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着、献身、忘我

——记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翻译家谢玉明

刘俊芳


  手捧着一本新书——世界语版《红楼梦》,要说当时的心情是“心潮澎湃”,并不为过。因为,至今人们只用日语、英语和法语翻译、出版了这部文学巨制的全本;世界语版的《红楼梦》问世,使得世界语在传播中国古老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卓越贡献,也使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语文学宝库中占据了应有的一席之地。这对于我这个从事了30多年世界语对外广播的人来说,心情之不平静,是可想而知的。有人说,它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里程碑。这一评价贴切、中肯。因此,我自然就想到了建造这座丰碑的人——翻译家谢玉明同志。

  谢玉明,1941年出生在福建省一个偏僻的山村。他的童年就是在一个贫穷的家庭中度过的。他的左手食指因儿时得病无钱医治而被截去一部分;也正是幼年的艰辛,养育了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顽强奋斗的个性。

  谢玉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于1965年毕业。大学期间,世界语是他的第二外语;但是,世界语不但易学、易懂、逻辑性强,而且蕴藏着人类大同的共同理想,因此,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吸引了众多志士仁人为之披荆斩棘、奋斗不息,也使新中国的不少年轻人着迷,谢玉明即是其中之一。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原中央广播事业局援外处工作。当时,北京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世界语广播开播不到一年,需要人手,经领导批准,他被调到世界语组工作。从此,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世界语的对外广播工作。他对事业的那份执着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劲头,着实令人钦佩。

  一般来说,聪明的人往往疏于勤奋;勤奋的人往往又缺少点聪明。但是,要成就某项事业,二者缺一不可。谢玉明同志就是把这两者完美地结合了起来,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说起他的勤奋,故事可太多了。

  谢玉明同志调来世界语组不久,就到京东双桥广播器材厂锻炼。但是他丝毫没有放松业务学习,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经常是在工厂下班后,骑自行车到办公室来听世界语录音带,读世界语杂志、书籍等。深夜再骑自行车回双桥,往返少说也有六七十里路,白天照常上班,从不迟到、旷工。

  “文革”中,谢玉明同志被首批遣送到干校,并转战嫩江、淮阳。当时就有不少有关谢玉明在干校干活的佳话。刚到淮阳时,干校初创,新建的房子需要抹墙。别人抹墙要几个人一室,抹了东墙抹西墙,抹了南墙抹北墙;谢却独处一室,把和好了的泥均匀地甩到坯墙上,再一手一只抹子,左右开弓,很快便大功告成。除此之外,有时还要接受批判。干校那种“高温高速炼红心”的客观环境和高压的政治气氛,当时去过干校的同志一定还会记忆犹新。即使在那种环境和气氛中,他仍然不忘业务学习。连蹲厕所的机会也被他用来记单词。记得当时由于进口书籍太贵,世界语组只从国外买了两部世界语原文大词典。平时使用的只是一般的字典,词汇量小,解释也比较简单。谢在阅读时发现一些新词,便写信给我,让我查阅原文词典,把解释用打字机打下来寄给他。经过几年刻苦攻读,世界语的大小字典当中的词汇差不多都已装在了他的脑海里;而且,他还编纂了《世界语分类词汇》以及《近义词》和《反义词》词典。1975年,世界语组全体同志齐心协力,日夜奋战,在1周内刻写、油印、装订成6册1套,共40余套;不仅做到世界语组人手2套,还支援了兄弟单位。此举罕见于国际台,于国内外亦委实不多,因此不仅为我台、而且也为兄弟单位的业务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谢玉明同志于1972年回京。当时组内同志打字速度较快,这对工作和业务学习都大有裨益。他便决心学好打字。但这谈何容易!因为他的左手食指有残疾,这一手指对打字却至关重要,它要照管五、六个键。谢并没有在困难面前屈服,而代之以刻苦训练,白天练,晚上练,很快,他打字不仅速度快,而且几乎准确无误;这恐怕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跟他高深的业务造诣也不无关系。

  直到1991年,谢玉明的家里仅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这还主要是为女儿准备的。几十年来,除偶尔看看体育、杂技节目之外,谢玉明几乎从不看电视,也极少看电影,把自己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世界语的学习、研究、翻译、修辞、定稿上了。这大概是绝大多数人所难以做到的。

  说起他的聪明,故事同样也太多了。

  谢玉明1960年考入北京大学俄语系,1965年毕业时,只保留了一部俄汉词典。其余资料,包括教科书、讲义等等,均作了它用,内容大多装在了脑子里。

  谢玉明多年坚持不懈,对世界语单词死记活用,从广博的阅读中吸取精华而融汇贯通,深入整个语言,把握其神韵,领悟其灵气,使得他的世界语语言造诣颇深,人称“活字典”。

  他的聪明还表现在他的多才多艺。中学时代,曾两次参加福建省体操比赛,大学时代,曾是北京大学体操队成员,还是西乐队成员,拉中提琴;写的一手好字,而且可以写出不同风格的字体;缝纫技巧颇佳,很多女同志也自叹弗如,其成品绝不亚于市场出售的产品。

  他对事业的追求,从他自己的话里即可见一斑:“干什么都不能忘掉世界语;干起世界语,可以忘掉其他一切。”

  谢玉明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头,这是他能有所成就的重要因素。搞业务是如此,日常生活亦如此。一次他抚弄别人的小提琴,有人开玩笑地讥讽道:“你小子缺根手指,还想学提琴!”他憋了一股气,找来一把小提琴,抓紧一切时间练。数九寒天,为了练习方便,他脱掉空心棉袄,关在房间里苦练。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便能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了。

  谢玉明对对外广播事业的执着和贡献更是令人称道。

  从70年代开始,他主持世界语广播的《文学节目》。该节目从上古时代起,逐朝逐代介绍中国文学,包括文学史、重要人物及其作品,作品又包括诗、词、歌、赋,其难度可想而知。节目播出后,受到听众的欢迎,受到世界语界的重视。后来,兄弟单位曾想调他去工作,那里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后勤保障诸方面,都要比电台好得多,况且,台内有多少业务骨干想方设法调离了国际台;而他却安于清贫,不仅积极参与广播节目,而且热心助人,有求必应,为日常宣传、业务建设等等,默默地为广播事业已经工作了30多年。精神可佳!

  由于他在世界语上的高深造诣,于1986年被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国际世界语学院是国际世界语界最高权威的学术机构。他是新中国的第2位院士,也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之一。1985年,谢被评聘为副译审;1991年,晋升为译审;1992年,成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在国内世界语界,谢玉明是尽人皆知。但是,他从不炫耀自己,从不傲视别人,而总是以普通一兵身份出现。而且,幼年的艰辛,使他养成了艰苦朴素、不求奢华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作风。从他的衣着,人们绝难看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谢院士,还以为是从哪儿来的一位农民兄弟。一次,我们去外单位开会,传达室的同志唯独把他拦在门外,仔细盘问后才予放行。

  最后,还是回到《红楼梦》上来吧。大家知道,《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集中国古代艺术,包括文学、建筑、医学等等之大成;能够读懂已属不易,说到翻译,则更为困难。前面提到,在他之前,《红楼梦》只有日语、英语和法语的全译本;节译本就比较多了。无论是全译还是节译,译者只有2名是中国人——英译本的杨宪益和世界语译本的谢玉明。法译本的译者李治华是华裔法国人。与杨宪益合译的是他的夫人、英国人戴乃迭(Gladys)。所以,谢玉明是把《红楼梦》译成外文的第2个中国人;而世界语译本是惟一由中国人独自完成的译本。也就是说,谢玉明是独自把《红楼梦》译成外文的中国第1人。

  笔者曾问谢玉明,出于什么初衷,要把《红楼梦》译成世界语,谢回答道:

  “1984年,有2位同志敦促我翻译《红楼梦》,我却犹豫了几个月。期间,听说早在1980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一位负责人提出请英国的著名世界语诗人威廉·奥尔德从英文版转译,但对方一直未作答复。我想:难道中国人就不能翻译中国自己的古典名著?于是我开始试译。‘此开卷第一回也!’‘通灵’‘偈’如何译?这第一回就难住了,还怎么往下走?我就想走捷径:照英文版翻译。我国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编辑部的2位同志帮着借来了一套。我想,既然是借来的,不能损坏,就用打字机抄下来,并弄成活页,抄到第39回时,有人告诉我西单外文书店有售,我就去买了一套。自己的抄本便留作了纪念。”

  “1985年冬,世界语出版社的一位负责同志非常诚恳、又十分理解地对我说,希望我能和那位英国诗人合译。我未置可否,内心却为之一震:中国世界语界不乏高明,进言者的水平也不低,为什么只信老外而轻视自己?我下定决心,不顾一切,豁出去十年二十年,总能把它译出来……”

  听到这里,笔者深有感触,不禁又问起翻译过程中的甘苦,谢玉明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我照英文版翻译。英文版系杨宪益教授和英国专家戴乃迭伉俪合译,想必是高水平的译作,非常可靠。几年后(1988年),稀里糊涂地译到了第87回。话说妙玉归庵,掩了门,屏息垂帘,跏趺而坐,……She quietly let down the curtain,不看原文,绝对没错。读了原文,我也没发现不对,照搬就是了。突然觉得,盘腿坐下之前,为什么要把帘子放下来,而且非屏息不可?我四处请教,才知道‘垂帘’是耷拉眼皮,眼睛眯一条缝,余光观鼻,鼻观心,心照丹田。看来,英文版并不是百分之百可靠,我必须补课!骑车到京城各大书店,包括旧书店,购进一大堆书——中医方面有《黄帝内经》、《医古文》、《中医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内科学》、《药用植物学》、《腧穴学》等10多种;古代哲学方面有9本不同解释、不同时期的《易经》、3本《老子》,3本《庄子》,还有《悟真篇》,儒、佛方面的书。我还把穴位名称、易经中的卦爻辞抄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以随时背记。

  “以前,我不读《红楼梦》,嫌它婆婆妈妈;这次才发现它是旷古奇书,空前绝后。

  “第一回里,英文版漏掉400多字。为什么?版本问题。杨先生是根据脂戚本翻译的,而程本、戚本、包括197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中第一回内,均无石头求僧道携至温柔富贵乡,那僧最后大展幻术将顽石变成鲜明莹洁的美玉……这一大段描述,我只好自己补上,并且找来不同版本作比较。

  “在修改过程中,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几条标准,或曰原则:

  “首先,神韵足,传神达意不拘泥。

  “其次,适当作弥补。原文中有不少同音、谐音,无法对应,就要利用世界语的特点和内在规律,在他处作谐音、调侃,这样,在整体上就称起来了。

  其三,译义到位。比如第八回的‘狐腋箭袖’,英文版中只见‘狐’不见‘腋’。殊不知狐腋狐肷比一般的狐裘名贵多了;又如第14回的‘归身’,英译中有‘归’无‘身’,此‘身’乃归根之中段,其力与性异于归尾。

  “其四,言语个性化。刻意于几位主要的,如凤姐、宝玉、黛玉、宝钗、贾政。又如刘姥姥,让人一读就知悉其谈吐之特点与贾母迥异,并想法让这位村妇三进荣府,一次一次地有色彩上、语气上的区别,因为她老人家虽目不识丁,却天性机敏,纯朴中透出点狡黠。

  “其五,区别开人物对白与叙述语言。对话中(宝玉与黛玉是例外)不用新词、生词,不套从属句,尽量使其简洁轻快;描状则用长句,细腻连绵,同时有一定的跳跃跌宕。

  “其六,尽量避免同语同词重复。孜于行文洒脱清新活泼而不滞不板不干。

  “其七,慎重取舍。古文没有标点,不分段,所以处处必得有‘说道’‘问道’‘笑道’,一件事、一个情节,必须以‘且说’‘话说’起头,以‘不在话下’‘一宿无话’等过渡。今之文章有标点,可分段,对此就可有所舍弃;杨先生全译了出来,就显得拖泥带水。

  “《红楼梦》里的人名多有蕴意,连仅出现一次的‘霍启’也不是随便起的。但一成了拉丁字母就面目全非,原文之涵蓄荡然无存,而且还容易混淆。杨先生是一个不落地译了出来。我在修改中则煞费苦心作取舍,或意译,或以普通名词代之,或干脆略去不提,以免使读者产生误会。比如第13回有个贾蓁,译出来就和贾珍一样了,只好委屈一下前者,让他别来参加可卿的葬礼了。

  “其八,尽量避免字面上看懂而望文生义。比如第19回,茗烟对宝玉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I′d forgotten her house.这一直译,不知英文读者能否明白是茗烟自责没能及早想到去袭人家玩(下文明言是他带宝玉上花自芳家的。此处牛津的霍克斯译得更不对了:But I′ve forgotten where they live.)

  又如第40回中,刘姥姥高声说道:‘……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此处杨先生译作:To gobbleen enormous sow.显然又是字面翻译。此‘老’非老,更不是庞大、穷凶极恶的enormous,实指刚下崽的母猪,饿极了,其‘吃相’可想而知。再如‘昨儿’与‘昨日’,‘明儿’与‘明天’不同,不能都是yesterday或tomorrow。

  “有些小问题,并不影响阅读与对情节的理解,偷一下懒就过去了,但较起真儿来是踏破铁鞋无问处,比如第52回的‘汪恰洋烟’与‘伊弗哪’,英译是Wangchia foreign snuff和Yi-fu-na。我顿生疑窦,杨先生偕其英籍夫人不知此洋烟?既是洋烟,必有来处,但查不到,问不着,问了2年,‘绝望’中我爱人不知从何方宝地得来一张小纸条,我再去问曾在弗吉尼亚住过的广东老人,方知汪恰洋烟乃英语之Virginia,如今是‘弗吉尼亚烟叶’;‘伊弗哪’,ephedrin,现在叫‘******’。

  “译红之甘苦可见一斑。此苦勾你七魂六魄,令你发愁发狠发愣,此甘则泛于此苦,常于搜索枯肠不得一味,满腔无明火之际,或于厕内或在途中袭来一线辉晔,似乎神助而可遇不可求,如神瑛侍者灌以甘露,周身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感。

  “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些枝节,最难的是诗词、联句、对联、灯谜、牌令、酒令,尤其是诗社活动,李纨一阵评述,得让外国读者、懂诗的人,看出道儿,钗黛的诗为什么好,高在哪里,雅在何处,而且还要看出钗之凝重、机圆,黛之轻灵、飘逸。

  “这头40回,我改了6遍,每遍都改得一塌糊涂,只好一次又一次地打出清样稿来再改。十几年来,我不回家奔丧,轮到出国也不去。(世界语部每年可有一人作为记者采访国际世界语大会,少得可怜,故而轮流出行;所以同事们都关心我,希望我别放弃。)每年也不去休假,真是到了不顾一切,六亲不认的地步。即使如此,还是顾此失彼。比如第27回的葬花诗中有一句‘花开易见落难寻’,(此句英译是Fallen,the brightest blooms are hard to find;)一直改到第5遍时,才突然感到此‘难寻’与上句的‘难寻觅’不是用词重复,联系下面的‘闷杀’与‘独倚’,当指人世之炎凉——花开之时易见一群一群的人,您赏我观好不热闹;但花落却无人理会,而是任意践踏,岂不似后来的龚自珍所云‘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至于第35回的‘撞客’,(英译是I knocked into a friend)却是在改第6遍时,老翻译家李士俊先生提意见时得以改正的。其实,‘撞客’在第25回出现过,指鬼神附体或撞见无常了。更有甚者,出版(周汝昌专门为世界语版作序)以后,拿在手上一看,‘西门庆’成了Xi Menqing!你说该不该打屁股?

  “诚然,译者仅我一人,但成果是大家的。这并非虚词——不仅世界语部的同事给主意、给时间、给方便、给照顾、给参考书,而且国际台其他同志,只要一听说,就主动关心,不少同志还帮助查、借资料。至于能问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全力以赴,花大钱、出大力,特别是搞校对、通读、对读的几位同志,不辞辛苦,一丝不苟,一遍又一遍,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在此无法枚举,一并致于谢忱!”

  这就是谢玉明的为人,这就是一位翻译家的胸怀!

    2003-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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