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栖继先生
石成泰
寄赠给我这本《苏联青年世界语运动的传说》(Legendoj pri SJEM)的栗栖继(Kurisu Kei)先生，是日本有名的世界语“运动家”，这个称呼非我杜撰，原本是方善境(Tikos)用来调侃自己的“谦称”。说到日本人，我不由得想到新近读的那本《前沿故事》。虽然我并不愿意看近年走红的这“星”那“星”们写自己如何成“星”的那些畅销书，不过年青的追星族们愿意买，红“星”们愿意写，书店有得钱赚，也无可厚非。可我喜欢水均益主持的电视节目，就买来一本他写的《前沿故事》，兴致勃勃地读起来。书中讲述了他毕业后如何到“东方时空”栏目工作，参与国际国内一些重大事件新闻采访的经历，写得挺动人，正如他主持的“焦点访谈”节目一样，关键在于他能抓住观众关注的重点，敢于讲真话。
书中最后一组是作为“附录”的三篇文章，其一就是“日本，听我对你说”。文中写他到日本东京，在机场向一位服务员小姐问讯时，看过护照知道他是中国人，她竟不理不睬，亲身感受到日本不少人对中国人和亚洲人的无理歧视。 一次坐出租车，他想采访开车的司机，“然而，无论我怎么问那位司机，他总是在那里摇头，一句话不说。无奈，我们只好作罢。临下车的时候，那位司机接过我付给他的车钱，脸上一副不满的样子，嘴里嘟哝了两句日语。”晚上一位朋友去看水均益，他想起白天司机说的那两句话，就赶紧打开摄像机，那两句话已录了下来。朋友看后愤怒地骂了一句。“朋友告诉我，那位司机在我们下车的时候说，这两个中国来的讨厌记者，还想采访他，为什么当年大日本皇军不把这些中国人都杀光了？原来那王八蛋听得懂英语！听到这话，我当时气得直想……”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一百多年以来不断推行侵略扩张的政策，特别是自三十年代开始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仅那一场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就有三十多万无辜的中国平民百姓丧身！可是战后日本历届政府不思忏悔，还演出一幕幕诸如历史教科书中把“侵略”写成“进入”，在分明是中国领土的钓鱼岛上插上“太阳旗”，把在自己日记中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前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老人送上法庭，政要们每年还去“靖国神社”朝拜战犯的亡灵等等闹剧，这就使得不少日本人忘掉历史教训，水均益在日本的经历绝非偶然。
然而日本人民中大部分还是痛恶那场侵略战争的。他们接受中国人民经过痛苦思考所发出的“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誓言，特别是日本世界语者，用世界语开展“民间外交”，为增进日中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了不少的工作。其中栗栖继先生不懈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
栗栖继生于1910年，是绿川英子(Verda Majo)的同代人，青年时代就学会了世界语，接受共产主义，投身于争取进步和民主的社会活动，加入日共，曾两次被日本“特高”(la sekreta polico / Tokoo))关进监狱。他多年坚持世界语的国际通信，通过通信他了解到斯大林搞“大清洗”的真相，使他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虽然后来他退党了，但仍为人类的进步事业奋斗不息。他主要通过自学，除世界语外，还掌握了捷克、英、法、俄等语言，也能读汉语。后来他成了日本有名的捷克文学翻译家，他借助于世界语译文译出了捷克名著，聂姆曹娃(Bozena Nemcova, 1820 – 1862)的小说《外祖母》 (Avineto)，接着专心致志地把哈谢克(J. Hasek, 1883 – 1923)的《好兵帅克》(Brava soldato Ŝvejk)伏契克(J.Fucik, 1903 – 1943)的《绞刑架下的报告》(Riporto skribita en Pendumila maŝo)、恰佩克(K.Ĉapek, 1890 –1938)的《山椒鱼战争》（Milito kontraŭ Salamandroj, 汉语译名为《鲵鱼之战》）等等翻译成日文出版，后者1998年日本早川书房还出了修订版的袖珍本。
他是叶籁士、张闳凡等中国世界语者多年的通信朋友，关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于1978年在东京组建了“日中友好通信协会”(Societo de Japana-Ĉina Amika Korespondo)，担任会长，以通信为手段，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理解，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把老柴的“通信是世界语的灵魂”(Korespondo estas Animo de Esperanto)这一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本人和协会的全体成员都是义务工作，为每一位要求通信的人安排通信对象，给我们留下一个又一个美好的“传说”。
我也走进了这个“传说”。1980年我给栗栖先生去信，不久就收到名古屋的世界语者加藤正典先生(s-ro Kato)的来信，他是经日中友好通信协会安排和我通信的。于是鸿雁往来，纸上谈心，建立起诚挚的绿色友谊，而我的世界语语言水平也在“写”的实践中得以巩固和提高，加藤先生惠赠我的一本WELLS编的《世英辞典》(Esperanto Dictionary)，至今仍是我案头常用的工具书。几年后加藤不幸因劳累过度，死于心脏病突发。当名古屋的老世界语者丹羽正久(Niwa Masahisa)受加藤家人委托通知我这一噩耗时，我除哀悼好朋友的早逝之外，也为我们通信中断而惋惜。
出乎我的意料，不久我又收到加藤先生的女儿加藤万里(Kato Mari)用世界语写来的信，使两国普通老百姓的绿色友谊得以延续！万里出嫁了，我去信祝贺。1989年盛夏我访问日本，在名古屋受到最热情的接待，丹羽先生和该市世界语中心的主席三合隆史(Takasi Kaŭai)在火车站高举“热烈欢迎石成泰同志”的牌子，把我迎入由世界语者任大堂经理的绿色旅馆(Green Hotel)。当晚的欢迎宴会上，我见到了万里，她不无自豪地向与会者讲起我们延续两代人的通信友谊。弹指一挥间，整整十年过去了，如今万里的儿子已经十一岁了，该学世界语了吧，但愿我们的友谊能延伸到第三代……万里送给我她父亲的两件遗物作为纪念，一条加藤先生最喜爱的领带，和一个精致的木护身符。领带因为我懒散且不修边幅，不曾用过，那护身符却常在案头，或许这绿色友谊的信物真有点灵气，使我接受万里“多多保重”的祝福，至今还能在这里饶舌，诌起“琐话”。
1986年我在北京语言学院大礼堂见过栗栖先生一面，匆匆忙忙未及交谈。转眼又是十年，到了1996年，栗栖的论文《世界语如何帮助我解开“报告”之谜》(Kiel Esperanto Helpis al Mi Solvi enigmojn de “Riporto”)和毛自富的两首诗同时在1995年的国际世协文学竞赛中获奖，他们开始通信，由毛自富处他知道了我的地址，于是我们也开始通信。栗栖先生的信中无所不谈，国家大事，世运动态，绿川英子，风俗人情，家长里短等等，还特别向我介绍捷克文学。钓鱼岛事件时，日本世界语者举行了认真的座谈，他来信让我谈谈我的观点。我也就坦率地就我所知做了回答：早在明朝人陈侃所作《使琉球记》一书中，就明确记载那是中国的领土，现在中国政府欢迎日、韩两国投资共同开发，造福人民，但领土主权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近百年来遭受侵略的经历使中国人民在主权上决不愿再蒙耻辱！他立即整理了我的回信，在由日本共产党员中的世界语者主办的世界语杂志《绿鸽》(La Verda Kolombo)上发表。
他主持的日中友好通信协会按月出版日文版会刊《朋友》(Amiko)，去年还出过一期中文版。他们从多年日中通信者的往来通信中选编成书，在第8集《下海之国来函》选发了我和峰芳隆(Mine Yositaka)的有关爱罗先珂研究和巴金近况的通信，在第9集《我的香港》中选编了毛自富和我与他的通信，这些书信集在读者中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助于增进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理解。
栗栖先生今年已经89岁高龄了，仍然为世界语运动和日中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忘我工作，每月都要坐车从他居住的日野市到东京去开协会的例会，风雨无阻。今年日中友好通信协会秘书长患病住院，他只好又亲自主持协会的日常工作，以致稿债如山。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希望，也看到世界语运动的强大生命力。谁说世界语学了没用！
“通信大使”
世界语是人造的国际辅助语(internacia helpa lingvo)，对任何学这种语言的人来说，她都是一种外语。世界语没有自己的疆土，也不是那一国家的法定官方语言，学她的人散居在世界各地，这就给语言的日常应用和巩固提高带来不便，特别是在语言初创的时候。
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博士(L. Zamenhof,1859 – 1917)天才地提倡采取用通信的手段来解决语言学习中的实践困难。通过通信世界语者可以借助于“写”的实践来巩固和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而且还能够广交朋友，交流思想，增进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特别对那些孤立的(izolitaj esperantistoj)世界语者，通信为他们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
在世界语于1887年问世之后不久，柴门霍夫就编就了一本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世界语者的“地址集”(Adresaro)，据说其中还有一位中国世界语者！我无缘见到这本现在已可视为文物的“地址集”，不知道这位同胞是谁，但他肯定是中国人学世界语的先驱者，且早于我们可见到的史料中有名的任何一位。从老柴创办第一份世界语刊物开始，“征求通信”(Korespondi deziras)已经成为世界语刊物的传统栏目(oficiala rubriko)。我们大都有过世界语通信的经历，或通过讲习班老师的推荐，或在世界语杂志的征求通信栏目中挑选自己中意的通信对象，进行通信。我个人在通信中获益匪浅，特别是国际通信，使我得以和世界各地的“同志”(sam-ide-anoj)结交，增进友谊和理解，开阔眼界，使蜗居在北疆小城的我，分享着绿色友谊的温暖！
说起国人搞世界语通信，搞得最津津有味的应该说是杨宗琨(Jariĉ)了。这位JARIĈ老兄生于193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在武汉一所中学任英语教师直到退休。他从青年时代起，学了世界语之后，就成为柴门霍夫语言“内在理想”(la interna ideo)的虔诚信徒，怀着为实现“人类大同”(homara harmonio)这一美好愿望的终极追求而奉献着自己的一切。有关他的一些故事，倒真是值得一提的“传说”。
杨宗琨很早就开始世界语通信，信友遍布全球，大约以欧洲最多。1959年他收到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Internacia Esperanto-Muzeo en Wien)馆长Hugo Steiner博士的来信，此公是集邮爱好者，他请杨宗琨为他收集100枚中国邮票，由于疏忽，直到1966年杨宗琨才回复。不久杨宗琨收到 Hugo Steiner 的回信，这时才知道，这位等了他七年的通信者已是88岁的老人！他们的通信友谊一直延续到老人生命的尽头，为了记录这珍贵的友谊，还在博物馆的纪念碑上，刻上了杨宗琨的金色的名字！
1967年他和德国汉堡的Herman Teobald开始通信，他们的通信进行得很顺畅，杨宗琨还把来信一一做了编号。进行到第46封信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的3月，突然中断。三个月后，他收到Herman Teobald的女儿s-ino Elfe Senger的来信才得知，Herman先生已经于1972年6月去世。两个月后Elfe Stener夫人的女儿f-ino Renete Pfuhlmann又把她外公的通信从47号延续到52号……这两个故事杨宗琨自己写了出来，被胡国柱作为第19课的课文收入他编写的《世界语初级教程》一书中。
德国杜依斯堡(Duisburg)的世界语者Otto Nitsche先生是他多年的通信朋友，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他们终于见面了，会后Otto又过访了武汉，成为武汉市世界语者的贵宾。Otto先生致力于中德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活动，武汉和杜依斯堡结为友好城市，在Otto第二次访问武汉市时，带来杜依斯堡市长给武汉市长的亲笔信，受到热情接待，扩大了世界语工作的影响，成为通过世界语运动进行民间外交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杨宗琨出席在华沙举办的第72届UK（1987），会后他那些德国的通信朋友特地邀请他在德国各地作客一个月，到处受到热情周到的接待，成为名副其实的“通信大使”！1992年UK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Wien/Vieno) 举办，他报名赴会，怕得不到举办国使馆的签证，维也纳国际世界语博物馆特发邀请信，而Otto还请Duisburg市长写来亲笔邀请信，为他担保，我们的“通信大使”JARIĈ老兄也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维也纳，站在有他名字的博物馆纪念碑前，不由自主地发出“我思念我的通信朋友。通信可以中断，而友谊则永远不会中断”的感慨！”（Mi ĉiam sopiras al miaj korespondintoj. Korespondadon oni povas rompi! Sed la fadenon de amikeco neniam!）
我和杨宗琨通信已是七十年代后期了。那时方善境先生不定期地用“油印信”的方式联络国内各地的世界语者，在“油印信”上也发征求通信的启事，我见到他的地址就开始通信。我们鸿雁往来，纸上谈心，他那对世界语执着的爱，对世运美好前景的追求，对同志之间友谊的真诚，时刻洋溢在笔端，充分显示出一个“希望者”不屈不挠(la ĝisostula esperantisteco)的固有风采！他可能是中国世界语者之中极少有的在“文革”逆境中还坚持国际通信的人，尽管他心爱的打字机被抄没（“文革”后也没发还，仅付给他一元钱作为赔偿），“里通外国”的罪名扣在头上。
世界语溶入了他的生命，在生活中他也处处以一个世界语者自豪，并把这一传统传给下一代。在“文革”刚刚结束但仍动乱不止的的日子里，他和妻子万医生外出，让孩子把门锁好，叮嘱陌生人来了，不要开门。但有一次，两位外地的青年世界语者找到他的家，自抱家门说是世界语者，孩子毫不迟疑地打开屋门，请他们进去。孩子说：“爸爸是世界语者，世界语者都是好人！”这段佳话也早已进入了我们世运的“传说”。
生活中的杨宗琨是一个正直的人，是我敬佩的兄长。我们相见是在1980年的湖北省世协第一届年会上，他给我这第一次到南方的北方人无微不至的关怀。1984年，出席过在昆明举办的世界语学术讨论会之后，我们结伴去成都看望卢剑波先生，途中在江湾下车，去乐山看大佛，路经某名人故居，他说此公在“反右”和“文革”开场时的表演，丧失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气节，人品太不可取，不去“朝拜”他的故居。我们也就越门不入。而在成都，他对剑波老却优礼有加，极为尊敬。
他对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在学校他是学生们公认的好老师，桃李满天下。对世界语的工作，更是如此，只要是于世运有利，他就会不计得失地去做。年轻的同志做出了什么成绩，都会在他那里得到赞扬和支持。LIDIA的游记《海那边……》(Trans Maro…)出版后，他读了一遍又一遍，赞不绝口，在电脑上连夜发出二十多封电子信函向各地朋友推荐！小刊PENSEO移师武汉出版，他分担发行工作，亲手封好每一个信封；每发送一次，他都要用小秤过一下份量，以免超重被退回。他管理小刊的基金，清清楚楚，尽量节省每一个铜板……
今年“五一”湖北省世协召开成立二十周年庆祝年会，我由于在医院护理生病的母亲，没能如约参加，会后他给我写信通报会议情况，还寄来一张与会者的合影。我很快按我们多年的惯例写了回信，但这次我却没有及时收到回信。原来他多年积劳成疾，患病住进了医院。武汉的朋友们告诉我这一不幸的消息，这几天就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出现我们在世运场合短暂相聚的那一次又一次的欢快的场景，我只能在遥远的北疆向扬子江南岸送去我对他的默默的祝福：
JARIĈ老兄，祝你早日战胜病魔，尽快回到你一生在其中之奋斗不息的世运行列中来！
1999-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