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和世界语
—— 庄瑞 庄企雄
周恩来，字翔宇，曾用过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等名，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生于江苏淮安。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众所周知，世界语是由波兰眼科医生柴门霍夫博士于1887年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中立的国际语方案，它旨在消除国际间交往的语言障碍，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被人们誉为“国际普通话”。世界语吸收民族语共同合理的因素加以简化，结构规则，易学、易讲、易懂，适应性和表达力极强。世界语的内在理想是在各民族之间架起中立的桥梁，大家平等地交流，接受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弘扬本民族与全人类相统一的博爱精神，它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语言文字改革方面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语运动的目的是推广世界语以作为各民族的共同语言。世界语传入中国后，与先进文化运动和革命运动相结合，在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和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周恩来生前虽然没有学过世界语，但他对世界语的认识及其前途有着深刻而独到的见解，并且始终关心和支持着世界语在中国推广与应用。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与国内外许多世界语者有过亲密接触，而且还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
命友谊，成为世界各国世界语者心中永远的怀念!
一、 周恩来对世界语的认识及其前途的展望
国际语理想古已有之。为了沟通思想和增进相互了解，中国古人就已经有了创造“书同文，车同轨”的“大同语”理想，即我们的祖先希望有统一的文字以便交流，希望有统一规格的道路以利交通。近代的康有为就主张“全地球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据统计，从17世纪到20世纪，人造国际语方案大约有500多种。这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的交往日益频繁的缘故。不同语言间的交际越频繁，语言不通的问题就越突出，因而产生了统一语言文字的理想。“这种理想不是坏的，而是好的”（周恩来）。而世界语作为几百种人造语言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堪称是最理想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世界语诞生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作为一种国际的中立语言，它有助于国际间的相互了解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创造更和谐的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在世界语身上，寄托着国际语的希望。“世界语是国际语理想的最好解决方法”（爱因斯坦）。为此，早在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接近和统一。”。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高瞻远瞩的、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不仅为我们世界语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也坚定了世界语者“世界语有着光辉的前途（巴金）”的信心和决心，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世界语运动的发展。
二、 世界语的传播对周恩来的影响
周恩来曾说过：“一个人幼年所受的影响，往往在他的思想上、生活作风上长期存在”。世界语在中国的初期传播时期正是周恩来青少年阶段，而世界语的早期传播者、世界语的内在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特别是由中国初期世界语传播者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后来周恩来等组织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创造了条件。
在20世纪初，中国同盟会中有许多会员是我国初期世界语的传播者和学习者，他们希望通过世界语来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以振兴中华。1907年，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张继、刘师培、钱玄同等参加在东京大杉荣开办的世界语讲习会。以后，张继在东京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机关刊《民报》会馆举办“世界语讲座”，宋教仁、章太炎、朱执信、鲁迅、周作人、汤增壁、苏曼珠等曾参加学习。与此同时，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先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华文周刊，大力提倡世界语。它是最早把世界语介绍到中国的报刊之一。1908年，张继、刘师培及其夫人何震在日本出版《衡报》（Egaleco）,主张世界各国革命家利用世界语作为互通声气、互相理解的工具，何震主办《天义报》(Justeco)经常刊载有关世界语的记事和学习材料。同年，刘师培回国，在上海创办世界语传习所。1911年，上海同盟会总部开办世界语班。同年12月，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倡导世界语，担任中国世界语同盟主席，并题写了“人类进化，世界大同”的题词。正如蔡元培所说：“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革命，其最终目的仍在于世界大同。这与柴门霍夫的要让全人类实现大同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二者都是主张人人平等、自由、博爱和正义的。当时，流行着只样一首歌，其词曰：“绿星光芒普天下，人类是一家。不分黑白黄，博爱铭心上。牢记那千百年战争的祸害，用吾语打破人间的壁障。人类是一家，不分黑白黄，博爱铭心上。博爱，博爱，永铭在心上！”。南京中山陵的孙中山先生手书的“博爱”“天下为公”正是我们世界语者的崇高追求。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孙中山、黄兴先生为首的同盟会以及蔡元培、张继、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等对世界语的大力支持和宣传推广，于是中国才正式有了世界语运动。
周恩来跟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介绍：“一个历史教员叫高亦吾是革命党人……高亦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他小时候也读过早期世界语者章太炎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文章，回忆道：“当时虽然读不大懂，却启发了我的爱国的民族思想”。他读完高亦吾借给他的《革命军》这本书后，对老师说：“我恨不能即刻飞到南方，去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当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胜利消息传到奉天时，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第一个剪去辫子，而且还在班里鼓励其他同学也剪去辫子,以他的话说，这是与封建朝廷一刀两断！1912年元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元培先生担任首任教育总长，他把世界语作为先进文化和思想加以推广，并认为“世界语是促进世界大同的有力工具”。于是，他通令全国师范学校开设世界语选修课，以便培养世界语师资，为在中小学教授世界语作前期准备。而在1913年8月-1917年6月期间，周恩来就在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这四年时间里，他立志救国，勤奋读书，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深得教师和同学爱戴。据史料记载：在1916年，南开中学就开办了世界语班。而且，中学时代的周恩来，曾二次聆听蔡元培的讲演，他亲自笔录并以《蔡孓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为题发表在南开《敬业》上，其中蔡元培说：“一已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蔡元培博大的胸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众所周知，天津南开中学是一所仿照欧美方式开办的私立学校，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他在该校的四年里，虽然没有学习世界语，但学校的世界语教育环境和早期世界语者的思想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参加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编辑《敬业》、《校风》刊物，发表小说、文章；参加新剧团；当选学校演讲会副会长、江浙同学会会长；参加天津备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参加全校演说比赛；等等。这些活动，正是青年周恩来在章太炎、孙中山、蔡元培等早期世界语者影响下的忧国爱国思想的具体表现。
1917年夏，周恩来中学毕业后去日本留学。刚到日本不久的周恩来，在孤苦寂寞中曾一度转向佛教的“无生思想”以求得内心苦闷的解脱。正当他彷徨和迷茫之际，周恩来反复阅读了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新青年》第三卷全文，心里不禁“对所谓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而《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1905年入同盟会）创办的,该杂志第三卷登载有陈独秀主持开展的有关世界语的辩论文章，其中陈独秀所主张的“世界语为今日人类必要之事业”正是“文学革命诸主义”之一。《新青年》使周恩来了解到：在日本留学的早期世界语者刘师培曾经通过世界语研究马克思、恩格思的一些著作，并最早向中国人民介绍了由世界语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1918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周恩来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了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介绍，并以极大热情关注俄国革命的发展。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阅读了世界语者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尤其是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河上肇的著作如《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给了周恩来深刻的印象。所以，当他在1919年4月一回到中国，就积极投入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历史证明：五四运动既是政治革命，又是文化革命；不仅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也提出了“汉字革命”的口号，文字改革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的许多著名人物，如蔡元培、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吴稚晖、陈独秀等等，都是既参加文字改革运动又支持世界语运动的得力干将。同时，五四运动也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周恩来积极参加这场爱国斗争，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逮捕。五四运动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等20名男女学生组成了觉悟社。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五四运动的爱国斗争中积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而邓颖超小时候因贫困失学，曾于1913年在同盟会会员张星华女士的帮助下就读于她童年的第一个学校，即北京贫民义务学校，在课外，她参加过世界语学习。张星华时任该校校长，她的丈夫、该校创办人、世界语者陈翼龙先同时也创办了北京世界语学会（学会地址是在北京宣武门外粉房琉璃街）。在曾经学过世界语和好心世界语者帮助过的邓颖超的支持和鼓励下，周恩来在牢房中不但没有屈服，而且继续燃起光明的火炬,系统地向难友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周恩来在狱中的半年时间，他才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萌发了革命的意识，从爱国进而走上革命的道路。
1912年初，初期世界语传播者李石曾和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其目的是鼓励青年学生以低廉的费用和节俭苦学的精神赴法留学，从而把西方的文明输入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后来遭到袁世凯政府的破坏，留法俭学会因李石曾、蔡元培等人被迫流亡法国而停止活动。1916年袁世凯倒台后，被迫流亡海外的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人相继回国，开始在国内大张旗鼓地宣传和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从思想影响来说，李石曾的工读思想，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是五四时期工读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这种思潮是勤工俭学运动的主导思想。许多青年学生就是受这种思潮影响而赴法的。周恩来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注: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１，第5页。】于是，在1920年11月，周恩来就到了法国勤工俭学，他以记者身份在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到处活动，与华工、勤工俭学生、外国工人、学生等广为接触，了解了许多情况，这对他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大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他竟与俄国著名的盲诗人、童话作家、中国人民熟悉的世界语者爱罗先珂的也有过接触。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曾经亲自接过世界语者黄乃手中的盲文世界语杂志，仔细翻阅着说：“我在法国看见过爱罗先珂，他就是用的这种字”。这不仅给我国的世界语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为我们研究周恩来同志的早期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
20世纪初，在欧洲兴起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并在“社会主义”
旗帜掩护下获得很大发展。当时，世界语运动在无政府主义比较发展的德国、法国、俄国十分活跃。一些在欧洲留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并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加以宣传。柴门霍夫希望通过世界语达到人与人之间平等、自由、博爱、正义的思想，也被中国无政府主义者所接受，他创造的语言被无政府主义者看作是宣传无政府主义、联络全世界志同道合者的有力工具。因此，中国初期世界语传播者的主要人物，如张继、刘师培、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早年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把无政府主义和世界语的内在理想视二而一，而这两种思想具有不同的社会作用。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国家，起着破坏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而柴门霍夫的世界语内在理想是想通过世界语，打破民族隔阂，消除民族间的歧视，有利于增进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有利于世界和平，同时也推动世界语的宣传、推广和使用。周恩来在欧洲留学初期，曾密切注意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动向，对这派留学生浪漫主义的革命热情，有过某种同情，以后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想抛弃一切束缚，要求“彻底的自由解放”，这在阶级社会中，纯属空想。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中也谈到“无政府主义既这样空洞，所以具有无政府思想的蔡元培，自认为无政府党人的李石曾、吴稚晖辈一遇到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才会手忙脚乱，弄出与无政府主义相反的主张来。” 周恩来经过比较，充分认识到只有以苏联十月革命为榜样，才能解决人类和中国求解放的问题。于1921年，他确定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1922年，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而成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事实证明：由中国初期世界语传播者发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对周恩来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创建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以及输入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至今天，周恩来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的光辉业绩，对于目前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振兴中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三、 周恩来和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应用
1985年,我国文化部副部长吕志先在庆祝《中国报道》（世界语版）三十五周年招待会讲话中指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陈毅同志生前曾多次亲自过问世界语工作。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期，周恩来同志在病中还指示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关心世界语工作”。世界语能够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推广和使用，可以说与周恩来的领导和支持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中国的世界语者绝大多数是进步事业的追随者和参与者，他们在学习世界语后，接受了进步思想，逐步走上了革命道路，而且在周恩来的影响和领导下，用世界语为民族的解放、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平以及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令人敬佩的是，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关心和支持世界语在中国推广、应用，真正成为了一名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热情支持者。
用世界语为进步文化服务
1928年--1931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领导地下工作。“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界的外围组织。1931年，由胡愈之等发起成立的中国左翼世界语者联盟”（简称“语联”，世界语名称为Ĉina Proleta Esperantista Unio,即中国无产阶级世界语者联盟，亦称普罗世界语者联盟，“普罗”是proleta的音译）正式成为“文总”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团体。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该联盟以无产阶级立场宣传、普及和运用世界语，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语运动；用世界语提高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准，并增进全世界无产者的团结。同时，该联盟开办世界语班，出版刊物，宣传抗日救亡运动。“语联”的工作在国外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特别是无产阶级世界语者国际和各国的进步世界语组织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语联”的北平分支主要在各大学的学生中进行活动，通过世界语这个渠道把青年学生引向革命的道路，它在“一 、二九”的学生运动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语联"的成立开创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它把世界语同中国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把世界语者的国际主义理想同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世界语运动同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世界语真正发挥了它的进步作用。
用世界语对外抗日宣传
抗日战争是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殊死之战。为了赢得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增强抗战实力，我抗日各方还加强了国际宣传工作。针对日军的暴行，我党不断发表通电进行揭露，并呼吁各国人民予以抗议。周恩来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及其后身文化工作委员会，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世界语者有叶籁士、张企程、霍应人、乐嘉煊、先锡嘉、秦凯基、张天心、绿川英子（Verda Majo）和刘仁夫妇等，他们在“为中国解放而用世界语”这一口号的正确指引下，以世界语为武器投入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经常召开记者招待会，使各国及时了解情况；利用世界语对外进行国际广播宣传；创办了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该刊物发行数量多，篇幅大，读者遍及全世界六十三个国家的八百五十多个城市。1940年，叶籁士同志和版画家丁正献合作出版的《中国抗战木刻选集世界语版》，曾随《中国报导》一起发行，宣传中国抗战。通过世界语的宣传，海外侨胞和各国人民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中国抗战，从而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争取了国际同情和支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新中国全面推广和使用世界语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世界语在中国的推广和运用。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世界语运动和工作成为党和国家的对外宣传和文化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各种世界语图书相继出版；1950年创立的《中国报道》是最早用世界语向国外报道中国的五大刊物之一；1951年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也正式成立；陈毅副总理亲自出席了于1963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世界语工作座谈会，并就人才培养和召开世界语大会作了重要指示；以世界语杂志《中国报道》为代表的新闻单位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一批高等学府均开设了世界语教学班，中国从此掀起世界语学习热潮；1964年开播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广播至今仍有每周28小时的广播时间，在全世界拥有广泛的世界语听众。
大力支持世界语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明确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而周恩来大力支持的《汉语拼音方案》就是世界语者瞿秋白创制的《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1929年，瞿秋白在苏联起草的《中国拉丁化字母》于莫斯科出版，随后他又吸收世界语字母和拼音的优点，设计了《新中国文草案》。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一批红色世界语者，在该草案基础上研究制订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瞿秋白在撰写《新中国文草案》长文时，多处深情地谈到世界语：“新中国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语字母做大致的标准，而加以相当的变更。这使得中国接受外国文的字眼来得格外方便，读音和写法都可以和世界语差不多完全相同。所以新中国文也可以叫做Esperanto化的中国文。”。世界语者列宁也说过：“世界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拉丁语”。中国拉丁化新文字，就是后来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因此，可以说，没有世界语，就没有新中国的汉语拼音。我国目前推行的《汉语拼音方案》正是世界语在中国的实践和应用的一个先进典型。
四、 世界语者和周恩来的深厚友谊
由于世界语者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和进步文化事业，而其中一些就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他们与周恩来密切合作，并肩战斗，所以，不可避免地就和热情支持世界语运动的、关心爱护世界语者的周恩来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
胡愈之和周恩来：
胡愈之（1896－1986年）笔名伏生。浙江上虞人。他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革命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学者，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胡愈之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署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中华全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文化部副部长、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代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
1912年，胡愈之在杭州英语专科学校就开始阅读有关世界语书刊，并作了认真研究。次年，从绍兴名宿薛朗轩学古文，并参加上海世界语函授班学习。1914年，他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翌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1926年7月,上海工人为配合北伐,在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推翻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促进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胡愈之支持北伐,欢欣鼓舞地参加欢迎北伐军的活动,在1927年2月间与郑振铎、叶圣陶等组织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并参加市人民代表大会。但蒋介石抵达上海后,却在4月12日公然向上海工人纠察队指挥部所在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进行武装袭击,收缴纠察队武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二天，胡愈之与郑振铎等7人联名在《商报》发表给国民党中央的抗议书。此举被周恩来誉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1937年9月19日，胡愈之在被围困的上海，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他的英俊的风姿，豪迈的气概，热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态度，给胡愈之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1938年，胡愈之到了武汉，参加了在周恩来领导下的由郭沫若主持的抗日宣传工作。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负责抗日宣传动员的文字工作。当时的斗争十分复杂。周恩来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而胡愈之的工作又相当困难，经常面对别人的讽刺讥笑，他几次想撒手不干。这时，周恩来关心地找到他，并作了通宵达旦的长谈，教导他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持久战》；要排除万难，在向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坚持党的独立自主，不作无原则的让步。周恩来坚定地对他说：蒋介石没有抗日决心，武汉迟早是要放弃的；但是不管多大困难，我们一定要坚守岗位，只要抗战能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不然我们就会上当，蒋介石会倒打一耙，说我们只空谈抗日，到危急的时候逃跑了，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倒过枪头来反共了。就这样，周恩来以身作则，耐心地教育胡愈之的小资产阶级软弱性，从而认识抗战到底的决心，认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右倾投降主义的区别。武汉陷落后，胡愈之奉周恩来的指派赴桂林做李宗仁、白崇喜的统战工作，同时团结桂林抗日文化人士，使桂林成为西南抗日的文化中心。他出版《国民公论》，组织国际新闻社，创办文化供应站，出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
另外，胡愈之的南洋之行也是由周恩来一手安排力促此事的。周恩来鉴于南洋的重要性，很早就想派人到南洋去，恰巧新加坡《南洋商报》特派记者张楚琨也带着重任来到大陆。《南洋商报》是南洋侨领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的一份报纸，但一直影响不大。这时的报业经理是傅无闷。傅认识到，在抗日热潮中，只有大力宣传陈嘉庚支援抗战的爱国思想，宣传华侨与祖国的团结合作，才能扩大报纸的销路，壮大该报的影响。当1939年张梦琨回大陆采访时，傅委托张在大陆物色一位资深报界人士担任该报的编辑主任，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张楚琨在南洋是陈嘉庚的得力助手，先前就已认识周恩来。他回国后，与该报记者高云览一同到重庆，多次采访周恩来。对南洋华侨非常关心的周恩来和张谈话时，都仔细询问南洋的一些情况，对南洋的局势、陈嘉庚领导的南洋总会和一些爱国人士及当地的新闻宣传都了如指掌。有一次当两人交谈时，偶然谈到《南洋商报》想物色编辑主任一事。说者有意，听者有心，张楚琨想请周恩来帮忙，周恩来也想到中共要派人到南洋一事，他立即答应了张的请求，并着手物色合适之人去南洋。到远离祖国万里之遥的南洋去开辟新的阵地，需要一位有过人胆识、有良好的组织能力和人际协调力、并且要在当地有极大威望的人才行。周恩来思谋良久，权衡利弊，一直找不到如此合适之人。突然他想起远在香港避难的胡愈之岂不是最合适之人？胡愈之是国内久负盛名的报界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最重要的是胡是中共秘密党员。他很早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指挥，周恩来曾经是他的顶头上司，故对他极为了解和熟悉。当周恩来把派胡愈之到南洋的消息告诉张楚琨时，张楚琨喜出望外，忙电告远在新加坡的傅无闷。傅知此事也是万分高兴，因为胡愈之在南洋声名远播，当地文化界人士和新闻界人士对他十分熟悉和敬仰。傅立即着手准备胡愈之到来的一切事宜。与此同时，周恩来也立即发电报给中共南方局书记廖承志具体办胡赴南洋之事。
1940年10月，张楚琨完成大陆之行，途经香港返回新加坡。张临行之前，周恩来特地嘱咐张到香港去见廖承志，让张告诉廖承志安排胡愈之到南洋，并嘱廖千万要做好胡赴南洋的安全事宜。此时胡愈之尚未知道此事。由于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许多进步文化人士的生命受到威胁，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胡愈之等人从桂林被疏散到香港。在香港，胡愈之写些文章，做一些文字工作，和流落到港的文化界进步人士联络感情，做好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当廖承志和张楚琨见面，得知周恩来的安排后，立即召见胡愈之，对他说：“《南洋商报》编辑张楚琨来找我，党推荐了你，张十分赞同，事情就这样定了，你回去准备准备吧！”乍听此消息，胡愈之顾虑重重，此去南洋万里之遥，人地生疏，工作不好开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完成党的任务怎么办？但当他听说周恩来亲自点他的将时，心中立即释然，愉快地接受了党的安排，准备“万里投荒”到南洋开辟新的战斗阵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的身份出现，一是为了安全，便于工作；二是南洋华侨因为国民党别有用心的宣传，对中国共产党有误解，还没有认识到国民党的真正嘴脸，胡不便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所以胡愈之就仅以著名报人的面目从事工作。胡愈之到南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扩大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南洋华侨对国共双方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更热情地投入到抗战的潮流中来。他还新辟世界语专栏《绿星》，深受南洋广大华侨读者欢迎。抗战胜利后，胡愈之回到新加坡创办新南洋出版社、主办《风下》周刊、《南侨日报》、《新妇女》杂志等报刊，在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同时组织世界语活动。
1948年9月，胡愈之从南洋回国，辗转到达华北解放区中央所在地。他又见到了周恩来，希望干自己熟悉的新闻出版工作，而不愿再搞麻烦的民主党派工作。为此，周恩来特地来到胡愈之的宿舍，和他谈了一个通宵。周恩来首先要胡愈之阅读毛主席的几篇光辉著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周恩来用十分热情和诚挚的态度对胡愈之进行细致耐心的教育，使胡愈之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充分认识到了统战工作的重要性。
黄 乃和周恩来：
黄乃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之子、现行盲文的创制者、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发明人。三十年代他留学日本，在那里，因参加进步的世界语活动，而身陷囹圄。抗战爆发后，1937年他毅然返国奔赴延安，并担任周恩来的秘书。早在南京读高中二年级时，黄乃的右眼就因外伤失明。留学日本，奔赴延安他都是凭着一只左眼进行学习和工作的。在延安，他超负荷的工作着，大量的研究和思考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的。积劳成疾，已经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更日渐下降。由于工作紧张，加上延安医疗条件的简陋，病情愈见严重。但他仍出色地完成着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敌情》的主编并以“付秘”为笔名，发表过大量文章。而且，他在延安时期曾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对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的军事、经济做出过准确的分析，得到过周恩来的好评。解放战争时期，他的眼病虽已相当严重，但在党中央撒离延安后仍随“昆仑纵队”转战陕北，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1948年春，党中央迁入河北省平山县。1949年，黄乃的左眼视网膜脱落，由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及时医治，从此双目完全失明，使他一下子坠入黑暗的深渊。而此时妻子又离开了他，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痛苦、自卑、彷徨同时向他袭来，就在这时周总理给予了他极大的关怀。当年，黄乃在中南海养病的一天傍晚，他在院中散步，正遇到周总理刚开完会，与很多人一起迎面走来，他看到黄乃，便握着他的双手说：“你现在可以自己出来了吗？病好些了吗？不要着急，一定会好起来的。”那时，黄乃左眼还有微弱的视力，在夕阳的映照下，看到了周总理亲切而慈祥的面容，是他深受感动。黄乃的病情牵系着周恩来总理的心。1950年，周总理亲自批准送他去莫斯科治疗。但终因发病过久，无法治愈。病虽然没有治好，周总理的关怀却给了他生活的勇气。
周恩来总理不但在生活工作上给予黄乃巨大的关怀，而且在事业上也给予极大的支持。有一天，黄乃拿着从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得到的一本国际盲人世界语协会的杂志《联系者》，在服务员张生元陪领下，到政务院印刷厂去印刷样品，他俩先去中南海找立琦同志，正巧在西华厅遇到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向他们走了过来。黄乃紧紧地握住周总理的手，激动地向总理问好，并向周总理说明来意。周总理听着，并从他手中接过了这本盲文世界语杂志，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微笑地说：“我在法国看见过爱罗先珂，他就是用的这种字”。周总理将盲文杂志还给了黄乃，又说：“好，你现在安心了吧，你们去吧，祝你们成功。”。周总理的一番话，象一团炭火，温暖着黄乃的心。黄乃用耳朵辨听着远去了的周总理的脚步声，他的眼里涌出了激动的泪水。受到了巨大鼓舞的黄乃，从此拿出了当年老八路战斗的作风，勇敢顽强地攻克世界语盲文的堡垒。他很快地能用世界语盲文与国际盲人世协取得了联系，并和许多国际世界语者通信，彼此建立了友谊。黄乃是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用世界语盲文打开了世界大门的华夏盲人。他广泛收集各国盲文字母表，自学了英、俄、日、法等国的盲文，并进行对比分析，终于成功地研究出一套《汉语双拼盲文方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黄乃于1953年创办了中国盲文出版社，它是我国唯一一家盲文出版机构，担负着为全国877万盲人出版各类盲文书刊和有声读物的繁重任务。
恽代英和周恩来：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武进。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官僚家庭。代英从小酷爱学习,每看到一本好书,便废寝忘食地阅读,非读完方罢休。1913年,他考入武昌中华大学预科,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课余选修世界语。他十分重视“砥砺行为,敦进学业”。他博览群书,除了阅读大量社会科学方面的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和世界语书籍,还涉猎自然科学。他的学习成绩优异,深得老师的器重和同学的敬慕。他积极学习世界语、推广、运用世界语并擅诗善文,还具有演说的天才。
1916年11月<<新青年>>杂志在第二卷第三期从回答读者提问开始直到1920年止历时四年的时间里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争辩双方有关世界语一系列评论文章。以恽代英为代表的武汉世界语青年学生既参入了这场大辩论,又从这场大辩论中学到了东西并奠定了他以后投身革命追求人类和平,人人平等的思想基础。恽代英坚定地站在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和世界语鼓吹者一边,并以实际行动声援世界语。恽代英先后在<<光华学报>>,<<新青年>>,<<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妇女时报>>等刊物上发表宣传世界语的新思想,新文化观点,批判封建主义保守思想,其中,有些文章的观点引起社会重视,受到了陈独秀的赞扬。陈独秀称恽代英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猛士"。除此以外,恽代英积极倡导在武昌中华大学正式开设世界语课程并得到当时的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先生的重视。1917年2月,陈时校长安排恽代英从<<光华学报>>校刊前任手中接办了<<光华学报>>;1917年3月,武昌中华大学采纳了恽代英"关于提前教授世界语的意见",并于4月13日正式开设世界语课。从此恽代英在武昌正式开始学习世界语...
1917年4月14日，恽代英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撰写了政论文《中国今日对于欧战之三大任务》（后改题为《欧战与永远和平》），表述自己关于战争的恶因、剪除恶因的方法、谋求世界永久和平的主张。他除将此文寄北京政府总统、总理、外交部长、社会名流以及《京报》、《民治日报》、上海《时报》，并在《光华学报》上刊登外，还曾计划托人"译成世界语，分布世界各民党，如能生小小效力，亦不负吾苦心矣。"（见恽代英1917年4月17日日记）这件事说明，恽代英不仅认真学习世界语，而且重视世界语的应用，他把世界语的学与用联系在一起的。 当时,我国正处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恽代英追求真理,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恽代英与周恩来第一次相识是在1926年5月。党为了加强对黄埔军校的领导,恽代英调到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总教官并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校内与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并列为最受欢迎的演讲人。他们并肩战斗，相互合作，领导军校内的党团员,团结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进行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恽代英领导军校师生参加了反蒋斗争。22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恽代英、毛泽东等联名讨蒋通电;次日军校学生和群众30余万人,在阅马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讨蒋大会,大会通过《讨蒋通电》。军校政治部的《革命生活》日刊还出版了《讨蒋特刊》,发表了《讨蒋通电》。在一片讨蒋声中,这一年的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恽代英出席了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上,恽代英和周恩来、毛泽东等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批评,迫使陈独秀作了检查。同年7月，汪精卫公开叛变,由周恩来等9人组成的中央临时常委会派恽代英、邓中夏等前往江西九江、南昌,到叶挺、贺龙部组织革命力量,南征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
恽代英等到达九江后,形势突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汪精卫的拉拢下,决意“清共”。在这紧要关头,恽代英和邓中夏、李立三等商议,并征得瞿秋白的同意,向临时中央建议,在南昌举行暴动。 临时中央常委会同意在南昌举行暴动,并派周恩来赴南昌,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8月1日凌晨, 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恽代英为革命委员会成员。周恩来出席在原江西省政府开的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选出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1928年秋,恽代英奉命从香港调到上海，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后调任中央组织部秘书长，协助部长周恩来工作。
1930年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恽代英代表党中央出席了会议。会后,他视察了闽西苏区。恽代英从闽西回到上海，此时周恩来已去苏联。这时,党中央的领导人李立三推行“左”倾路线,主张全国暴动。恽代英对李立三的“左”倾盲动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抵制,遭到李立三的打击,先后调恽代英任沪中区、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他住在贫民窟,身着工人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工作。5月6日下午,恽代英在杨树浦韬朋路附近的老怡和纱厂门前等人联系工作时不幸被捕。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他化名叫王作霖。敌人将他押至巡捕房,巡捕三番五次的毒打,他坚不吐实。次日,恽代英被上海公安局引渡,并以共产党嫌疑关押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他仍然坚持假口供,敌人无可奈何,6月初只好将他转押到漕河泾监狱,不久,以“工人擅自开会有罪”判了他5年徒刑。8月间周恩来回国得知此事，批评了李立三，并派特科负责人顾顺章送给法官5000元，使刑期改判为一年。恽代英被捕后, 周恩来设法营救,就在他即将被提前释放时,因被叛徒顾顺章出卖而壮烈牺牲。时年36岁。
恽代英同志是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是中国青年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是《中国青年》的第一任主编。他主办的《中国青年》犹如闪烁在黑暗社会夜空的启明星，引导了大革命时期整整一代年轻人走上了革命道路。1950年，这位青年导师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曾深情地缅怀他的一生，在为纪念恽代英殉难19周年题词时,就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牲已经19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模。
戈宝权和周恩来：
戈宝权，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外交家、学者，著名国际文化活动家，也是著名的老世界语者。笔名葆全、北泉等。1913 年，戈宝权生于江苏东台,1929年他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自学世界语，并向当时著名世界语者索非请教过有关学习问题。1938年，为了参加抗战，戈宝权从苏联回国，3月到达武汉，当即参加了周恩来领导下的《新华日报》编辑工作，与张企程共同编辑该报的《世界语副刊》。同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戈宝权以《新华日报》编辑兼编委，又是全国文协和中苏文化协会理事的身份，常和文协和中苏文协联系，和出版界(生活、读书、新知)以及木刻版画界也有联系。他还代表南方局文化组同苏联大使馆的文化处、苏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处和塔斯社通讯社联系。就这样，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团体和各个方面把重庆抗战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掌握起来。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副会长陈立夫、邵力子，都是挂个名。它的研究、杂志、编辑、妇女及财务等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只有秘书主任洪舫是个右派。它的机关刊物《中苏文化》的主编是侯外庐，因而这个刊物便成为宣传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的公开而合法的阵地。同时，南方局也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密切配合文协、文工会，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中，依靠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中的知识分子，开展深入细致的工作，广泛团结了一切爱国的文化知识界朋友共同前进，使进步文化在国统区的思想文化领域中始终占着优势。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安排戈宝权秘密去香港创办文艺通讯社。当时，担任《群众》周刊主编的戈宝权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周恩来对他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已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关照戈买好便衣（长袍）然后再去见他，他要亲自看看戈的化装效果，还特别交代绝不能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后，戈宝权由东江游击队营救到了深圳，东江游击队政治部工作。1942年夏，他接到周恩来电示又回到重庆，仍在《新华日报》工作。1945年8月，在重庆的红岩村，在周恩来的热情介绍下，他第一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40年代，在艰苦的条件下，戈宝权翻译、编辑、出版苏联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借以鼓励国人的抗日热情，周恩来还专门为他的译作爱伦堡的《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亲笔题写了书名。戈宝权长期与周恩来共事，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党的文化宣传工作。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戈宝权念念不忘周恩来对他的亲切教诲和关怀，两人因此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解放后，戈宝权又奉周总理派遣，赴苏接收国民党政府驻苏使馆，并担任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政务和文化参赞，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任外交官。在任期间，中苏之间的许多重大事项，如毛主席、周总理访问苏联，戈宝权都是当时的历史见证人。之后，他历任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秘书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译协理事、北京市世界语协会理事长、江苏省世界语协会名誉理事长等职，并长期从事文学翻译、中外文化史、比较文学、鲁迅研究等学术研究工作，为繁荣我国文学翻译事业、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荣获前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普希金文学奖”和由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王鲁彦和周恩来：
1902年1月8日（阴历11月30日），王鲁彦诞生于浙江省镇海县大石 头镇杨家桥的一个贫寒的店员家庭。原名王衡，字返我，后改为忘我，笔名鲁彦、王鲁彦。1920年1月，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王鲁彦写信要求加入北京工读互助团。进团后改名忘我。一面在北京大学门口摆饭摊，替北大学生洗衣服，一面在北大旁听和自学世界语。1921年，在北大旁听鲁迅所教授的《中国小说史》，从此，踏进了文学大门，立志闯入文字创作道路。后又入北京大学世界语班学习，当年加入胡愈之等人创办的世界语学会。从此又投身于世界语事业，开展世界语运动。1928年春，到南京担任国民政府南京市政府科员，不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国际宣传科世界语干事，与老世界语者钟宪民一起，负责编写对东、北欧国家的宣传小册子：主要是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内容翻译成世界语，向国外宣传。1928年底，巴金从法国回国，同王鲁彦、索非、胡愈之、郭后觉等人一起参加了上海世界语学会的工作。 1938年初他在长沙为田汉主持的《抗战日报》编副刊。1938年4月，郭沫若在周恩来领导下，建立了政治部第三厅、专门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叶籁士、乐嘉煊、霍应人、先锡嘉参加了三厅的工作。夏初，王鲁彦也参加了三厅的工作 。1942年1月，他主编的《文艺杂志》创刊号出版，它成为抗战期间大后方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 1944年8月20日，王鲁彦因长期患病，积劳成疾，不幸逝世。享年仅42岁。鲁彦短暂的一生是旧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民族危难中奋起斗争，挣扎于贫病加劫难之中的真实写照，在当时文化界曾引起巨大反响。那时，世界语代表着国际先进文化，王鲁彦不但是引入国际先进文化的旗手之一，而且也为引进开拓世界语文学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十分敬重这位进步知识分子，当他得知王鲁彦在贫困中逝世，就亲自发了唁电：“自由先锋，文化楷模”，高度评价了王鲁彦革命战斗的一生。为了安慰其家属，周恩来请冯雪峰转送王鲁彦家属抚恤费伪币一万元。王鲁彦是冯雪峰的至交。冯雪峰经过一些周折，把抚恤费交给处于饥寒交迫中的王鲁彦家属。真是雪中送炭！
绿川英子和周恩来：
绿川英子本名长谷川照子[生于1912年3月7日]。1929年至1932年在日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学习世界语，参加了左翼文化运动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1936年，由于世界语的关系，与中国留日学生刘仁结婚。1937年4月，她在刘仁之后秘密离开日本，来到中国。先在上海，上海沦陷后到广州，与当地的世界语者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7月初，在郭沫若等的帮助下，绿川和刘仁从香港经广州，来到中国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在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作对日广播工作。从此，她公开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绿川英子的对日广播，非常有效。她用甜美的语言，欢快的节奏，感人的话语，打动着被日本法西斯驱赶到中国充当炮灰的那些日本下层士兵。她的播音像一把刚刀，刺向敌人的咽喉，让敌人惊恐万状，胆战心惊，日军的军心已经动摇。10月25日武汉沦陷，这时敌人才查明了那个操流畅日语的播音员，就是长谷川照子。绿川英子随着国民党政府机关撤往重庆。1938年11月1日，东京的《都新闻》上刊出绿川的照片并作了报道，骂她为‘娇声卖国贼’，绿川的父亲也爱到株连。对此，绿川嗤之以鼻。到了重庆，她继续在国际宣传处工作，并参加文化界、文艺界的抗战活动。1940年7月，由日本著名反战活动家鹿地亘发起组织的在华日人反战革命同盟总部召开成立大会。绿川英子出席了大会，并被选举为总部的领导成员。 1940年夏，国民党改组了汇集进步人士的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被免去厅长职务，一些进步文化人士也从第三厅退了出来。由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又设立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安排文化名人，郭沫若任主任。绿川英子和刘仁趁机辞去原有工作，加入文化工作委员会，执行对敌宣传与敌情研究工作任务。 1941年7月27日，重庆文化界举行纪念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四周年活动。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邓颖超也亲临会场。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英子听了很激动，她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周恩来向郭沫若敬酒后，提议“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在为别人折扇签字时，邓颖超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她对绿川英子说：“我们并肩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绿川英子夫妇到东北解放区开展工作。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后因解放战争迫近，加上绿川英子刚生完女儿，为了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绿川英子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为之战斗整整10年的中国。
五、周恩来——世界语者心中永远的怀念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在北京去世。世界各国世界语者心中感到万分悲痛！我们世界语者将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怀念他协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建党、建军，缔造和建设新中国所树立的丰功伟绩，怀念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忠诚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杰出贡献，怀念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和光明磊落、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怀念他对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热情支持和对世界语者的亲切关怀！一些北京的世界语者纷纷自发组织起来，同大家一起含泪恭送周恩来总理的灵车，从东长安街，经过天安门广场，直到火葬场。到了火葬场，向总理的遗体致以最后的敬礼。大部分世界语者则是化悲痛为力量，用实际行动，积极投身当地的世界语运动，来表达对敬爱的周总理的衷心爱戴和深切的怀念。例如：镇江的世界语者王崇方，以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灵活的表现技巧，在1989年就用世界语翻译出版了方矩成、姜桂侬写的《周恩来传略》；北京的世界语者秦凯基，策划制作了纪念周恩来诞生一百周年和邓颖超诞生九十周年的世界语集邮品，并在国内出版的刊物和在德国出版的世界语刊物《绿色放大镜》上作了详尽的介绍，以缅怀他的丰功伟绩和感谢他对世界语的热情支持；而我国世界语运动先驱胡愈之在《永远怀念周总理》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至于我，又怎能忘记敬爱的周总理！正是周总理指引我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是他鼓励我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他教育我要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识别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是他帮助我改正认识上和工作上的多次错误；也是他，敬爱的周总理，在艰难的日子里，鼓舞了我对革命树立胜利的信心，在惊涛骇浪中不动摇。”。是的，这字字句句，不正是表达了我们千千万万个世界语者心中对敬爱的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衷心爱戴的真实情感吗？周总理的音容笑貌，时时刻刻浮现在我们世界语者的眼前；周总理的伟大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朝着“世界各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将来总有一天会逐渐接近和统一”的方向前进！
历史证明：被誉为“国际普通话”的世界语，正充分地代表着国际“最先进的语言效应”、“最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热爱和平的人民的利益”。世界语的崇高理想是促进全世界的人类和谐。因此，我们坚信：周恩来总理对世界语的热情支持和深刻展望，将永远载入中国和国际世界语运动的伟大史册!世界语的前途一定光辉灿烂！世界语的事业必将蒸蒸日上！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世界语者将永远怀念您！您将永远活在我们世界语者心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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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坤：《柴门霍夫传》，辽宁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侯志平：《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出版社，１９９９
南京市梅园中学：《周恩来精神与风范》，中央文献室审定，２０００
纪念辛亥革命９０周年论文集编委会：《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胡愈之：《胡愈之文集》，三联书店，１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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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宝权纪念文集》编委会：《戈宝权纪念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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