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世界语
——我对世界语学习和工作的回忆
李 奈 西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嫉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妇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礼记·礼运篇》
一
我生当乱世（1908），从小就在外辱侵凌，军阀混乱中长大。因此，厌恶战争，嫉恶如仇，很多幻想。当我在高小念书的时候，读到《礼记》中的《礼运篇》，就十分向往这种古代原始社会大公无私的社会制度；由于有些进步教师对我们宣讲苏俄十月革命后劳农政府的故事，才知道现实生活中也有这种理想社会。1925年革命军第一次东征，给我们带来《向导》、《中国青年》和“新学生社”等进步刊物和组织。当时我已在中学念书，使我们认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思想上更为开阔，也使我接触了更多的书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刊物上有一个胡愈之主持的专栏，向我们介绍了世界语(Esperanto)和一些世界语作品的对照读物。第一次接触就使我欣喜若狂，甚至觉得还能看懂一点，心里常常怀着要学的念头。1927年冬，广州起义失败后，我逃到南京上学，买到一本盛国成编的《世界语全程》，就自己学起来了。后来我又买了一本钟宪民编的《世界语模范读本》，觉得比前一本好多了，引起了我更大的兴趣；但发音总觉得没有把握。后来，上海暨南大学的一个同学给我买来一本Step by Step, Esperanto，才解决了问题。
1929年5月，因中国共产党南京市委负责军事工作的领导人叛变自首，该市整个组织遭到破坏，我也被捕。1930年春，当我知道上海世界语学会胡愈之、巴金、陈兆瑛、孙义植四位世界语先驱创办了一个世界语函授学校，即请外面的同学给我寄了五元学费报名参加学习。当时我们被关在南京小营一间陆军监狱里，被关押的都是政治犯和军事犯，管理比较宽，除了吃饭、睡觉、放风之外，就是看书，什么事也没有，比较清闲，我花了半年时间把课程学完了。后来从上海绿叶书店买来些书，如王尔德的《快乐的王子》(Gaja Princo de Oskar Wilde)，爱罗先珂的《枯叶杂记》、《为跌下而造的塔》(Rakontoj de Velkinta Folio kaj Turo por Fali de V. Eroŝenko)，《海涅诗选》(El Poemoj de Heine)，普利华的《卡尔》(Karlo de E. Privat)和一本论文集以及卡贝(Kabe)译的《中断的歌声》(Rompita Kanto)等书籍，继续研读。同室还有一个拥护汪精卫的姓朱的国民党改组派，也关在那里，我还教他学习，他出狱的时候，我把《海涅诗选》和全部译文送给他作为纪念。
1931年11月中旬我刑满被释放出来后，当时抗日的热潮如火如荼，我立即参加了十九路军淞沪“一二八”抗日战争，但不久就被迫停战，不得已撤到福建去。当时正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鼎盛时期，左翼世界语组织无产者世界语者国际（IPE）在苏联、东欧各国和德国都极为活跃。上海也成立了世界语协会，并出版了《世界》（La Mondo）月刊，提出“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ĝo de Ĉinio”的口号。我非常高兴，订阅了它，每月捐助五角钱作为它的出版费。后来又通过北京上斜街15号张佩苍那里参加了环球世界语协会（UEA），作为会员，并订阅了苏联和IPE出版的书刊，如《新阶段》(Nova Etapo)、《国际主义者》(Internaciisto)、《文学世界》(Literatura Mondo)、《世界语信使报》(Heroldo de Esperanto)和《世界语》(Esperanto)等刊物；书籍如巴基(J.Baghy)的《秋天里的春天》(Printempo en Aŭtuno)、《在血地上》(Sur Sanga Tero)、《戏篮子》(Teatra Korbo)、《牺牲者》(Viktimo)，《红色的五月》(Ruĝa Majo)、《怒吼吧，中国》、《罢工者》和其他一些诗集，还有《深渊》(Abismo)、《玛尔达》(Marta)、《强盗》、《伊菲格尼》、《少年维特之烦恼》（节译本）、《白马的骑者》等。IPE的活动，到1934年希特勒上台后既被扼杀，它的领导人路易·稜被杀害后，既完全解体，而苏联的世运，也在1935年后因肃反扩大化而被迫停止了。
1935年夏，我在贵阳的时候，仍继续向张佩苍购书，并利用暑假向一所小学借了一间教室开了一个班，起初有大约四十多个中学生参加。但有一次邮局通知我从北平寄来的一包挂号书籍被国民党省党部扣留了。我接到通知后就到省党部找邮检负责人。他说，世界语是共产党用以蠹惑青年的文字，你为什么看这些书？我反驳他说，世界语是一种人造语言，目的是作为作为世界人类文化交流，相互了解的工具，文以载道，本身没有什么党派之分，谁都可以使用，共产党能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他无话可说了，只得说书你可以领回去，但我劝你还是少看这种书好。其实这是我的一套老虎皮（军装）的作用罢了。否则不仅书领不回来，人身可能也是没有这么方便了。可是，这样一来，学习班的学生也逐渐走光了。
1935年10月我回重庆住了一年多，除了为一个刊物写些小文章和从英文《密勒式评论报》译些谈论国际政治的文章外，我还是继续学习世界语，并从世界语译一些巴基的诗和他的中篇小说《戏篮子》在《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上发表。《戏篮子》大概是巴基童年的回忆，写他小时候随着父母的戏班子，坐在戏篮子里到处流浪的故事。他写得有声有色，非常生动，使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很想再找来看看，可惜找不到了。
这时正是西班牙内战时期，许多进步的世界语者都跑到那里去，世界语运动曾在那里活跃了一个时期，他们出版的刊物《人民阵线》(Popola Fronto)曾是我最喜爱的刊物之一。这时中国也出版了《中国怒吼》(Ĉinio Hurlas)杂志，宣传抗日。
1937年我去西安工作，但不久既爆发“七·七”抗日战争，我又不得不过我的流动生活了。起初去河北，但没几天保定失守，又撤到河南一带工作，生活很不安定，和张佩苍的联系也中断了，只好看看旧书刊，继续学习。
1938年春，正是在“七七抗战”开始后不久，我守保定的部队撤下来，我们在正定不能不撤到郑州暂驻。有一次我因事到汉口去，第一次和方善境(Tikos)见面，当时他在汉口工作。那天他们正准备晚上迎接叶籁士(Ĵelezo)到来，可惜我这天不能不于下午五时返回郑州，不能和他们见面了。
1938年底，我又回到西安，偷过潼关的时候，风陵渡的敌军不断炮击，凌晨终于脱险到达西安。在这里我第一次和郑竹逸和胥季芳相见，以后也时相过从，谈谈当前的世运并怎样开展世运的问题。大约这年夏天，遇见许寿真(Eltonko)，他正在将一些抗日歌曲译成世界语。他表示想到重庆去，不久他就走了。这时方善境在汉口创办了《东方呼声》(Voĉoj el Oriento)杂志，但九月又因汉口形势危机迁到香港出版。同时香港也出版了由匈牙利人Brawn主编的《东方使者》(Orienta Kariero)。这两种刊物，我认为是当时中国出版的水平比较高的刊物。
1939年初，我还在西安遇见了庄栋，他告诉我，他没有地方住，经济有些困难，在西安暂住些时候，如无办法，拟去延安。当时正遇我被调回重庆，即和我的房东商量，让他住在那里，房钱我已付过了。他什么时候去了延安，我可就不知道了。后来大约是在1962年，我才打听到他在太原图书馆工作，写信问他毛主席题词的原文放在哪里，他说退出延安时，埋在一座土山下，他不去找不到。他当时表示愿意来协会工作，但因个人的人事关系，终于不可能把他调来。从此再没有通信，后来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病逝了。
我在1939年3月间由广元沿嘉陵江直下重庆。这时生活比较清闲，又在成都找到在金城银行工作的叶纲宇，从他那里可以买到一些世界语书籍。据我的记忆，有《保加利亚文选》(Bulgara Antologio)、《捷克文选》(Ĉeĥa Antologio)、《匈牙利文选》(Hugara Antologio)和一本《我们终于懂得无线电了》等。这后一本书，我在1951年出国时送给了协会，听说借给一个人始终没有归还。我在重庆期间，见到了张闳凡、冯文洛、许寿真、先锡嘉、郭敬贤（即曾禾尧）、亚克（即霍应人）翟健雄和张企程等人。但我在重庆工作期间，因性质不同，与他们见面机会不多。
1940年冬我因工作关系被派往香港住了半年，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香港世协，与曹湄飘、曾倩仪、余泳茜、陆其萼等，尤其是曹、曾伉俪，过从更密。有一天晚上我见到张企程也来到这里，他只坐了片刻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估计他在香港似乎别有任务。在此期间我曾写了两篇散文给香港世协出的会刊，一篇是Juneco ，另一篇是Relativeco kaj Absoluteco，前者他们采用了，后者因内容有关政治哲学问题，没有被采用。
我由香港回到重庆约半年的时候，大约在1942年初，一个朋友告诉我，国民党怀疑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康泽打算把我逮捕，送进集中营去，要我连夜逃走。我只好暂时躲在一位朋友家里闲住了一些时候。五个月之后，我才出来另找工作。我乘这个机会，利用我手头所有的书刊，借了一部打字机，编了一部文选，请冯文洛审阅后交给钟宪民这位图书杂志审查专员，但从此就杳无音信。后来冯告诉我，钟认为内容太左，不能出版。这时候冯在编一本字典，我知道后非常高兴，除借一本P. Neergaard 编著的Fremdvortoj en Esperanto给他参考之外，同时也利用我编文选的机会，在我手头的书刊中收集了不少的新词和科学名词给他。
1943年春，冯文洛找我，说想集资开办一个印刷所，方便世界语的出版事业，要我入股参加。我本来也没有什么积蓄，但当时正好有一位我在贵阳当学生队长时的学生，从家里取来一万元赠给我，我觉得这笔钱放在那里也没有什么用处，即同意入股，把这笔款子交给了他。不久，他又来征求我的意见，印刷所开办起来以后，为了提高工人的积极性，让他们也各占一股。我以为这个印刷所旨在发展世界语事业，不应以剥削工人为目的，我们也无意利用这个印刷所作为自己谋利的企业，就完全赞同他的意见。他当时告诉我两天之后开个会商量一个办法，要我去参加。到了开会的那天，我才发现参加的人除了我和冯之外，只有一个是钟宪民。但这会开得并不成功，因为钟不同意工人也成为股东，而我和冯的意见却完全一致。他看见这个情况已无可争辩，就不高兴的说，他有事不能参加讨论，要先走，请我们商量着办。结果这个印刷所就只靠我这一万元资金开办起来，定名为“自立印刷所”。
我们请了曾经在《中国报道》(Informilo el Ĉinio)月刊社工作过并学过世界语的印刷工人吴在明在那里照料一切。但吴并不善于经营，时常把人家的印刷品印错，连一个信封只有十来个字的标题也会印错。只好赔偿损失，再印一次。据我所知，只印过一本从中文译成世界语的短篇小说集的小册子（名字我忘记了）。抗战结束时，听说卖了机器还不够还债。办世界语印刷所的计划就这样告吹了，我至今还觉得可惜！
但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永远忘不了的，就是从一次危险中救了我。是在1943年冬，有一天下午，我到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去会陈家康，谈到五点多钟，天已昏黑的时候，因为营业部对面布满了特务，我怕夜深了行人少，被特务跟踪无法脱身，所以在黄昏时分我就告辞出来，街上还有不少行人，果然发现两个特务在跟踪。我正在考虑走那条路线以便摆脱他们，突然想起吴在明曾告诉我，三联书店的后门通到他们的院子里，于是决定从大门进去，因为院子很深，印刷所在最后。我故意装作看不清路的样子，摸索着走，那两个特务比我走的快，超过了我，然后又返身出来，盯着我看清面孔之后（其实我也化了装），就出大门走了。我见他们走了，立即快步跑到印刷所，估计特务可能还在大门口等我，就赶快请吴给我叫开三联的后门，我进去从它的前门溜出去，终于摆脱了特务的盯梢。从此我也很长时间不到印刷所去了。
1944年春节刚过，我被调到壁山县去工作。这时世界语函授学社因为躲避日机的轰炸，已于1940年秋季迁到重庆远郊赖家桥乡下去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见面，就趁一个星期天到那里去看望他们。当时许寿真已到成都去了，函授学社只有冯文洛、张闳凡两个人在那儿，他们留我吃午饭，这次我才知道他们生活得很艰苦。因为我在那里作客，他们特意向房东借了两个鸡蛋款待我。他们日常只用一点咸菜下饭，连油也吃不到，更谈不上肉，过的完全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他们从函授学社开办到抗日战争结束，历时六、七年，过的始终是这种艰苦生活。其实，他们如果不搞世界语工作，也并不是没有出路，冯文洛尽可以去当他的大学英语讲师，张闳凡也可以去做别的工作，而他们却为了世界语的理想，宁愿过这么艰苦的日子，实在令人钦敬。想当时在函授学社学习的人，恐怕不少人是至今还想不到的，更不是现在从事世界语工作的人所能比拟的，而目前有些借推广世界语为名而谋取私利的人，恐怕也应当内心有愧吧！
二
抗日战争结束至解放战争期间，全国都处在乱纷纷的情况下，冯文洛在1946年秋季赴张家口解放区军事外语学校教英语，世界语函授学社也就停办了。全国的世界语运动也暂时处于停顿状态中。至1950年初才在北京创刊了《人民中国报道》（El Popola Ĉinio,即现在的《中国报道》）双月刊。1951年3月成立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Ĉina Esperanto-Ligo)，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第一次在党和政府支持和领导下的开始，令人感到兴奋。这时我已来北京并在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刚毕业，等候分配工作，因此得以亲自参加了协会的成立大会，并为《人民中国报道》翻译了几篇稿子。同年六月我被派往中波海运公司工作，在赴波兰前夕，我把所有的世界语书刊都赠给了协会。
在波兰我因工作关系不便去找波兰的世界语者，只在格丁尼亚见过一个在海关工作的人，和他谈了些国内世运的情况，并赠给他两份《人民中国报道》。1954年我回国后，还由张闳凡那里转过来一封信，但我始终没有给他回信。这时候《人民中国报道》早已作为协会会刊，并于1953年冬因受国外的影响停刊，1953年协会也停止工作。不过到1957年协会又恢复工作，同时《人民中国报道》也以双月刊形式复刊，出了第一期。
1958年5月我回国参加肃反运动后，被派到协会接任泊生的工作，任协会办公室主任兼主持《人民中国报道》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这年6月7日，召集了北京的世界语者开会，作为代表，改选协会领导机构，以恢复协会的职能。当时选出胡愈之为理事长、叶籁士为副理事长，陈原为秘书长，常务理事六人，即邱及、张企程、叶君健、李奈西、冯文洛、翟健雄，组成了常务理事会。当时协会虽然有编制十二个人，但实际做工作的只有八个人，其他是秘书、炊事员和通信员。后来最后两个编制被取消，只剩十个人了。起初刊物发行量只有三千多份，但后来逐年增加，至1964年印数差不多有一万五千份，常年订户大约在一万二千左右。发行范围大约有六十多个国家。协会当时由中宣部和中央外事办公室领导，委托对外文化委员会代管。
1959年为纪念国庆十周年，陈原同志在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提出选编一本十年来比较好的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作为纪念，请茅盾选稿，并向外交部借调张企程、向华东师大借调徐声越(J.S.Zee)负责编辑及核稿工作。至年底《中国文学作品选》(Ĉina Antologio, 1949-1959)终于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给了我一个启示，觉得我们虽然只有十个工作人员，但利用外力，还是可以出版一些书籍的。这样刊物可以少发或不发表政治性的文章，书籍则不妨出一些政治理论性的著作，让那些不愿读政治性文章的读者，可以只订阅刊物，而有些喜欢看政治性文章的读者，则可以同时购买书籍并订阅刊物。这样一来，可以让那些想了解我国情况和政策的都各得其所，不受限制。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大庆，当时外文出版社拟编一套从书用外文出版，对外文委领导张致祥征求我们意见，问能不能就这套丛书中选几本翻译出版，我马上同意，即与外文出版社当时的总编辑孙衷文洽商书的内容，但该社的中文稿始终一本也没有编出来，结果只由我们自己选题搞了一本《列宁主义万岁》（Vivu Leninismo）翻译出版。从此每月都编选些书陆续出版，大部分读者都表示欢迎，反映很好，扩大了对各国人民的影响。六十年代甚至UEA都曾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我们负责编辑一本政治、经济、哲学的专业辞典，祗以当时我们和UEA没有密切的关系，没有作复。1960年它也曾来信，建议请华东师大教授徐声越为世界语研究院(Esperanta Akademio)院士，我们由于当时的情况经常务理事会研究不作答复。
当然，我们出的书并不限于政治性的，其他文学、基本知识和儿童读物也出了不少。并且也借用外国的力量翻译出版了一些书。如1962年请苏联的奥斯基翻译《家》，曾先后译出一部分，认为还不错，请他继续译完，但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紧张，他不敢和我们联系而中断了。1963年又请捷克的弗朗祖翻译了《宝葫芦的秘密》、《辛亥革命》和《李时珍》，三本都已出版。后来又请他译《红岩》，但不幸的是他不久就病逝了。《鲁迅小说集》在出版前，也曾将译稿寄给苏联（爱沙尼亚）的女诗人德来森(H.Dresen)、德国的特奥·容(Teo Jung)和荷兰的得根坎(G.Degenkamp)三位著名的世界语者，在文字上提出不少意见。总之，从1959年至1965年我去山西“四清”为止，一共出版了将近一百多种（包括儿童画册）。此外，1962年我为了供应一些国内学习用书，曾与厦门大学校长张玉麟商量，由他们学校承印了李士俊编写的《世界语会话》和一本文法（Kompleta Gramatiko），印费由协会书刊服务部的利润支付（两本书至1964年才完全出版，可惜校对太差，后一本错字较多，而更不幸的是这些书印出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给销毁了）。同时又托龙门书局影印了《世界语大词典》(Plena Vortaro)、《世界语高级语法》(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父与子》(Patroj kaj Filoj)、《奥赛罗》(Otelo)、《钦差大臣》(La Revizoro)等共十一部书籍供国内的世界语者学习和参考。
1959年我鉴于MEM（Mondpaca Esperantista Movado, 世界语者世界和平运动）还是一个左派的和平运动组织，与和大有密切关系，我国既是和大的成员国之一，为什么协会不能与MEM合作，参加《和平》(Paco)月刊的出版而且不敢支持和平运动？我觉得太说不过去。因此，曾向叶籁士和陈原提出询问。当时他们的答复是MEM的面貌太左，如与它合作，不利于我们团结中间偏右的人士。但我还是怀疑，因为当时我国的和大组织，在国际上很活跃。到了1960年初，我又在常务理事会上提出这个问题，陈原说可以向对外文委请示。我即向对外文委副主任罗俊申诉理由，结果得到他的同意。《和平》月刊是由每个参加的国家轮流出版，大约一个国家每年出版一期，内容是以谈论和平问题为主，也还有国际政治中重要问题的文章。它的篇幅，每期八面（16K），按规定5/8由负责出版的国家组稿，其余3/8由总编辑霍姆奎斯特（瑞典共产党员）编稿后寄给我们审核发表（当时这部分稿件由张闳凡整理后送陈原审核）。但如果主编国愿意扩大篇幅亦可不限于这5/8，所有扩大部分，完全由自己利用。我们即利用这个规定尽量加大篇幅发挥我们对于和平与战争的观点，并评论其他国家的问题，如用客观报道的方式，对美帝扩军备战、进行侵略的阴谋，并插入漫画加以揭露。实际每期篇幅都增至十多面，深受读者的欢迎。可惜的是，我国只出了三期，即1960年第5期，1961年第11期和1962年的7/8期合刊。1963年8月，因MEM在索非亚召开的国际世界语大会上，发表了支持三国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声明（因为这条约无疑承认了美苏英三国垄断核武器），这是我国反对的，我们即报请外办停止出版。
1959年12月15日柴门霍夫诞辰一百周年，我们在南河沿政协文化俱乐部举行纪念茶会，到会的有五十多人，对外文委四司司长陈公祺也到会参加。大会由胡愈之讲话，叶籁士报告出席华沙第4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情况。同时展出书刊及读者来信，气氛很热烈。
1959年夏日本派了一个以土歧善磨为团长的文字改革代表团前来访问，一共十个人，其中有两个世界语者，除土歧本人外，还有一个高杉一郎。因此，对外文委派我领队，带他们出去参观访问。我回来时，已是国庆十周年庆祝之后了。当时冯文洛告诉我，对外文委副主任罗俊坚持要在刊物上发表周总理关于十周年纪念的报告，冯不同意，相持不下。我即去见罗，说明文章太长，不适合刊物发表，并建议以附册方式随刊发表。但他听了大发脾气，不同意我的建议，只好在刊物上发表。结果，从1960年开始，外文局的全部对外刊物，订户都大为减少，1962年以后经过调整才使订户数量逐渐回升。
1960年《中国文学作品选》编辑完成后，对外文委和协会理事会原有将张企程留下任副秘书长的意思，但经我再三挽留，他都坚决要回外交部去，只好作罢。
1960年秋南斯拉夫一艘远洋货轮到达天津，它的大副写来一封信，请我们送一些读物给他。我和四司司长陈公祺商量后，决定除了送他几期刊物和《中国文学作品选》外，特意送了几本《列宁主义万岁》给他。以后，就没有见他来信了。后来回想起来，这种做法，实在是愚蠢极了。
1961年初，因外文出版社领导在整风中都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全部撤职，改由对外文委副主任罗俊任社长，他力劝我们迁到外文出版社去，认为都是出版对外书刊，集中在一块比较方便，我们只好同意迁了去。《人民中国报道》全部人员倂入该社，成立编辑部，我作为编辑部副主任，仍主持编辑部的全部工作。同时罗还坚持应将原来的发行工作移交给国际书店办理。我以为我们的发行是以请私人代办为主，途径不同，必然效果不好，所以坚决不同意移交。经过多次谈判，最后国际书店同意采取我们的办法发行，才同意移交过去，并要求把发行人员也一并移交，以免脱节。当时是张载负责发行工作，不得已只好调他到国际书店去。这样，协会无形中就被架空了，只有我还负责兼协会的工作，主要是国外联系的通联工作。有些比较重大的问题，还是提请对外文委转报外办批示。
这时《中国报道》的工作人员，实际已有所增加。1959年对外文委也觉得我们人员太少，又没有编制，四司司长陈公祺即向我们建议，冯文洛已60岁，劝他退休，但仍继续工作，这样可以增加一个人，冯老同意，就调林下华来。1960年又分配祝学礼来，1961年又派邓团子来，连同原来的邹国相，共有四个人，都不懂世界语。这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所有工作人员都应懂世界语，能编能写，稿子不必先用中文编好，然后再译成世界语，这样即节省时间，又节省人力，同时文字的风格也少受中文的影响。因此要求他们四个人都学习世界语，结果都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我们又争取调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葛一凡来，终于在1962年冬调到了。1963年9月分配了侯志平、赵慕英来做编辑，1964年春从《北京日报》社调张仲璧、彭钧任编辑，又调李克希来做通联工作，于是人力紧张的情况也缓和一些了，但我所设想的办法，并没有实现。
1961年，我为了使刊物办成图文并茂，从一月号开始增加图片和彩色中心插页，封面封底也用彩印。这项工作，暂时由廖芝根负责。后来又请李桦介绍美术学院的陈惜慰，于1963年夏来负责美术工作。从此增加一些美术摄影人员，后来成立了美术组。
1962年初，当时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已闹得相当紧张，我估计我们的书刊读者最多的苏联和东欧各国，虽然通过私人代销的办法去发行，暂时还可以维持，但总有一天会被禁止的。为了使这些国家的人民能了解我们的情况，最好能请国际广播电台增辟世界语广播的节目，使他们不断地听到我们的声音。因此，在一次常务理事会上，我把这个意见提出来。当时出席会议的有胡愈之、叶籁士、陈原、叶君健和冯文洛（邱及当时似乎在外疗养没有出席，张企程是从来不出席的）。叶籁士看看胡愈老，问他是不是可以写一封信给梅益，胡愈老当即说他不认识梅益，但可以写封信给周新武（当时广播局的副局长）。于是，我带了这封信去见周新武。他看信后，即表示同意，并介绍我和金照、丁莱夫两人商量具体措施。
经过反复磋商以后，决定由广播局在广播学院挑选四人，即高辉、李玉萍、师桂葆和王根旺，于1962年3月间开学，他们每天到协会学习，以一年半为期，然后实习半年，预定于1964年10月1日开播。我请冯文洛为主任教师，由陈世德协助。但不久王根旺因病退学，双方再商议，觉得三个人不够，即再派刘俊芳、王玉琴、南由礼三人参加学习。至1964年春，双方研究，觉得10月1日开播，准备不及，就决定推迟到12月19日再开播，广播时先由陈原去讲一次话。同时我还与广播局的东欧组组长任凯元商定广播对象以东欧、苏联、西北欧、日本、印尼为主，内容政治性少些。在开播之前，为了活跃广播气氛，我特地到中国音乐学院，请当时的院长安波选一个声乐教师为我们录制了几首中国歌曲，如“洪湖水，浪打浪”等作为世界语广播时的插曲。为了保证广播稿不出错误，并商定冯文洛到广播局去核稿定稿，直到1966年才回来。开播至今已经有二十多年，对加强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增进友谊，起了桥梁作用。
1961年初，我觉得协会只有一个虚名而没有一个会员，于实际不符，而且每次外国世界语者来访都要问我们有多少会员，很不好回答，即向常务理事会提出办理旧会员重新登记，并吸收新会员。但登记结果只有三百多人。登记会员后，收不收会费？会费如何保管？我因当时协会没有会计，把这些问题提请常务理事会研究，也没得出什么结果，只好不了了之。那知这件事情在1966年7月，我由山西回来后，张中流竟以此为借口说我想拉拢一批坏人进来，对我进行连日连夜的批斗。还假造陈原有一批示阻止我拉拢这些人入会，但我不听那一套，在惨淡灯光下，叫林下华将批示念出来，儼然有包公夜审乌盆的气势，幸好我头脑清醒，没被骗上当。
1962年6月，有些老世界语者提出要求，让大家有相聚谈心、练习口语、交换学习经验的机会。我也认为很有必要。但协会恢复工作时，外办主任廖承志曾有指示，协会除出版刊物外，不能做其它任何活动。我不能不向常务理事会提出讨论。胡愈老当即说这是世界语者的组织生活，有什么不可以。于是于6月24日开始第一次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人，节目有朗诵诗文，讲故事、对话、唱歌、听唱片、交流学习心得、漫谈世运情况、自由交谈等。安波由东北调来中国音乐学院当院长后，有一次也来参加，他还热情洋溢地唱了一首“保卫马德里”的革命歌曲，慷慨激昂，动人心弦。还有一次，从陕西来了一位同志要求正音。这就是李克希，他自学世界语，因发音没有把握，自己对着镜子看舌头的位置也不敢自信，就特地来北京请教。他的苦学精神很感动人，经过勤学苦练，终于有了些成就。1964年我把他调到协会工作，更有进益。现在他已是一位成熟的世界语者了，他的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座谈会维持了几个月，大家觉得每周一次太频繁了，就同意改为每月一次，其余时间改为按地区分组聚会，每周一次，但事实上除个别小组外，也没有执行。协会每月一次的集会后来也稀稀落落，很少人参加，到1965年5月，也不得不宣告停顿。在座谈会开始时，还分别组织了几个小组，集体和国外的世界语者通信，但事实上除文改会一个小组由叶籁士领导，对外进行通信不断，到文化大革命时才停止以外，其他小组一次信也没有写过。
1962年12月，协会根据国内世界语者的要求，为解决大家没有书读的问题，成立了书刊服务部，我请退休的老世界语者翟健雄负责经营一些国外寄来交换的书籍，以比较便宜的价钱邮售出去，不设门市。但到1964年冬，翟亦因年老家务繁重，不能再办而告停止。总计为协会积累了四千多元，除为协会购买一部电唱机和支付厦门大学印刷费外，还剩下三千多元，1965年冬我去“四清”以后，张中流说我搞小金库，全部上缴了。
同年冬，人民大学汉语系教师拟开世界语班，系主任王食三要求派人任教，经我们商定作为业余班由李士俊晚上去教。同时人民大学还另开了一个班，吴老玉章还特别嘱咐我协助，有百余人参加学习，仍由李士俊负责任教。但这两个班成绩并不大，到1964冬，也就停止了。
1963年2月吴老又通知我们人大新闻系要将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要协会派人去教。我就请冯文洛去兼课，每周两次。但为时不久，1964年冬也就停办了。与此同时，我为了将各地世界语者组织起来，以便把世界语运动有组织有领导地搞活一些，请示对外文委批准，在全国条件具备的地方成立组织。首先在上海由王亚扑负责，在武汉由薛诚之负责成立了世界语小组（在哈尔滨有张雁负责，尤宽人、葛瀛洲等参加的一个小组）。
但我同时又想起1959年，因对世界语运动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却有人报告了当时对外文委的秘书长陈忠经。有一天，他叫了我和张企程去警告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照党的政策行事，如不遵守，就要受党的严厉制裁。我这时考虑，世界语工作照这样干下去，只能绝路一条，不要多少时候，就连刊物也办不起来了，因为我们十多个人中，大多数都是年过四、五十岁的人了，这些人老死了，没有后继，只好关门。目前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有些领导同志都不了解世界语，如能办一次世界语工作汇报的展览，请有关人士参观，也许可以起一些作用。于是我即向常务理事会提出来，同时建议在展览其间，开一次工作座谈会。结果大家都同意，并定于7月间举行。展览会由张闳凡设计安排，新来的陈惜慰也做了不少美术工作。同时举行了全国第一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各地都派了代表出席，共约三十多人。开幕之前，得到胡愈老、叶籁士和陈原的热情指导，他们在预展中曾多次指示修改方案，还邀请国家领导人陈毅、胡乔木、廖承志、姚依林、吴玉章等人（但廖没有来），及有关部门，如教育部、文化部、对外文委、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局等领导来参观。
陈老总参观后，首先由叶籁士向他汇报了一些情况，他立即表示座谈会时他愿意来参加。工作座谈会开幕时，胡愈老就请陈老总前来讲话，他在讲话中除了对我们的书刊出版工作作了方针性的指示外，还对我们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鼓励我们要培养接班人，不要让它绝了种。甚至可能时还要在北京召开国际世界语大会。他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世界语在我国目前虽然还不象文字改革那么重要，但到了共产主义实现以后，还是要用的嚒！”这使我认识到陈老总对于世界语虽然很自谦地说毫不了解，但实际上还是有深刻了解的。他的讲话为我们打开了禁锢。我们以后在工作上也大胆一点，对外文委也比较重视我们了。遗憾的是陈老总当时曾表示想听听世界语讲话的音调，但因我们用书刊服务部的钱买回的国产电唱机坏了，没有事先做好准备，使得他终于没有能听到世界语的声音，至今我还感到这是一件平生最遗憾的事！陈老总还指示展览可搬到全国各地去展出。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只拍了一套照片，也没有送到外地去。
三
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以后不久，我根据陈老总的指示，考虑怎样培养干部的问题。我认为如在学校设立专业，则使用范围有限，不适于大批培养，最好的办法是先在各高等院校作为第二外语或选修课，先培养一些对世界语有兴趣的人，选择补充。经常务理事会同意后，即与高教部协商，先指定十一所高等院校各派一名青年外语教师，前来学习半年，然后再回去任教。并请高教部发一个正式文件，通知各高等院校及有关机关，正式以世界语作为第二外语。高教部即于当年8月13日发出“（63）教胡旭字第1387号关于开设世界语课程的通知”正式文件。关于半年的期限，当时冯文洛、李士俊都认为时间太短，不可能学好，但我以自己的经验说不妨试一试。当即选定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大、华中师院、四川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厦门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和民族学院等十一所院校各派一名教员前来进修，由冯文洛和陈世德任教。
他们于1963年12月10日开学，1964年6月底结业。结果口语课和写作课除个别人外，成绩都不坏，结业典礼上，他们还自己译出了话剧《年青的一代》第四幕，作为献礼演出。这就鼓舞了我在短期内培养干部的信心。不曾料到，他们入学的时候也受了一番周折。我们原来请北京外语学院代办，他们也同意了，但学员报到时，却说学院行政部门不同意，又出尔反尔拒绝接受学员进校住宿。我又不能不立即到人大吴玉章老那里去，他听了满口答应。来报到的人，才又冒着风雪搬到人大去。这十一个人，现在除个别转业的人以外，在语文水平，教学经验上都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但教师班虽然办起来了，却还有一件更紧迫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亟待解决的专业机关接班人问题。我认为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多出书籍，而且《中国报道》也可以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因此，即向高教部洽商，拨大学外语系三、四年级的学生给我们，请广播学院代培一年，教师由协会派冯文洛前去主教，并请陈世德、刘铃、沈友玲（教师班民族学院来的教员）三人作助教。教育部同意从北师大、上海外院、上海华东师大三个院校选出14人，教育部另拨出6人，共20人，于1964年10月下旬开学，1965年12月下旬毕业。当时我已赴山西“四清”，但仍按原计划把他们分配到中国报道社、图书出版社、广播电台和国际书店四个单位。
原来打算就在报道社成立一个图书组，出版对外书籍。后来张中流因为书稿发排时由她签字以后，还要送图书社负责人签名才能发排（因当时外文局规定，图书出版要用图书社的书号），她以为这表明了她要受图书社的领导，低人一等，因此，又把图书出版任务交给图书出版社，把图书组拨给图书社领导。直到1979年领导班子改组，张中流去职，才又把图书组合并回报道社来。
1963年初对外文委干部处找我，问我能不能通过协会找几个对我国友好的英、法文专家，来我国工作。我当即介绍了一位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籍人桑得霍德来做英语专家，初在毛选翻译室工作，后转到北大任教；1964年又介绍了一位法国诗人波拿福司，初在《中国文学》法文版组任专家，因她过于自傲，与别的专家不能合作，觉得在《中国文学》组不能发挥她的才能，就转到《中国建设》法文版组去了。这两位专家，都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走了。
1963年春，邱及告诉我他在新嘉坡有一位华侨世界语朋友，对世界语非常热心，自愿捐赠五千元港币，交给协会使用。款存放在香港中国银行许子奇（也是一位热心的世界语者，1980年去世）那里，放了很久，不知如何使用才好。后来因为打字机大部分老旧，也不够用，就请许代购打字机6部，于1964年冬购到。但我在1965年8月去山西“四清”之后，张中流把它们全部上缴外文局，并说我向华侨募捐，违反纪律，又套用外汇，要我写检讨。1966年春节放假回来时，我只好写了一份检讨。
1963年夏天日本召开全国世界语大会，邀请我们参加，当即报请对外文委派三个人去，但到香港后，因日本驻港使馆不给签证（当时中日还没有外交关系），只得回来。陈原在回来后对我说，邹国相晕飞机，在机上呕吐，还要他们照料他，以后不要安排他出国了。因此，1964年第4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海牙召开时，原拟派三个人出席，除叶籁士、陈原两位以外，不便再派邹去。我打算派民族学院的沈友玲去，又因她父亲在国民党那里任过海关总监，政审通不过，正在为难时，邹打电话给我说叶籁士让他去。我有点怀疑，即问叶是否有此事，叶说没有。这样一来，辗转拖延，只好由叶、陈二人去了。
1963年10月外文出版社改为外文出版事业发行局直属国务院，《中国报道》编辑部也同时改为《中国报道》杂志社。不久，有一部分干部都提升一至二级。我因1958年来的时候定为行政十五级，比有些人的工资低。由公众表决，提升二级，应当是行政十三级，正与编辑六级的工资相等。但因为我不知道行政级与编辑级虽然工资相等，但在行政待遇上却相差甚远。因此，我以为既做编辑工作，又见何路、李泽民、鲁本等都是编辑六级的领导人，就自愿改为编辑六级。从此外文局就始终把我定为科组长级的干部，而不给予行政十三级干部的待遇。1965年初，外文局调张中流任《中国报道》社副总编，我则于同年5月脱产学习去山西“四清”。
在这里，我要来一段插曲。荷兰著名的世界语者得根坎（G。Degenkamp）虽然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可是对我国却是一个十分友好的朋友，他热爱中国，总希望我国能强大起来。每次来信他都表示愿意为我国效劳，只要是对我国有利的事，他都愿意做。他是一个很有素养的世界语者，他的文章简明练达，十分流暢，凡是读过他翻译的《安娜日记》（Taglibro de Anne, 中文由英语转译本名为《少女日记》或《安妮日记》）的人，都知道的。1963年夏，他寄了一份荷兰著名女作家的一篇小说《橡胶》的译文，希望我们出版，如不能出版，就赠我们做纪念。自然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本书是无法出版的，但我珍视这份译稿，将它保存至今。小说内容是写荷兰侵略印尼以后，在印尼开辟橡胶园的一场内部斗争以及奴役华侨、印尼和印度工人的故事。译文正如他的其他译文一样优美。现在他已于1973年3月逝世，译文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我只能对他表示歉意！但我心里始终不安，总觉得有负朋友的委托。在我有生之年，如有可能，我将尽力把这本书出版，以告慰他的英灵于地下。此外，他译的《安娜日记》，我本来打算译成中文，作为对照读物，这是我二十多年的愿望。1982年《世界》正式出版之后，编委会原决定正式连载发表，不幸的是，只译出连载了三分之一，到1983年第一期以后，就有人违约，中途腰斩，没能完成这一心愿，更觉遗憾！
外文局在1963年10月改组以后，局长罗俊计划在香山办一个训练班，为所属各杂志社、印刷厂和国际书店培养一批打字员，我要了六个名额，连国际书店共八人。原拟都招高中生，后来因安置一批从军队退役下来的青年，不够的话再招高中生。他们1965年初毕业后却连图书组分配了十二个人，即彭正阳、望天星、李春耕、李耀文、韩明阳、倪东阳、李宝发、幺宝印、徐婉芬、曲维波、张俊清、郑振杰。
1964年秋，外办召集了一次专门讨论《中国报道》杂志编辑方针的会议，由李一氓主持，叶籁士同志出席，外文局编辑办公室张中流代表出席。会议内容主要是《中国报道》要不要发表政治论文。我说明中宣部原来规定的方针是以报道人民生活、工农业建设、基本知识为主，政治色彩不要太明显，主张维持原来的方针。但李当时很生气地说，要不登政治论文，那你们迁到香港去办好了。会议就此结束。但后来我们鉴于1962年有曾经过的教训，始终没有按照他的指示执行，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才改变内容，所有刊物几乎都销不出去了。
1965年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我们原打算去十个人参加，并将国庆十五周年的记录影片《光辉的节日》由李玉萍配音解说，带去放映。但因当时日共改变了政治态度，从中干扰，以至准备好去日的预定日期，又临时改变，没有成行。
1965年8月我赴山西“四清”，走前我去见叶籁士问他我走以后，协会的国际来信如何处理？他说先译出送张中流看后，再送他处理。我回来后就把这个意见告诉葛一凡，但葛忘记了，还是把信直送叶处，叶批先送张中流。这可能使张恼火误以为是我的主意。但我走以后，原计划长期接办下去的高校世界语教师进修班不能不中止，而在高等院校以世界语为第二外语的希望也就落空了。
1966年5月“四清”工作还未结束，我们就全撤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回来后即见墙上尽是关于我的大字报，这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实际我在春节回来的时候就听说，在1965年8月我走以后，张中流即叫报道社的人翻箱倒柜，检查档案，搜集我的问题，并报告罗俊要搞小整风。因此，我已预料回来要挨整的，但我自知没有什么辫子给她抓，内心坦然。不过在“文化大革命”中世界语被批得一钱不值，且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反动的东西，我也被带上各种帽子，受到拳打脚踢，关进牛棚，参加各种惩罚劳动，下放到河南汲县干校劳动，共被折磨了好几年。
1972年冬回来以后，复查组组长周清香对我说，你所有的问题，有的纯属捏造，有的是将问题夸大，没有其他新的问题。但张中流还是不让我参加工作，且拒收我的党费。后来复查组至少给我做了三次结论，都被张中流以支部不同意退了回去。其实，根本没有开过什么支部会讨论，完全是她各人的意见。而当时的局党组和干部处也没有任何表示，直到1976年我觉得不可能按照事实解决我的问题了。虽然中调部1957年做的结论与事实不符，但为了早日解决问题，只好写信给当时的局长冯铉要求维持中调部结论，其他问题以后再说。但虽如此，还是拖到1978年才初步解决。而张中流还是拒绝给我恢复报道社的工作。局干部处虽掌握了大批查证资料，却不愿主持公道，并且还在1982年通知我算是1950年参加工作，虽有陈家康证明1938年我是“特别党员”，但也不能算数，这样又折腾了许久，直到1984年我向安全部申请重新做结论。但局干部处在移交档案时，将所有查证材料完全扣下，只移交我写的自传和原来的结论。安全部告诉我之后，我才问刘文光，他说材料全都在他那里（也许是张中流让扣下的），我这才告诉安全部来人取，我的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这里要说一下，我在1931年出狱后，与党已失去关系，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陕北红军改为第八集团军，才在汉口等地设立办事处。我于1938年6月到汉口，找到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才恢复关系。他们叫我和陈家康联系，不要与当地党组织发生关系，这种党员叫“特别党员”。1957年审查历史时，我找不到被捕后的证人，直到“文化大革命”时，复查组将在南京水西门陆海空军监狱的档案调来，才证明我未叛变，给我平反。
1972年秋在干校时，我考虑外文局经过多次运动后，人心涣散，有其他门路的人，都想离开，书刊销路也下降不少，应当想办法改善，就写信给当时的局长冯铉，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外文局经过多次运动后，有不少人受到伤害，有些人甚至被捕入狱达二三年之久，既没有宣布他们为什么入狱，也没有宣布他们为什么释放出来，使他们垂头丧气，抬不起头来，别人对他们也側目而视。我建议局党组应给他们平反，或宣布原因。这样可让群众不致揣揣不安，振作起来，安心工作；第二，对外宣传的方针，这几年忽左忽右，使人难以捉摸。局里有不少外文报刊，只准少数人阅览，很为可惜。要搞好宣传，必需有正确的针对性，如果将这些报刊中有关中国的文章翻译后印出来给编辑、记者研究参考，了解国外人士重视我国什么，关心什么，对一些问题有什么看法，他们是怎样写的，我们根据这些问题来写作、报道，才能适合读者的口味。他们有什么歪曲的看法，也可以据理反驳。第一项建议，不见有什么反映，第二项建议，后来出版了一种刊物叫《他们怎样看中国》，即后来改为《翻译参考》的前身。这也许与我的建议有关系吧。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期间，协会的工作，除外事工作外，一切都已停止。1974年由于外事活动（关于接待日本和越南代表团的问题），胡愈老写信给冯铉，不见回答，要我去见冯铉，问他见信以后有何意见，但冯拒绝见我。胡愈老不得不亲自出马去找冯，但冯拒不承认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由外文局领导，以至于两人发生争执，只好报请文革小组解决，结果文革小组批示改由科教组领导，以后就归高教部领导。但是1974年3月23日却有一个人（后来也以世界语者自居）写匿名信给高教部诬陷协会领导人多是叛徒、特务、资本家等向“四人帮”献媚，企图夺取领导权。陈原在1979年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称这是世界语者中的叛徒！
四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罗俊于1979年仍回外文局主持工作，力主世界语协会仍由外文局代管，向高教部接收过来，并商好以后协会自设办事机构，批准工作人员三至四人，自己造预算，与《中国报道》社脱离组织上的关系。同时报道社进行改组，由张企程任总编辑兼协会秘书长。我因不愿回报道社工作，故该社改组开支部大会改选编委会时，我拒绝参加，自愿到协会任副秘书长。同时调祝明义、张海平二人来协会工作。但外文局不久又任命我列席报道社编委，我没有就任（这种人事任命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1979年8月27日协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出席的有各省市代表50多人。这次会议总结了解放以来三十年工作的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从此，遵照陈毅同志的指示，在全国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世界语运动。
不过，在选派出席的代表时，因为“文化大革命”才告结束，许多人的情况都不清楚，上海王亚朴是其中之一。我为了慎重起见，事先写信给先锡嘉问王亚朴的“问题”是否解决，先回信说没有解决。我又问张玉麟，张说他们已好久不通信了，也不清楚。因此没邀王出席。后来王来信说应该让他出席，但名额已定，时间也来不及了。因此，引起王、先之间的不睦。王认为先有意排挤他。实际上，先固然没有弄清情况，我也是做事不周，没有多向几个人问清楚，以至引起上海世协一次不痛快的纠纷，这个结至今没有解开。
1980年5月《中国报道》杂志创刊三十周年纪念，在北海公园举办纪念会，同时举办书刊展览。开幕时方善境向胡愈老提出要成立函授学校，并征求胡愈老同意担任名誉校长。胡赞成办函校，但当面推辞了名誉校长职位。不久，方又和我商量，要求协会承认并领导函授学校作为协会所办的事业。当时我考虑条件不成熟，即告诉他办函校没有好的课本，没有人手为学生改作业，他的课本只有单句子，没有语法解说，因此表示不同意。1980年春，他已决定与贵阳云岩区文化服务部合作办函校。我又和张企程去看他，劝他不忙办函校，先创造条件。同时向他建议即使要办，也希望他招生不要太多，甚至不要超过一千五到二千人，要替学生改作业。但他没有接受我们的劝告，即于9月间贸然成立了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招了两三万学员。结果因学生太多，而教师人手太少，无法及时处理学生的来信来款，引起诸多不满，学生写信来控诉，造成《贵州日报》披露的事件，指为欺骗行为。有些事如信件处理不及时等固然是事实，但主要原因还是云岩区看见函校收入不少而眼红，想争夺财产，以至官司拖了很久（函校事件过程相当复杂，但主要原因是上述两种，这里不再细说）。
新华函校的开办，虽然带来了全国学习世界语的高潮，但也引开了世运中的不正之风。比如因贵阳方面用人不当，到处随便找人设辅导站，如派人到西安不通过西安世协，自己找了两个只学过短期世界语的工人焦广成和吴大成设立辅导站，他们却自己贴招生广告，收学员骗钱。后来虽然《西安晚报》予以揭露，可是外地已经有不少人也跟着不顾自己的语言水平，即开班或登报招生，骗钱之风大盛。由此又引来世运内部争权夺利，相互排斥的派性。现在全国有派性的省市竟有十多个，力量互相抵消。这对于破坏我国世运的声誉，削弱全国世运的力量，给予反对者以口实，都有一定影响。
1980年1月27日协会改组，选出胡愈之、巴金、叶籁士、陈原、邱及、张企程、叶君健、许善述、李奈西、李士俊、曾禾尧、刘铃、谢玉明、祝明义、张载为常务理事。并确定胡愈之为理事长，巴金、叶籁士、陈原为副理事长，张企程为秘书长，李奈西为副秘书长。但这个常务理事会正式开会，八年中只开了十一次，实际只是形式而已。协会改组后，我们考虑协会人手少，无力从事北京世运工作，应当成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我当时建议请曾禾尧负责筹备，终于在1981年1月25日成立。
协会自1951年成立以来，由于国情的特殊原因，对国际世界语运动，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除对读者和代销人以及少数世界语团体保持了通信联络外，与国际世运极少密切的接触。1956年7月第一次派三人代表团参加了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57年派人参加莫斯科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1958年派一人出席保加利亚的全国世界语年会，1959年派一人出席了在波兰华沙召开的第4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64年派二人出席了荷兰海牙召开的第49届国际世界语大会，1973年派三人出席了日本全国世界语大会，1975年派三人访问越南，1978年7-10月组织木偶艺术团参加南斯拉夫第12届国际戏剧节和第一届木偶节，获得好评。自1978年以后才以比较积极的态度，每年都派代表团参加历届的国际世界语大会，并且还于1980年派代表团参加了在加拿大召开的太平洋地区世界语大会。1980年协会考虑我国多年来一直对国际世界语运动采取消极的态度，这种闭关自守的方针，不仅对我国人民开展国际活动不利，对我国世运的发展也带来不利的影响。于是决定乘7月参加第6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机会，向国际世界语协会申请加入该会为团体会员。从此我国世界语运动就加入了国际世运的行列。
协会自1956年恢复工作以来，除了上述派人出国参加国际活动以外，还先后共接待零星前来我国访问，身份不同的各国世界语者不下150多人；并接待国外世界语者访华团，共有日本二个团，美国一个团，欧洲多国团二个，每个团都有十多人至二十多人。在文化交流，增进友谊方面。都起了一定作用。如丹麦种子病理学家尼尔高尔德（P.Neergaad）于1981年10月通过世协来华在农林部免费办三个月的短训班。又如联邦德国著名世界语者、控制论专家弗朗克(H.Frank)于1982年来华在科学院作的学术报告。都收到良好效果。
1980年初，我认为当时最重要的就是出版读物和课本，因此，我在拟定本年度计划时，即将出书计划列入，并请求借一万元作为出版基金。但送到外文局后，罗俊认为出书可由报道社兼办，协会不必另报预算。因此，我们即着手注释了《卡尔》(Karlo)、《傻瓜伊凡》(Ivano la Malsaĝulo)、《茵梦湖》(Imen-lago)、《钦差大臣》(La Revizoro)和对照读物《柴门霍夫演讲集》(Prelegoj de Zamenhof)、《枯叶杂记》(Rakontoj de Velkinta Folio)、《安徒生童话》(Fabeloj de Andersen)、《灯塔看守人》(La Lanternistoj k.a.)、《秋天里的春天》(Peintempo en Aŭtuno)、以及《世界语课本》等，先后于1981至1982年出版。但书出版之后，陈原对《枯叶杂记》没有采用胡愈之的译文作为对照读物有意见。他还告诉我，孙用译的《勇敢的约翰》(Johano la Brava)很好，也可以出版对照读物。1982年夏我去同孙用商量这件事，他表示他的译文是根据第一版参照匈牙利原文翻译的，现在世译文已出了第三版，用他的译文不合适，认为另外翻译会好些，后来我按手头的第三版翻译了一半，即因事停止，现在拟根据第四版重译出版(该长诗译好后，ĈEE拒绝出版，甚至我同意按他们原来要求的由译者自己付一万五千元成本费后也不出，后来自费由湖北世协在1997年出版)。
不过这些书出版以后，报道社编委会有人提出协会的书出的太多了，以后不再出对内读物（实际上当时报道社本身并没有书稿待出）。从此我们就不再组织书稿交该社出版了。我就在时间许可时翻译了几本书，即《机器世界》、《屠格涅夫散文诗》、《上帝保佑你》（巴西有名的三幕话剧）和《侦探长的假日》。前两种已在外地出版。最后一本的稿子已打出纸型三年了，仍未出书。而实际上前两本印刷和校对的质量都很差。
1981年春，要使世界语工作能继续不断，培养人才，提高语言水平，还是必须继续开办各高等院校的教师进修班。即再与高教部洽商恢复该班，让高等院校都能以世界语为第二外语，经北京外语学院同意在该院附中代办第一期，由李士俊任教，戴颂恩辅助。同时请高教部重申1963年以世界语为第二外语的通知，并规定以后招考研究生和考核干部，世界语也可作为第二外语使用，教育部于1982年冬发出通知。教师班第三期，因李士俊不能兼任，只得改由戴颂恩负责，殷国义辅导。1984年，北京外院因校舍紧张，不能再办，只得与上海外语学院商量，自第四期起，请他们代办。现在已办到第六期，共培养教师120人。教师班委托上海外语学院代办的事，也引起上海世协的不满，他们认为事先没有通知他们，侵犯了他们的主权。我以为这是一个误会，因为这个班是全国世协得到高教部同意，委托代办的，学员又是全国各地派来的，外语学院本身的教育计划，与上海世协无涉，不能过问，正如各地高校开不开办第二外语的课，不必通知各地世协一样。当然，如世协能主动去深入了解，或主办教师与世协联系，告诉世协，在进行世界语活动时，通知这些学生参加，当然会更有益处。
1980年冬，我认为协会应该办一种会刊，它的主旨应该是：指导全国世运；介绍国外较有价值的佳作；辅导初学者学习（包括语法研究和翻译练习等）；其他如世运史料和语言理论的文章，也可适量发表一些。于是在拟定1981年度计划时，即提出来向外文局请示并报中宣部。当时局长罗俊说：“你们要办刊物可以，但一个人也不能增加。”我只好组织了一个编委会，作业余编辑出版。当时拟定的编委是许善述、李士俊、刘铃、周力、谢玉明、侯志平、祝明义和我。第一次开编委会分工时，我因自己是创办人，不便自僣为总编，既建议许善述为总编，李士俊即说：“那么你为副总编。”就这样决定了。对于稿件问题，因为初创外稿没有，我建议长篇著作连载也可以，并提出《安娜日记》文字很好，我愿意翻译作为对照读物。李士俊也建议《小约翰》也可以，周力提出他愿意将《前置词用法》译出发表，大家都同意了。但在上报编委会名单时，我一时疏忽，忘记将祝明义的名字列进去了，以至他没有参加，虽然我再三向他道歉，他还是拒绝了，我至今还觉得是一件憾事！同时大家议定由1981年下半年开始出三期双月刊，作为试刊。刊名经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商议，仍用三十年代的《世界》（La Mondo），以示继承当时的革命传统。
刊物办起来以后，从1981年至1982年共9期，都由我主编选稿，然后送许善述看过后，开编委会通过。1982年初左右，张闳凡送来他写的《世界语史》中译本序言，要我们发表。当时许认为写的不错，可以发表。但我看了之后，觉得虽然写得不错，但太长，共有一万三千多字，而我们的刊物只有32面，容纳二万四千多字，要占用一半的篇幅，而且这篇序言也不是我们刊物的主旨重点文章，同时他译的书已经付印，不久将出版，刊物上发不发已无关紧要，因此就没有刊用。这就引起许的不满，向张企程表示，虽然他是主编，他选定的文章却不能发表，他连这点权也没有。我当时告诉张企程理由，他说也应该向许说明。其实我已经向许说过，文章太长，不适于发表，不过没有说明其他理由而已。从此以后，我为了表示对许的尊重，就只好选好稿件让他决定。
1983年，张企程离休，事前我们商议推荐继任人选，我推荐了许善述到报道社负责。
《世界》杂志在1981年8月出了第一期，试刊三期后，我觉得由我主选刊物稿件，我的精力有限，应当再找一个人，负责主审稿件，作初步编辑，即多次向广播局对外负责人佟柯要求调戴颂恩来协会。最后终于在1981年7月将戴调来，初来时他先负责与国际世协作联系的工作，到1982年第4期（8月份）我才将稿件移交给他，请他先作初选。但不久国际世协同意我们派一名义务工作人员去学习一年，为召开第71届国际大会做准备。我建议派戴颂恩去，他可以在参加完第67届大会后留在国际世协至1983年的68届大会以后回国。《世界》的工作，我建议暂时由祝学礼负责。当时议定以一年为限，至戴回国后即交戴接办。因此这项工作戴只编了第4期，从第5期起就移交给祝学礼了。
但可惜的是许后来违约，戴于1983年回国后，经我再三据理力争，交回由戴接办，结果无效。同时我见刊物内容，从1983年第一期起不久，将编委会决定发表的连载稿《安娜日记》，不顾读者来信反映喜欢读，借口不登长篇，把它中途停止（事实并非如此，其他连载文也还在登），就连我根据读者来信要求而写的《世界语句型分析》、《畧谈从属连词KE的用法》、《为提高我们的教学质量而努力》以及《屠格涅夫散文诗》等短篇也拒绝发表（这些文章后来在外地刊物发表）。内容也逐渐偏离我原先上报中宣部的方针，并且这个刊物实际已完全由报道社主办，协会出经费，我成了只签发稿费的工具。在此情况下，我不能不宣告退出编委会。有人责备我不应退出，但我即使不退出，也起不了作用，徒挂虚名而已！1984年秋，报道社拟将刊物改为月刊，办函授学校，但协会没有人力，加之吸取新华函校的教训，全体不同意。结果报道社仍决定从1985年开始改为月刊，登载李士俊的课本，另由邹国相负责办刊授学校。
1981年春我考虑到外地世界语者购买读物的困难，提出协会招收几个待业青年，成立书刊服务部，经营世界语书刊，方便他们函购或面购。初由刘铃办理成立手续，后即交张海平负责管理。几年来因张责任心较差，管理方法也欠佳，发生了一些来函来款处理不及时的现象，引起读者不满，来函投诉书刊没有收到的问题。但对外地读者也确实方便了不少。1984年夏，报道社却借口张海平管理有问题，甚至还怀疑他有经济不清的情况，由该社编委会提出接管过去，由他们派人办理。接管移交时，查出有二千多封来信来款没有拆阅处理，但也移交了纯利润的积累资金二万多元。实际上购书刊的人来信投诉书刊没有收到的现象，到现在也并没有杜绝，情况并未好转。
1981年春，国际世协发出致各国世界语协会的通函，要求各国世协将赞成世界语的议员组织起来，可以互相访问交流，并在议会促进世界语运动。我们从这里得到一个启示，经胡愈老、叶籁士、陈原、张企程商量，邀集一些同情世界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名流学者由楚图南、胡愈之、巴金、夏衍等十人发起组织“世界语之友会”，于当年12月6日成立，楚图南为会长，张企程为秘书长。
五
1981年5月罗俊调为外文局顾问，在他离职前，召集局领导同志、张企程和我等人宣布他将去职，以后世界语协会由报道社代管。行政、经费都由报道社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我们虽然不便发言，发言反对也没有什么用，但我认为这不仅是体制颠倒，且于1979年接管协会时的协议不符。因《中国报道》杂志以前一直是协会的机关刊物，虽以后对外，甚至到现在还是协会的机关刊，这样一来，不仅体制不合，也必将引起许多矛盾，外文局只不过是将矛盾下放而已，现在的事实也不出所料。与新立的翻译家协会比一比，它就由文化部直接领导，说是对全国世协的歧视也不为过。协会地位愈来愈低，完全成了一个杂志社的附属品了。别的单位可以扩大增人，办公室可以更新，而世协则总是放在两间旧仓库里，不少外宾想来参观办公室，除了挡架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应付，这也是为顾全国家体面不得已而为之。
1981年报道社毛大风因图书组有些问题要解决，报请外文局成立世界语出版社，结果国家出版局批示应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名义成立。批准以后，报道社告诉我，由协会去刻出版社的图章，我即画好图章的图样请张海平、祝明义去刻，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我只好请报道社的望天星去代刻。不过图章刻好之后，报道社就不愿再交协会了。该社终于在1982年1月正式由报道社成立，名为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1982年国务院批准另拨经费，由画报社主办出版不定期的画刊《中国一瞥》，专门送给外国朋友，各种外语都可出版。当时许善述仍在人民画报社工作，他问我协会是不是可以出世界语版。我与张企程商谈，他以为没有人，不同意出版。我觉得每期还不到一万字，我可以请人业余翻译，给有限稿费，即同意出版。从1983年35期开始，出至37期，我又让张海平去国际书店取回来，请他们作给外宾的赠品，结果谁也不用，象废纸一样堆在那里，38期以后至42期，谁也不去取回来，现在仍堆在国际书店，我只好停止出版了。
1982年春，协会为了实现陈老总在我国召开国际世界语大会的遗愿，报请中宣部及国务院批准，于1986年在北京召开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Universala Kongreso)。当年即向国际世协提出申请。1983年68届大会时批准。1984年69届大会正式公布。当即拟定计划报国务院，同时召开第三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除总结经验外，为迎接1986年的国际大会，一致同意在1985年召开一次全国世界语大会作为练兵，以便开好国际大会。当时云南代表段永兴表示云南愿意负责筹备召开全国大会。就这样决定大会在昆明举行，并选定了戴颂恩、段永兴、曾禾尧三个筹备委员。
在座谈会期间，我原拟替湖北省世协解决长久以来两派矛盾的问题，适胡国柱来找我，请我作为一个第三者，让他和夏邦新谈一谈，解决双方的纠纷，我欣然同意。在谈判中我建议他们把过去的事一笔勾销，不在谁是谁非的问题上争论，只说以后怎样合作，结果两个人态度都很好，谈得很圆满。
昆明大会的筹备工作，我没有参加，因此我也所知有限，我只见段永兴走来走去，有时也问他筹备得怎样了，他只说进行得很顺利。但在1985年4月间，我听说云南报来了预算要十万多元，太多了，准备退回重报。不久，方仲伯来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我即去看他，顺便告诉他，听说云南报来的预算太多了，要请他考虑节省一些，重新编造。同时张企程等也曾去见朱家璧等云南领导同志，他们也说十万八万没问题。5月中旬，我看组委会还没成立，即曾先后两次催促负责筹备的戴颂恩，说应当去昆明当面与方仲伯接触商讨，但他的意见还是要等段永兴来京，结果终于没有去。至7月中旬，突然接到云南省世协方仲伯和洪树勋来信，说经费无着，要全国世协寄去五万元补助才能召开，为此函电来回拖延。到后来，全国世协其他同志都准备先后出国去参加第70届国际大会，只剩我与一个筹委曾禾尧（曾不是全国世协干部，也不了解筹备进行的情况），最后只同意由协会补助五千元。祝明义在临出国前告诉我，如实在不够，就只好要参加大会的人每人再增加一些会议费，但最多不能超过十元。因为我和方仲伯有一些友谊，他们要我8月初去昆明与方仲伯商量，劝他负责把会开成，而此时日本的梅田善美已买好来华的机票，全国各地的代表都已纷纷定好车票，有的同志甚至已经到达昆明了。
我对于筹备情况毫无所知，但为了顾全大局，不能不同意去昆明一趟，以求挽回局势。原来约定我与曾禾尧一同去，但协会原来决定给曾买机票，后来又不愿买了。我也因买机票困难，拖延至8月13日才到昆明。在此期间，与昆明函电不断，才了解方、段之间有深刻的矛盾，方一面函告我段有政治问题，不能信任，一面又不阻止段进行筹备（但在1986年6月4日给我们来信又说段没有问题，建议段作为第71届国际大会的工作人员）。我到昆明的次日，即与洪树勋两人去医院见方仲伯。他见了我首先责备全协的干部只和段永兴打交道，没有和他接洽，段不能代表他，他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段是向他汇报过的）。现在一个钱都没有，这个会开不成了。我不得不代表协会一再向他道歉，并请他顾全大局，谁是谁非的问题，开过会再说。因为大会开不成，不仅影响国际声誉，而且也与云南的名誉有关。最后他还是勉强答应向财政厅借款，同时我也因看到经济情况确有问题，就同意发一个通知，参加大会的每人增缴会议费十元。但这时候距大会开幕已只有一周左右，组委会还没建立，我向方建议，一面筹款，一面从速建立组委会。至17日方才召开会议，重新提出方案，成立组委会。他撇开段永兴，对段在外面募集到的款项，说是来历不明，一律不接受，段组织的工作人员，也一个不要。他另选了一些人作为组织委员，由于离开会只有一周时间，结果搞得手忙脚乱。加上各地来参加的人数都超过规定名额，不少的人因为大会没有准备食宿的地方，只好自己去找。外地参加大会的人，虽规定派人到车站去接，实际绝大多数并没有接。虽然组织工作很纷乱，一切杂乱无章，大会期间连简报都没出过一份，比原来设想的按照国际大会的模式开会的计划相差太远，但整个大会参加的人情绪都很高，有热烈的气氛。全国世协的干部在最后连大会总结都不肯写，只临时拉到一位代表写了一篇赞颂文章，就此了事。其他的评语，功过自有事实在，我就不必多说了。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主要负责人就远走高飞，连一个研究大会得失的机会都没有，实在可叹！
在大会期间，我遇到湖北代表团副团长张天心，我问他湖北的情况，他说一时还有障碍，解决不了。由于湖北的问题我一再参加斡旋，希望能做彻底，即自告奋勇去看薛诚之，劝他改组省协，自己退下来当顾问，不要做绊脚石，他终于答应大会以后引退，这事过了些时间得以解决。但在第71届国际大会时我见到张天心，问及情况，他说问题还不少。这恐怕就不是我这局外人力所能及的了。
1983年冬以协会名义请上海外国语学院根据教学经验编大学二外世界语教学大纲和课本一种，报请高教部审定后，作为全国统一的教材及各有关学校、机关招考研究人员和考核干部评定职称的考试标准，经高教部（85）教高一司字037号文件批准，并指示以15人至20人为度邀请有教学经验人士组织《世界语教程》编审委员会，于1985年11月24日至30日在福建泉州市召开会议。出席的除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材委员会南方办事处副主任邬孝先，教育部教材办公室曹平外，其他出席者有李奈西、魏原枢、周亦明、吴清南、宁守仁、周卫国、陈敏、方惠平、崔建华、顾建华、李威仑、张丹忱、于国健等人。会议由我和魏原枢主持。该《教程》已由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出版，教学大纲亦经国家教委同意，在1987年10月10日至16日在西安外语学院讨论，1988年冬在无锡定稿，教委发（88）教高一司042号文件予以确定。
1986年是实现陈毅副总理遗愿的一年，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于7月26日至8月2日在我国首都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共有2482人，其中有从54个国家来的2012人（实际到会人数，报名而未出席者不计在内），其中中国参加者为350多人。在我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中，有这么多国家的这么多外宾参加，恐怕还是首次，会后有不少外宾到外地旅游。大会开幕时我国国家领导人彭真致祝词，到会讲话的有黄华、楚图南、陈昊苏，还有胡乔木等来贺电，出席开幕式的知名人士有张友渔、林默涵、马庆雄、王庆云、刘德友等，这给大会以极大鼓舞。大会议题为：“相互了解、和平、发展”。此外，在开会的7天里，还举行了各项专业会议，有一百多种，如科学家、教师、青年、妇女、铁路员工、汽车驾驶爱好者、电影、摄影、医务工作者、作家、音乐家、集邮爱好者、无线电爱好者、围棋爱好者、基督教等等的会议，大会大学还作了学术报告如“食物等中氨碳基的梅勒德反映”、“地球史略”、“弗洛依德之后精神疗法的进展”、“用天文学方法逐步解开冰川之谜”、“细胞膜的内部”、“从地震学数据看地球内部构造”、“中国民歌初探”、“分布语言的现状和潜力”、“昆虫与人类”等十个专题。这次大会是成功的，对于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学术交流和和平友好关系，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成绩都只有在党和国家的支持和领导下才能取得。
不过，这次大会我只是出席者，没有参与实际的筹备工作，有些情况不尽了解。就我所见，缺点还是不少，其中尤以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完善。就外宾来说，住在友谊宾馆和西苑饭店的也许觉得满意，但住在人大附中学生宿舍等处的经济上比较困难的外宾会深为不满，看到他们在外刊上反映说“难道十亿人口的中国和一千二百万人口的北京竟找不到一点水、肥皂和清洁工吗？”龙潭湖饭店的住客每人收了300个荷兰盾（折合当时人民币366元），人大附中每个住客收80个盾（折合当时人民币97，6元）竟住那么脏的地方。他们还说，这些住客没有钱吃不到著名的北京烤鸭，但却住上了鸭舍。
国内参加大会的同志住在海淀服务楼，每天4 – 5元一天的床位（每房4人）竟收9元多，连会议费在内每人收180元，又没有浴室设备，要到外面澡堂去洗，也表示十分不满。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新疆大学校长张扬就说他外出从来没有住过设备这样简陋而价格这样昂贵的旅馆，出了200多元，住这样的地方（他预订的是A级标准），实在不值，交通工作也很混乱。这些都是组织中的一些缺点。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他们把这些事务性的工作包给刚成立不久的北京华安公司去办，他们缺乏经验，又注重的是经济效益，看来这是主要原因吧。还有更令我吃惊的是大会国家组织委员会（LKK）组成时，原没有我参加，秘书长也不是我，但在开幕式上，我领到一口袋文件，抽出来一看，见该委员会的名单上竟列我为秘书长，我不能不感到诧异。当时我旁边坐着一位波兰朋友，她知道后，即说你应该坐在主席台上。我只好苦笑说，台上台下都一样。
以上是我学习世界语及从事世界语工作数十年的经历。我自愧能力有限，对世界语工作所作的贡献太小，不足为道。但我的确深深地认识了世界语的崇高理想，也深深地体会到从事世界语工作的人，不管他的语文水平有多高，也不管他的能力有多大，他都必须有冰清玉洁的情操，有大公无私的胸怀，有团结友爱的感情和谦虚待人的品德，才能对世界语及其运动作出更有益的贡献，才能无愧于世界语的崇高理想。我常常记起鲁迅先生对我们世界语者的评语：“是因为我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目前我国世界语运动中出现的上述现象，我想，如果先生地下有知，也会啼笑皆非吧！
当然，这只是由于少数人的自私观念而引起的缺憾（也不排除我们体制中用人制度的原因）。我相信大多数世界语者还是好的，热爱世界语，热爱世界语的理想，真正有正义感，有正直人的品格，真正想为实现世界语的理想的而努力，而献身于世界语运动的人还是佔多数。我也深信，这些少数行为不义的人，终究会被世运的潮流淘汰。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之爱世界语，正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和共产主义的不谋而合，正如陈毅同志于1963年在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世界语……到了共产主义实现以后，还是要用的嚒！”中国的世界语运动，目前虽然还会遇到一些人为的波折，如某些无知的人在说：“英语不就是世界语吗？还要什么世界语？”这种无知的人虽然不少，但也一定阻止不了世界语运动的发展。目前欧盟开会不还是总在争执英、法、德语中，用那种作为大会发言的语言吗！这种争执用选一种民族语言的办法是始终解决不了的！我坚决地相信，世界语运动一定会不断前进，不断发展，最后达到成功，因为，这是历史给予人类的使命！
1978年1月10日于北京
附记：
李奈西同志是我国世界语界的元老之一，曾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杂志从事领导工作多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世运中各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决策人之一。1987年，李老从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认真反思，总结经验，以一个共产党人和世界语者的坦诚和执着，写出了自己世界语者生涯的回忆录《我和世界语》一文。李老也像巴金老晚年写《随想录》一样，主张“讲真话”，在文章中处处可见一颗正直的“绿心”在跳动，使我们能感受到他为理想的追求而燃烧自己的炽热，他像高尔基笔下的勇士丹柯，高举自己燃烧的心，给别人指明前进之路；他的敢于讲真话，使我们见到被鲁迅先生称赞过的“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的中国老一代世界语者的高贵品格，因此这份回忆录就成为我国世界语运动中的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此文在写好后，曾在全协机关打印了二十份，送给有关部门的同志，也曾投给《世界》杂志，但没能发表。我是在和他商定由湖北世协出版他翻译的《勇敢的约翰》插图对照本时，读到李老新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的理想变成了幻想》，动员他写写回忆录，把珍贵的史料留下来，才得知他曾写过这份回忆录。但李老自己手中已经没有底稿了，他就把在机关存放的（可能是现在存世唯一的）一份打印件要了回来，该件已缺了最后一页。李老不顾自己年老体弱，用笔重新写出模糊不清之处，改动个别字句，还补写了最后一页。他把此文寄给了我，使我感到他对后辈人的信赖，也使我激动不安。为使这份史料不至于流失，我在电脑上重新抄出，我趁出席全国第四届世界语大会路过北京之机，请李老校对一遍后，打算以PENSEO社名义出版单行本。
今年我读到苏联布龙斯捷仁写的那本反思苏联世运的《苏联青年世界语运动的传说》(Legendoj pri SJEM far Bronŝtejn)之后，觉得我们在迈入新世纪门槛之前，也应该认真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以便把我国的世界语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李老的这份回忆录对我们来说就越发显得珍贵。
石成泰
1999-09， 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