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读到的一本书说起
石成泰
我没有出席去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UK，当然是因为囊中羞涩，于是就愿意看看ESPERANTO杂志去年九月那期的大会报道的专号，在“会中的庙会”(Kongresa Kermeso)那个栏目的右下角，我读到一条简讯，说是几位新书的作者在书摊前和读者见面，其中就有俄罗斯那位当年苏联青年世界语运动(Sovetia Esp-ista Junulara Movado)的中坚份子，诗人布龙斯捷仁(M. Bronŝtejn)带着他那“不可或缺的吉它”(kun nemalhavebla gitaro)为自己的新书《苏联青年世界语运动的传说》(Legendoj pri SEJM)给读者签名。那时候我真没指望能读到这本书。
几天前日本老世界语者，日中友好通信协会会长栗栖继先生(s-ro Kurisu Kei)从日本寄赠我这本书，他在信上说：“此书详细地描述了战后的苏联世界语运动，这就是它使我感兴趣并且要寄赠给你一本的缘由所在，我想你也会对它有兴趣，更可能的是，你在你们国内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La libreto Legendoj pri SEJM detale priskribis la postmilitan Esp-movadon en Sovetio. Jen kial ĝi tiel interesis min kaj instigis min ĝin donace sendi al vi, ĉar miasupoze tiu temo ankaŭ vin interesos. Des pli ke vi mem certe travivis ion similan en via lando.)我用了两天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传说》，栗栖老人说的不错，这真是一本挺有趣的书，读着读着，我不禁入迷，而且还浮想联翩，竟按照书中讲述的思路和自己在世运中的经历对号入座起来。于是就不禁手痒，胡诌起“琐话”来。
众所周知，苏联的世界语运动在斯大林的“大清洗”(la Granda Purigo)中遭到灭顶之灾，到了１９３８年，运动的骨干力量死的死，亡的亡，刊物被禁，协会被封，只有极少数世界语者幸免。可是，正如我在陈原同志一篇杂文结尾处读到的一句话所说：“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到了1954年土拉(Tula)的一位世界语者吉希廖夫(I. Kisiljov)在国外的世界语杂志上登出了自己的地址征求通信。那时候，他收到的国外来信，头一句几乎都是：“在苏联真还有活着的世界语者吗？”(Ĉu vere en Sovetio restis vivaj esperantistoj?)而另一些更勇敢、更热心的才智之士开始恢复世运，书中提到波卡列夫(prof. E. Bokarev)等人。在布龙斯捷仁的故乡，他的老师罗果夫(A. Rogov)就大胆地办起了世界语学习班，少年布龙斯捷仁就成了他的“高足”，书中用“召唤者”(la Alvokisto)的题目专为他写了一章。
这不禁使我想到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之下，叶籁士等同志办起《世界》杂志，“语联”的同志们参加左翼文化运动；抗战军兴，中国的世界语者高举希望的火炬，喊出了“用世界语，为民族的解放”(Per Esperanto por Liberiĝo de Ĉinio)的口号，奔赴抗日救亡的战场！而各地的世界语组织开办讲习班，传播希望的种子。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世界语运动被“横扫”殆尽，但幸运的是世界语的工作(la Laboro per Esperanto)还能继续，火种得以留存。就在那时，方善境(Tikos)以大无畏的精神，冒着被“打倒”的危险，秘密地和外地的“好世之徒”(ĝisostaj esp-istoj)通信联系，出借自己的藏书，为世运的复兴培养可造之才。而那时已经自身难保的胡国柱，躲避造反派的武斗，流落在外，和张丹忱等人，在武汉出版了“地下”世界语油印刊物《中国世界语者之声》(El Ĉinaj Esperantistoj)，连续出了四期，真是胆大妄为之举！今天回顾往事，还不禁为他们感到后怕。而他们终究平安无事，我想是刊物的几十(?)位读者都是一样的“好世之徒”——柴氏语言理想的追求者，没有见利忘义的告秘小人之故吧。
历史进入今天，我们走过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之路。这些往事，按照布龙斯捷仁的说法，已经走进了历史，变成了“传说”(Legendoj)，昨日的传说。
市场经济大潮打破了人们传统观念，思维方式。在潮水面前有人作着“黄金梦”(la Ora Febro)，跃跃欲试者下海弄潮；不甘心者望海兴叹。年轻人对学这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经济实惠的“爱斯不难读”(Esperanto)，已不大感兴趣，学过的人也有不少离开了世运的行列，这种局面不禁使我们中的一些热心肠的同志感到悲观。
然而我不悲观。这应该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昨天已经变成了历史，辉煌或者悲壮的篇章成了“传说”。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首先要问自己，为世界语的语言理想我能做些什么？世界语运动只能是当今社会文化活动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人首先要吃饱喝足，才有可能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在奔小康的条件下，要说作作“黄金梦”也实在无可厚非，而为了理想追求，人们应该首先考虑的是付出而不是获取。还应该想想，我能在哪些领域使用世界语，如何用好？如今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英雄”会有“用武之地”。布龙斯捷仁就带着他那“不可或缺的吉它”在世界各地做世界语歌曲的巡回演出；身残志坚的毛自富靠语言理想给予他的力量，坐在轮椅上，用世界语创作出优美的诗篇；崔之駸医师用世界语撰写论文；王天义用世界语开展国际经贸合作，黄银宝在农艺研究中使用世界语……他们的语言实践证明世界语是有着无限的生命力，无限待您开发的潜力的，可以说世界语运动也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今年2月5日世界语之友会举办了新春座谈会，柴泽民同志和陈原同志的发言已经以“不灭的理想”为题刊发在《世界》杂志今年的第3-4期上，真值得我们好好读一遍。各地的同志，特别是老同志的集会能经常化，才有利于巩固世运的阵地，“召唤者”永远是运动的中坚呵！广州的世运大家都说搞得有生气，就在于他们的活动经常化！他们那份精美的小刊物AGADU，使人赞不绝口。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何不尽力去用“行动”打破本地世界语活动的沉寂局面！
我很赞同陈原同志的话，他说：“现在没有三十年代那样的民族救亡运动，我们不要希望达到那样的宏大规模。有时小规模的活动对文化工作有很多影响。”这使我又想起方善境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曾担心过，随着“一哄而起”而来的会是“一哄而散”。读读昨天的“传说”对我们毕竟是有教益的。
父辈、子辈
这个话题是对布龙斯捷仁书里Patroj kaj Filoj那章标题的照抄。苏联到了六十年代世界语运动已经复苏，而世运中的分歧也随之而来。他们那里好象不大是像我们这里有些世协内部为了“权利”（或名位）之争而闹得不可开交，他们的分歧主要是由父辈、子辈在搞活动方面的不同要求引起的，说句时髦话是“代沟”使然。世界语集会上的传统项目如“大会大学”(universitatoj)、“自由论坛”(liberaj tribunoj) 以及没完没了的座谈(senfinaj kunsidoj)之类自然引不起年轻人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歌舞和娱乐，1965年中学生布龙斯捷仁参加在拉脱维亚举办的世界语营地(Balta Esperanto-Tendaro en Saulajne, Latvio)活动时，就提议组织“轻松愉快俱乐部”(Klubo de Gajaj kaj Spritaj)，可说是振臂一呼而从者云集。被称作“坏小子”的拉脱维亚世界语者摩捷尔茨(aĉulo E. Mozerts)，比布龙斯捷仁大上几岁，就发起组办“苏联青年世界语者营地”(Sovetia Esperantista Junulara Tendaro)，于是布龙斯捷仁六七十年代就几乎每年带上他那“不可或缺的吉它”参加“营地”活动，唱他自己创作的世界语歌曲，而且由俄罗斯唱遍了欧洲……六十年代“苏联青年世界语运动”(SEJM)这一组织也应运而生。
在1997年召开的俄罗斯世界语者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也已进入“父辈“的布龙斯捷仁参与起草，写得挺有意思，大约对我们的运动也有参考价值，不妨抄录几句：
“1）年轻一代的世界语生活在自尊之路上向国家世运的传统演进；
(1. E-vivo de pli juna generacio evoluas en vojo digna al la tradicio de la landa E-movado;)
2）青年世界语者队伍中的语言水平及对其内在理想的理解有必要提高；
(2. lingvonivelo kaj kompreno de la interna ideo en vicoj de junaj esperantistoj bezonas plian altigon;)
3）被指出的缺点及所谓的“代沟”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妨碍正常的共处、合作和在国内世运场合中最出色的友谊；
(3. menciitaj mankoj kaj la nomitaj intergeneraciaj diferencoj neniel malhelpas normalan kunekzistadon, kunlaboradon kaj plej bonan amikecon en la landa E-medio;)
4）任其在国内组建多少世界语组织，我们不能忘记，运动的目的是同一的，为此，一切误解、争吵、触犯及过失都应该共同、和气和友好地解决；
(4. kiom ajn da E-organizaĵoj funkciu en la lando, oni neniam forgesu, ke la movada celo estas komuna, kaj pro tio ĉiuj miskomprenoj, kvereloj, ofendetoj kaj misagoj devas esti solvataj kune, pace kaj amikece;)
5）坚持为青年一代更有成效的进步和各代人之间的友好，创设旨在对各个年龄段都能感兴趣和可通用节目共同安排的计划；
(5. por pli efika evoluo de juna generacio kaj intergeneracia amikiĝo estas rekomendate krei planon de komunaj aranĝoj kun la programo utila kaj interesa por ĉiuj sendepende de la aĝo;)
6）年长的世界语者从不对年轻一代的喜欢喧闹、唱歌、跳舞、神气活现等等抱怨不休；
(6. pli aĝaj esperantistoj neniam grumblu pri bruemo, kantemo, dancemo, prancemo ktp. de la juna generacio;)
7）而“子辈”也从不嘲弄“父辈”的过分唠叨、打鼾、怀旧情结等等。
(7. la “filoj” neniam moku la “patrojn” pro troa postulemo, ronkemo, nostalgio pri pasintaj tempoj ktp.
让我们友爱地生活和工作吧!”
(NI VIVU KAJ LABORU FRATE!
el Rezolucio de REK ’97)
又让栗栖先生言中了，我们也不乏类似的经历。自1979年5月1日湖北省世协成立以后，各地世界语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那时黑龙江省的世界语研究会隶属省外语协会，是属于“学术团体”，入会者有资格上的限制，须有讲师或副科级以上名份的人才能被接纳入会（我那时候还没有评职称，承蒙会长老世界语者张雁、尤宽仁等的推荐，幸运地“破格”被接纳入会），那些青年同志，就被拒之门外。可是迟永成就在省协会和哈尔滨市世协成立之前，率先组建了黑龙江省青年世界语者协会，位于美丽迷人的松花江畔的哈尔滨青年宫为之提供活动场所，1986年在那里还为北京UK之后来访的外国世界语者举办了欢迎舞会。
1980年湖北省世协的首届年会在中山公园的湖心亭举办，会议仍不脱我们常在电视节目上看到的开国务会议或人大讨论会的模式，领导成员前排就座，一人发言，众人洗耳恭听。到了1981年在黄石召开第二届年会时，形势就不同了，从全国各地来了二百多位参加者，其中大多数是青年世界语者，主办者就要摹仿UK的方式，想成开一个自由活泼的“合宿”(kunloĝado)。不料这一安排不合时宜，也使主管部门那位负责专管世协并身兼副理事长的X同志，感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侵犯，于是从上面来了禁开的命令，一时乌云压顶。那几位敢在文化大革命中办地下油印刊物的湖北省协理事，虽然已是“人到中年”，但仍“童心不泯”，就决定把大队人马拉到庐山上，躲开无理的干扰（IKSO戏称之为“敦科尔克大撤退”），开了个别开生面的“年会”。那些出席这届年会的年轻朋友，后来不少成了各地世运的骨干。我曾以这次庐山会议为背景，给《一月间》(Monato)杂志写了一篇小说《皈依之吻》(la Apostoliĝa Kiso)，这篇小说后来被收入奥德编的小说集《时间逃遁》(Tempo Fuĝas kompilita de W. Auld, FEL, 1996))一书中。
进入九十年代，中国的青年世界语运动呈现了蓬勃的生机，在《中国报道》杂志上还开辟了青年运动的专栏（la rubliko Junularo en El Popola Ĉinio）。地方青年世界语协会举办过几次面向全国的世界语会议。中国青年世界语运动近年已经和国际接轨，参加原来由日本和韩国青年世界语者举办的“公共讨论会”(Komuna Seminario)，也在中国举办过这种中、日、韩三国青年参加的讨论会(KS)，而且是办得虎虎有生气，每年一届。而1985年在昆明举办的第一届中国世界语大会（La la Landa Kongreso）上作出的，每两年召开一次中国世界语大会的决定，就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至今也只开过三届。
青年是我们事业的希望，在这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红五月”，我这已被时间老人划入“父辈”的“白头宫女”，也不禁要高呼一声：
青春万岁！
走进国际世界语大会
布龙斯捷仁在他的“传说”一书中写到，苏联时代的世界语者也很想走出国门，特别是如果能有花费卢布不多的机会，但是那时候也只有几位几乎是很偶然的能出一次国，“主要的，几乎不可能办到的是——办理必要的文件。天呵，我们幸运的子辈甚至不会相信，对出国最重要的文件是职务特征的。”(Ĉefa kaj apenaŭ efektivigebla tasko estis – aranĝi necesajn dokumentojn. Dank’ al Dio, feliĉaj posteuloj eĉ ne kredas, ke la plej grava dokumento por veturi eksterlanden estis ofica karakterizo.)要由“直接领导”(senpera)在文件上签字，通常是“四大班子“的头头(Kvarangulo)都签字才算数，包括部门、党委、工会和共青团的首长。
1978年的UK在当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加利亚举办，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计划派三个组参加，布龙斯捷仁写信向莫斯科提出申请，没得到回答，因为那时苏联派人出国是属于一种政治待遇，他不够资格。幸好其中有一个青年组，代表大约是“杰出青年”(la Eminentaj junuloj)之类，可是又讲不了世界语，要配懂世界语的翻译。波德卡米涅尔(S. Podkaminer)教授就推荐了布龙斯捷仁，被接纳了。出国前一位共青团的领导对他们做了一小时的训话，主要是说：“虽然保加利亚是社会主义国家，可那里也会有不少危险尾随着我们。因此，我们必须要(kvankam Bulgario estas socialisma lando, multaj danĝeroj ĉasos nin tie. Pro tio ni devas)：
1）除出国护照外不带任何文件，也不带地址薄和记事本(a. Ne kunpreni iajn ajn dokumentojn krom eksterlanda pasporto, nek adresarojn, notlibretojn k.s.)；
2）不把我们的地址给任何一个外国人(b. Ne doni niajn adresojn al iu ajn eksterlandano)；
3）不买宗教的、黄色的书刊，也不买政治书(c. Ne aĉeti religiajn, pornografiajn nek politikajn librojn)。”
更滑稽的是，他要求女青年在晚八点以后不能和组外的青年外出散步。一位女青忍无可忍提问：“您要让我们排队散步吗？”他回答：“如果需要，为了你们的安全，我就让你们排队散步！”(Ĉe bezono jes, ni promenigos vin laŭvice. Ja por via sekureco!)
于是他们来到索非亚(Sofia)，可UK是在瓦尔纳(Varna)城举办，这个组按预先安排在索非亚旅游一天。到布龙斯捷仁风风火火赶到会场时，大会已经开上了。
1986年UK在北京召开，布龙斯捷仁又提出申请，那时隶属于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的苏联世界语协会专职秘书萨尼娜（L. Ŝanina）答复是“世界语者的国外之行都被视为是赋予出色工作的荣誉” (Ĉiu vojaĝo de esperantisto eksterlanden estas rigardata kiel honorigo pro bona laboro), 他被拒绝。
而那时苏联世界语协会的专职干部别廖萨同志(A. Berjoza)就可以单独作为公出参加UK，他当然讲不了世界语，于是，有一次ESPERANTO杂志上发表一个短文嘲弄他几句，他拿着该文的俄语译文跑到领导面前汇报说“这是世界帝国主义对我们国家的系列攻击。”(vica atako de monda imperiismo kontraŭ nia ŝtato)也不能说这位世协专职干部没有长进，出席次数多了，也敢开口，在瓦尔纳会场有位韩国世界语者问他厕所在哪，他随口答：“在那。”只不过用的是俄语词“TAM”(tie)。
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似乎也是个美丽的“传说”。1986年的UK真是被我们望眼欲穿。那是在国门初开，世界语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没有“资格”也没有外汇的普通中国世界语者，有谁不想参加这千载难逢的，在自己首都召开，又不用付外汇的UK？可能也是出于“国情”的考虑，从北京发来命令，各省按所给的“代表名额”选派代表出席。我们黑龙江省给了5个名额，不少年轻人就只好流落在会场门外。世运大省湖北，给了十五个名额，不够分配，于是素有“国际通信大使”之称的JARIĈ也只好望洋兴叹了！他那些通信朋友不甘心，一位西德的老朋友在环球世界语协会(UEA)用外汇代他付了会议费，他也就兴致勃勃地来到北京，不是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delegito)，而是作为“与会者”(kongresano)走进了会场。三百名中国各地的“代表”集体住进海淀服务楼，而JARIĈ老兄自己住在附近的黄村旅馆。
俱往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当年那些“禁忌”似乎也不复存在了。还是这位JARIĈ，已经两次走出国门，出席过华沙(Varsavio)、维也纳(Wien)的UK，今年还要参加柏林的UK，会前计划出席在法国举办的OSIEK颁奖大会，因为谢玉明世译的《红楼梦》已被该奖项提名为候选人之一，他兴致勃勃地要去分享自己同胞的荣誉。
近年出席UK的国内同志不少。可又有新的问题出现。举办国担心中国人会后在举办国滞留不归，给那里留下什么“社会问题”，虽然办好出国护照，也得不到举办国使馆的签证。我不大相信! 世界语者之中大约也不会有无知的“文盲”，绝大多数不会有谁愿意流落异乡，在贫民窟做“洋盲流”。我总觉着这还是“洋人”近一百多年以来形成的对中国人的传统偏见在作祟！而我们国家有关部门也不肯为出席UK的同志说上几句公道话，这也值得我们深思，世界语的圈子毕竟不大，大多数人相互了解，对还能信得过的“与会者”，“担保”一下也未尝不可吧。
这可能是不合时宜的话，不说了。
专职秘书
这也是照抄布龙斯捷仁书里Respondeca Sekretario那一章的标题。有不少外国的青年世界语者出席了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La 6a Tutmonda Festivalo de Junuloj kaj Studentoj por Paco kaj Amikeco en Moskvo)，我学世界语时所用的课本是冯文洛同志编的那本《世界语初级讲座》，该书第十七课课文，就是讲我国的杨同志（可能是翻译过《青春之歌》的杨永森同志吧？）在会议期间和外国世界语者亲切交流、增进友谊的故事。那时苏联对国内世运可能还没开禁，苏联的世界语者就利用这次机会，向当局申请恢复世界语运动和苏联世界语协会。考虑到对外联络和宣传的，更可能是把世界语运动置于当局的有效控制之下的需要，苏联当局在对外文化友好协会设立了世界语委员会 (Komisiono pri Koordino de Internaciaj Ligoj de Sovetiaj Esperantistoj / Esperanto-Komisiono ĉe SSOD -- Unuiĝo de Sovetiaj Societoj de Amikeco kaj Kulturaj Ligoj kun Eksterlandoj)。
苏联世界语者为了开展世运，就常向该委员会提出建议和要求，头头就觉得这些世界语者不大守规矩，在1974年苏联对外文化友好协会第三届会议上某位首长迈出“壮举”的一步是作如下谈：
“没必要把世界语的宣传和世界语委员会的活动混杂在一块，后者的设立旨在方便借助于交换代表团、刊物、信件、共同的争取和平战斗等形式的国际联系……
(Ne necesas miksi propagandon de Esperanto kun la agado de Esperanto-Komisiono. La lasta estas fondita nur cele faciligi la internaciajn ligojn en formo de interŝanĝo pere de delegacioj, periodaĵoj, leteroj, komuna pacbatalo…)
……世界语者总是带着各式各样的请求和建议来找委员会。就此，我愿作出解释，对外文化友好协会只过问苏联世界语者的‘国际’接触，且是就此词的狭义而言：
(…Esperantistoj ofte sin turnas al la Komisiono kun diversaj petoj kaj proponoj. Lige kun tio mi volas klarigi, ke SSOD okupiĝas nur pri Internaciaj kontaktoj de sovetiaj esperantistoj, en malvasta senco de la vorto:)
1）向国外派遣代表团和旅游团；
(Pri sendo de delegacioj kaj turistaj grupoj eksterlanden;)
2）接待外国有名的世界语者；
(Pri akcepto de famaj eksterlandaj esperantistoj;)
3）出版发行《和平》杂志的（世界语）增刊号；
(Pri eldonado kaj disvastigo de aldonaj numeroj de Paco;)
4）借助全苏期刊订阅服务部征订可订阅的刊物。
(Pri disvastigado de revuoj, aboneblaj pere de Tutsovetia gazetara abonservo.)
所有其他请求，诸如组织讲习班和俱乐部，宣传和获得信息，出版教材，接受来自国外的书籍都是徒劳的，因为按照‘现行法律’对外友协不能过问……”
(Ĉiuj aliaj petoj, ekzemple, pri organizado de kursoj kaj kluboj, propagando kaj ricevo de informaĵoj, eldonado de lernolibroj, ricevado de libroj el eksterlando estas senrezultaj, ĉar SSOD, laŭ la ekzistanta leĝo, ne povas pri tio okupiĝi…)
而这样的工作就落在世界语委员会专职秘书的身上。但选派这个秘书，不是按他或她是否是合格的世界语工作者，而是看其是否绝对执行领导意图。前面提到的别廖萨同志，原来是某个小加盟共和国的共青团书记，因和一位莫斯科姑娘结婚，获进京的机会，被安排当了这个专职秘书。他对世运一无所知，又不学世界语，如何能关心世运工作呢！布龙斯捷仁在书中还调侃地提醒非洲的世界语者，听说别廖萨现在非洲某国当副大使，见着他，别忘记向他说一句SALUTON！
说来我们可就幸运多了。ĈEL自1951年成立，就以开展世界语运动为己任，最早调入的专职干部是我们世运的先驱者陈世德和张闳凡，如果我记得不差，陈老负责书刊服务部，张老管通联。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世运的优良传统，言传身教传递着世运的火种！我亲历终身难忘的一幕，至今也已走进了“传说”：1956年叶君健同志的一篇游记《哥本哈根去来》，引起不少如我一样青年人的好奇，就纷纷投书给《人民日报》问个究竟，于是陈原同志写了篇文章《世界语是什么》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发表，并提供当时设在北京马家庙甲12号的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地址。我写信去说很想学习世界语，不久就收到了回信，并给我寄来冯文洛同志那个《讲座》的已油印出来的头十几课和油印的协会第一期会刊 (Bulteno)。我是在收到回信后才用七角钱的邮票付了工本费。于是我就开始自学这个“爱斯不难读”，而后才知道那位给我这毛头小子写了热情洋溢回信并寄来课本的乃是陈世德 (Zensto)同志。
我的同代青年胡国柱走进的是另一个“传说”：他给北京去信比我早，那时冯编课本还没印出来，是张闳凡 (Honfan) 同志花了不少时间在旧书摊为他买到了开明书店出版的盛国成编写的《世界语全程》，并垫付了书款！他也是在收到书后才寄付了书款，并在自学世界语过程中不断在通信中得到闳凡老的指教。可能不少那时的青年人在学世界语时都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写出来都会是动人心弦的故事！
八十年代以降，曾被我接触过的全协专职干部就有李奈西、祝明义、张海平、戴颂恩、刘铃、邹国相，都是优秀的世界语者，他们热心地接待过包括我在内的所有来访的世界语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指导。在全协那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我不止一次地有一种亲切感，那是过去只在巴基的小说《绿心》(Verda Koro de Julio Baghy)中才能读到的感受，不少外地同志都把那里看做是自己心目中的“麦加”(Makah)。
写到此，回忆就像开了闸的洪水，汹涌澎湃，流入我的“传说”：记得世译《阿诗玛》(Aŝma) 刚出版不久，国际书店还没有供货，祝明义同志就让我拿走他办公桌上的一册样书；1989年夏我访日归来，中午他在办公室招待我的是一份他在食堂打来的午饭和一根鲜嫩的黄瓜！海平为我转录世界语磁带，并按我的实际能力做了精心地编排……虽然那时大家在“文革”刚刚过去不久，难免在思想上还“心有余悸”，就如何开展国内世运会有这样那样不尽相同的观点，但那些讨论或争论又是那样友好和真挚，因为大家的最终目的是同一的：为了世界语运动在神州大地能尽快地蓬勃发展……
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与苏联类似的体制 (reĝimo)，但我们却比苏联的世界语者幸运多了，因为我们拥有在中国世运优良传统中培育出来的“专职秘书”！进入九十年代，年轻干部如新鲜血液注入我们运动的机体，他们也怀着同样的“内在理想”(la interna ideo)，接过父辈的火炬，为我们事业的兴旺而工作。在中国世运发祥地之一的广州，广东省世协也有了自己的专职干部，他们不计相对而言较低的报酬，热心工作。在为柴氏“人类大同”理想而奋斗的运动行列里，总是活跃着刘伟壮那瘦弱而精力充沛的身影！在他身上复活了先驱者方善境“乐此不疲”的敬业精神，执着地组织活动、热情接待每一位过穗的国内外世界语者。而与他在广州朝夕相处的那两三年的岁月，使我亲身感受到他给予我的绿色友谊的温暖与真挚，牵动我时时回到那永生难忘的“传说”中去……
而老一代的专职干部仍在为世运理想奉献自己，刘铃同志退休后，又回到了那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创建了世界语图书馆，整理图书，注册编号，介绍出借，做着筚路蓝缕的工作，将为后人留下另一个美好的“传说”，在此节行文结束时，向老一代同志由衷地道一声SALUTON，该不是“多余的话”吧！
1999-05/06，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