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色匆匆
——痛悼立明
石 成 泰
和林力源通电话，才得知戴立明教授于三月六日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很吃惊。因为我们是同龄人，属兔，几个月之前，在北京出席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时，都住在北京联合大学的招待所里，他住在一楼，我在四楼。见到他仍然同以前一样，身体健康，充满活力，还是每天行色匆匆。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于是我觉得，我得为他写点什么——往事历历，我们毕竟是朋友一场。
我得知他的大名，是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他在贵阳参与方老善境的创办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的事情，具体做了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但他翻印了那时大家极为需要的《世界语新字典》，用的是商务印书馆原来的纸型。但他是如何得到这部小字典的纸型的，我也不得而知，只是觉得他有办事能力。他公布的通信地址是北京的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的地址，印了不少带有全协名头的信纸，用的还是一种漂亮的辞典纸。
八十年代初，我们在轮船上见面，似乎是我出席了湖北世界语协会的年会后，乘船东下去拜访陈世德老师，他也在船上，新婚不久，回镇江父母的家，同行的当然是他那位年轻文静的妻子小尚。徐道荣称呼他为“年轻的科学家”，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我们这位科学家，风尘仆仆，背着一个大的帆布旅行袋——是地质勘探工作人员常用的那种，这个行头，以后那几年，每当他出去开会，我都会看见。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寒假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报，虽然说，通信是“世界语运动的灵魂”，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从来不写信或者极少写信。是叫我到长春去，参加他们世界语活动。我就到了长春，住进了长春地址学院的招待所。那次到长春的还有上海的孙凯之、重庆的刘祖军和黄石的付永军。那是一个大家热火朝天搞世运的年代，凯之老人就住在戴立明的家里。也结识了朱文荣教授和刘文翰教授，他们都是吉林世界语运动的元老。
我到长春后，从戴立明和韦山那里，得知戴立明同吉林世界语协会的宫国涛和夏希和关系紧张，大约是对运动的开展有不同的见解吧。我就做起“调和”的工作，我们外地来的同志到吉林省世界语学习班去拜访各地来的学员；我邀宫国涛见面，会面的地点就在戴立明的家中，宫国涛骑着自行车来了，这位搞地方“运动”的“军师”人物，却很少在学员正集中学习的讲习班露面，使我觉得此公城府颇深。这次到戴立明那里的意外收获是认识了不少吉林省内的青年世界语者，如绿川英子的侄女刘晓梅和刘艳玲，如今吉林世运的中坚力量刘明辉，四平来的高扬、陈国庆等人。
第二年的元旦前，又接到戴立明的电报，叫我到长春去，又住进地址学院的招待所。他说国际地质家世界语学会的负责人来函，邀他写一篇地质学方面的学术论文，编入文集。他用汉语写出草稿，我帮助他译成世界语。他的夫人小尚帮助查找专用名词。我那时刚刚登上世界语文坛，在国外的刊物上发表过东西，但水平不高，对他的专业又是门外汉，但经过努力，我们总算把论文写出来了，该文后来登在《国际地质学刊》某一期上。
我们有过多次彻夜长谈，我总算对他所学的专业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体会到徐道荣叫他“科学家”是名副其实的。他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父母都是教授。他在吉林省实验中学毕业后考入长春地质学院。大学毕业后，在广西从事野外勘探工作十七年。他的姨夫易干求教授，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化学家，对元素周期表有独到的研究，可惜去世较早。戴立明的父亲是易教授的学生，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从事教学领导工作，进度不大。于是戴立明就接过了这两代学人的火炬，在野外作业的业余时间，继续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我拜读过戴立明在七十年代末，用科研经费印出来的几篇论文，了解到他在地质化学领域，特别是对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的改进方面，集三代人的劳动成果，有过可喜的成绩。
可惜的是，他没有继续在科研的路上跋涉下去。在招待所里，我同来自哈尔滨的孙大权同志住在一个房间，他是地质学院的毕业生，晚上闲谈时，他提到，戴立明是个科学人才，他的周期表的研究，没有得到重视，由于文革的影响，使科研中断，“如果是在国外，这一课题的科研成果可以赢得诺贝尔奖”，孙大权这样肯定地说。我就此事问过戴立明，他不置可否，我也问过小尚，她也为中断感到惋惜。但戴立明是有个性的人物，生性就不安分，“别人的劝告他是听不进去的。”小尚说。
戴立明为人热情似火，给学生讲课十分卖力，一堂课下来，混身是汗。他多才多艺，会唱歌、跳舞，能操多种乐器，无论是黑管、小号、手风琴还是电子琴，都演奏得有专业水平。他组建学院的学生乐团，还带领学院的运动队进京比赛。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的精力，真令人惊诧不已。他在世界语方面，也下过工夫，他的那本《世界语插图大辞典》（PIV），每个词条都注上了汉语，那是他连续几夜的劳作。他还组织翻译过几本世界语著作，如讲电脑的书，还有小说《七个耳光》等。
那时正在评职称，他不想由讲师、副教授这样一级一级地升上去，听说有对青年学人的优惠待遇，他也就直接申报正教授，结果如何，我不清楚，但他的教授职称可是离开地质学院后，在北京管理干部学院得到的。
八十年代末，他行色匆匆地“下海”了，我想这是他那不安分性格造成的必然结果。于是他到了珠海，在湾仔的一家乡镇企业当上经理，搞游戏机学习软件的开发。九十年代初，我去广州，林力源陪我去看望他。他不再是风尘仆仆了，变为西服革履，手握“大哥大”，学者的影子只能依稀可见。后来我到广州在林力源那里打工，还遇见他几次。他有时间也偶尔出席广州的世界语会议，还在省世协有个副理事长的头衔。
由教授到企业家，他有些变化。但他对世界语运动的热情似乎没有变，我们都叫他是世界语的“疯子”，我有时就直呼他“戴疯子”（frenezulo），他也不以为忤。但他仍然是行色匆匆，来无影，去无踪。九五年全国第三届世界语大会在重庆召开，他决定出席，带着两三个行李包到了白云机场。这时期不再用那个地质包，而是时尚的老板包了。可是飞机要起飞了，他人却不见了，只有他的行李包还在。我因为临时身份证过期，正在同机场安检人员交涉，于是林力源就决定我留下来等他，坐下一班飞机走。约摸飞机起飞了，戴“老板”悠然自得地步入机场大厅，看见我站在他的行李前，感到吃惊，抱怨林力源把我留下来等他，只好同我乘下一班飞机去重庆——本来他打算不去了。我们原来买的是打折的机票，下一班不认帐，他只好掏腰包补足了我们俩机票的差额。
进入二十一世纪，他到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办学，珠海那儿的住处不常回去。陈国庆曾陪我去看望他一次，他仍然是行色匆匆。二００三年在延吉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世界语大会，他出席了，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了八十年代那样的彻夜常谈，但友谊似乎还在。他在大会上常常喜欢打断别人的发言，我也不客气地批评过他——他似乎也没有介意。二００四年春，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和中国报道社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办好七月份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十九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邀请各省世协的两名负责人出席，戴立明也意外地出现在会场上，他是广东省世协的副理事长，但广东出席的是林力源和张绍基，他大约是会议的“特邀代表”吧。
会后，他在自己的学校里办起了世界语讲习班，这个班的学员，一群充满活力的青年，后来都作为“自愿工作者（Volontuloj）出席了大会，他应该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从世界语译本翻译了克罗地亚作家斯太涅尔写的《西伯利亚七千天》（7000 Tagoj en Siberio）一书，找到一家出版社，但由于某种原因，该社表示出版困难。为了能在这次大会前出版，我想起香港李仁芝小姐的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就通过卢纪新找李仁芝社长，卢说李社长那时正在戴立明的学校，我就找出戴立明给我的名片，给他打了电话。这次打通了，戴立明为我同李社长联系，李社长也表示同意我自费用她的中国教科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我的译文。于是我们签了一份合同，这是给日本世界语者的基金会看的，上面竟有四处错字，可见我们这位教授工作之“忙”，后来他在合同上改正，请李仁芝社长盖上公章。我把译文用电子邮件传给戴立明，他就在电脑上编排了我的译文——给我当了“责任编辑”，这本书终于在他的帮助下印出来了，七月末，在国际世界语大会的会场与大家见面。
北京国际大会期间，戴立明租有一个摊位，我委托他发行《西伯利亚七千天》一书和另一本我翻译的日本栗栖继先生的文集《捷克文学给了我什么》，那是李森同志以内蒙古世界语协会的名义出版的，他也答应了。可是他在会议期间仍然是行色匆匆，放在摊位上的三百册《捷克文学给了我什么》不翼而飞，他说不知道下落，我也没有追究。不管到了谁的手里，书只要有人读，我也算达到目的了——虽然印刷这两本书的费用一分钱也没有收回来。
戴立明身在商海，但他对世界语运动的执着追求，也就是他的“疯劲”（manio）没有变，后来他在电话里还同我说，他计划在自己的学校里开世界语专业课，为中国的世界语运动培养人才，我相信他的想法是真的，也殷切地盼望他的愿望能够变成现实。
可是他行色匆匆地走了，走得是那样的急！我料想他一定会留下一大摊子“未竟事业”，他创办的学校，他的公司还有他的世界语理想。前些日子，我看电视剧《雪白，血红》，我总觉得那位主人公“马主席”——也是一位教授——的身上，有他的影子。我为我国世界语运动失去这样一位“乐此不疲”的战士而惋惜，我也为他未能完成三代人的科研课题——地质化学上的突破而惋惜……此时，我想起了威廉·奥德（W. Auld）在悼念世界语诗人德来森（H. Dresen）时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再也找不到他的替代者了。
走好，立明！
2005年3月20日，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