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艺坛骁将王但东（二）
李贵良
首届寒假义校结束后，王旦东在家经过一段时间的筹措，于1927年秋上昆复学，经考试取得奖学金，进了昆华一中。续读半年后，因无经济支持，只得再次停学。当时国内革命斗争风起云涌，王旦东决心投身革命洪流，报效祖国。他与即将去缅甸谋生的艾芜在昆分手后，和刘之汇相约同去广州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王旦东借高利贷，买了30元越币的车船票与刘之汇同行，经越南海防到达香港。到港后，惊闻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革命志士遭屠杀，广州城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鉴于此，他俩只好改道去了上海。抵沪后，刘之汇与王旦东道别东渡重洋去了日本，王旦东则考入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读书。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完全靠半工半读艰难维持日常生活和完成学业。在非常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参加爱国主义运动，上街游行，搞飞行集会，进行爱国宣传。他还参加了学校劳动剧团，剧团中有蓝马（著名电影演员）等名人。在剧团，王旦东曾随团在领队邵惟（建国后任中央话剧团团长）的带领下到厦门演出过进步戏剧。为此曾多次受到校内右派分子的恐吓和威胁。192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王旦东和同学到上海跑马厅演讲，被学校发觉，劳动大学不容他再呆下去，他被迫转到吴淞泗塘桥农学院就读，到沪4年后毕业，结束了在上海的求学生涯。
1931年，同乡刘之汇从日本回国到北平，更名刘惠之。任中共地下党北平市委西城区委宣传部部长，公开职务为北京大学教师。王旦东获此消息后，于这年的秋天，向上海友人借了50块钱做路费，由上海抵达北平找刘惠之。
参加“北平反日大同盟”
王旦东与刘惠之在异地重逢，诉不尽万语千言。王旦东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心，让刘惠之看到了他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经刘惠之介绍，王旦东加入了“北平反日大同盟”及所属的“北平世界语同盟”。
“北平世界语同盟”（简称“世盟”）主张用世界语来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作斗争。宗旨主要是以公开的世界语运动作合法掩护，从事马列主义的学习、革命思想的传播、教唱革命歌曲，团结抗日力量等。在“世盟”，王旦东一边学习，一边被分派到朝阳大学、北平市立中学和北大夜校教世界语字母，用世界语教学生唱《国际歌》、《光明赞》、《共青团歌》等。另外，他还到民众夜校教唱《船夫曲》、《马赛曲》等进步歌曲。
王旦东以饱满的热情和高昂的斗志，投入到反日大同盟所组织的群众工作和斗争中，他积极参加编印、散发传单，夜间到胡同里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卖国贼”等标语和庆祝东北义勇军胜利的捷报等墙报。此外，他还经常参加飞行集会。飞行集会上，他常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或组织唱歌，是一名十分活跃的积极分子。他参加示威游行时，曾挨过军警的高压水龙和警棍。面对敌人的镇压，他毫不畏惧，斗志从未减退。
在“世盟”工作的这段时间，王旦东生活极为困难，离上海时所借的50块钱，大部分在赴北平的途中花掉，抵北平后的半年时间里，又基本处于失业的状态。他参加“世盟”的活动，完全属尽义务，没有分文报酬。因此，日常的伙食钱都很成问题，吃饭由每日两餐改为一餐，食量由八两、六两降到五两，最后连五两也吃不上了，只有到沙滩的菜蓬中，在小摊子上与黄包车夫、搬运夫一起进餐。由于长时间食不果腹，他脸颊上颧骨高高突起，眼窝深陷，人越来越瘦，加上他个子又高，人们都称他叫“马尔卡索工”（世界语“瘦王”之意）。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他没有悲观、气馁，总是用顽强的毅力战胜饥饿，服从“世盟”的安排，承担起所分派的工作任务，将全部精力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激流中。
加入左联领导下的“音联”、“剧联”、“美联”及活动。
在“音联”的活动
“音联”是“北平左翼音乐工作者联合会”的简称，是“北平左联”领导下的音乐工作者抗日群众组织。王旦东到北平后不久，在“世盟”结识了文艺界许多进步人士、朋友，音乐界的李元庆（建国后任北京民族音乐研究所所长）就是其中之一。与李结识后，他常到西单牌楼李家，与之叙谈，吐露心声。后由李元庆发起，组织了“音联”。王旦东成为“音联”的一名负责人。他在“音联”的主要任务是组织“街头歌唱队”，以革命的、进步的歌声唤起民众，做好抗日宣传工作。歌唱队以学校为单位，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练唱抗日革命歌曲。此间，他还写了一首歌曲《五洲调》，深刻地揭露、控诉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人民革命的罪行。此歌很快便在北平各校的歌唱队中流行开来。1932年秋，玉溪同乡聂耳从上海到北平后，经王旦东介绍，也加入了“音联”。他与聂耳二人朝夕相处，参加了不少演出和活动。1932年纪念“九·一八”前夕，王旦东与旅日归来后也加入了“音联”的易门同乡王浩兰一起到“音联”组织音乐节目，准备参加清华大学“九·一八”周年纪念演出。王旦东自报了独唱《国际歌》，并邀聂耳独奏小提琴。参加演出的还有“剧联”和“北风”剧队等。纪念晚会开始后，在演出话剧的过程中，国民党便衣特务和右派学生便开始起哄、捣乱，蓄意在观众中制造骚乱。话剧表演结束，音乐节目即将开始时，观众席里的便衣特务和部分持右派观点的学生便呼叫反动口号，把乱石和瓦砾扔向台上。在嘈杂、纷乱的叫喊声中，聂耳手持小提琴虽然到了台中央，但已经无法演奏。紧接下去的节目是王旦东的独唱《国际歌》，眼看演出即将被坏人捣乱破坏而停演，王旦东面对飞来的石块、瓦砾及纷乱的叫喊声毫不畏惧大步上台，屹立台中，旁若无人，引吭高歌，聂耳也操起提琴为王旦东伴奏。台下坏人见状，更疯狂的将石块、瓦砾掷向他和聂耳，他的额头被石块击破鲜血直流，聂耳也受了伤，纪念晚会被迫停止。面对坏人的暴行，他们革命的斗志丝毫未受影响，仍投入到新工作中。
参加“剧联”的活动
“剧联”是“北京左翼戏剧工作者联合会”的简称，同是“左联”领导下的进步组织。经邵惟介绍，王旦东加入了“剧联”组织。在“剧联”，王旦东曾与邵惟一起导演过话剧《怒吼吧，中国》；与著名话剧演员白杨同台演出过抗日话剧。“九·一八”周年纪念前后，他还与张希侠（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学生、反日大同盟成员）在北平市一中演出过经翻译改编的苏联话剧《第四十一个》。剧中他饰演白军军官，张希侠饰红军女战士马特迦。在“剧联”，他还承担着许多工作，有时在同一出戏里他要分别扮演几个角色，往往是卸了妆又化妆，演完青年又扮老汉，话剧演完又上台独唱；舞美设计、布景绘制等工作也由他兼搞。不论干什么，他都以满腔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王旦东“剧联”的工作也如在“音联”一样，同属尽义务，无任何报酬，平时又无固定经济收入，因而挨饿是常事，他经常诙谐地对同乡说：“戏演了几台，可是肚子仍没有个交待，紧紧裤带又过了一天。”
到北平美术学院任教
王旦东自幼喜爱美术，且有一定天赋，但由于经济困难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没能进过美术专科院校的门，没能正规、系统地学习过绘画艺术。1932年3、4月间，经反日大同盟成员于仁和介绍，他谋得到北平朝阳大街“私立北平美术学院”图案系任教员的工作。他深知任美术教员自己的基础知识明显不足，进而激发起学习的热情。在有幸结识了名画家王悦之、齐白石、李苦禅等后，在名师们的指导帮助下，他刻苦钻研勤学苦练，全面掌握了素描、国画、水彩、图案和版画的基本要领。此外，他原来在上海就读的农业大学的校长当时也已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任院长。凭此关系他得到了参加故宫博物馆的免费赠券。此后，他几乎每天都抽出一定的时间到故宫学习、参观，从各种精美的展品中吸取中华民族传统的美术和美学知识，扎实并巩固好绘画基础。这一活动一直持续了两月之久。同时，他还留心观察社会、观察北平的风土人情，并把自己多年来的贫困生活和积压在胸中的爱国热情一并融入到美术教学和创作中。在任美术教员期间，他创作出了一批有相当水平的美术作品。其中图案画《北平两极风光》、国画《北平前门外即景》等，先后被选送到莫斯科和巴黎展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和赞赏。其他如剪纸花边《洪流》、小幅木刻《镣》、书籍封面边纹图案《团结》、套色木刻《力》、封面木刻《割》、政治漫画《镣》等伤口都以深刻的思想内容、浓厚的政治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明快的表现手法，获得同行和民众的好评。此外，他还应邀为“左联”刊物《北平文学》第一期设计了封面。
1933年署假，在北平美术学院就读的富家子弟都回家避署去了，学校里剩下一些有家难归的外地穷学生，王旦东将他们组织起来，画了大大小小几十幅宣传画拿到北平的小胡同里展出，揭露“九·一八”事件真相，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宣传马占山在黑龙江的抗日事件和“一·二八”十九路军英勇抗日的事迹。其中较大的一幅，绘有东北三省与苏联毗邻的赤色地图，以象征的手法，构成立体的镰刀斧头形象，强调反帝反日的国际统一战线，暗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必败。图中还注明了“九·一八”事件的时间、地点和蒋介石命令张学良撤军关内，将东北大地拱手奉送给日寇等情况，揭露蒋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画展宣传了抗日救亡的思想，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街头画展作品在纪念“九·一八”一周年期间，王旦东和邵惟等主持将其搬进了北平市立一中的大礼堂公开展出。
1933年，王旦东与郭宽谅等合作，编辑出版一本《鞭儿》画报，以漫画形式鞭苔时政，宣传抗日。但没出几期即被反动派查禁停刊。
长期的贫困生活，使他染上了肺病，在北平美术学院教书期间，他已经咯血，病魔迫使他不得不放弃在北平美院的教书工作，于1934年冬离开北平到青岛养病。他一边养病还一边供职于青岛民众教育馆干事，以获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活。在青岛期间，他曾自编自演了讽刺话剧《万家生佛》，借以讽刺国民党投降派。编过长篇大鼓书《孟姜女哭倒长城》，揭露国民党抓兵虐民的罪行。为此，他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丢了饭碗。1935年2月，王旦东辗转到江西滁家埠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当音乐、美术教员。他利用教学的机会教学生大唱革命歌曲，用歌声作武器武装学生。结果又为学校当局不容，半年后又被解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