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引路人——陈世德先生

陈世德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苏州人，也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我自幼常听一位从苏州迁返家乡的亲戚讲起苏州和苏州人的故事，就神往苏州！一听说电报局里来了一位苏州人，很有学问，懂几国文字，我自然非常羡慕。恰巧我的舅父也在这个电报局里工作，可以借看望舅父之机，一睹这位苏州人的风采。陈世德先生当时是扬州仙女庙电报局的报务员。他年约二十七八岁，清瘦面容，衣着朴素，中等身材，态度和善。不过，初见他时，他却要目光炯炯地凝视你好一会，似乎在端详你的品格，能够看出你的心底。接触多了，就觉得他亲切、诚恳，关心别人；不像我们家乡有些在城市上学回来的青年，眼睛朝天，高人一等，对失学青年不屑一顾。

仙女庙是西距扬州城十八华里的市镇，商业向称繁盛，不过当时已经十分衰落。不少人家破产，失业失学青年没有出路，精神苦闷。他们得知电报局里的这位苏州人，愿意在业余义务教学外文，自然很高兴，于是便纷纷报名求教。陈先生就将他们组织在世界语学习班、“座谈会”等，借一所小学的教室上课。

世德先生非常尊重别人，尊重地方。他在扬州人面前从不夸苏州如何好，总是说，扬州好，小菜也好吃；他也喜欢扬州小曲，说着还会哼上几句，赞扬它的曲调优美。他谦逊儒雅的风度，好比一块吸铁石，很快吸引了不少青年在他的周围，其中有店员、小学教师、失学的私塾学生和家庭妇女。

不久（约在1935年）我去上海谋生。有一位跟陈先生学英文的同乡女青年黄某，来告诉我：陈先生在仙女庙的活动，惊动了城里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们，县党部负责人张济传派人来“传训”陈先生。黄小姐不知道后来的情况，问我，我也不知道。大约不久陈先生即被捕了。

“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从上海返乡，又见到了陈先生。他仍在仙女庙电报局工作，可能刚从监狱出来。他更加积极了，利用抗敌后援会组织名义，和当地几位朋友成立了宣传队，出墙报，唱歌，演剧，分赴四乡宣传。前方战事吃紧，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女也迁来仙女庙。接着，他的朋友杭蕴美（即杭立）夫妇也到这里避难。

陈先生的大女儿燕玉才十二岁，聪明，秀丽。她在《放下你的鞭子》街头剧中扮演香姐，声泪俱下，感动得观众纷纷落泪。当人们听到江阴炮声时，一些不愿做亡国奴的青年都向后方逃亡。陈先生和杭立先生两家也离开仙女庙向后方撤退。在此期间，我们向陈先生借阅了不少进步书刊。我就先后借过范长江著的《西北角》、斯诺的《西行漫记》等。我们在刊物上见到陕北公学的招生广告，因而向往延安。就在1937年冬天，我和一位朱姓小学教师作伴跨上往西北的长途。在延安时我曾见到几位苏州籍的男女青年在延河边拍照。他们都是直接和间接参加过世界语学习或与世德先生有过密切交往的。其中姜一中、黄苏菲是我熟识的。还有一位许纯，原是苏州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也受到陈先生的激励，于是奔向山西八路军学兵队学习。

1942年春夏之交，我从江西撤往桂林。路过衡阳，特地跋涉十几里泥泞之路到乡下访问世德先生夫妇。他俩热忱地留我在他家住几日。当时陈先生仍很活跃，不过师母静如女士心情不宁，面呈忧色。原来，他们早已把三个聪明的小儿女献给了革命，参加新安孩子旅行剧团，并已从桂林经香港转往苏北。我到他家时，师母正听到日寇在苏北扫荡的消息，不免深为三个儿女的安全担心。我忽然想到鲁迅作品中提到的珂勒惠支夫人的版画《牺牲》，唉，做母亲的流过了多少眼泪啊！

见他们夫妇有心事，我思索着用趣事来解开他们的愁肠。我唱了一首苏州人十不怪的歌谣，是我童年听到从苏州回家的亲戚唱的，唱得有点四不像。果然，逗得这对贤夫妇露出了笑颜。接着，我又说：“自幼听祖父讲，我们的祖先是‘奉旨’从苏州枫桥迁居扬州的。那时在我幼稚的心灵中顿觉身份‘高贵’起来，我乃是官家的后代呀！人们就改称我为‘相公’。”他们一听笑起来了。原来苏州人称“相公”是指男妓一类人物。我觉得受到奚落，但还辩解道：“宰相不是也被人们尊称为相公的吗？”他俩更笑了。我又说：“后来读到《枫桥夜泊》的诗，我梦中还听到过寒山寺的钟声呢！”他俩又相视而笑。一共“三笑”，我觉得达到目的了。这一晚我们过得很愉快。

一别十年，解放初的1953年，我在北京和世德先生夫妇相晤了。他刚从重庆调京不久。恰巧遇到他们的大女儿陈明（即燕玉）从上海调来北京学习。母女俩隔断了十几年才见到面，做母亲的控制不住开了闸的泪水，抱住女儿痛哭。女儿冷静地挣脱了母亲的手臂，强作笑容说：“姆妈，我已经学会走钢丝啦！”

此后，我们之间，分在南北，各自度过了艰危的二十年。直到1977年，我从“下放”的苏北农村回苏州看孩子，经过养育巷通和坊附近，想去陈老故居访问杭立先生，打听陈老的近况，不料忽而遇到了陈世德先生本人！原来，他也“下放”回故乡了。他依然精神抖擞，正在积极进行着世界语运动的恢复工作；另一方面也在不断申请恢复党籍。他得悉我的情况后也鼓动我积极争取恢复组织关系。

1982年，我从西山休养回城，得知他的夫人静如女士病逝。他俩恩爱数十年，无疑给世德先生精神上是个沉痛的打击。我劝慰他后，他只说了三个字：“亏了她！”。之后，他变卖了老伴的手饰，买了打字机，把全部财力和精力献给世界语运动。接着他去北京再度申请恢复党籍。1985年接到他的信，说：“党籍问题现已解决，参加革命工作从1931年算起。”他回苏州料理完遗留工作，整装迁回北京。临别，许多他的世界语学生捧着鲜花到车站送行。

1993年1月，他来信说：“你托我代管的一笔钱，因年深日久，记忆淡忘。我妻生前的账目没有寻到，为此深感内疚。今已八十九岁，除为人民服务太少，从来以遵守先父为人必须诚实之遗训……希告知，以求得心理之平衡。”我复信告诉他，此款早已解决，他才放下心来。

1995年3月2日，陈世德先生以九十高龄和我们永别了。

北京《中国报道》社的世界语者们发出《挽歌当哭》的讣告，表达他们对世德先生的深情悼念。讣告上说：“（他）人格高尚，一生淡泊，只知奉献，不图索取。”他哪里只是我一个人的革命引路人！

                                                                           《苏州杂志》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