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说梦

《读书》1997年第4期周质平先生的文章《春梦了无痕》，论及八十来年前在《新青年》杂志上展开的一场关于世界语的讨论或曰笔战，自成一家之言。但那副标题“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却未免有点大而无当。什么是世界语，周先生在文中已有介绍。《读书》近年也刊发过中国世界语运动元老之一的陈原同志的文章，我不再多说，由于推广、学习和使用世界语而形成世界语运动，这是周文未加界说的。因此八十来年前的那场拥护与反对世界语的讨论。不能构成“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充其量只是中国世界语运动史初期的一场论争而已。而讨论中钱玄同先生主张废除汉字（钱先生常有故做惊人之举，他还主张废姓呢），而用世界语代之，也非世界语本身的目的。只是钱先生一时的一家之言。世界语创始人柴门霍夫在发表这种语言方案时，最初是称之为“希望者博士的国际语”（Internacia Lingvo de D-ro Esperanto），不久就加上一个修饰词，定为“国际辅助语”（Internacia Helpa Lingvo），以后大家为了方便就直呼这种语言为Esperanto（希望者），中国人从日本人那里取个现成的译名才叫“世界语”。

既然是国际辅助语，它旨在为人类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提供一个比民族语简单易学的工具，而且，正由于“世界上没有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它就是一种“中立的”（neutrala）语言，较易为各国人所接受，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已证明了这个人造的国际辅助语，绝不是如周先生所说的“那只是少数人发明的符号和规则，那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语言’”。周先生说“我虽未学过世界语，但也学过几种外语，而和英语奋战的时间则尤其长。”道出学外语之不易，而中国普通老百姓学起西方语言来困难会更大。因此，这相对“简单易学”的世界语，对于那些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学过几种外语”，或去和“英语奋战”，却又想掌握一种能用于对外进行交流的外语工具的人，也就是“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中一少部分人，就常常成为他们选择一试的对象。为此，中国八十年代初国门初开时，有30多万人报名参加函授或讲习班学世界语。形成过“史无前例”的“世界语热”。大约也是从那时起，才能有普遍意义上的“中国的世界语运动”。至于从建国初到文革结束，中国是只有世界语工作，而无“运动”的。周先生说《新青年》讨论过后，“Esperanto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似乎过于武断，其实这“黄金时代”远未到来。

世界语既然有人学，几乎世界各国都有，那它在国际交往中就多多少少起到工具的作用，其势力自然比不上英语或其他应用较广的语种，但绝不只是符号或“死文字”。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每年都有世界语者来访，我国还成功地举办过两个大型的国际会议，1986年的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2500多人）和1996年的亚洲第1届世界语大会（近500人）。会议的全部议程都用世界语来进行，除开幕式上各国驻华使节到会用母语致词时，有过世界语翻译外，其他绝无译员工作。而且与会二千多人所操民族语至少要有几十种，如何能用翻译方式解决。这是事实，绝非我这个做着春梦者的自圆其梦。

周先生在文中赞同鲁迅先生的《渡河与引路》一文中的观点。其实，鲁迅先生一生是支持世界语运动和赞成世界语的。先生的《全集》中有《答“世界社”问》一文，写于1936年8月15日，在先生辞世前不久，那可信度也就极强。文不长，不妨抄上几句：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20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

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

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

先生注重世界语在文学领域的应用，他自己就有亲身的体验。三十年代初，当时是邮局小职员的孙用，从世界语文版翻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在先生多方奔走支持下得以出版，这在《鲁迅书信集》中留有历史的记录。更早些时候，胡愈之把爱罗先珂介绍给鲁迅后，这位用世界语和日语创作的“俄国盲诗人”，就住进了北京周宅。爱氏在北大教世界语时，常常有一些中国青年用世界语和他交谈，有证可查的就有王鲁彦等人。鲁彦本人也从世界语文版译介过不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

该说说周文中“感到有些伤心”的巴金了。巴老一直对世界语一往情深，他曾把匈牙利作家尤利·巴基（Julio　Baghy）用世界语创作的一个中篇《秋天里的春天》译成中文，三十年代初在开明书店出版后，连续再版，至五十年代竟再版达十七次之多，1992年又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巴金译文集》中，可见鲁迅的赞成世界语也是“极有见地的”，因为它确实能互相绍介文学并达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灵沟通。至于《家》中的觉慧，并不是世界语者，倒是在外语学校攻读英文的学生。论及巴金晚年，他在思想上应该说是绝没“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而是在不断反省过去，解剖自己，提倡讲真话中，积极身体力行参与社会生活，圆自己少年时的梦。包括率团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世界语的大会，深得他的读者（包括几代人）的敬重，不失一个寻梦者的赤子之心。至于将来全人类是否会使用一种全体公用的语言，现在谁又能说得准呢!不妨还是再重温一下鲁迅的说法，既然现在只有这Esperanto，那就先“拿来”一用何妨。

我说了这些话，无非是说“世界语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是“死语言”“死文字”，倒是靠各国世界语者的努力，特别是诸如蔡元培、胡愈之、巴金这样的“死不悔改”的“绿色堂吉诃德”的执着追求，在现今世界上国际交往的诸多领域起着“国际普通话”的作用。我也“用个比较浅近的比喻”，一个外省人初到广州，不会讲广州话，而广州人也讲不来他的本地方言，现在双方就能藉助普通话来进行交流。世界语在各国老百姓中就是起着这个“国际普通话”的作用。是那些没学过其他外语的普通人所能选择的语种。至于有些学过几种外语，或能操英语的人，对它不屑一顾，管它是“死”是“活”（的语言），似乎无涉，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用一、二百个小时的学习”就能做一般的交谈，这也是不少人做到的事实，相对于英语学习，确是省时一些，当然能与之奋战的时间长些，效果会更好。

再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自1964年起，每天4次，每次半小时用世界语向全世界广播，很受各国听众的爱戴，每年上千封听众来信，足以作证。北京出版的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创刊于1951年，已历时46载，发行到一百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面在我国出版的外文刊物中可说最广，其印数虽不能言多，但几乎等于英、法文版两个语种的《中国文学》发行量之和，这可不是“死语言”，“死文字”能胜任的吧。藉世界语介绍中国文学给世界的工作，成绩斐然，世译版《鲁迅小说集》、《聊斋》、《中国诗选》、《寒夜》、《虎符》等等都拥有不少读者，而近年谢玉明用世界语译的《红楼梦》，显示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雄厚实力。

周文说“今天我们能用汉字写普通话这个简单事实，看来也许稀松平常，但却是得来不易啊!”然也，世界语从出生就在围剿中挣扎，其间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今天能充当国际普通话的角色，也却是得来不易啊！

(石成泰《读书》1997年第8期)

附：

                                                                                       春梦了无痕

                                                                                ──近代中国的世界语运动

                                                                                             周质平

　　近代中国的领袖人物是敢于作梦的。

　　从康有为的“大同”到梁启超的“新民”，孙中山的“民国”，陈独秀的“新青年”，胡适的白话文，以至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在在都呈现了一班年轻人追求理想的勇迈和豪情。

　　在这些梦里，有的是残梦，有的是恶梦，当然，也有的美梦成真。但真正在“太虚幻境”中神游的一场春梦却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提倡的世界语。　　

　　早在十七世纪，欧洲已有人提出世界语的这个概念。据一般估计，到目前已有不下七百种的人造语言被拿来做为世界语的实验。其中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不采用任何现存的语言，而完全另制一套符号与发音系统及语法规则，我且把这种人造的语言翻译为“破空语”（APriori），十七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就曾为这种“语言”提出过构想。另一种人造语言则是混和采用现有语言中的若干发音和语法的结构，而使它成为一种似英、似法、似德而又非英、非法、非德的“四不象”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人造语言叫做“后成语”（A Posteriori）。

　　在“后成语”之中，以一八八七年由波兰人柴门霍夫（Ludwig Lazarus Zamenhof，1859—1917）所制定的Esperanto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二十世纪初年在中国推行的，正是Esperanto。Esperanto是柴门霍夫在发表这个语言时所用的笔名，Doktoro Esperanto原意是“企盼者”（One who hopes），亦即“希望”之语。

　　柴氏出生于当时由俄人统治的波兰，境内居民同时使用德语、俄语、波兰语、犹太语（Yiddish）及立陶宛等语。他自小身受不同语言之苦，立志要创立一种能为全人类所共同使用的语言。他所制定的Esperanto是以多种欧洲语言做为基础，并将它规范化，如所有的名词都以“o”结尾，形容词都以“a”结尾，而副词则以“e”结尾。这个人造语言最大的特色是极为规范，而没有任何语法规则上的例外。

　　根据二十年代一些讨论世界语的文字，都说世界语简单易学，有的人甚至说用世界语来做一般的交谈，只需一、两百小时的学习。我虽没学过世界语，但也学过几种外语，而和英语奋战的时间则尤其长。在我看来，世界语无论如何规范，对中国人而言，它仍旧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外语”，而学习外语，少有能简单速成的。

　　在二十年代那样经济、交通和教育的条件下。处处是文盲和方言，即使提倡说普通话，写汉字都是难乎其难，而竟想一跃而提倡一个人为的，虚幻的世界语来取代汉语汉字，这不是梦，又是什么？

　　钱玄同在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二号上，有如下一段话，最可以代表当时提倡世界语者对未来的一种幻想：

　　国语既不足以记载新文明，改用某种外国语文又非尽善尽美的办法，则除了改用Esperanto，实无别法。况Esperanto是改良的欧洲文字；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我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正如脱去极累坠（原文如此）的峨冠博带古装，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

　　从这种对世界语过份美好的憧憬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大同怀抱着近乎幼稚的热切追求，但另一方面却也能看到这些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轻蔑和卑视。而最大的讽刺是世界语的创始者柴门霍夫在一八八七年制定世界语时，根本没把亚洲语言考虑在内。换句话说，柴氏眼中的所谓“世界”完全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至于亚、非那全是“化外”。中国人而提倡柴氏所制定的世界语，就一定的意义来说，只是一厢情愿，迫不及待的将自己由“化外”拉进“化内”，希望能被视为“世界”之一员而已。

　　在种种西化或世界化的过程中，没有比世界语运动更能触及中国固有文化的核心；然而，也没有比世界语运动更“虚晃一招”，而不收任何实效。

　　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论断，实际上是互相发明的。因为语言文字是一个文化中最保守、最基本的成份，任何在语言和文字上的改变都将是最根本的改变。然而，又因为语言文字是经过长时期演变而约定俗成的一种规范和交通工具，任何变革都需要广大老百姓长时期的参与、实践与认同。没有广大群众参与的语文运动，都不免只是学者专家在书斋中的梦呓。

　　当时提倡世界语的健将如蔡元培、吴稚晖、钱玄同都诚心的相信Esperanto有一天会成为全人类共用的一个语言，钱玄同在他《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甚至主张废灭汉语、汉文而径用世界语取代之。这未免太小看拥有数亿人口的汉语和有数千年历史的汉字了。

　　也正是从这样的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精英（elite）特质，当时北大文学院中的那几位教授和《新青年》的编辑先生实在并不曾把小老百姓的需要放在眼里。教授和编辑相互之间或许有用世界语的一天，但那占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呢？莫说世界语，就是说普通话写汉字，都是遥不可及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倡世界语，何止是隔靴搔痒，简直是痴人说梦。

　　在中国提倡世界语的另一个绝大讽刺是几乎所有鼓吹世界语的文章都是用汉字写成的。世界语之不能成为“大众媒体”岂不显然。

　　世界语的理想尽管高远，奈何世界上没有以“世界语”为母语的人。一种无人作为母语的“语言”，那只是少数人发明的符号和规则，那是真正的“死文字”、“死语言”。

　　用个比较浅近的比喻，当年推行国语，如果制定的国语是北京话、吴语、粤语、闽语各种方言的一个混合体，这样的“国语”，表面上看来，照顾到了各个方言地区的老百姓，而实际上却只是一个虚幻，何来这样的一种语言。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虚幻的人造语言却让不少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之神魂颠倒达数十年之久!最好的例子就是著名的小说作家巴金。

　　巴金在五四前后就开始学习世界语，往后六、七十年之间，他对世界语的发展，始终保持着相当的关切和兴趣，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还抽空看看世界语的书。

　　一九八几年，他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国后，写了一篇后记，收录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中，在这篇冠题“世界语”的短文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早年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到了年近八十，依旧对世界语抱着无穷的信心和充满浪漫的幻想，说：“经过这次大会，我对世界语的信念更加坚强了。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页84）

　　我看了这篇短文以后，一方面觉得这位当年勇于批判旧家庭制度的小说作家，到了垂暮之年，依然对世界语一往情深，他的浪漫情怀，老而弥笃，这是可佩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能不感到有些伤心，有些失望，怎么巴老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始终停留在少年“觉慧”在小说《家》中的境界呢。到了一九八几年，居然还坚信“世界语一定会成为全体人类公用的语言”。

　　Esperanto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始终不曾从“死文字”转化到“活语言”，因此也就一直摆脱不了少数人在“沙龙”或“俱乐部”中“嗜好”（hobby）的形象。说穿了，也无非只是一些人们在桃花源中，过着“不知有汉”的日子。Esperanto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鲁迅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通信”栏内，以“唐俟”的笔名发表了《渡河与引路》的短文，表明他对世界语的态度。因为他相信“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基于这个信念，他并不反对世界语。至于将来的世界语是否即是柴门霍夫所制定的Esperanto，他则不敢断言，这样的主张，比起钱玄同废灭汉语，汉文而径以世界语取代之的态度要客观冷静的多。

　　在同一篇短文里，鲁迅把“学Esperanto”和“学Esperanto的精神”分为两件事，这是极有见地的。今天我们回看当年提倡世界语的运动，也应当把它分为这两部份。

　　本文对“学Esperanto”这件事，是有批评的，认为这是荒诞不经的空谈，但是对“学Esperanto的精神”却是肯定的。这正如康有为在柴门霍夫制定世界语的前三年（一八八四），写了他的《大同书》。《大同书》在今天看来有许多荒谬的思想，但那种对人类苦痛和不平所表现出来的悲悯，却又是极值得我们佩服的。

　　提倡世界语诸公的那种放眼世界，胸怀全人类的胸襟，虽然大而无当，但却很有点康有为“去国界合大地”，“去种界同人类”的宗教情操，其胸襟之大，眼光之远，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都值得一书。

　　我每看中国近代史上这段语文改革的历史，总让我有相当的感慨，而想起了“红尘多少奇才，青史几番春梦”的联句。从一八九二年卢戆章的“切音新字”到王照的“官话字母”，到劳乃宣的“简字”，到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以至于而今仍在台湾使用的“注音符号”，在在都是奇才们努力奋斗的结果。今天我们能用汉字写普通话的这个简单事实，看来也许稀松平常，但却是得来不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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