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世界语先驱黄尊生先生

董 世 扬

黄老先生逝世的噩耗是十一月由加拿大来穗访问的老世界语者传来的。当时我感到悲痛，但有点半信半疑，黄老已九十六高寿，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但我去年还见到他，内心一直祝愿他长命百岁，因此总希望这是个误传。后来经香港老世界语者黄麟楷先生证实，黄老是八月二十四日去世的。为了怀念黄老，我一再奉读黄老生前给我的信件，回忆在港三次拜会他的情景。他全心全意为世界语，待人办事的认真，亲切，谦虚和健谈，尤历历在目，黄老不单是我省世界语运动的先驱，而且在国际世界语运动都作过重大贡献。他的逝世使我们感到深切的悲痛。

我是1987年参加广东省世界语协会工作后，由李益三同志介绍，才知道黄老近况的。世界语百年大庆，我们曾邀请黄老参加庆典，他虽未能回来，但陆续寄回他当年参加世界语运动写的诗词和回忆文章。拜读之下，进一步认识黄老为世界语运动操劳奔波与取得的成就，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百年大庆过后不久，我有机会到香港小住三周。因为事先既不相识，又没有联系，我夫妇先去探访黄麟楷先生了解黄老的近况，黄先生说黄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大接待客人了，大陆来客是会欢迎的，他告诉黄老的电话，要我先通话联系。因此第一次去太子道黄老住所时，我们是打算尽可能不要多打扰黄老的，怎知我们一见面，道貌岸然明来意，送上协会的小礼物和我国著名老世界语者符脑武之子符立同志的信件，他非常热情亲切，可谓一见如故，侃侃而谈他当年在欧洲参加国际世界语运动的情况，他说世界语比说广州话用词还好还流畅。谈到当事人姓名、地点都说得清清楚楚，他头脑清醒，语言清晰，记忆力之强，令我钦佩不已。我穿插汇报广东世运和纪念百年大庆情况，他都非常关心，说他老了，希望我们年青一代为推广世界语而努力。时间不觉过了一个多小时，黄老毫无倦意，他的话题对我们很有教益，实在不想离去，但为了不使黄老过度疲劳，只好告辞了。离开时黄老以他对于中国语文的研究著作相赠。在我们离港前几天，我们再次登门拜访，这次我们带照相机，希望给黄老照个相存念的，但他说他左眼已失明，人老形像也不好，不要照了，我表示理解，他便返房间想找个以前的相片给我，一时找不着，便说以后寄给我。果然我们刚回到广州便收到他的信和青年英俊的相片和在罗马尼亚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世协领导与阿勒市长的合照。他的话锋仍那么起劲，谈到在国内的一些经历，我请他将国内外的经历写出来，以供后人学习。并且问他是否需要找人帮助他记录或整理，他说他已着手整理他过去的资料，他还可以亲自去做，他说他现在还收几位上门跟他学习汉语的学生呢。他精力仍旺盛和亲力亲为的精神，令人敬佩。当我们知道他的老伴因病卧床，我们准备去问候，不料她已入睡不便打扰。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广州二十年代的世界语运动播种人呢。

我回到广州从收到他来信及相片，便开始书信来住。由于我亲身看到他眼睛不好，写字已有点吃力，而他又写得非常认真、工整；他一收到信很快给予答复，来信虽然不长，字字使我感到亲切、得到鼓舞，但想到要他那样劳神，又感到不安，怎么办呢？不回信实在不恭敬，只好拖迟给他回信，但我们在一年半里仍收到他八封信和文稿。这是很珍贵的墨宝，我珍藏起来，从中不时得到鼓舞和鞭策。

他近年写的《世界语运动之一段回忆》复印本寄回国内也寄了一份给我。在来信中说，该文“大致叙述早年在国外之一段活动”，是“忠实的，坦白的”，另一信又说：“此文为其坦白的

自述，开始尚堪一读，至末段则人与文均有衰老颓倦之势，亦可慨也”。认真，谦逊之情，溢于字表。这份史稿，协会因为无钱单独出版，送给广州文史馆，改题为《我与世界语运动》，全文发表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0期。后来协会又将资料的排版抽出来，单独印刷出版，随《绿穗》发给会员。但当时由于协会穷，加印时纸质不好，现在想来，实在对不起黄老。

88年纪念世界语101周年，协会邀请港、澳、中山和海南少数世界语者座谈，曾去函邀请他如身体许可回穗一行。他来信说，“阅广东省市世协拟联同省、港、澳、中山各地世协举行联欢会，将必有一番高兴，弟以精神身体之故，愧难参加，惟有遥祝世运在南中国一路发展而已”。关切之情令人感动。

黄老参加世界语运动的经历和经验，无疑是世界语运动的一笔宝贵财富，我和他见面或通信，都希望他整理出来，他来信说，“承询弟过去在国内外Esp运动之经历，弟已大致录出，一切整理就绪后，即可发表，此是弟之责任，亦云‘责无旁贷’，所差者为年老忆事迟钝而已。……这样那样的事，都要应付，所以极忙，但总希望能于今年内把所讲的做妥。”他对世界语运动的责任心，实在感人，我们殷切期望他的文稿能够早日发表。

1989年初，黄老老伴去世，我曾去函慰问，并告诉他国际世协拟在中国建立“亚洲世界语中心”，协会拟邀请国际世协副主席梅田先生来广东访问，他回信说，“你们客气，将此事通知我，并征求我的意见，我自问年事已老，精神记忆都远不及从前，一切都应该让你们‘新的一代’去主持，去努力了。梅田先生有他的眼光，如果注意‘亚洲中心’一个问题，为亚洲名国栽培教育人才，则将来可能有一新天地”。想不到这是他给我最后一封信，而这些话竟是他对我们后辈殷切期望和勉励的遗言了。

1989年9月，我从加拿大探亲归来，在港停留几天，又登门晋谒。丧失了老伴对他的精神和身体打击很大，他说他早两个月不慎晕倒，将头也跌破，由住在对门作医生的女婿缝了几针，他给我看他头上还贴着纱布，但看来他身体还没有很大的影响，行动和精神还好，这是可以告慰的。他知道我从加拿大回来，他说也有儿女亲人在加拿大，我便将我知道的加拿大一些情况告诉他。他很关心国内的情况，也关心香港的前景。考虑到不使他过劳，我们谈了半小时，便告辞，回广州后，曾给黄老写过问候信和寄贺年卡，但没有回信，我想可能是情绪和身体不大好，我也不再寄信，增加他的负担，只祈望有机会再去香港问候他。不料这一别，竟成永别，每回忆他亲切的教导，不觉悲从心来。

黄老永远离开我们了，他一生无私地献身世界语运动，对世界语曾下过很大的苦功去钻研，取得很大的成就。老年仍然关怀世界语运动发展的精神，这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要共同努力，促进我省世界语运动进一步发展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