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依然是颗闪烁的明星
—苏阿芒逝世20周年祭
李树德
在美丽的多瑙河畔的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有一座国际世界语博物馆，博物馆里矗立着一尊中国青年的半身铜像：他腰板挺直，双眼炯炯有神，极目远望；铜像树立起来的时候，他还不到30岁，但已被许多有名望的外国作家所瞩目，称他是“文坛地平线上在东方闪烁着的一颗新星”。这颗新星就是中国的苏阿芒。
现在人们对苏阿芒的名字已经陌生了，因为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整整20年了。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都记得，他曾倾倒过许多青年人，成为他们学习的榜样。1979年4月29日的《光明日报》以《我爱你呵，美丽的中华》为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苏阿芒勤奋自学的事迹，并配发了《理想·毅力·年华》的评论。报道介绍了他中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便开始发愤自学，通过艰苦的努力，不同程度地掌握了21种外语，其中英、法、德、俄、意大利和世界语6种，不但能读、说、听，而且能写。从19岁开始，他就用意大利语和世界语进行文艺创作，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他的作品刊登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报纸杂志上。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但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这只会给他招来囹圄之灾，文革中他被捕入狱，罪名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在牢狱里度过了长达十年零六个月，他在牢狱里继续坚持自学，直到1979年平反出狱。苏阿芒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因为十年浩劫，丧失了学习机会的青年人，都以他为榜样，发奋读书，完成自我。
生命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我们都是过河的人。在生命之河的左岸是忘记，在生命之河的右岸是铭记。我们乘坐着各自独有的船在左岸与右岸穿梭，才知道——忘记该忘记的，铭记该铭记的。生命又是一条崎岖的路，我们都是行路的人。行走在人生路上，我们笑看野外花开花落、叶枯叶落，静观天外云卷云抒、风停风起。在路上，我们经历着太多太多悲喜交集的事，但友谊是一首始终伴随着我们的隽永的歌。苏阿芒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那段短暂，但历久弥深的友谊，在阿芒逝世20周年之际，我记下那段经历，用文字编织一个小小的花环，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时光不能倒流，但思绪把我带回37年前的1963年。当时我正上高中二年级，一位家庭殷实的同学，约我一起到小白楼附近一位外国女士家中去学习英语。这位女士是德国人，解放前嫁给天津的一位民族资本家，解放后就留居在天津。大家知道，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下，与外国人接触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我们约定要绝对保密，不但对其他同学，就是对亲朋好友也保密。每个星期有两天下午，我们相伴走进那栋别具风格的小洋楼，在进门前还要看一看周围有没有熟悉的人，有没有跟着我们的陌生人，就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我当时少不更事，觉得这种求学的方式很有味，很刺激。
上完课后，我们要经过当时天津市委所在的那条马路回家。天津市委大楼前面有一个不大的小花园，里面的花坛里有各种鲜艳的花儿，有月季、洋绣球、美人蕉等等，还种着我们叫不上名字的树木，小径上还有为数不多的几条长木椅，供游人憩息。据说，从前是个私家花园。我们两人经过这里的时候，常常走进去，沿着花园的小径散步，或者坐在木椅上聊天，有时也复习一下刚刚学过的英语课程。
在这个别致幽雅的小花园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年龄比我们大的青年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散步聊天。这位青年的个子不高，中等身材，一张普通的圆形的脸，一双略带忧郁的眼睛。他的衣着却是很惹眼的：上衣常是一件浅灰色的西服，下面是一条深色的西服裤子，尽管裤子已经旧了，但裤线却清晰、笔直，配着一双黑色的皮鞋。虽然他没有打领带，但一眼看去，是一身的洋装，就是人们所说的打扮得“西服革履”的样子。我们感到很好奇，偶然他们从我俩附近走过，听到他们用外语在交谈，我们听不懂的他们讲的是哪国语言，但可以肯定既不是英语，也不是俄语，更不是日语。可以断定，这位青年也和我们一样的，是在向外国人学习外语。我们佩服他的大胆和勇气，敢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与外国人交往，并不像我们那样偷偷摸摸。虽然在开始时，我们没有直接的交谈和接触，但在心中，已把这位青年引为同道。
心中怀着这种佩服，我们开始注意这个青年人，从注意到主动与他接触，只有一步之遥。正如一首歌里所唱，“你未曾见过我，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一见面啦，情投意又合”，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叫苏承宗，出生于1936年，属鼠。比我整整大十岁。老家是安徽的，小时候跟随父母来到天津。怪不得他说的天津活里带有乡音。他还告诉我们，他早就中学毕业了，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因为对外语特别感兴趣，就在家里自学外语，而且同时自学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几门外语。常与他在一起的是位意大利人，他们夫妻两人就住在附近，他常到他家向他学习意大利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有感于他的诚恳，我们也告诉他，我们正跟一位德国老太太学习英语。听到这他的眼睛里闪现出光芒，他说他也正在学习德语，请我们有机会把那位德国人介绍给他，好向她学习德语。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不久我们就升入高三，功课忙了，还要集中精力准备高考，就终止了向这位老太太学习英语，所以也没有能把承宗介绍给那位德国人。
从第一次交谈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就多了起来，有时我与同学两个人，有时是我一个人与他会面聊天，我们已经是无话不谈。一次，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个笔名叫苏阿芒。我听了，心为之一动，这是一个多么优雅，多么有洋味的名字呀，我没有问过他这个笔名的含义，但我想，它一定有很深的含义，里面寄托着他的种种美好的梦想。他说他更喜欢朋友们叫他苏阿芒，我说，“那我以后就叫你阿芒了。”他高兴地点点头。
他向我介绍了一种人造语言——世界语，说是一位波兰的眼科医生，为了实现语言的“世界大同”而创立的。他说这种语言不但优美动听，而且好学好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世界语”这种语言。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常以苏阿芒这个笔名给国外的报刊，用世界语和意大利语写诗。对他说的这件事，我当时的感受是既意外，又吃惊，我简直不敢想象，一个社会青年，竟然能在家里为外国的报刊写稿。
与苏阿芒的相识，使我在外语学习方面大开了眼界。高中毕业，我决定报考外国语院校，学习外语，在诸多的原因中，苏阿芒的影响不能不说是其中之一。第二年我考上了一所外语院校，几年后，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偏远落后的小县工作。在那慢慢长夜，寂寞的日子里，就凭着苏阿芒介绍的一本启蒙的世界语教材，我自学了世界语，后来参加了世界语组织，成为一名世界语者。
在天津小白楼附近有一家名叫“起士林”的西餐厅，那可能是当时天津唯一的一家西餐厅。我们常常从市委小花园散步走到起士林，或者相约在星期日到那里去见面。但我们不是去吃西餐的，也吃不起西餐。有时在星期日的下午两三点钟到那里，每人要一杯牛奶或者咖啡，那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我们喜欢那里的优雅，恬静的环境。坐在舒适的沙发椅上，前面的桌子上摆着那杯只有离开时才喝完的咖啡或者牛奶，在那里呆多长时间，服务员也不会催促离开。我们就在那里漫无边际地聊天，一直到下午五六点钟，将近晚饭的时间，我们才离开，各自回家。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交流学习心得，讨论一些单词，语法，谈各自读过的诗歌、小说，讲自己喜欢的诗人，作家。在当时全国笼罩着阶级斗争和兴无灭资的压抑的氛围中，这里可以说是仅有的，洋溢着“小资情趣”的一片乐土。我们被这种温馨的，自由的气氛所陶醉。我们都像染上什么瘾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那里坐上半天。隔的时间长了，没有与朋友见面，没有去起士林，就像生活中短缺了什么……
我清晰地记得，一个秋末周日的下午，我踏着路上被秋风吹落的金黄色的法国梧桐树叶，又去起士林与阿芒见面。这是我们上一次分手时约好的。当话题谈到我们所读的书时，阿芒问我，现代的作家你最喜欢哪一位，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巴金。并且告诉他，我家的书橱里有许多巴金的著作，我读过巴金的《家》、《春》、《秋》、《憩园》等，现在正在读《春天里的秋天》，而且是读第二遍了。我被这个爱情故事深深地感动了，它是一曲凄婉的爱情悲歌。虽然是一篇小说，我以为那是一首精妙隽永的抒情散文诗。阿芒说他也非常地崇拜巴金，读了很多巴金的作品。另外，他还对我说，“巴金也是一位世界语者。”我“啊”了一声，显示出我的孤陋寡闻，虽然我读过不少巴金的小说和散文，甚至从学校图书馆里，一集一集地借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来读，但是巴金学习过世界语，也是位世界语者的事情，我却完全不知道。看出我惊讶的样子，阿芒向我讲述了巴金青年时代学习世界语，编辑世界语刊物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心灵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接着阿芒给我讲了他自己与巴金交往的一段令人感动的故事：
那是在阿芒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因为对巴金的崇拜，促使他怀着崇敬的心情给他心中仰慕已久的作家巴金写了一封信，信里还附上了他的作文成绩单。让这位大作家检阅一下他的作文成绩，并且要拜巴金为师，将来也搞创作，也要当作家。信发出后，他天天期盼着巴金的回信。过了几个星期也没有盼到巴金的来信，他感到有些失望了。他的父亲便安慰他说，巴金是个大作家，非常的忙，而你是个小孩子，你的信不一定能到巴金的手里，就是人家看了你的信，也不会给你回信的。阿芒这时真的失望了。突然有一天，他收到了来自上海文联的邮包，里面有巴金的亲笔信，和赠给他的一本新书和一支金星钢笔。收到作家巴金的信，他当时激动地哭了，他沉浸在兴奋和喜悦之中。他感到自己面前是一片阳光，自己的前途也充满了阳光。巴金在信中热忱地接受了这个远在天津的少年的请求，愿意收下他这个学生，并鼓励他好好学习，长大去做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新中国作家。
阿芒说，作家巴金的信，仿佛是南方吹来的春风，吹燃了他心底文学创作的火焰。几年后，中学毕业没有考上大学，接着在家复习，又考了几次，都没有考上。那不是因为他的成绩不合格，而是因为家庭问题，政审不合格。他说，他以后就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因为家庭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于是，就按照巴金老师的教导，自学外语。并用不同的外语进行文学创作，写诗歌、散文、游记，向国外的人民介绍了屈原、杜甫、詹天佑、聂耳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介绍我国的万里长城、龙门石窟、昭君墓等名胜古迹。这些作品多数都发表了。他还告诉我，他非常想到上海去见一见他所崇拜的文学导师——巴金。
那天下午，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他给我讲了他的遭遇，他的困惑，他的理想。当我踏着月光，顶着有些寒冷的秋风，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的思绪纷乱，我不知道自己是兴奋，是喜悦，是感动，还是忧伤。我在默默地祈盼，我的朋友阿芒见到大作家的愿望能够早日实现。
…… ……
我们的这种交往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1965年我高中毕业，参加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考上了一所外语院校，我的愿望实现了。我要离开天津到外地去读书。在离津前，我约我的那位同学一起去看阿芒，向他道别。但我的那位同学因为家庭的原因，没有考上大学，心情不好，他不想见朋友。我也因为忙于其它的事情，最终也没有在离津前与阿芒见上一面。在我离开天津最初的一段时间，我们还通过几封信，他也与我的那位朋友见过几面。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断了书信的来往，那个同学也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从此就中断了阿芒的消息。
时光老人步履匆匆，春风秋月，物换星移，转瞬之间，十几年过去了。我再次获得阿芒的消息是在14年之后了，那时我在河北省一个偏远小县的公社中学教书。粉碎“四人帮”已经有两年多了，全国各地正在平反冤假错案，当时学校里订有一份《光明日报》，这是我每天必读的报纸。就在前几天，报纸上登了我的一位家庭背景非常复杂（国际婚姻的家庭），但英语、法语都非常好的朋友，被天津大学聘为英语教师的消息。我想到我的另一位朋友苏阿芒，他会多种外国语，现在他该有用武之地了吧！过了不久，《光明日报》就报道了苏阿芒的事迹。通过这篇报道，我了解了我离开天津后阿芒的不幸遭遇。也由于这篇报道，阿芒的事迹引起轰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的知名人物。接下来各种社会活动、采访、接见、开会、讲话接踵而来，令他应接不暇。
我因为一直在外地工作，春节偶然回天津，也是来去匆匆。虽然手里有他的家庭地址，但那是我离开天津前阿芒家的地址，十几年过去了，沧海桑田，人事变迁，现在可能早已人去楼空。所以一直没有去拜访阿芒。
但我一直在关注着他的消息。我知道，他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被选为各种代表，担任一些实质性的或者荣誉性的职务；会见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友人，还用意大利语，世界语和汉语出版了几本诗集。我还知道，由于10年的牢狱之灾，他的身体一直不好。
…… ……
造化不公，天妒英才。1990年9月23日，苏阿芒走完了他54年的人生历程，离开了他深爱的世界语和心爱的诗歌，追随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去了。苏阿芒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世界语天空中的那颗璀璨的星，永远闪烁着。
2010年11月20日 于温州大学教师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