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副总理在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963年7月25日


要我讲话,有点麻烦,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不好讲,我本来想听听世界语工作情况,听大家汇报以后,有了调查研究才有发言权,没有调查研究就要发言,很困难。

先讲世界语工作。

那天参观了世界语展览,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反修正主义;第二部分宣传中央建设;第三部分是联络工作;第四部分是发行工作。看了以后,使我的知识增加了一分,眼界扩大了一分,世界观丰富了一分。过去我只知道世界语这个名字,只知道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是俄国人,现在才知道他是波兰人。在座的都是世界语专家,我是世界语的小学生都够不上,幼儿园都够不上。参观以后,印象很好。用世界语来做反修正主义的工作做得好,反映很好。

修正主义国家封锁我们,不许我们散发反修文章,俄文、英文、法文版都进不去,广播也被干扰。利用世界语,从旁门进去,给他们透点新鲜空气。现在世界语还没有被禁止,可能是他们一下管不了那么多,大概他们的官僚主义比我们多,但总有一天这条路要关闭的,可以考虑多搞一些通讯,多找点人,但要考虑他们的安全,防止他们受迫害,他们等于做地下工作,不要让人家为我们火中取栗,不能象希特勒那样,不能象过去苏联大使馆所作的那样,有人发生危险,找他们他们就不管。我们是要宣传赤化的,但要注意安全,世界语工作就是要做地下工作。现在已发展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赤化有罪,宣传马列主义有罪,宣传中苏友好有罪。这是笑话。利用世界语这条线作反修正主义的工作。要注意不要一下被人抓去。要注意多线、多边、多头。现在在苏联讲中苏友好就有罪,他不好审判,也不好逮捕。简单办法是送疯人院,这是个法西斯手段。据说被送入疯人院的人,不到半月就会变成疯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多搞几个据点,多搞几个人。由中国寄去有困难,我们可以由欧洲寄去,比方在瑞士、英国、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找些同情的人,转过弯寄。但也不完全靠得住,搞上几年也要有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世界语工作不要专搞反修,专搞反修寿命就长,这样搞不了好久,人家就要禁止了,要搞点中国建设、文学艺术,政治不那样强的东西。我看“二八”开好一些,二分政治宣传,八分搞其它一般东西。政治搞多了不行,引不起大家的兴趣;对当事人有危险,我从小看报,就先看副刊,六十年如一日,政治的东西晚上搞,不用看了,这是因为喜欢一些有趣的东西,如诗歌、散文、生活报导、新事物的介绍、科学知识、健康常识、我们高血压的人,喜欢看血压高的解释,最近,关于《中国文学》是否登反修正主义的文章,外办开会讨论,我认为,张光年的反修正主义的新作有两三万字,太长了,长得可怕,我没有看,听说内容还不错。英文的《中国文学》搞三万字进去,效果一定不好,搞一个摘要,可以起到效果,另外搞个小册子,可以到处散发。毛主席说过,长文章是自己否定自己。

书刊杂志不要强加于人,强加于人就没有人看了。《光明日报》有个“文学遗产”我很喜欢看,现在停刊了,很遗憾。文章有的很好,有的很古怪,谬论不少。都是正确的意见,不好比较,就没有学术思想了。就和做菜一样,起码两个菜,或者三个菜,才能够比较出哪个菜好吃。希望它能够复刊。《光明日报》、《大公报》、《文汇报》有许多大学教授写文章,又不增加编制,不能把写文章的人都包下来,特约写稿,给你稿费,好的多给稿费,不好的就给你两块钱作邮费、纸张费。这是解放以前办报的好办法,不用这个办法,就会使文章枯燥无味,办的报纸五分钟就看完了。搞世界语发行工作,也有这个问题,对象是外国人,各种人思想意识不同,要面广一些,不要搞狭了。反修反帝是长期斗争,可能反几十年,何必着急。要细水长流,工作刚刚开始,点点滴滴做,十年二十年会产生绝大效果,四川人说,不能够“一锄头就挖个金娃娃”,性急的人不行,性急就是信心不足,要慢慢来,尽管我是一双烂草鞋,但可拖他几十年,拖烂你十几双绣花鞋。每一期有一点点,三五十年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大批堆上去,连一个观众也失掉。国内报刊也有这个问题,我的话似乎有点“右派”言论,那些“左派”很不喜欢听,我们犯过这个错误,性急得很,患急性病,有过这个教训,急得很反而拖长,慢一点反而时间缩短了。不能希望一、二年就成功,急性病要防止。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不革命的人就是右,容易灰心丧气,容易瘫痪。我们中国的同志生气勃勃,主要怕犯急性病。你们那个世界语展览,还是有点子急,革命的人一定不能性急。共产党人、马列主义者做事一定要分清对象,做事要按情况办,山西有个闫锡山讲过一句名言,“强迫人家做坏事一定要失败的,强迫人家做好事也要失败的”,这句话有点辩证法,所以强迫人家革命也是要失败的,还是按自愿的原则比较好。搞一点宣传中国建设的,搞一点文化艺术,搞一点图片,搞一点农业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搞一点科学、语言学,这也就是政治,这是厉害的政治。赫鲁晓夫搞政治,尼赫鲁、“蒋委员长”都搞政治,我们也搞政治,就看我们高明不高明,高明的就能打胜仗,否则就打败仗。打通思想,不是用榔头去打,用榔头去打,就要打破脑壳,思想仍不通,打通人家的思想是要使人家如坐在春风中,讲道德,说仁义,很好听,很温暖。中国革命家谈问题,要使人家感到我们不是蛮横的,很可以谈得来,至于他改不改,不要蛮来。全世界语即使共产主义都实现了,也还有反对共产主义的人。比如宣统皇帝溥仪被大赦后,在北京安排他工作,他见到统战的人就请罪,感谢我们宽大,可是居然还有人去拜他,1951年有些遗老去跪地叩头,三呼万岁,结果溥仪大骂:“老子一辈子就受了你们的害,现在你们还来搞这一套!”过去叩头有油水,现在叩头没有油水了,可是没有油水还是要去。人总有一部分渣滓沉淀,有沉淀水才会清,沉淀物利用得好,还可以做肥料。给溥仪叩头的人,不要办他们,告诉他们说,我忠心耿耿,可否登台表演,他不干,但是不能说不要政治,政治是主要的,要看用什么方法,可以用反正的方法,也要搞一点迂廻曲折的方法。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搞一点反修反帝,搞一点新中国报导,搞一点现代和古代的故事,搞一点杂文、图片、诗歌,搞一点每月文艺动态,中间有一条反修反帝,寄到美国的不要只是反美,也要说一点美国人民的好处,不然美国人民接受不了,也没有兴趣了。有个美国教授对我们说:“你们反对美帝是应该的,对的,但你们一切都反对,我们想不通”。苏联文学艺术好的我们也要介绍。要强调中苏友好,我们不反苏,反帝、反修是应该的。但中苏友好、中美友好也要讲。前几年讲点英文有人也反对,“左”的可怕,“左”的可怜!解放后中小学去了英文,很可惜。语言是工具,多一种工具有好处。哪里有那样的蠢人,只用一种武器呢?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都需要,现在都有了,但是精通的不多,现在翻译的《毛选》还是英文的水平最高,俄文次之,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又次之,日文的还不错。日文有专家。《毛选》是有文采的,翻译得要明快、清楚、不含糊。英文的《毛选》翻得好,这说明中国的英文水平不错,也有英美朋友的帮忙。这是语言比赛,有政治比赛,还有文化比赛。那天说,我们的世界语水平不错,这很好。

世界语工作我很佩服,国务院、中共中央很感谢。这个部门的工作不是可有可无,是必须做的,要大发展。但是现在不要增加编制,尤其这几年不行。不要搞大机关,搞一个大机关,工作反而坏了,机关大了,官僚主义就来了。你们对帝国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来说,是搞地下工作,要讲究技术和方式。要把各大城市的分会建立起来,可以有一点经费,完全不花钱不行。

世界语工作为什么要做呢?因为世界上有那么一批人喜欢这个工作。讲世界语,就是同志。不管黄种、白种,也不管信仰不同,一讲世界语,就可以坐下来谈几分钟,谈几十分钟,这工作就值得做,有群众嘛。哪里有群众就要到那里去工作。要跟他们一道做工作。

有人批评世界语是改良主义的运动,不是革命的,因此不值得我们去做。他们说世界语搞好了,帝国主义也消灭不了,世界革命也不会成功。这是左倾空谈。难道不搞世界语工作,帝国主义就会消灭?当然,做世界语工作,帝国主义也不会消灭,可见帝国主义倒台不倒台的问题,和做不做世界语工作没有关系,帝国主义利用世界语宣传,牧师、神父也利用世界语宣传,我们为什么不利用世界语宣传马列主义?我们只反对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但我们每天都在革新。革命总是几天的事,不能天天都在革命。世界语工作很有意义,消除种族、宗教的成见。世界上搞世界语的,大都是一个朦胧的、模糊的,可是善良的愿望,我们去工作,就使它明朗化。那里有群众,就到那里去,我们不是原则上反对一切改良,但反对那种帝国主义给你一点吃的,你就为它效力的那种改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欺骗性,取消了革命,我们反对。但革命的改良,可以提高人民的觉悟,我们搞。例如工人罢工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要求增加一点工资,在亚洲国家还要搞,因为可以改善一点生活,但这不是革命。这个运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那就是害;我们参加进去,掌握在我们手里,就会变成革命的,增加世界语工作是有好处的,很有意义。为什么不搞?那些左谈空谈的做法我不赞成。

展览会可以送到各省市去展览一下,给各省市的同志看看,也象我一样增加一分知识,扩大一分眼界,丰富一分世界观。

第三,可以在北京开个世界语年会。欢迎到北京来举行。北京是个中心。前几年我们避开这件事,不愿自居中心。现在我北京也是个中心,象伦敦、莫斯科一样。现在水到渠成,唱对台戏。他们搞修正主义,我们马列主义就出场。你们要做一点准备。科学、亚非团结,也在北京搞中心。在北京举行世界语年会,要真正有世界语工作,这样大家来开会就好了。上海、杭州、广州、汉口外宾开放的地方都要有个分会;到外地参观,不单看中国建设,要看一点世界语工作,三句不离本行,他们就很满意了。列宁讲过,争取科学家,从他们本行来团结他们为马列主义服务,这比较容易,这是个真理,我搞军队,有个经验。我们的军队,两个号兵一见面,就特别亲切。部队一会合,号兵马上就聚集在一起,各自拿出自己的号嘟嘟吹起来。打了胜仗,赶快去俘虏中找号兵,劝他过来。从前号兵年纪轻,地位低,团结起来,他们是一行。世界语也有同样的关系,讲世界语的都是同行,同行同好,容易团结起来。世界语运动掌握在我们手里,就是革命运动,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就是消极的东西。

要搞,就要专、精。一部分人解放出来专搞这个东西,我很同意。这批人中文要好,世界语要好,还要通一门外语,要通这三门才行。一个人掌握了这三种文字,就是宝贝,就是我们国家的先进人物,是这方面的领导人物。要培养一些人。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要使它绝种。

一个人什么都通,不行。封建社会样样都专,那可以,读十年书,十三经,二十四史,样样都懂了;现代不成,科学有几万种分类,有点常识都很难,只能让专精一行,其它有点常识,不专门搞一行的人,对我们国家没有好处,或者说用处不大。我们现在不能样样都懂,但要样样有点常识,要有分工。我们要有一批人专搞世界语。这是个冷门货,人家不那么支持。搞学问不能有势利眼,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思想。要搞学问就要专一,不要西瓜上市搞西瓜,西红柿上市搞西红柿,到了九、十月都没有了,一事无成。赫鲁晓夫说马列主义已经过时,这说明他不是马列主义者。当时生效,有用才搞,这是实用主义。研究学问就要能坐冷板凳,坐不得冷板凳的,研究不了学问。钻它十年,十五年,对我们国家很需要。只要是有用的东西,一定会被发现的。南京有个人搞了四十年地震纪录,无人过问,解放后还是把他发现了。算卦这东西,研究一百年也没有用。炼丹,说可以长生不老,虽然有点化学意义,但炼丹没有用,那不是一种技术,不是一种知识,那是没有用的东西。真正的知识,对人民群众是有用的,都要有人做。都会被赏识的。社会一个时候着重一个工作,下一阶段又着重另一件事。过去三十年搞革命,现在搞建设。我们各行各业都搞一些,百花齐放,对国家总有用处。只要脚踏实地,有成绩,对人民要会有贡献。

上面讲的是一些外行话,仅供参考。这不是批示,又批又示,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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