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世界语者、著名作家吴越谈世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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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本人在网上搜索世界语史料时，偶然发现了还有一位浙江老乡、著名作家吴越先生（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作者，同时也
是一位电脑应用科普作家）也是一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接触世界语的老世界语者，经网上接触、联系，我邀请他写一点有关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史料。今天他欣然给我来信，写了些有关他与世界语运动的亲身体验。本人感到这些第一手的资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经与吴越先生联系，征得其本人同意后，现将他的来信部分摘登如下，以供各位一读。
Ubeko 是我的世界语名字，即我原名吴佩珏三字的上海话读音。
我1948年在杭州上高中；1949年6月在金华参军，12月到重庆，在军管会工作。1950年调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就和成都世界语协会有来往，并订阅中国世协编辑出版的La
Popola Mondo杂志。这个杂志是中国世协的对内会刊，由k-do Honĉo(洪启尧)在上海编辑，在北京印刷出版。另外还有一份对外的刊物，叫El
Popola Ĉinio,由对外文化协会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出版。
1952年，我转业回地方，在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当教育干事。这期间我认识了洪启尧先生。他当时正在上海亚美广播电台(民营的)开办“空中世界语讲习班”，我几乎每天都到电台去参加现场广播教学(当学员)。1954年我调到北京，在教育部所属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工作(参加《光明日报》的《文字改革》专刊的编辑)。1956年5月，我参与创办文字改革出版社。这个出版社的正副社长，是老世界语者胡愈之和陈原、叶籁士(胡和叶是新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代表)。
当时文字改革出版社有一个计划：想出版一套十本由中文查外文的小辞典。中文部分严格按照当时刚刚公布不久的汉语拼音方案排列。其目的，是宣传用汉语拼音编排字典的优越性。正副社长知道我学过世界语，就把《汉世小辞典》的编写任务交给我(这是一个“繁而不难”的工作；当时我已经编写过《农民用小字典》，对编字典有一点点小经验)，要我在业余时间编写，由出版社付稿费。
1957年，我被错划为右派，不久就被送到劳改农场劳改去了。1960年我老婆和我离婚的时候，把我的书稿送来给我，其中就有这部书稿的卡片。当时正在人人饿肚子的灾荒时代，劳改农场几乎天天饿死人。我就每天在饥饿中给卡片排序，想借此忘记饥饿。
1964年，我被摘去了右派帽子，名义上算是有通信自由了。于是我就开始用世界语广泛地和世界各国的世界语朋友通信，前后坚持了有10年左右。据后来叶籁士同志告诉我说：当时中国只有两个世界语者还坚持和国外通信，一个是天津的诗人阿芒，因为和国外通信而作为“里通外国分子”被枪毙了，另一个人就是我。我因为反正已经在劳改农场，早已经妻离子散，什么也不怕。几年中，和我建立通信关系的有日本、韩国、越南、荷兰、波兰、捷克、奥地利等十来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我并不能真正“广泛”地和外国朋友通信，原因是出不起邮资：当时我一个月挣32元钱，平均一天一块零七分；而寄一封东南亚地区(亚太地区)的国际信函，要七毛多钱，非亚太地区，记得好像要八九毛，几乎接近我一天的收入了。因此，我一个月最多只能往外发三四封信。而我收到的来信却比较多，最多的是来自日本(因为往那里寄信便宜，有一个叫Nakayama
Kinzi的，是爱知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至今还和我有来往，他每次来中国，都要来看我，他女儿还来北京在我家住过好几天)；还有许多书刊，有从鹿特丹寄来的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刊Esperanto,从捷克寄来的圣经，从日本寄来的日本世界语协会会刊，最多的是从越南寄来的世界语书，都是航空寄来的。因为和我通信的是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越南世界语协会的负责人之一。——这些书刊，我退出世界语活动以后，都送给合肥世界语协会筹备会的汪海洋同志了。
在《Esperanto》上我看见一篇文章，大意说是在中国用世界语通信不自由(他们不知道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因为中国几乎没有人在用世界语和朋友们通信。我看了，立刻写了一篇长达四页的文章，题目叫做《谁说在中国通信不自由》，寄到了鹿特丹。这篇文章以我自己为例，说明我常常给国外朋友通信。之所以写信少，是因为我工资低，一天的收入，还不够寄两封信的。此文居然在Esperanto上登出来了。但是我没有收到样刊，而是那个日本世界语朋友Nakayama
Kinzi(中山钦司)给我复印了一份寄来的，随信还给我寄来了一些“国际邮票兑换券”，每张可以兑换一张中国寄到国外的平信邮票。为了这篇文章，叶籁士同志(他当时是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实际负责人)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这是“在向国外请求支援”，并告诉我如今中国只有我和阿芒还在和国外世界语者通信、而阿芒已经被枪毙这样的现实，劝我从此不要再和外国人通信，以免遭祸。
从此我的国外来信，有的经过审查后给我，有的根本就不给我。1976年唐山大地震，劳改农场的传达室倒了，从床底下找出许多国外给我寄来的信件和书刊)。当时劳改农场还有一个世界语者：一个分场的医务室大夫郑伯承。他是上海医学院的右派学生，被分配来劳改农场当大夫，不算劳改犯，但也不算干部。由于劳改农场没人懂世界语，有一些我的国外来信就先交他看后或翻译出来以后，认为没有问题，这才给我的。——郑伯承如今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医药书籍，是北京世界语协会的秘书长。我编写的《汉世辞典》初稿，就送给了他，我自己保存的是二稿。
我的二稿完成后，先后拿去给方善境(世界语名字叫Tikos，是三十年代的老世界语者，当时在El Popola Ĉinio杂志编辑部工作)、叶籁士、胡愈之等人看过，但都答复无法出版。1980年我落实政策，回到了北京，参加了一些中国世界语协会的活动。但是我把稿子交给陈原(八十年代世界语协会的实际负责人)等同志看，他们还是说无法出版，虽然也介绍给外文出版社看过，而出版社则答复：编字典的工作，要由单位组织，多人进行，一个人搞的东西，他们不支持。我看他们打官腔，失去了世界语者同志间的热情，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给协会，宣布从此不再参加世界语协会的活动了。
我的字典完成于1974年。74年以后，我把精力全部放在写作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上(此书于1983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70万套，2005年出修订版，印了五千套；今年计划运作电视剧，已经有了眉目)，也就很少和国外通信了。
我的辞典，如果有人愿意投资出版，当然需要进行彻底的修订。正如您所说，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时代特征”，包括一些“文革语言”在内。此事委托您当代理人，请您在杭州打听打听，只要有人愿意投资，有人愿意接手继续编写，就什么都好说。就像拍电视剧，只要有人投资，编剧、导演、演员，什么都好办。
吴越
06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