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
庄企雄
南京的世界语运动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和光辉的革命传统，特别是早期的世界语运动，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国革命的纵深推进，具有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在华沙公布了著名的《第一书》世界语方案，从此世界语在欧洲开始传播。大约在1905年，世界语从几个不同的渠道传入我国，同时也传入了上海。南京临近上海，1909年，上海成立中国世界语会，与此同时，南京、广州、杭州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世界语组织。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孙中山、黄兴先生为首的同盟会以及蔡元培、张继、吴稚晖等对世界语的大力支持和宣传推广，于是南京就正式有了世界语运动。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资料证明谁是第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南京人，但根据南京汤钟琰的回忆，他的父亲在1907年曾经和刘师培、景梅九等在日本学过世界语，由此推断：汤钟琰的父亲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世界语者之一，而且也是第一个学习世界语的南京人。而南京在中国世界语者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如何，早在“民国”之前1908年，就有人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La Tempoj Novaj）周刊上发出倡议，明确提出10年后要在中国南京秦淮河上召开第14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期望“中国境内万国新语会之会员，居其多数”，并切望中国革命成功，建一狗头碑，用世界语书写碑文。由此可见，南京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
据历史记载，在20世纪初，中国同盟会中有许多会员是我国初期世界语的传播者和学习者，他们希望通过世界语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世界语传入南京的几个途径中，除了哈尔滨的俄罗斯商人外（对南京世界语运动几乎没有影响），最主要的是留学日本和西欧的一些热血青年。1907年，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张继（后迁居南京）、汤钟琰之父（南京本地人）、刘师培、钱玄同等参加在东京大杉荣开办的世界语讲习会，是最早在日本学习世界语的人。以后，张继在东京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刊《民报》会馆举办“世界语讲座”，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鲁迅、周作人、汤增壁、苏曼珠等曾参加学习。与此同时，蔡元培、吴稚晖（家住南京西华门西华巷1号）、李石曾、褚民谊、张静江等先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华文周刊，大力提倡世界语，是最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的报刊之一。1908年，张继、刘师培及其夫人何震在日本出版《衡报》（Egaleco）,主张世界各国革命家利用世界语为互通声气、互相理解的工具，何震主办《天义报》(Justeco)经常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同年，刘师培回国，在上海创办世界语传习所。1909年初，刘师培移居南京供职于两江师范学堂，任教于历史地理选科。1911年，上海同盟会总部开办世界语班。同年12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担任中国世界语同盟主席。因为正如蔡元培所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其最终目的仍在于世界大同。这与柴门霍夫的要让全人类实现大同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二者都是主张人人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的。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天下为公”正是我们世界语者的崇高追求。黄仪恭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的伟人黄兴先生的嫡孙，他说：“张继就是我的外祖父，叔父黄乃也是一个老世界语者，我从小就听他讲过世界语和柴门霍夫的事迹。可以说我们祖孙三代都受到世界语的熏陶。”由此可见，他们虽然不是学语言专业的，但他们学习世界语都抱有一种救国救民的潜在意识，而且有些人还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12年元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先生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以便培养世界语师资，为在小学教授世界语作准备。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创举。1912年5月，中国世界语会改组为中华民国世界语会，上海设中央事务所，陆式偕、盛国成为环球世界语会正副代理员，同时在南京设立地方事务分所。
1913年，南京世界语会和世界语学社成立。
1915年，南京成立群社（La Homaro），宣传世界语，以后又组织绿星社（La Verda Stelo）。
1924年秋，巴金进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级学习，他开始自学世界语。“每天坚持一个小时（或更多一些），从不间断。先学世界语课本，读完课本，又向上海一家世界语书店函购国外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其中有柴门霍夫的《基础文选》、《波兰作品选》、《安徒生童话集》。在阅读外国名著中，遇到生字就求字典帮助，一个字也不放过。一本书读完，又读第二本。一本一本地读下去，十几本书念完，不到一年工夫，就可以用世界语写信作文了。”
1925年，巴金与同在南京上学的卢剑波（1920年开始学世界语）经常往来（后来他们又在上海同住一段时间），常常谈论世界语方面的问题。同年，南京世界语学社出版了８７页的《世界语模范练习读本》（Ekzercolibro de Esperanto）。
1926年，广州世界语师范讲习所（Kantona Esperanto-Instituto）所长黄尊生访问南京。
1928年，王鲁彦在南京“中央政府”国际宣传部担任对外宣传工作，负责将《三民主义》译成世界语，向全世界宣传；同时用世界语同东欧、北欧民族联系，以后他从事文学创作深受世界语的影响。钟宪民也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科聘为世界语干事，工商部颁布工人教育有世界语计划。在王锡周同志的努力下，曾在南京五州中学（现中华中学）设立过南京世界语学会筹备会，上海的胡愈之先生也来南京帮忙，可惜随着王锡周的离宁，那个学会也就无形解散了。后来，一位叫黎唏的开始自学世界语，并认识了洪启尧同志，他们为了使更多的人学会世界语，两人骑着脚踏车去拜访一个个素不相识的同志。这样，就有了八九位同志，组成了一个“南京世界语者通讯处”，于是，很迅速地由这通信处于5月1日正式成立南京世界语学会。四五十天后，会员就由二三十人激增到一百五六十人，这样惊人的速度，只有在热情的世界语同志组织下才会出现。当时的会所是有一位热心的老同志袁皙先生所捐的一间屋子，就在那间屋子里召开了第一次执行委员会，到会的有：洪启尧、黄肇兴、罗石均、李希之、周达甫、金亮俦、刘文伯等人。会议决定将出月刊、周刊、开讲习班、通信研究班等等。后来，钟宪民同志参加了在中央大学开的第二次执委会，那次参加人数比第一次多了二三位。会上决定了在中大开一个讲习班，由黄肇兴同志指导，在军政部军事技术教练所、中华外国语学校各开一班，均由洪启尧同志指导。后由黄肇兴同志提议，又在中央大学召集一次全体大会，那就是南京世界语运动达到高潮最高点的1932年6月19日。由钟宪民同志主编的月刊《绿风》也在那天的会场上与同志们见面了，可是《绿风》（Verda Vento）只出到第二期，随着运动的高潮都一块退下来了。原因是：中央大学的一部分同志都毕业了，于是失去了一大部分生力军，接着执行委员会的人也都大半离开南京。这样，南京世界语学会的活动就渐渐消逝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三省，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党蒋介石对于日本侵略我国采取不抵抗主义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那时，在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读书的张闳凡，很早就接触革命书籍，接受进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张闳凡作为乡师请愿团的领导者，和济南二千名学生一起，冲破重重困难，到达南京，面斥反动当局的投降政策，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被捕后，在敌人的铁窗下开始学习世界语。事情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在监狱印刷厂做工，偶然得到一本世界语读本，如获至宝，新奇地翻阅着。作为政治犯的他，通过狱中的对敌斗争，取得了读书的权利。那时，他用心地学习英语，一日不虚度，把囚牢当课堂。现在有了世界语读本，每天用一半的时间学习世界语，不多久，这个读本烂熟于心，却没有别的读物来补充，深以为苦。后来，他到了反省院，相对于要自由一些，遇见了几个学习世界语的难友，交换看的书多起来，并通过生活书店邮购部买新的世界语读物。铁窗令人恼，世界语使他忘忧，岁岁年年，朝朝暮暮，他成了铁窗内的世界语迷。从此，世界语象一块磁铁吸引了他，再也不能丢开。抗战胜利后，他又来到南京，在一个机关当职员，住在条件较差的集体宿舍，仍积极推广世界语，主动借书给叶逢植，鼓励他继续学习世界语和参加世界语活动。为了更好地教授世界语，张闳凡刻苦钻研叶斯帕森的“外语教学法”，并用世界语同国外进行通信，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他的一些通信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公开发表。9月21日，南京国际关系委员会出版《东方杂志服务社》（Orienta Gazet-Servo）。
1931年，李劳荣在南京首都电厂当事务员，在读鲁迅著作的过程中，认识到“世界语不仅是人类将来共同语的雏形，而且也是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的有效工具”，于是他就读了胡愈之、巴金等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买了盛国成的《世界语全程》，开始自学世界语。当时世界语运动是左翼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其中心是上海的“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对外公开活动机构是1933年成立的上海世界语者协会。李劳荣成了它的会员，最初和他通信的是乐嘉煊，后来是叶籁士。
1932年夏天，汤钟琰在南京念中学，他那从来不关心他学习的父亲，忽然心血来潮，要他学习世界语，并教会他世界语读音基础。第二天，汤钟琰自己在书店里找到了几本入门书，其中包括盛国成编的读本和一位英国将军George Cox编的《Esperanto,Grammar and Commentary》（《世界语的语法和注解》），还有一本英语注释的小字典和一本1905年巴黎版的《基础模范文选》（《Fundamenta Krestomatio》）。除科技部分他那时读不懂也没兴趣外，其余都废寝忘食地独自一人躲在玄武湖的柳荫下啃完了。后来，他回忆道：“那两个月可以说成是我与世界语的初恋时期。她的语法、读音的简易和表达方式的明白易懂好象是少女的天真无邪与纯洁朴实，简直使我着了迷。”后来，他考上北平师范大学，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指定业余担任师大民先世界语学习班的教员。同年１１月，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由钟宪民编著的１７７页《自修教科适用世界语捷径》（Kompleta Lernolibro de Esperanto）,1933年重版，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３版。
1933年，匈牙利世界语者Fedorcxak访问南京。劳荣、周达甫、罗石均、瞿白音、孙克定、洪启尧等组织南京世界语学会，出版会刊《绿风》。作家王任叔参加了该会。9月10日，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第二次大会提出了“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Per Esperanto por la liberigo de Cxinio）的战斗口号，在南京也得到了强烈的反应。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员孙克定（现为中国科学院著名数学家）建议南京世界语学会组成学习小组，以“为中国的解放而用世界语”为话题，练习用世界语讲话。1986年李劳荣深有感慨地回忆道：“我自学世界语时，不知自己摸索的发音是否正确，用单词组成的语句是否对头。在学习小组里听到别人用世界语讲话那么清脆圆润，响亮好听，仿佛优美的乐曲似的。但我自己总是嘴笨，对说得流利的瞿白音，十分羡慕，认为那时他戏剧艺术者的天赋。”1933年冬，杰出的爱国者和民主主义革命家黄兴的儿子——黄乃在南京中学上学时自学了世界语，以后又加入南京世界语学会。
1934年，南京被服厂赵鹏组织青工熊仁勇、曾友竹等成立世界语学习小组。3月11日，南京世界语者们聚餐，并筹备 南京世界语者座谈会。一星期后，正式举行。座谈会决定每星期举行分组座谈一次，每月举行全体座谈一次。座谈的地点除了冬季严寒的日子在陈颖所住的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单人宿舍开过一两次会外，绝大部分都在鸡鸣寺、玄武湖、清凉山、中山陵等名胜的庭院茶座、野外草地。座谈纯以练习会话、研究文法、提高世界语水平为目的。通信处在南京中央大学128信箱。劳荣还经常与外国世界语者通信，收到许多五光十色、丰富多彩的世界语风景明信片，其中有从事科研的苏联少先队员俯视在显微镜前；有日本富士山的白雪之颠、神户的水陆码头；有连接中国、朝鲜的鸭绿江铁桥；有夏威夷的卖花姑娘和渔夫；有柏林的歌德站像；有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伊拉塞克的故居；有加拿大、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瑞典、挪威、法国、意大利的民族风光、山谷城堡、江河川流、高山平原。他深有感慨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道：“我有写不完的回信，把自己的心和世界人民的心连在一起，我陶醉于未来人类使用共同语的理想之中。”南京世界语学会第四讲习班开班，由范中文同志负责指导，学员有初中教员、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民政厅科员及其他各机关职员和学生等共五十余人。课本采用《Petro》。校址：南京共和路166号。１９３４年钟宪民编的《世界语模范文选》、《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世界语汉文模范字典续编》由南京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而他译的《波兰的故事》则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
三十年代，有很多政治犯在南京国民党监狱里学习世界语，《世界》1934年10月号的第一版上，刊登了南京国民党“军政部中央军人监狱图书馆筹备处”寄给上海世界语协会附设的世界语书店的“征书启事”。它的中心内容为：该监狱“收容”的囚人约一千数百名，其中一部分是文盲，“其他多数为青年、军人和学生，以及文化水准较高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本来有一部分图书设备，但为数甚微”，不能适应需要。为了“关系民族前途的全国几十万囚人的精神生活的改善”，呼吁各方多多捐赠图书。《世界》号召各地世界语团体和个别同志，宣传赞助，发起捐书，并于11月号上以《世界》名义向各国世界语团体呼吁给予支援。后来在《世界》1935年6—7月号上刊登了《Letero el Karcero》（狱中来信），这里摘录一段：“近来除了浏览一些杂志外，每天工夫大部用在柴门霍夫译的果戈理名著《巡按》（La Revizoro）上。在这以前，我念了几篇老柴的基础文选、一点轶事、两篇小说、一点科学小品和两首莱蒙托夫的诗。``````我常常喜欢在‘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Krepusko辰光，趴在炕上的窗台上，摊开《巡按》。随着那爬上对面高楼顶上的渐渐黯下去的阳光，而慢慢地把书阖了起来。”``````。在《世界》1935年5月号上，有一篇用世界语写的探望南京狱中同志的记事。而在《世界》1936年3—4号刊登了一篇题为《囚徒读书记》，谈的是南京狱中生活以及学习世界语的动机。
1947年,南京世界语者李奈西、张闳凡、程在华（林兰）、瞿健雄、肖志恺、秦凯基、王文华、董金鉴、谢逸松等同志发起成立了“南京世界语者俱乐部（Nankina Esperantista Klubo）”,出版了油印世界语刊物《萌芽》（La Gxermo），并在南京鼓楼邮局租用了531号信箱，用来与各国世界语者和团体通信、交换世界语刊物。张闳凡和程在华同志经常对国民党政府崩毁前民不聊生、物价飞涨、民主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写成长篇世界语报道寄给波兰、捷克、保加利亚、日本等国世界语朋友，由他们翻译成他们本民族的文字在当地报刊上发表。在这些外国世界语朋友中给中国世界语者写信最多的是日本的粟栖继。他今年已是九十多岁的高龄，自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起至今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曾先后和张闳凡、曾禾尧、秦凯基、丘关瑾、李士俊等许多中国世界语者通信。与秦凯基通信最多的是美国的Obreczian，他是一位集邮家，曾给秦寄来大批美国的珍贵邮票和各种首日封，可惜的是，这些珍贵邮品都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而不知下落。这位美国世界语者也和我国世界语杨永森有较长久的通信关系。
南京世界语者俱乐部成员聚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是1947年或1948年，接待由广州到南京的世界语者曾倩仪同志一块游南京玄武湖时。根据秦凯基保存至今的一张老照片，当时一块游玄武湖的正好是十位同志，还有李奈西同志的夫人和他们的两个孩子。
综上所述，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可以说是意义深刻，回味无穷！南京早期世界语者现在大部分已不知去向或不在人间，及时抢救和整理早期运动史料已迫在眉睫。对南京早期世界语运动中一些重要的人和事，有待大家进一步研究、探讨。本文只是抛砖引玉，错漏之处在所难免，请各位有识志士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