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 风 不 可 长

                                        —— 兼评《聊斋志异》世译本中的改革倾向

                                                                              魏 以 达

　

    语言学最基本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一个“共核”，即语言的使用者们都必须遵从的语言基础。不管你使用的语言是雅是俗、是复杂还是简单、是高亢还是低沉、是南腔还是北调、是学究气还是直陈胸臆，都必须围绕“共核”来进行，一种语言失去了“共核”也就失去了交际的功能。汉语拥有众多的方言，尽管其语音语调千差万别，却能沟通全国，交际自如，这就是因为它们植根于共同的语言基础。世界语也不例外，她也有一个“共核”，即各国世界语者都共同遵从的语言基础。世界语者遍布各地，受千山万水阻隔，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母语，有的表达方式可能还会受到各自母语的影响而形成所谓“世界语方言”，一旦他们汇集一堂，用世界语侃侃而谈时却并丝毫无交流不畅之感，其重要原因就是大家一丝不苟所维护和坚持的共同的语言基础。语言的“共核”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如果一种语言的“共核”受到破坏，这种语言将会面临灭顶之灾，语言交流即变为空谈。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有丰富的语言学经验，他英明地预见到这种危险，于是在1905年8月召开第一届世界语大会上所发表的《布伦宣言》中明确提出：“一切世界语者必须永远接受的仅仅是作为世界语基础的那个小册子 —— ‘世界语基础’。其内容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更改，（那怕是细小的变动）。如果有人违反了该书中所列举的规则和范式，永远不许他拿‘这是世界语创造者的意见或希望’这句话来为自己辩解。”（祝明义译）可是事隔两年却发生了世界语运动中最不幸的事件 —— 以朵（Ido）语事件。为追逐个人名 利，以朵语的炮制者（原为世界语者）无视柴氏主张的“世界语基础的不可更改性”（netuŝebleco de la Fundamento），公然大刀阔斧改造世界语：他们去掉了字母上的“帽子”，删除掉几乎所有目的格的用法，名词复数结尾用-i代替，创造出分别以-ar,-ir和-or结尾的三种不定式，以-es代表被动（legesas = estas legata），并改造一大批词根。世界语运动因此而发生分裂。以朵语运动猖獗一时，但由于以朵语者们狂热的“改革”情结，连以朵语本身也惨遭改造，最终导致以朵语分崩离析。柴氏预见的正确性从以朵语事件中得到论证。90年过去了，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以朵语事件的沉渣泛起。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中国的世界语界出现了一种改革世界语的苗头。

   1997年9月号的《中国报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fare de到far”（以下简称《从》文）的署名文章，文中论及关于副词-介词词组的简化和介词后普遍使用不定式问题，编者名曰“语言问题讨论”，实则是一纸改革世界语的荒唐言。在目前中国世界语者水平普遍不高，国内尚有人全盘否定世界语（见97年4月号《读书》“春梦了无痕”一文）的情况下，这无疑是为处于低潮的中国世运雪上加霜。《从》文置世界语的基本原则而不顾，根本与柴氏的主张背道而驰，本应群起而攻之，然而却得到中国世运中某些有权人物的鼎力支持，这是中国广大世界语者所不能容忍的。如若让这股改革思潮任其泛滥，中国世运将损失惨重，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世运史中亦将载入这耻辱的一页。《从》文作者振振有词，其文所反映出来的则是作者对语言学知识的匮乏。我们不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从》文的改革主张作一些分析透视，以利于同仁们对“世界语基础的不可更改性”有更清楚的认识。

   世界语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逐渐成为一种日益成熟的语言，她与其他民族语言一样具有完整的语音、语法和词汇系统。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但其语音和语法相对不动，而词汇则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日益丰富。例如，电脑技术的发展就引发了语言中电脑词汇的大增。但语音和语法则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从基础上保证了语言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新词汇的产生也并非完全由某几个权威人士或机构颁布制定，而是使用者通过对旧词添加新义或在绝对必要时创造新词的办法产生。新的词汇的取舍完全由使用者们的使用习惯来决定，在使用中得到大多数使用者认同的新词汇被保存下来并流传开去，不受使用者欢迎的新词汇必然会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遭到扬弃。这就是语言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世界语的词汇的发展也是按照这条规律循序渐进，从草创时期的904条词根发展为现在的约16,000条（PIV）词根，但词汇的大发展却没有触发语音和语法系统的变动。《从》文提出的两个问题是试图对世界语的语法系统作出更改，完全逆语言发展的基本规律而动，毫无道理可言。

   《从》文提出的第一点是要简化副词-介词结构，《从》文作者认为既然fare de可以发展为far,那么dank’ al就可以发展为dank而作为纯粹的介词使用，推而广之，koncerne al变为koncern, konforme al变为konform, kontraste al变为kontrast, proksime al变为proksim, rilate al变为rilat, spite al变为spit, flanke de 变为flank, inkluzive de变为inkluziv, escepte de 变为escept, kompare kun变为kompar等等。《从》文作者在这里忽视了语言使用者的作用，fare de或far’ de发展为far是出于de的语义负担过重，而从语义中分出表示施动者的部分由far来承担，同时far又具有两大优点：其一，far只有单一含义，使用中不会产生误解；其二，far的词形结构作为介词易于辨认，发音也与sur, por等介词 雷同。由于far所具有的优点，它已受到不少使用者的青睐，极有可能成为世界语中的新介词。但dank’ al的情况与fare de的情况就不一样，它没有像fare de那种需求上的转化，使用的频率也远不及fare de那样高，一篇文章中难用上一两个dank’ al，至于用起来经不经济，使用者不会作过多考虑。当然，我们并不排除dank进入介词的可能性，不过事前有两点值得考虑：一是，介词中已有包括dank’ al含义的pro，有否必要让两个具有相同含义的介词并存；二是，如果仅仅从经济节省的角度考虑，dank在词形上并不比dank’ al经济多少，加之人们的使用习惯难于改变，所以dank要挤掉dank’ al并非易事。有人曾想用vic’ al（或vice al)来代替anstataŭ，在词形长短上，vic’ al更占优势，几十年过去，人们仍偏爱anstataŭ,在诗歌中若因节奏关系，也宁用 ’stataŭ而不用vic’ al，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为讨论方便，我们将《从》文中的一些例子转引如下：

   1. Ili longe diskutis koncern okazigo de aparta simpozio pri gramatiko.

   2. Ili tuj organizis volontulajn trupojn konform sia deklaro.

   3. Brilis giganta verda stelo kontrast la oranga fono.

   4. Nova fervojo aperis proksim ilia heimloko.

   5. Novan pason oni faros rilat nasklimigo.

   6. Spit konsiloj de la amikoj, li ne revenis al la urbo.

上述例子中的黑体斜写词都是《从》文作者引进的新形式，它们分别代替如下的副词-介词词组：koncerne de, konforme al, kontraste al, proksime al 和rilate al。作者认为，例子中的新形式均能起介词的作用，但作者却并未明确指出它们在语法中应划归的词类。这样就出现三个问题：一、是否所有的副词+介词词组均可以采用如此形式，如：

   1. Paralel la disvolviĝo de transportado, aŭtoj produktiĝis multoble. （paralel代替paralele kun）

   2. Fier la gajno en futbala matĉo, la ludantoj ĝoje drinkadis la tutan nokton. （fier代替fiere pri）

   3. Ebri kolero, li forirs sen adiaŭi. （ebri代替ebrie de ）

   4. Gard la eventuala kaoso, Zamenhof difinis ĉi tiun regulon. （gard 代替garde kontraŭ）

   5. Kapklin la tero, li singulte ploris. （kapklin代替kapkline al）

如排除临时性的搭配，相对固定的副词-介词词组也有64个之多（参看PAG 122节），是否都能采用此种形式。二、这些新形式都以词根形式出现，给人的印象则是所有的词根都具有这样的功能。三、出现发音的问题，如：koncern, konform, laularg(laularge de), dekstr(dekstre de), maldekstr(maldekstre de), rezult(rezulte de) 等等中的后面几个辅音难于上口，这给世界语的发音系统也带来一定损害。

   由《从》文作者世译的《聊斋志异》中也存在上述的改革，如：

   1. Tiu rakonto pri amo kaj amikeco inter junuloj kaj vulpospiritoj manifestas klare la idealon de sinjoro Pu Songling koncern la rilatoj inter viroj kaj virinoj. (p.5)

   2. Kaj dank influo de la patro, li eniris en la gubernian lernejon ... (p.24)

除此而外，这本译著中最触目的还是对kelk-的改革，试看如下各例：

   1. Post kelk tagoj, la pordisto subite anoncis, ke Ye alvenas. (p.24)

   2. Li sendis kelk virojn al la domo de Xiangru, batis lin kaj lian patron, kaŭzante bolan tumulton. (p.92)

   3. Kelk servistinoj helpis belulinon eliri el ĝi. (p. 116)

kelk-原本为形容词词根，经《从》文作者一改，kelk仿佛蝙蝠一般，既不可能是形容词，也不可能算数词，因为数词中无“几”的概念（英语和法语中的“几”分别为several和quelque均属形容词）。此外，kelk-的其他用法也因译者一改全部消失，如我们原来可以说： Kelkaj pensas, ke li faris eraron. 现在就不可能说： Kelk pensas, ke...。Kelk的形式仅仅是节约了一个字母，而损失的却是各种用法，kelka等的优美发音和前后走动的自由（我们无法说：Floroj kelk），所以这种改革是毫无道理的。在此，我们还得附带提一提miliono的变身miljon (p.1)，miljon当如何发音呢？发作mil-jon还是mi-ljon? 若是前者倒还符合世界语的发音体系，但要连续发出l和j来也就不比发mi-li-o-no更容易；若是后者则有孛于世界语的发音体系，纯属舶来品（来自英语million的发音）。如果仅仅为了省两个音节，大可不必作这种遭人唾骂的改革，milmil（如有必要这样用的话）不就是miliono吗？原本一册漂亮的译著，因这些乌七八糟的改革，已大失光泽了。

   《从》文作者的另一大主张是在介词后面普遍使用不定式，这一主张有损于世界语的介词系统。《从》文作者引用了PAG中的一句话：“不定式一般不容许前面使用不定式。只有三个介词在习惯上可用于不定式之前：anstataŭ, krom和por。”之后，他提出“为什么它们（上述三介词）有如此的权利？难道不可以以此证明那种习惯的正确性并坚持 遵从之？（原句叙述有误，大意如此）既然可以在por之后使用不定式，为什么就不能在pro之后用？如果介词+不定式形式的意思清楚，为什么就不能在介词后普遍使用不定式？”这就是《从》文作者推理的逻辑。其实，PAG的那句话仅仅是一般性介绍，在这句话的下面有一个注解却被《从》文作者忽略了。我们从注解所给线索再看看柴门霍夫对介词后使用不定式的叙述：“……por和anstataŭ与不定式用在一起，根本就不成其为例外情况，而是其用法有不同原因：用于不定式前的por 和anstataŭ已不仅仅具有纯粹介词的意义，而几乎具有了连接词的意义……”（柴门霍夫：《语言问答》第128节）可见，介词类中的por, anstataŭ, krom和sen其后可用不定式是因为它们另肩负的一项近乎连接词的功能，已并非纯粹的介词，所以不能以此为依据来进行推理。在介词类中还有dum和ĝis兼作从属连接词，其后使用句子，我们能不能以此来要求所有的介词后面都使用句子呢？显然《从》文作者的推理逻辑是荒唐的。

   《从》文作者还提到有关antaŭ ol和post kiam的用法问题。他认为dum后面可直接跟句子，为什么在antaŭ和post之后就不能，而一定要加上ol和kiam。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有一定的分析。Dum同时作为附属连接词自然可以跟句子，这点无需赘述。Antaŭ和post如果不具有特殊的含义，笔者认为，它们完全可以与dum一样作为附属连接词来使用。可惜，antaŭ和post兼具表示“时间”和“地方”的双重含义，为避免表达意义上的含混，在使用时就得相应的处理。Antaŭ后加ol和post后面加kiam就毫无疑义是表示“时间” 而不是“地方”，如果没有ol和post则会产生歧义。我们用《从》文中的例子来进行分析：

   1. Li donis necesajn klarigojn, antaŭ ol li komencis la manipuladon.

如果去掉句中的ol，我们会有两种理解：一、他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然后开始操作（表示时间）；二、他在开始操作的地方前面作了些必要的解释（表示地方）。

   2. Ĉiuj jam klare vidis la avantaĝon de tiu systemo, post kiam inĝeniero faris demonstradon.

去掉句中的kiam，同样可有两种理解：一、工程师作完演示后，大家清楚地看到了这套系统的优点（表示时间）；二、大家在工程师作演示的地方后面看出了这套系统的优点（表示地方）。

   不管上面的理解是否牵强，产生歧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后面跟一般的词则绝对产生歧义，如：

   Vi cedos antaŭ mi. （表时间：你会在我之前作出让步；表地方：你会当着我的面作出让步的。）加上ol后则不可能产生歧义。 post与此类似。

   所以，要先对各别介词作出具体分析后，我们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只是从表面看问题，用“你是人，我是人，你当总统，我也应该当总统”的逻辑来进行推理是全然错误的。

 

   综上所述，对世界语的研究和使用都应当以不触动和改变“世界语基础”为大前提，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权对“世界语基础”进行“那怕是细小的改动”，即便是在语言运用方面具有最高权威的世界语研究院（la Esperanta Akademio），也只“有权对这样或那样有疑问的语言问题作出正式的决定”（柴门霍夫语）而无权对“世界语基础”作出这样或那样的修改。只有在这个大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地使用世界语才能逐步完善和丰富世界语，采用突进和釜底抽薪的办法，无视众多世界语者的使用习惯，只能危害世界语的健康发展。我们不希望看到中国的世界语者去干有损于世界语和世界语运动的事。可以断定，经历过一百多年风雨考验的世界语界，决不会因为几个“改革家”的误导宣传而晕头转向，任何改革世界语的企图都是徒劳的，注定会失败的！

                         主要参考书目

L. L. Zamenhof: Originala Verkaro

L. L. Zamenhof: Lingvaj Respondoj

L. L. Zamenhof: Fundamenta Krestomatio de la Lingvo Esperanto

Kalocsay kaj Waringhien: Plena Analiza Gramatiko de Esperanto

SAT: Plena Ilustrita Vortaro de Esperanto

Alfonso Pechan: Gvidlibro por Supera Ekzameno

Pu Songling: Mirrakontoj de Liaozhai

祝明义：《柴门霍夫演讲集》，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