债，给人家拍了照片就一定要给人家。据韦山回忆，1994年扬宗琨由于没有获得韩国签证不能前往汉城，就委托韦山把他给李钟永先生拍摄的照片带到韩国转交。（当时李钟永还不是国际世协主席，只是一个普通的世界语者）。
为了方便国际通信，扬宗琨买了电脑，每天上网收发电子邮件。1999年，黄石世界语协会发起迎新世纪沿欧亚大陆桥远征活动，打算从中国的连云港步行到荷兰的鹿特丹，扬宗琨的电脑，事实上成了黄石世界语者徒步远征队的对外联络中心。扬宗琨还为远征队员买了御寒的睡袋，亲自送到河南。
回来以后，就觉身体不适。开始还以为只是偶感风寒，后来却查出患有肺癌，且已扩散，随即于5月17日住院。当时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很好，曾笑着对同志们说要成立一个世界语者抗癌协会。
1999年9月3号，病魔夺去了扬宗琨先生的生命。得到扬宗琨去世的消息后，所有的好朋友都感到意外和震惊。当世汉两种文本的讣告从网上发出后几分钟后就有了反响。两天之内已经有二十一个国家的友人发来了唁函唁电…，这个数字使参加追悼会的许多非世界语来宾大为震惊，因为即使是一个官居高位的人，也难以得到这么强烈的爱的反响。
扬宗琨先生的葬礼是在浓厚的世界语气氛中进行的。横幅用汉世两种文字书写而成。两旁是他家人的一幅挽联：
世界语系殒魁星，笑貌清容留网上
扬氏门庭折玉柱，高风亮节记心中
扬宗琨先生遗体卧在鲜花之中，胸佩绿星章，身上复盖了一面巨大的绿星旗
。世界语者以隆重的“希望歌”向他告别。胡国柱先生代表协会所作的悼词是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写成的。既不能长，又要全面反映扬宗琨先生的世界语业绩，尤其要让出席追悼会的非世界语界来宾（包括领导）都能听懂，让他们从宗琨的身上，看到世界语者的优秀品德。果然，满座闻之皆掩泣，许多来宾都哭了，事后纷纷要找世界语协会的人联系。
胡国柱先生在悼词末尾引用了柴门霍夫博士的一段话。这段话很像是我们的大师专为扬宗琨先生而言的：Ne ĉiuj esperantistoj scias, kiom
multe nia afero ŝuldas al nia kara foririnto. Venos la tempo, kiam ĉiuj
esperantistoj ekkomprenos, kiel gravega estis lia laboro. Al la nekonsolebla
edzino kaj al ŝiaj gefiloj mi povas certigi, ke en la mondo de la esperantistoj
la memoro pri la kara foririnto neniam mortos.(并非每个世界语者都知道，我们的事业有多么受益于我们亲爱的逝者。但是会有那么一天，所有的世界语者都将知道，他的工作有多么的重要。我可以向他那无可慰藉的夫人及她的子女保证，在我们世界语界，对他这位亲爱的逝者，我们将永志不忘！)
注：本文系根据胡国柱，张丹忱，石成太，卢纪新，韦山等人的回忆文章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