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匠天缘
金 克 木
黄金的青春与希望
今在何方？
已如吹啸着的风
风去茫茫！
这是我第一次翻译的一首诗中的一节，是从世界语译出的，30年代初发表在北平一家报纸的副刊上。那是北师大一个学生编的周刊，当然没有稿费。以后我和黄力给另一家报纸编了几期文学周刊，只有每月六元编辑费，没有稿费。为了凑数，我从世界语译出了两篇短篇小说，《海滨别墅》和《公墓》。两位世界语者，蔡方选、张佩苍，办起了只有名义没有门面的“北平世界语书店”，出版了两小本《世汉对昭小丛书》，一是蔡方选编的《会话》，一是我译的这两篇小说。我得到一部世界语译本《法老王》的上中下三大本作为报酬。这算是我的翻译学徒时代，没有拿工作换钱。
我在蔡方选那里看到一篇《世界语文学三十年》，是用世界语写的文章，介绍本世纪的世界语的翻译和创作。我借回翻译出来寄给《现代》，发表了，第一次得到了稿费。接着又从蔡先生处借来英国人麦谦特用世界语创作的幽默小说《三英人国外旅行记》，译出来寄给《旅行杂志》，又发表了，又得到了一笔更多的稿费。这算是我学翻译“出师”了，进入译匠时期。匠，就是技术工人。我这一辈子正是教书匠兼翻译匠兼作文匠，不过大概只能评上二级，属于二流。
1931
年南方江淮大水成灾。政府收银圆，禁止流通，发行纸票子“法币”，将白银存入美国换外汇，得到棉麦贷款。灾民遍地。大城市里报纸宣传捐款救灾。我写了一封信给《大公报》副刊，说我亲身经历过的淮河水灾惨状，无钱，以稿费作捐款，署名何如。刊登出来，编者徐凌霄加上题目《何如君血泪一封书》，还写了《编者按》。信不到千字，稿费最多不过一元。不知是否捐出，反正我没得到。
偶然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谈天文，说观星，署名“沙玄”。我写封信去，请他继续谈下去。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刊登出来，当然是没有稿费的。那位作者后来果然在开明书店出了书，题为《秋之星》，署名赵辜怀。
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图书馆借书看。那时中文通俗天文书只有陈遵妫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书一看，真没想到科学家会写那么好的文章，不难懂，引人入胜。于是我照着这书和其他书上的星图夜观天象。很快就认识了许多星座和明星。兴趣越来越大，还传染别人。朋友喻君陪我一夜一夜等着看狮子座流星雨。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时间长了，公园关门。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看了一夜星他劝我翻译秦斯的书。我没把握，没胆量，没敢答应他。
我认识了读过教会中学又是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曾君。他从英译本译出苏联小说《布鲁斯基》，要我给他看中文。我对照着读了一遍，觉得这样的译文水平我也能达到。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流转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稿子很快转回来，有陈先生的两条口信，一是标星名的希腊字母不要译，二是快送商务印书馆，因为天文台也有人译同一本书。我仍没勇气直接寄去，把稿子寄给上海的曹未风，请他代办。他立刻去商务。可惜还是晚了。答复是已经收了别人的译稿了。他马上去中华书局，很快得到答复，出两百元收买版权。他代我做主办了手续。我第一次卖出译稿得了钱，胆子忽然大了，想以译书为业了。实际上，商务出书后，开明书店接着出版另一译本。过了两三年，中华才出版我的译本。一本通俗科学书同时有三个人译，陆续出版，可见竞争激烈，但我没注意。三本书名不同，商务出的是《闲话星空》，开明的是《宇宙之大》，译者侯硕之，后来和我成为朋友，他译得最好。
此时我已经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每月工资40元。我想，一年译两本这样的书就够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了，何必还要坐班？忘了求职业的艰难，想不到译书卖稿的困苦，突然从自卑变成心高气傲，立刻辞职去杭州，在西湖边上孤山一角租房住下，到浙江图书馆找到一本《通俗天文学》，一面看，一面从上海买来新的书。看完就从头译起，自命不凡，以为当上译匠生活无忧了。
书译出来，再托曹未风去卖给商务，又得一笔钱。回北京后，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凡是我这个科学水平低下的人能看懂而且感兴趣的书，我就译出来给和我同样的人看。外国有些大科学家肯写又会写这类书，内容新而深，表达浅而显。严复译的《天演论》不是赫胥黎的通俗讲演吗？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时空旅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他要下来给我试试。接下去还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没原料。他在西山脚下住过，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绍我去住，由老人给我做饭。我照他设计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领来稿费。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大众数学》，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我的计划，半年译书，半年读书兼旅游，就要实现了，好不开心。哪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这时是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我1928年离开家当小学教员，到此时已有十年了。好不容易才有了活下去的条件，哪知仍是泡影。
日本军阀的侵略炮火和炸弹粉碎了我的迷梦。从此我告别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观天象了。
抗战时期我奔走各地谋生。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只有在从缅甸到印度的轮船上，过孟加拉湾时，站在甲板上望着下临大海的群星灿烂的夜空，回想恐怕再也不会有的观星之夜，怀着满腔惆怅之情了。
在印度，城市里只能见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乡下，没有电灯，黑夜里毒蛇游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门。在浦那郊区，不远处有英国军队基地，又是战时，怎么能夜间到野外乱走？悬想星空，惟有叹息。
1970年前后，我在江西鄱阳湖畔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白天可以仰望广阔的天空，看不见星。夜里不能独自出门，一来是夜夜有会，二来是容易引起什么嫌疑。
80年代起，城市楼房越多越高，天越来越小，星越来越少，眼睛越来越模糊。现在90年代过了一多半了。我离地下更近，离天上更远了。
从1937年起，做不成译匠，望不见星空，算来已有整整6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