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笔忆征程
Rememoroj pri Verda Marŝo
胡国柱
* 第一次知道世界语 Ekscii la nomon de Esperanto
我第一次知道世界语这个名字，是在1956年，18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阅览室翻阅新来的报刊杂志，在当年8月20日出版的第18期《世界知识》上读到了陈原同志的一篇文章：《哥本哈根去来》，感到十分惊奇。这篇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他和另外两位同志一道赴丹麦出席第4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经过和见闻，其中谈到来自几十个国家的代表欢聚一堂，不用翻译，自由交谈，水乳交融的动人场面以及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 需要有一种普通话 Necesas Komuna Lingvo
当时我已经自学了几年“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北拉），热心地读着《语文知识》杂志上的拼音文字实验读物，关心着中国的文字改革运动，还积极地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讨论。从中国的文字改革中我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国的方言多，不利于各地的人们相互交流思想。因此，有必要推广一种民族共同语——普通话。同样，国际间的语言更多，很不利于各国人民相互交流思想，当然也需要有一种国际间的普通话——也就是世界语了。这两者的道理完全相同，因此，我几乎本能地感到，我一定会成为一个世界语的热烈拥护者了。
* 第一次收到世界语者的来信 Unuafoje Ricevi Leteron de Esperantistoj
然而，对于什么是世界语，我可还是一无所知。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我立即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询问这个问题。我希望，也相信早晚能得到一个简明的答案。《人民日报》社把我的信转给了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ĈEL），这一点我可没料到。因为，一来当时ĈEL尚未恢复活动，二来我也不知道中国还有世界语协会这个组织。但更没料到的是，对于我这么一个愚昧无知的无名青年，ĈEL的（许多年后我得以转知当时代表ĈEL执笔回信的是张闳凡（Honfan）同志竟不厌其烦地写了长达三页的详尽的回信，何况信中还说已经给我寄来一本题为《什么是世界语》的小册子作为回答（很遗憾，这个小册子中途遗失，我始终未曾收到），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语者。这封回信的及时和详尽以及执笔者真挚而诚恳的态度使我大为感动，于是也就不揣冒昧地写了第二封信，请求他们帮助我学习世界语。
* 第一个课本 La Unua Lernolibro
这一次的回信来得不像第一次那么快，其真实原因是，因为当时书店里没有任何世界语书籍卖。ĈEL的同志为了满足我的学习要求而费心地逛北京的旧书摊去了。经过一个多月耐心寻找，他们终于在北京某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盛国成编写、开明书局旧版的《世界语全程》，于是代我垫付了书款，买下来寄给了我，同时还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鼓励我把这本书学完。这件事比第一次的详尽回信更深地震动了我，使我对世界语者产生了由衷的崇高敬意。
* 寄往北京的感谢信 Mia Dankletero al Pekino
课本用中文讲解的部分是用文言文写成的，读起来不那么容易。可是世界语课文部份，却是那么有规可循，明白易懂。我完全为之所吸引，如饥似渴地贪婪地读着，整个身心都沉浸到世界语学习中去了。就这样，从1956年12月起，用了三个月的业余时间，竟读完了这册课文，做完了全部习题，末了，甚至还用世界语给ĈEL写了一封感谢信！
* 赫尔曼教授 Profesoro Herman
尽管局面上已经达到了写信的程度，可是口头上却连一个字母的发音都还不会，这未免太美中不足。正在这个时候，ĈEL给我寄来一封信，说是有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的捷克世界语者Herman同志要经过我所在的城市，ĈEL已经拜托了他前来教我发音。这个飞来的佳音真令我喜出望外。日夜只望Herman教授早日到来。根据信上的日期，我用电话与Herman教授取得了联系，约好了会面的时间。然而，正像中国成语所说的那样：好事多磨。就在我们即将会面的前一、两个小时，Herman教授突然接到一封急电，临时决定提前返回北京。他也不无遗憾地给我留下了一封用世界语写的告别信件，表示歉意。就这样，我和这位热心的捷克朋友失之交臂，不但失去了一个学习发音的机会，而且此后的二十年中，再也没有机会和外国的世界语者直接交谈。
* 学习发音 Lerni Prononcon per Homo-diktafono
但我并不泄气，而是积极另想别的法子来学习发音。恰好这时有位朋友A要到上海去探亲，这是一位性格非常开朗而又极其热心的女同志。她问我有没有什么要在上海代办的事情。因为彼此很熟悉，我也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不寻常的请求：请她从上海将世界语的发音口头带回来教给我。她在上海找到先锡嘉（Sanio）同志，学习了世界语的发音。然后，当了一个忠实的传声筒，把发音教给了我。从此，我可以自己朗读课本，不再当哑巴了。
* 攻读《中级课本》Mezgrada Lernolibro de Szilaghy
发音关突破以后，我的学习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我可以放心大胆地高声朗读了。然而，知识和求知欲都是无止境的。我对于翻来复去读什么 Rozo estas floro
kaj hundo estas besto
已经不再感到满足，而是渴望着更上一层楼。我迫切需要的，是词典、课本和时间！这时，我似乎交了一段好运。一位爱书而且也会买书的朋友到北京出差，从旧书店中（请赞美旧书店吧！）给我带回一套《世界语中文大词典》。我捧着这一套抗战期间在重庆用草纸印刷的词典，爱不忍释，一页一页地读了起来。冯文洛同志写的编辑经过使我不胜感慨和敬佩。词典后所附的世界语函授学社的广告和书刊目录，则勾起了我的无限遐想和羡慕之情！课本我也从ĈEL另外买到一种，是著名的匈牙利世界语者
Szilaghy博士所编，完全用世界语讲解的《中级课本》，其实我希望得到的是它的姊妹篇《初级课本》，但当时未能买到。这本《中级课本》的内容非常丰富，然而对于无人辅导的初级自学者来说，则显得相当艰深。不说别的，打开书的第一句话Kabe
sendube estas skeptika figuro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就一直未能读懂。而且生字极多，每读一句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大量的时间。而时间，能为我所支配用来学习世界语的也奇迹般的出现了。原来这时我为了参加一个大型纺织厂的筹建工作而来到了洛阳。未来的工厂当时还是一片平地的筹建处也才集合起一、二十个人来。没有房屋，暂时都住在旅馆里。正当我们满怀激情在审查工厂的设计文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时候，突然吹来了一股下马风，说是基建要紧缩，工厂要缓建。这样，从风闻要下马到真正下马这段不算短的日子里，大家就无所事事了。这种“欲干不能”的闲暇对于大家当然是很苦闷的。但很快就有人想了种种办法来排遣心中的抑郁：到王城公园赏牡丹，天津桥畔吊洛神，邙山脚下看古迹。然而这些活动我都没有参加。我充分利用这一段大好时光，艰苦地但是胜利地攻读完了希拉基博士的《中级课本》，从此取得了自由阅读的能力。
* 《灵格风》唱片 Esperanta Songdisko Lingfono
1958年7月1日至8月10日，全国五十六座大中城市的外文书店或新华书店外文部同时收订英、德、法、西、世界语这五种外语《灵格风》唱片（国内复制品）。每种每套定价18元，收订后三个月内交货。18元！虽然这已经只是进口货价格的16%，然而对于一般低工资的小人物可不算一笔小数目。但总不能坐失良机呀！我毫不犹豫地去预订了，尽管我自己连唱针也没有一根。拿到唱片的当天晚上，我又去那位热心肠的好朋友A家里。她是有电唱机的，但开关插头却不够，电唱和照明不能两立，要听唱片就不能看课本，要看课本就不能听唱片。她好心劝我等到下一个星期日的白天，我们可以一边听唱片一边看课本，但是我哪里还能耐心再等片刻！硬逼着她马上放唱片。于是，在充满了淡淡月光的房间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抑扬顿挫的声音。Charjas
Richet赞美世界语的发音有意大利语的音乐美，那是完全不错的呀！
* 从事翻译活动 Tradukado
翻译练习，是学习外语的重要手段。翻译工作，是使用外语的广阔天地。从开始学习世界语之日起，我就与翻译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除了完成课本所布置的作业之外，我从未间断过时时给自己找出一些程度适合而又感兴趣的材料进行翻译练习。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自己觉得从中受到极大的好处。
我自选的第一篇翻译练习是一则中国民间故事《黄鹤》，是在刚刚学完了第一个课本时，对照着手中的俄译文完成的。趁A同志从Sanio学习发音之便，曾经带去请他指教过。Sanio同志除了在原稿上略作修改之外，还专门写了一纸便函表示鼓励说：“一个完全自学的人，经过如此短期的学习之后就作出了这样的翻译，这一方面说明了学习者的努力。但也充分证明了世界语的易学好懂。”
后来我又试译了几篇中国民间故事，寄往EPĈ投稿。全都没有发表。这些fuŝaĵo的质量是不过关的，但我的干劲和热心精神却引起了EPĈ的关注。他们愿意帮助我，把退给我的译文每次都作了详尽的批改，有的达到了体无完肤的程度。而我正是从这些失败和错误之中，找到了攀登之路。从这样一些实际练习中，得到了我国老一代著名世界语者张闳凡、冯文洛、方善境等人的指教。直到1959年春天，终于取得了一次有意义的突破：这一年第二期的EPĈ杂志上发表了我的译稿《金凤凰》（Ora
Fenikso）。从那以后，我一面参加EPĈ组织的《集体翻译》练习，一面也完成EPĈ的约稿或自己找材料译了去投稿。一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为止，几乎每一期的EPĈ上平均都有一篇我的译稿；最多的一次，竟发表了三篇。
* 第一次过柴门霍夫节 Mia Unua Zamenhof-festo
世界上现有的语言约三千种，没有任何一个语言有自己的节日、旗帜、徽章、组织、Himno和理想，而世界语却具有这一切！这是由它的特点所决定的。世界语和别的民族语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单是一种语言，而且还是一种正在成长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学习世界语的人不但谈不上有利可图，甚至还要准备作出一些个人牺牲，需要有一定的献身精神和经历坎坷的思想准备。追名逐利之徒自然不会自愿来到并且长期呆在世界语者的队伍里。集合在世界语旗帜下面的当然只会是那些为了人类的幸福甘愿自我献身的仁人志士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语者的聚会总是充满了崇高和同志式的亲切气氛的原因吧！Zamenhof节就是这样的场合。
第一次正式而隆重地过柴门霍夫节，是在1962年，于郑州。那时我已经有了几位学习的伙伴：有忠厚长者之风的卢成之同志，是四十年代在重庆学会E的老世界语者，ĈEL会员；热情奔放，肝胆照人的鄢明伦同志，是最积极的会话练习者；聪明而文静的许国华同志，是能吃苦的实干家；还有一位少数民族（回民）世界语者沙铎同志，是对任何外语都感兴趣的外语迷。我们经过一番准备，于1962年12月15日晚在我房间里集会，隆重庆祝世界语者的节日Zamenhof-festo！墙上挂着Zamenhof的照片和打字的议程。我们合唱了《希望歌》，朗诵了柴门霍夫博士的长诗《Al
La Fratoj》，接着各人发表了一篇节日讲话。一切节目都用世界语进行。气氛是热烈庄严而郑重的。郑重得甚至都有些拘谨了。末了一个节目是照相。这张照片被发表在EPĈ杂志1963年第二期第24面上，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很有意思的是武汉的世界语者同日也举行了集会。他们的照片与我们的刊登在一起。其中的主角张丹忱和李军同志，后来都成为我非常熟悉（而要好）的世界语朋友。
* 1963年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 La Unua Tutlanda Kunveno pri Esperanto-laboro
解放以后，中国世界语者全国性的集会有两次。第一次是1951年3月11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举行成立大会，为期一天。另一次是经国务院批准召开的“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于1963年7月25日至8月1日在北京举行。我很荣幸地受到邀请，却在最后一分钟受阻未能参加。当时我在一个工厂的工程师室工作，主管是两位总工程师。当我拿着请假条请他们批准时，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不但同意我请假，还在假条上批道：“胡国柱同志应邀出席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这是我厂的光荣......”大约这种光荣使他们很高兴吧，其中的一位老总笑眯眯地说：“让厂长也知道一下吧，礼多人不怪嘛。”本来我是完全可以不经过厂长批假这道手续的，但经他这一说，倒不得不去找厂长了。结果是一百个不同意，而且无理可讲。总工程师后悔莫及，但事情已经无法挽回，整个事情对我来说完全成为一首长恨歌。气愤之余我拍了一封电报，以李白的诗句开头，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并祝会议成功。
敬爱的陈毅同志出席了座谈会。他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对从事世界语工作的同志表示感谢。他说世界语这个工作“不是可有可无，是必须的，要大发展”。听说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UK）于1965年要在日本东京举行，陈老总雄心勃勃地提出要争取在北京开一次国际世界语大会，还指示在国内各大城市把分会搞起来。虽然十多年来陈老总的这些指示还没有实现，但这一切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永远温暖着中国世界语者的心头！
* 未编完的《汉世词典》 Ne Finkompilita Ĉina-Esperanta Vortaro
由于不间断地进行翻译练习，我的几本世界语词典先后都有用破了。三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汉世词典》，到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还依然保持着“后无来者”的记录，而且成为珍本，颇不易得。现实逼得我练成了能把世汉词典当作汉世词典使用的本领。但这毕竟是很不方便的。我曾经盼望着，要是有一部完善的、根据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的《汉世词典》出版，那该有多好！
中国有句成语说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我国优秀运动员，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同志爱说：“人生难得几回搏。”我大为欣赏。这是一个有志气的人说出的有志气的话。何等地壮怀激烈！
我把身边的世界语朋友鼓动起来，一齐来攻关，有意填补这个空白。我们商定了字典的规模、编辑方针和分工。准备收单词五万条。大体和文字改革出版社出版的《汉语拼音词汇》相当。编辑方针是首先制卡片，把现有的几本世汉词典“倒”过来，把原有的几本汉世词典兼收并蓄，然后补充新材料，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整理，誊清。朋友们几乎个个表示支持，但真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是许国华同志，独自一人包干了制卡片的工作。五万多条卡片，从1964年底起，大约只用了一年的业余时间就赶制完毕了，装满了一口纸箱。我的任务是负责对字典的内容进行审定，修改补充并且誊写清稿。到了1966年5月止，共完成了从A到H八个字母的全部编写誊清工作，共一万七千余条，约占全部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抄成七个巨型的分册，先后寄给了全国世协ĈEL。这时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河南来到湖北。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留在许国华同志处的一部分待编的卡片在一场十万人的武斗中毁于大火，而我继续编出的J、K、Z三部字母的清稿又被作为“罪证”抄去进行审查，从此下落不明。武汉的世界语者张丹忱、徐道荣同志对这一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关心。他们还和我一起开会研究过如何把这个工作进行到底的问题。结果也因种种干扰，未能如愿。仅由李军同志油印出A、B两个字母，成为一页历史的纪录。
* 流亡在世界语国度 Ekziliĝo en Esperantujo
1968年春天的一个深夜里，我因为躲避武斗，仓促离家，逃亡在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流亡在世界语国度（Esperantujo）中，见到了从照片上相识但尚未见过面的张丹忱同志，而引我去和他见面的，却是原来素不相识的徐道荣同志。他这时也是因为躲避武斗流亡在外，我们就同去见张丹忱。美丽的桂子山，是我们初次见面的地方。我们一见如故，竟在一起住了三天，完全用世界语对话、生活、学习。晚饭后去游览附近的名胜卓刀泉——相传是汉代关羽驻军于此练兵时卓青龙偃月刀于地得泉的地方，或者到东湖边去散步。我们三人年岁相仿，几乎是同年学习的世界语。语言水平以及对世界语热心和迷恋的程度都很相当。张丹忱用他们学院订的世界语书刊招待我们。果然在日本世界语学会的《La
Revuo Orienta》（东方评论）上见到了第50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报导，可惜亚洲的世界语者（除东道国日本外）出席的并不多。我们各抒感慨，意气纵横，大有用世界语为祖国争光、为人类多做贡献的雄心壮志。但我们万万没有料到不久以后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罪名，我们为此都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我们还谈到郭沫若，郭老流亡日本十年，光阴不曾虚度，经过刻苦努力的钻研，成为历史学家，甲骨文和金文的专家。我们决定一起去找李军同志，一同商量如何利用这一段流亡生活所带来的宝贵闲暇。
李军同志住在汉口郊区，坐公共汽车，从终点站步行，翻过一座大堤，还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他的茅屋。当我们看到保存在这田间茅舍里几百册武汉市世界语小组的世界语书刊杂志和学习资料时，惊奇得如同发现了绿洲一样。
李军同志送给我一册他写的长诗《La Espero》，使我永远难以忘怀。这是一首长达320行的诗歌，充满了世界语者的美丽幻想和浪漫色彩。诗歌描述了1987年（即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在北京举行UK的盛况以及中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很可惜，这份珍贵的诗稿也消失在十年浩劫中那些严峻的日子里了。
* EĈE小刊 El Ĉinaj Esperantistoj
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有如大海怒涛，把亿万工农兵、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把圣徒和魔鬼，一古脑儿卷了进去，人们最崇高和最卑劣的感情和品德，全被召唤了出来，进行着激烈的搏斗。每一个人都注定了要在这一场历史的大风暴中经受检验，经受考验，经受锻练。当大浪袭来的时候，一切国内的、国际的联系全都中断了。我的世界语朋友们，无不经历了坎坷的道路，连“用外文写字”、“有一架英文打字机”、“有一张地球的照片”等也都成了耸人听闻的罪状。当我们再次相逢于世界语之国（Esperantujo）时，已经是五年之后。我被折磨得失去了胃和健康，身体虚弱得不能上班，可是精神上毋宁说更加沉着坚定了。这时我与扬宗琨同志恢复了联系。他大约是我们所知的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世界语协会UEA会员、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IEMW）馆长Hugo
Steiner的朋友。如果您有幸拜访世界语者的Mekko——IEMW，您可以在纪念碑上发现他的金色名字！在那样的年代里，他居然还在坚持国际通信，以大无畏的精神，寻求着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令我敬佩不已。
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和徐道荣、扬宗琨一道长途跋涉去找李军。乡间的泥泞小道使我们的胶鞋几乎增加了两倍的重量。当我们出现在李军同志面前时，他完全喜出望外了。但我们没有丝毫的哀惋叹息或悔恨颓丧。我们商量的是如何继续我们中断了的世界语工作。方老Tikos以他个人通信的方式，把身处逆境而坚持从事世界语学习和研究的各地同志联系了起来，一个人几乎起到了一个组织所起的作用。在他的亲自关怀下，一个篇幅不大，但影响不小的小刊物El
Ĉinaj Esperantistoj(EĈE)出现在那些极为困难的环境中还在坚持学习世界语的忠实的读者面前了。EĈE的编辑工作中渗透了徐道荣同志的不少心血。而我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倾注了我的全部身心来刻钢板，力求使它的形式有如艺术品的外貌。EĈE是不牟利的非卖品，而有的读者竟愿以五元一册的捐款来支持它，第二期就有读者专门用世界语写来了献诗。第三期上登了扩大订户的启事，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紧急刹车。乌云又在升起，风暴即将来临。而罪恶的矛头这次却是对着人民的好总理而来的。愤慨中徐道荣译了毛主席的诗《七律·冬云》，我则译了屈原的《涉江》，发表在EĈE上：
Mallum' kaj lumo interŝaĝis lokon sian.
Kaj nokto tag' renversis unu la alian.
（阴阳易位，时不当兮）
Oni konfidas nek al fidelul' funkciul' funkcion.
Nek al saĝuloj inde gravan komision.
（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
两千多年前这位伟大的诗人的不朽诗句仍然在愤怒地控诉！
* 学诗与译诗 Lerno pri Esperanta Poezio
从1972年下半年起，我的世界语学习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学习世界语诗歌并且试译《毛主席诗词》。我把自己试译的几首毛主席诗词寄给了敬爱的方老（Tikos）请求指教。这时尽管我已经把大部头的Esperanta
Antologio全文手抄了一遍，但对于世界语诗歌的知识和理论，实则还是极为无知的。感谢敬爱的方老，他把自己收藏的一本Parnasa Gvidlibro慨然借给我阅读（这本学习世界语诗歌的必读之书在国内一共也只有两本，都属于私人收藏的珍本书）。
这时上海的叶纲宇同志给我寄来了他珍藏的Eterna Bukedo，薛诚之教授把他亲自打字的 Kien la poezio抄本借给我学习。我对于这些老前辈的关怀极为感激。除翻译了十几首毛主席诗词外，还抱着为祖国填补空白的决心编写了一本十万字的《世界语诗词格律》（Esperanta
Metriko）献给中国世界语者。薛老详细地审阅了原稿，并且写了鼓励的话。李军同志冒着酷暑将其油印出版，作为EĈE停刊后的出版物发行了。后来才知道，油印发行这本小书的事实的本身，就曾经给身在牛棚的老世界语者莫大的安慰和希望。
我和其他同志试译的毛主席诗词，被方老（Tikos）集成《毛主席诗词世译通讯》（一）（二）（三）油印流传，征求意见。还得到了徐声越同志的关注和指教。后来，世界语版《毛主席诗词》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我和王崇芳、徐道荣同志都被提名参加翻译小组借到北京工作。国家外文出版事业发行局发出公函，请各有关省委大力支持协助。然而正如多年的情况一样，我们三人在各人的本单位得到的不是支持而是阻挠，谁也没有被允许出差参与这次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孤军奋战，分别完成了各人分担的任务。这已经是1976年春天的事情了。十年动乱中我和世界语同志们不间断世界语学习，我们还举行了好几次柴门霍夫节纪念活动。这些都成为历史的记录。
* 参加《毛选》五卷翻译 Kuntraduko de la Kvina Volumo de la Elektitaj Verkoj de Maŭ
Zedong
晴天飞霹雳，十月破坚冰。万恶的“四人帮”被打倒了。正好徐道荣因出差来到我这里。我们登上公园里的一座小山，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广场庆祝大会的实况转播，心情十分激动。全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激情，像火山一样迸发了出来。我们赋诗唱和，欢呼中国人民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我有一首七绝写道：
大治之期欣有日，东风催放花万枝；
但看满园春烂漫，嫩红老紫竞芳姿。
徐道荣的和诗是：
以求梦寐盼治日，共赏春暖花万枝；
爱世倍朗多俊杰，且看华夏展雄姿。
他把Esperanto用汉字音译写进第三句，音意双关，特别令我喜爱。
1977年4月15日，《毛选》五卷正式出版发行。我和其他几位同志，从第二天（16日）起就分头动手各译部分成世界语寄给外文出版社，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劳动，我胜利完成了出版社分给的三万多字的翻译任务，得到了一封从北京给我寄来的感谢信。回想起我第一次用世界语给北京写感谢信，到现在收到北京给我的感谢信，正好过去了整整二十个别年头，心中十分欣慰。
后来，我又寄去了自己翻译的鲁迅先生作品《朝花夕拾》。几年以后，这本书也在北京正式出版。
二十年来，我未曾有一日间断过世界语的学习，今后也永远不会停止向新的高峰登攀。
Malfacileco, malrapideco,
Al ni la vojon ne baros.
Sen malhonora malkuraĝeco,
Ni kion povos, ni faros.
（困难和缓慢，
都不能阻挡我们的道路。
没有那可耻的懦弱，
我们能做到什么，就一定要做！）
* 未完的尾声 Nefinita Epilogo
“四人帮”在政治上已经完蛋了，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是不能和他们的“尸体”一道轻而易举地抬走、埋藏掉的。它还留在我们这里，在我们中间发出恶臭。有些在“四人帮”时期受到迫害的同志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得不到解放，甚至受到新的考验，就是明证。有志者往往要在逆境中奋斗。但是，情况毕竟已经大不相同了，一切想阻挡我们新的长征的羁绊都将是徒劳的。1978年春节，我重获自由和武汉几位世界语好友又相会了。我们抚今追昔，豪情满怀。我即席赋《长相思》一首，道：
春佳节，团圆节，久别重逢话不绝，笑谈风雨雪。
情切切，意切切，展望明朝励切切，雄关从头越！
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说过：“我们在选择职业时所应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他又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范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亲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觉得这一段话不仅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者，也完全适用于世界语者。我的朋友鄢明伦就曾经收到过一位外国世界语者的骨灰。死者生前和中国朋友通信，死后还留下遗愿要把一部分骨灰洒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面对这位外国朋友的骨灰，不禁为他的广阔胸怀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情谊而洒下了热泪。这样一些感人的事例，在我们多年的世界语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为世界语经历了坎坷，世界语也带给了欠产珍贵的友谊和欢乐。我丝毫也不惋惜成为了一个世界语者。诚然，世界语者并非完人，更非超人，但现阶段的世界语者，确实无愧于鲁迅先生所说的：“都超乎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我为此感到幸福和骄傲。我将为了祖国和人类的幸福，继续用世界语坚持工作、学习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完）1978-02-03
[说明]
1977年冬天，方善境老通过他的油印信，在与他有联系的通信者之间，发起一次征文，题目是“世界语和我”。国柱写了这篇《秉笔忆征程》参加。文章先是发表在同名征文集的油印本里。后来被收入黄石市世界语协会1983年编印的《世界语者们》一书。文章所写的内容，是国柱于1956年至1977约二十年间学习世界语的经历。这样的故事，世界语者人人都有，但人人的故事不会相同。而且，只要生命不息，故事也不会停止。从1977年之后，国柱在世界语者的队伍中，又经历了约近三十年。适逢eLerno网站上新建《中国世界语运动史料库》专栏，国柱特将旧稿找出，重新打字了寄去。尽管人世沧桑，变化很大，但既然是史料，就还是按原样保留，不作更改。(2005-05-18
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